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三同志领导的游击总司令部及罗山地方武装（也称西路军），当时主要活动在黄安、光山、罗山交界处的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一带，同时与活动在其他县区的独立团、游击队保持联系，共同配合主力红军打击敌人。鄂东北特务四大队，人员精干，武器装备好，他就把这个大队放在孝感铁路沿线敌后活动，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人动向、筹备经费物资，并担任接送来往于中央和鄂豫皖苏区之间的领导干部、交通联络人员。他经常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及时给予指导。为了加强对游击武装的领导，位三同志还到各县、区去了解和指导工作。他发现一些区乡干部三五人一队，携带短枪、匕首，袭扰敌人，串连群众，有效地保存了自己，便及时总结经验，提出了建立便衣队的正确主张。为了使便衣队更快地在各地发展起来，位三同志在罗山县卡房多次举办训练班，亲自讲课，轮训骨干。他抓了便衣队的组织建设，明确了便衣队的战斗任务，还规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的活动方针，使便衣队既是一支游击小分队，又是一级“没有挂牌子的苏维埃政府”，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便衣队的活动，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也配合了主力红军行动。中共鄂豫皖省委对这一斗争形式曾给予高度评价。后来，便衣队在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中，又得到了发展，直到抗日烽火遍及中原时，发展为敌后武工队。

1934年9月，党中央派程子华同志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子华同志在罗山县卡房向位三传达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要红二十五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去创建新的根据地。位三同志为了尽快实现这一战略决策，当即写信给活动在皖西的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说明了这一情况。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作出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整编了部队，由位三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

位三同志过去一直做地方工作，对搞农民运动、建立地方政权、坚持游击战争，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他还是第一次。但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以坚定的信念、认真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去熟悉新的工作。他善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他经常把政治部的同志召集起来，共同商量研究，很快就熟悉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长征路上，他很少骑马，经常拄着一根木棍，跟连队一起行军。部队每到一地，他就跟战士挤在一起，亲亲热热地拉家常。有时还给战士讲上几段故事，既风趣，又幽默。所以，基层干部战士都愿意和他接近。位三同志给部队上政治课，联系实际，深入浅出。记得在长征出发前，他曾从书上找了一张列宁像，让刘华清同志临摹放大，挂在墙上。他首先从列宁讲起，讲到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同志们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位三同志生活俭朴，作风扎实，平易近人。他时常穿着一身破旧衣服，群众说他象个农民，也有人说他象伙夫头儿。但在红二十五军中，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位老”。其实他那时只有三十三岁，却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位三同志十分重视群众宣传工作。部队每一住下，他就找来当地老百姓，有乡绅、教书先生、小商小贩等，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情况。位三同志懂点医道，常用看病来接近群众。遇到常见病患者，他及时给诊脉，有的还给开出单方。群众都把他称为“先生”。因军情紧急，没有充足时间开展宣传工作，他就在部队到达乡镇之前，亲自拟定几条标语口号，让宣传员们进行刷写、张贴，借以稳定民心。1934年12月10日，部队一进入陕南，他就起草了《什么是红军》的张贴传单。仅以四百来字，就把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以及有关政策讲得十分明确。

位三同志在担任军政治部主任期间，很注意发挥政治机关的作用。军政治部当时也就是省委的办事机关，对省委的各项工作决议，他都及时组织机关认真贯彻执行。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为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决定西征甘肃、北上陕北。当时担任鄂陕特委书记的郑位三被留在陕南地区，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为了统一领导，集中兵力，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各路游击武装合编成红七十四师，由位三同志任特委书记，陈先瑞同志任师长。

