郑丕留，原名沛疁，1911年1月9日生于江苏省太仓县。1927—1930年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师范科和教育学院师资专修科。1931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同时修读动物学全部课程，使他对动物、遗传、解剖和生理等学科有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他在清华大学时，深受巴甫洛夫交替反射学说的影响，在优越的实验室条件下，从事大白鼠选择光暗刺激逃出水迷宫，建立记忆和学习条件反射的研究，1934年完成动物心理毕业论文，获理学士学位。

1934年郑丕留毕业后，曾去南京中央大学心理系研究一年，于1935年重返清华任教。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侵华，他随校迁湖南。时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他在衡山分校任教。不久，长沙遭日机狂轰滥炸，“临大”决定再度内迁，郑丕留随校转辗经香港、越南抵昆明，在新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讲授比较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同时，编写《比较心理学》教科书两册共17章。限于当时条件未能付印，蒙周先庚教授珍视，代为保存两厚册手稿达50年之久。1990年8月周先庚将手稿交还郑丕留时，他重睹旧物，追忆清华岁月，激动不已。

1943年8月郑丕留被选派出国进修。出国前，他面临着到国外学习什么学科的抉择。他不顾当时校院领导的反对，决心改学应用动物学。于10月抵达美国，入康奈尔大学动物学系。因所开课程并非他想学的“应用”动物学，便转入畜牧系，主修家畜育种和人工授精。他在两年内读完了畜牧系的全部课程。1945年完成家畜育种论文获得硕士学位。

此时，郑丕留认为改行后，仅有畜牧学知识尚不够，还必须掌握奶品加工技术，才能在回国后走“实业救国”之路。所以于获得学位后立即奔赴美国奶牛业最发达的威斯康星州，入该州州立大学乳品加工系暑期学校。除必修微生物学和加工厂经营等课程外，每天在加工厂学习各种奶制品加工技术。不久，他听从国内师友的劝告，国内既无畜牧业基础，更无资金投入奶牛业，“实业救国”势必成为空想，必须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才便于找工作。1945年他转入遗传系，以家畜生殖生理学为主，育种为次；以动物系为副系，以内分泌学为主，发育生物学为次。经过3年，于1948年夏完成了有关哺乳动物精子的研究，包括精子某些生理特性与生殖能力的关系，以及睾酮对精子生理特性的影响，获得博士学位。

郑丕留饱受波折地走完这段多变的学习道路，此时年已37岁。

家畜人工授精的开拓者

1948年夏，郑丕留回国，任南京中央畜牧实验所简任技正、家畜改良系主任。就任伊始，他就致力于建立家畜生殖生理和人工授精实验室，进行有关绵羊繁殖生理研究。但是，当时国民政府已濒临崩溃，研究工作已无法进行。1948年末，郑丕留迁往上海工作站，后又迁回南京城内暂住，直至1949年4月迎来了南京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月，郑丕留调到北京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前身）任畜牧系副主任。当时国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家畜改良，急需培养大批技术人员，推广应用当时尚称为新技术的人工授精。他在解放前虽怀有“科学救国”、“实业兴邦”的愿望。但均为泡影，直到此时，才是实现他多年来的抱负，为中国的畜牧事业做出贡献的时刻，他便朝着这个方向奋力前进。

1950年3月，郑丕留调到北京才一个多月，立即参与中央农业部和东北局举办的两期马匹人工授精训练班，负责教学工作，并亲自讲授人工授精的基础课——家畜生殖生理。同年6—7月，农业部在华北农科所举办了一期包括马、牛、羊、猪各类家畜的人工授精培训班，由他主持。这3期培训班对推动家畜改良产生了满意的效果，农业部于1951—1954年在东北、华北、西北各地连续举办了8期马、牛、羊的人工授精训练班和讲习会；此后又于1958年在广西举办了一期猪的人工授精“教员训练班”。郑丕留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全部12期训练班的教学和技术传授工作。同时，他还翻译了《苏联农畜人工授精》，编著了《绵羊人工授精》和“家畜生殖生理讲义”。

郑丕留在60年代为我国第一次冷冻精液技术学习班介绍了国外奶牛冻精的发展和应用情况。在农业部和有关技术人员的协作下，1966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奶牛冻精种公牛站，从此我国的人工授精技术进入了用超低温保存精液的新时代。