红军主力北上后，敌人仍集中二十几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妄图消灭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武装。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位三同志冷静地分析形势，准确地判断敌情，决定避敌锋芒，扬我之长，采取“兜大圈子”的游击战法，同敌人周旋。根据这一方针，红七十四师从敌人的包围中奔突出来，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大胆而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一次在镇安县青铜关，我军利用有利地形，伏击了敌四十军二三○团一个营。接着，声东击西，袭占了佛坪县城（袁家庄）。敌人跟踪而至，我军又一举打出秦岭，当西安、宝鸡之敌围来时，遂又进入山中，第二次占领佛坪县城。

1936年秋，敌人又一次调集重兵进行“围剿”。特委根据山区地形条件和我军善于游击的长处，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深入敌后活动。位三同志当时领导一团，出商洛，奔袭两岔河，回兵大龙庙，横扫反动民团，捕捉了由西安赴商州上任的国民党督察专员汤有光。不久，他又根据敌情变化，提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部队集中后，在商南县富水关痛击了公秉藩别动队一个大队，接着挥师北上，在华山脚下转了三个大圈，继而进入兰田境内，对西安之敌震动很大。

因为没有电台联络，红七十四师完全和上级党失去联系，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很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位三同志想了许多办法。他走一路问一路，及时了解敌情动态，熟悉地形道路。他还从各种报纸和截获的敌伪信件中判断敌情，决定部队行动。红七十四师打下宁陕县城后，他根据周围的敌情分布和路程远近，决定部队就地休整八天，开展群众工作。当部队撤离后，敌人果然在第九天进入宁陕县城。

位三同志在领导陕南的游击战争中，还依据斗争的需要和形势的变化，灵活地制定和实行了一些具体政策。例如，对在宁陕、柞水一带活动的宋登贤“神团”组织，他主动派人去做工作，从武器、经费上给以资助，最后把这支农民武装编为红七十四师补充团。对当时率部起义的何振亚、沈启贤同志，他亲自写信联系，同何部派来的人亲切交谈，使这支部队加入了红军的队伍。对商南县大地主石老八，不捕不杀，不没收其财产，利用其为我军采购药品、布匹等物资。柞水县的一名伪区长，经过位三同志几次教育后，明着为敌人办事，暗地给我们送情报、筹粮款、掩护伤员。我军曾多次截获过邮差，位三同志每次都只准扣留有关敌伪方面的信件、报纸，然后给邮差开个“收条”，盖上公章，以宣传我军政策，保护邮递人员。这些具体政策的贯彻执行，有效地分化了敌人，争取和团结了中间势力，使游击战争得以胜利开展。

陕南的游击战争是十分艰苦的。部队整天翻山越岭，出没在深山密林之中。位三同志当时就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加之缺医少药，饥一顿饱一顿的，体质十分虚弱。同志们出于对他的关心，有时给他搞点肉食，说啥他也要和大家一起吃。位三同志领导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了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使红七十四师由原来的六百余人，发展到二千一百余人。西安事变爆发时，这支活跃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后来改编为留守兵团警卫四团，肩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贺龙同志曾说：“红七十四师能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位三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派，又回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再次担任鄂东北特委书记和鄂豫皖区党委书记以及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等职。他同方毅、张劲夫、肖望东等同志一起，领导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动和武装群众，使大别山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有了很大发展。

1938年，在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负责人期间，曾指派共产党员、鄂豫皖苏区箭厂河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冯学明、吴维和拿800元公款，在箭厂河南港街办起了合作社，其实即地下党组织和地下交通站，冯学明担任主要负责人。这个交通站实为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中原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四军五师师部（师长李先念）转送重要文件、接待护送上级领导的地方，为此后鄂豫边区的抗日战争作了大量的工作。当时，除完成上级下达的税收任务及规定的经济指标和支援五师的物品外，箭厂河街公办合作社还解决了地方党召开各类会议的经费和地方需要的特别费和交通费。