早在50年代，他就兼任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教授，开设家畜生殖生理及人工授精课程；60年代又应北京大学生物系邀请，讲授家畜生殖及人工授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郑丕留为国家培训了大批家畜人工授精技术人员，为迅速而大规模地推广应用人工授精改良家畜，竭尽全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家畜人工授精的开拓者和传播者。

对家畜生殖生理的研究

郑丕留曾对家畜生殖生理的许多问题进行过研究和探索，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驴的生殖器官和生殖生理研究

驴为我国农村重要役畜，但较少有人研究。1953年他对驴的生殖器官和生殖生理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著有《驴的生殖器官及生殖生理》一书，是我国在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射精次数对精液质量影响的研究

郑丕留于40年代对公兔及50年代对公羊的试验结果都表明，增加采精频度对精液质量及性行为等都可能产生严重影响。1953年，他对公驴进行了采精频度的试验，结果同样证明增加射精次数可使射精量、精子密度、射出精子总数、精子形态和活力逐步递减；性欲也逐渐减退。甚至见到，接触到母驴仍不能引起它产生性行为，即使强使其爬跨母驴，亦只是“空跳”而拒绝射精。这项研究对如何适当地增多采精次数而不致影响精液质量和性欲，提供了依据，在配种实践中具有指导意义。

提高公马配母驴种间杂交受胎率的探索

鉴于马驴种间杂交繁殖驴骡的受胎率低，郑丕留和研究小组在1954年起采用马驴“混精”方法，即用失活精子的驴精混入正常马精，得到可以提高受胎率的效果。此外，对怀驴骡的妊娠母驴的存在胚胎退化率高、流产率高以及难产率高的“三高”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改进意见，为各地繁殖驴骡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猪生殖器官和机能发育的系统研究

1964—1965年，郑丕留和研究小组对公、母猪自幼年至性成熟（2—8月龄）在生殖器官的解剖学和组织学，以及性行为和生殖机能的发展等方面作了较系统而深入的观察；并进一步研究了不同营养水平对公、母猪生殖器官和生殖机能发展的影响，以及公猪采精次数对精液品质的影响。这一系列研究共发表了6篇有关报告。

精液冷冻保存研究

早在1962年，为了在农村缺少液氮低温设备条件下保存各类公畜的精液，郑丕留与研究小组作了一系列试验，结果表明：公牛、公羊的精液在3—5℃、公猪的精液在13—19℃是保持精子活力的最佳温度。这一研究结果在当时具有较高实用价值。

80年代初，郑丕留主持国家科委下达的攻关研究——“绵羊精液冷冻保存技术”，由中国农科院畜牧所组织新疆、青海、内蒙古等5个省、自治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应用试验，从7000多头受配母羊中得到了较高的受胎效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引起了国外的重视。此项研究成果于1982年获得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

除上述探索研究外，郑丕留还十分注意近年来国外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1979年他意识到胚胎移植对改良畜种和人工授精有着同样的重要性，因而除介绍国外发展情况外，还亲自和有关单位研究人员一起，在上海和黑龙江分别进行奶牛和黄牛的胚胎移植试验。这是我国胚胎移植的开端。此后他又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奶牛胚胎移植会议，推动了我国胚胎移植的研究。

主持全国畜禽品种调查

“文化大革命”中，经过10年辛勤创建，人员、图书、仪器和设备初具规模的中国农科院畜牧所，奉命于1970年迁往西宁与青海畜牧所合并。郑丕留在兰州安顿好中转迁运工作后，被调回北京中国农科院科技情报所编写国外畜牧科技资料，1978年被任命为该所所长。1980年畜牧所迁回北京，郑改任畜牧研究所所长。

郑丕留多年来一直重视我国家畜品种资源的调查和改良。早在1955年，他曾组织和主持“三河马调查队”的调查工作。参加该工作的有军委马政局及农业院校等12个单位的养马专家、教授24人，对三河马的自然环境条件、品种形成历史、体尺体形、挽乘能力、饲管情况等都作了详细调查。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对我国优良家畜品种第一次规模较大、内容全面的专题调查研究。事后他还组织编写了《三河马调查报告》专著，为品种资源的调查作出了范例。