1938年秋，郝惊涛在段冲余家举办的训练班和鄂东地委书记程坦在楼子洼召开的黄麻经、安麻等县区以上干部会议所需费用都是由冯学明合作社提供，此外还运用合作社救济生活困难的抗日军人家属，为支持抗日战争和后方根据地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0年2月，位三同志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和徐海东同志一道，在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下，坚决打击了向我进犯的敌人。皖南事变后，位三同志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兼淮南区党委书记，同张云逸同志领导了淮南等地的抗日斗争。

1943年秋，位三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派，作为中原局的代表到新四军第五师战斗的鄂豫边区，参加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工作。他和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人，领导边区军民为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斗争。他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郑位三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

1946年6月，他同李先念等同志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部队胜利地举行了中原突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对郑位三、李先念同志表示过慰问，祝贺他们在领导中原突围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全国解放后，位三同志因体弱多病，没有负责具体工作，但他在病中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重调查研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了有益的工作。曾被选为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十年动乱中，郑位三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75年7月27日在北京逝世。邓小平同志为他主持了追悼会，李先念同志致悼词。李先念同志说：“郑位三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革命老战士。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十年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位三同志革命一生，战斗一生，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不畏强敌，不避艰险，多次受命危难，百折不挠，屡建奇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安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反动派到处张贴通缉令，悬赏捉拿包括董必武、郑位三在内的92名共产党员。在一片白色恐怖、县委主要负责人脱离革命队伍的情况下，郑位三大义凛然，处变不惊，果断地将县委机关转移到七里坪，还派人分赴各乡，号召党员、农会干部坚定信心、坚持斗争。他还主动联络戴克敏等人，商议重组黄安县委，并受命担任代理县委书记。他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紧紧依靠群众，大力组织革命武装，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9、10月间，他又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组织领导了著名的黄安“九月暴动”，由此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32年10月，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西征川陕。郑位三受命危难，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和游击总司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任。他像中流砥柱，保持着必胜的信念，坚持不懈地进行各项工作。他一面动员区、乡干部深入群众，一手拿枪，一手握锄，坚决同敌人斗争；一面积极恢复和建立地方武装，在不长的时间里，就组建了6个独立游击师，总计5000余人。

1933年是大别山斗争最为残酷的时期，郑位三同志始终高擎革命斗争的大旗，领导着鄂东北部队和群众进行反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他生活艰苦朴素，作风踏实无华，爱护战士，教育干部。他和战士们一样，天当被，地当床，野菜树皮当食粮。他经常给大家讲革命故事，善于应用部队先进事迹和英雄人物的实例，指出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使剩下少数人也要坚持战斗，争取胜利。在他的鼓舞和带领下，部队和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争情绪。

1934年11月，郑位三同志作为鄂豫皖省委秘书长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南后不久，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为配合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决定西出甘肃，北上陕北。郑位三同志再次临危受命，留下坚持斗争，担任鄂豫陕特委书记。面对敌人20多个团的残酷“清剿”，郑位三同志毫不动摇，他和陈先瑞等同志一道，将各路游击武装合编组成红七十四师，集中力量与敌人周旋。他冷静地分析形势，准确地判断敌情，采取“兜大圈子”的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与敌斗争，先后3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在严酷的斗争中，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旗始终不倒，红七十四师亦由600余人壮大到2000多人。对此，贺龙同志曾高度评价说：“红七十四师能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郑位三同志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屈不挠，百折不回。“文化大革命”中，郑位三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他威武不屈，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坚贞气节，大义凛然，坚持原则，革命信念坚定不移，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和坚贞的革命气节。

在数十年的风雨岁月中，郑位三同志注重调查研究，执着地追求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不人云亦云。

早在1931年初夏，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进行错误“肃反”时，郑位三同志就不顾个人安危，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做法进行抵制。他认为肃反扩大化是红军自杀性的破坏方法，会引起全党全军的恐怖，严重地脱离群众。1933年3月，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鄂豫皖苏区又一次错误“肃反”，郑位三同志再次勇敢地进行抵制，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批判。但他毫不妥协，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

1943年11月，郑位三同志以华中局党代表的身份到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工作，上任伊始就与李先念、任质斌等领导整风运动。在他的正确领导下，五师和边区没有搞“抢救运动”和“逼、供、信”。当康生从延安给鄂豫边区党委来电介绍一些地方搞出多少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所谓“经验”时，郑位三同志坚定地说：“共产党员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干部中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没有特务、反革命，就不能把好人当特务、反革命抓。”对康生给边区党委转来的某某人是“叛徒”、某某人是“特务”的“材料”，郑位三及边区党委更没有简单从事，而是本着实事求是和对党员、干部负责的态度，认真细致地调查研究，澄清事实，妥善处理，从而保护了一大批党的干部。为此，他赢得了五师和鄂豫边区广大干部的普遍赞誉。

1946年春夏之际，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准备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大规模全面内战。大战之前，郑位三同志牵挂着一大批抗战期间成长起来的党的干部的安危。他与其他领导同志商议，对大批在地方工作的干部和不能随军突围人员作出了符合中原地区的实际的组织决定，为保护中原军区大批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一些干部却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957年“反右”运动时，许多同志由此背上罪名。得知这些情况后，郑位三同志主动承担责任。他与陈少敏同志联名给中央组织部写信，详陈当年所作决定的实际情况，要求组织上实事求是地对待中原突围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郑位三同志遭到批斗，有人说他们向中央组织部写信是为叛徒辩护，充当保护伞。然而，身在逆境中的郑位三同志，始终认为这样做没有错。他这种坚持真理、敢作敢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赢得了广大的新四军老战士的由衷敬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终于作出决定，为因中原突围而遭受打击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

郑位三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学习革命理论，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革命斗争事业，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他是一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

郑位三同志坚定的革命信念以及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是与他几十年一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分不开的。

1934年12月，他随红二十五军长征，一路上敌人围追堵截，为了轻装，他将日常生活用品一件一件地抛弃，但所携带的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却一件没丢。每逢有闲，他就抓紧时间阅读、学习，还坚持写读书笔记。全国解放后，他因病休养，但学习不辍，20多年中留下了几千张卡片，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读书心得、理论文章、报告和日记。

郑位三同志不仅自身注重革命理论的学习，而且还十分注意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和对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

1939—1942年在淮南和新四军二师工作期间，他曾同战友谈到肖楚女的蜡烛人生观：“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他很敬佩肖楚女同志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他的革命生涯也充分体现了蜡烛精神。他走到哪里，就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到哪里。在他的一生中，先后主持创办了“鄂东北特委党务干部学习班”、“便衣队训练班”、“七里坪游击队干部训练班”、“青年训练班”、“中原民主建国大学”等，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郑位三同志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用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并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经验。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鄂豫皖地区的斗争实际相结合，起草了一批“议案”、“法令”、“细则”等文件，在指导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3年，在坚持游击斗争中，郑位三同志发现一些区乡干部三五人一队，携带短枪匕首袭扰敌人，串联群众，有效地保存了自己，很值得推广，便及时总结了便衣队“游击战争、昼伏夜行、两面政权、统一战线”的经验。对此鄂豫皖省委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现在最有发展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运动”，并在其他地区进行推广。郑位三同志这种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丰富理论的做法，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赞誉。刘少奇同志曾说：“郑位三同志是鄂豫皖地区干部中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一个。”

新中国成立后，郑位三同志因身体多病，未负责具体领导工作。在养病中，他仍非常关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病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关注并潜心研究经济建设和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主张。他认为“革命胜利后主要任务是建设”，并提出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意见。他说：“阶级斗争将是局部性的，今天的任务应该相当着重于建设。”对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郑位三同志认为，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性问题”，要“正确摆正领袖、政党和人民群众三者关系”，要建立制度，强调监督。他在五六十年代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现在看来都是正确和极为宝贵的。