“文化大革命”期间，科研工作停顿。1973—1975年，郑丕留又遭车祸，造成严重脑挫伤，被迫病休两载。病愈后，由于当时他已无实验室可进，遂决心转向历来感兴趣的家畜品种资源的调查研究。他要夺回多年未能工作的损失，竟不顾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在1975年就多次去外地参加全国性的各种育种会议（包括马、牛、羊、猪），并做了6次学术报告。1976年以后，又去云、贵、川三省及广东、海南等地进行家畜品种改良调查研究，参加全国性地方家畜品种座谈会。

1979年初，国家对农业自然资源十分重视，列为国家重点研究任务的第一项。同年4月，在长沙召开了“全国畜禽品种资源调查会”。会后，农业部将家畜家禽品种资源调查和《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的编写列为部的重点科研项目，并授命郑丕留主持此项工作。这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畜禽品种资源调查，参加调查的有数千人次，历时5载。

1981年由农业部批准，正式成立《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全国编委会，由郑丕留任主编，参加编写的有专家、教授共70人。1986—1989年陆续出版了中国马、驴、牛、羊、猪、家禽品种志共5卷。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详细记载家畜家禽的志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

全国畜禽品种调查和《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的出版，在国内外都受到极大重视和很高的评价。为此，1985年农业部授予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郑丕留在美国求学时，曾是美国畜牧学会会员，美国科学会Sigma－Xi和Phi Sigma会员。8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他先后担任过国际动物繁殖及人工授精大会常委会委员，联合国粮农组织动物遗传资源专家小组成员，美国农业服务基金会“终身荣誉会员”和日本养猪学会名誉会员。

他非常关心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曾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介绍我国家畜人工授精的进展和研究成果。

1959年在保加利亚召开的国际农畜繁殖生物学及病理会议上作了“提高母马受胎率及公马配种率”的专题报告，并由保加利亚科学院印成俄文本专篇。1961年在荷兰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动物及人工授精大会上，他提出了有关我国马匹人工授精发展情况的报告。1980年，他和几位专家教授总结并写出了《中国家畜繁殖及人工授精进展》综述，同年由他在西班牙召开的第九届国际动物繁殖及人工授精大会上作了报告。上述几次报告都受到了国外的重视。

郑丕留还多次对外介绍我国丰富的家畜品种资源。

1978年，中美尚未建交，他应美国农业服务基金会主席M．E．恩斯明格（Ensminger）博士的邀请赴美讲学，作了有关“中国畜牧概况”的报告，较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的家畜品种资源。这是中美中断邦交30余年后中国学者首次赴美进行畜牧科学交流。

1980年，他对来中国访问的美国科学院畜牧代表团详细介绍了我国家畜品种及生态特点。团长密执安大学J．A．霍弗（Hoefer）副校长征得郑的同意后，将该讲稿编入他所著的《中国畜牧》一书的第二章。1983年4—5月，他应美国农业部邀请，在华盛顿为美农业部及康奈尔大学对我国家畜，特别是对猪的优良品种和育种作了报告。1983年夏，他出席东京召开的第五届世界畜产大会，作了有关我国特有的高繁殖力猪种——太湖猪的报告。会后由英国PNI杂志主编R．布劳德（Braude）博士在该刊物上发表。1983年秋，他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动物遗传资源专家小组成员，出席在罗马召开的该小组会议，并应邀作了有关“中国动物品种资源及建立数据库可能性”的报告。1984—1985年，他应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刊物《家畜评论》约请，向国外介绍了一系列我国家畜地方品种，陆续刊出的有黄牛、绵羊及猪的品种等3篇。其中两篇被译成日文。他还应日本养猪学会会长丹羽博士的邀请，于1989年春赴东京，在该学会创立25周年纪念大会及第51届年会上作了“中国猪品种资源及其利用”的报告，全文被译成日文，刊登在1990年该学会杂志上。