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一贯宗旨。郑位三同志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和生活幸福，他孜孜以求，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郑位三同志满怀激情，奔走于家乡，发动和组织群众，领导全县农民掀起了农村大革命高潮，使广大农民群众在斗争中争取到了他们应得的权益。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群众，自编歌谣传唱“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根据地一片白色恐怖。敌人逼迫群众“插白旗”、“反水”以示“归顺”。针对一些区、乡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反水”农民和“插白旗”群众的问题，郑位三同志教育干部要从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考虑，指出群众是被敌人逼迫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拥护党和红军的。他反复向各级领导讲明道理，要求各级干部严格执行政策，严禁侵犯这些群众的利益。由于郑位三同志采取了正确措施，很快安定了民心，争取了群众，稳定了根据地的局面。许多群众都说：“别看我们插了白旗，我们的心是红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里，郑位三同志时刻不忘群众的生产、生活。

1940年，淮南抗日根据地发生严重春荒，人民群众衣食困难，郑位三寝食不安。他指派专人，将如何组织农民度春荒、如何向地主富农借粮等问题编印成小册子，发到部队和地方，让广大干部讨论学习。

1946年春，国民党军对中原解放区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中原军民生活极其困难。郑位三、李先念等号召部队打鱼捞虾，挖野菜，开荒种地，进行生产自救，以减轻解放区人民的压力。他还手书“民为邦本”的匾额，亲自送给群众，表达了拳拳的爱民之心。

郑位三同志心中只有人民群众，从来不为自己打算。国家实行薪金制之前，他将组织上每月发给的300元津贴，全部用来接济生活特别困难的军烈属和无依无靠的烈士后代。实行薪金制后，他仍然省吃俭用，接济军烈属，仅红安县就达几百人之多。“文化大革命”期间，郑位三同志在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之时，仍然惦记着群众生活。他托人捎话给当时还未被“打倒”的老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抓生产！不抓生产，不搞建设，老百姓吃什么、用什么？

郑位三同志一生顾全大局，从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地位高低，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襟。

1932年红四方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之后，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以便集中兵力，粉碎敌人的“围剿”。郑位三同志以全局利益为重，将自己历尽艰辛、亲手创建起来的6个游击师共计5000余人，分批补充给红二十五军。同时，他还和鄂东北道委要求各县要积极支持红军，要人给人，要枪给枪，调哪个部队就给哪个部队，一切服从大局。

1943年5月，中央曾决定郑位三同志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第五师政委。然而，郑位三同志到鄂豫边区后，并未公开这一任命，只是以华中局党代表身份，到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工作。他这样做，实际上是从鄂豫边区的具体情况、党的事业的大局着想，是他顾全大局的典型表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原部队本可顺利转移到兄弟解放区生息发展，但郑位三和李先念领导的中原部队，忠实地执行中央的命令，为全局利益而战，在中原地区苦熬十个月，牵制了30万国民党军队，为兄弟解放区作好反内战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中原突围前夕，中央要郑位三乘军调部的飞机回延安，但他考虑大战在即，作为中原部队主要领导之一，离开部队，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他带病坚持工作，和李先念等同志一起，谋划突围方略，制订突围计划，参与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帷幕。对中原突围的伟大胜利，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当年给予了高度评价。众所周知，中原突围是顾全大局的历史典范，而这与作为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委的郑位三同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郑位三同志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红二十五军，新四军第二师、第五师，前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郑位三同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表现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

郑位三同志革命一生，战斗一生，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不畏强敌，不避艰险，多次受命危难，百折不挠，屡建奇勋。

革命战争年代，郑位三同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功高不自居，位重不自恃，淡泊名利。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报刊、书籍、纪念馆、博物馆提不提到他的名字，或将他的名字摆在什么位置，他从不计较。别人请他讲军史、革命史，他总是赞扬别人，不提自己。这些都体现出了郑位三同志心地宽广、胸怀坦荡的高贵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