郑丕留自1956年后，多次率团或参加赴国外学习、考察和出席有关畜牧科学的国际会议，到过欧、美、澳、日等16个国家。他十分注意国外畜牧业及其科技发展新动态，每次回国后便积极用文字或在会上向国内作介绍，其中已发表的有保、澳、瑞士、丹麦、荷兰、英、意、法、日等国畜牧业考察报告，以及第九届国际繁殖大会、第五届世界畜产大会等论文报告的详细内容介绍。他对国外有关生物技术进展亦曾多次介绍。近年来，他从个人通讯中获悉法、英利用我国高繁殖力猪种进行了很多研究，很值得我们借鉴，对此他在1985—1990年曾4次作了报道。这些工作，对促进我国畜牧科技及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郑丕留在从事畜牧科研之余，还潜心于著作，已发表的有研究报告72篇，译、著书籍7种，论述25篇，出国考察报告16篇。他的英文原著《中国家畜品种》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罗马出版后，又出版了西班牙文和法文两种译本；中文原著《我国家畜品种及其生态特征》有日文译本；另有8篇论著有俄译及日译本，也都起到了国际学术交流作用。

此外，郑丕留与国外同行经常互赠书刊，并将国外寄赠他的多种畜牧科技书刊，尤其是把其中一些关于家畜品种育种、繁殖科学、遗传工程、生物技术等方面新书及研究成果专集，转赠给北京图书馆、中国农科院文献中心和畜牧研究所，以及北京农业大学等，以供更多的人参阅，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

1956年郑丕留在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科技发展规划会议期间，遇见他清华大学心理系的老师孙国华教授时说：“我是一个心理学的逃兵。”孙国华回答说：“你现在已是一个畜牧学的新兵，这就很好，国家需要有你这样的新兵。”这个当年的新兵，在畜牧战线上奋战了近50年，成了一个年已耄耋的老兵。他作风谦逊，热情诚恳，平易近人，善于与人合作。他经常说，如果说他有了一点成绩，作出了一点贡献，应首先归之于集体。他尤其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认为他们思路开阔，进取心强，发展前途不可限量，“长江后浪推前浪，是历史的必然。”他严于律己，治学严谨，他周密的科学试验设计和熟练的操作技术，为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做出了榜样。

郑丕留曾参与制订我国1956—1967年和1963—1972年两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曾任国家科委畜牧组副组长和农业生物学组副组长；农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业学科评议组第一届成员。他曾当选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理事长、荣誉会员。他曾担任《畜牧兽医学报》主编、名誉主编；《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主编，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当代中国畜牧业》、《中国畜牧兽医近代史》等巨著的编写。

郑丕留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7年10月，郑丕留退休了。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不顾年迈体弱，仍不断应邀出席各种学术会议。进入90年代后，他还在组织20多位专家教授编写《中国家畜生态》，竭尽全力，为我国畜牧科学技术的发展再做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所长、顾问，我国著名畜牧学家郑丕留研究员，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2月5日17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郑丕留同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他所从事的畜牧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他始终遵循奉献于人民的准则，1948年8月在美国的学习结束后，满怀殷切的期望回到祖国。他把个人的进步寓于党的事业、国家的发展之中，于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勤奋刻苦，兢兢业业；他学识广博，治学严谨，积极探索，勇于攀登科技前沿，学习新的科学知识永不停步；他严以律己，为人师表，谦逊和善，克己奉公，廉洁自律。郑丕留同志的一生是学习进取的一生、是求实开拓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郑丕留同志的逝世，是我国畜牧界的一大损失，畜牧战线失去了一位老前辈、一位优秀的畜牧科学家，我们失去了一位老领导、老同志。我们将永远缅怀郑丕留同志，学习他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事业的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质；学习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的优秀品德；学习他实事求是，认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和道德风尚。我们将更加团结一致，共同完成郑丕留同志的未竞事业，为我国畜牧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1911年1月9日，生于江苏省太仓县。

1930年，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附中高中师范科。

1934年，毕业于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获理学士学位。

1935年—1943年，先后在北平清华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43年—1945年，赴美深造，在康奈尔大学畜牧系获硕士学位。

1945年—1948年，进威斯康星大学遗传系，获博士学位。

1948年—1950年，任南京中央畜牧实验所简任技正、家畜改良系主任。

1950年—1957年，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畜牧系副主任。

1957年—1970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畜牧研究所副所长。

1970年—1978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1978年—1980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所所长。

1980年—1987年，先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所长、顾问。

1987年10月31日，退休。

2004年2月5日，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