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移居新加坡。郑子瑜才思敏捷、勇于求知，勤学苦练，三十年代就曾主编文艺月刊《涟漪》和文史月刊《九流》，後者由上海图书杂志公司发行。当年郑子瑜年纪轻轻，就写下了许多好文章，如一九三九年深秋，郑子瑜在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采访了孙中山先生在香港学医时代的同学江英华医生，写下了为人所共知的《中山先生的习医时代》，目前，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把此文选入中学课本。又所作《海外华侨抗敌记》也被台湾选入为中学生课外读物的范文。

六十年代初，郑子瑜被聘为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并为六位日本教授讲授「中国修辞学」。

一九八七年，郑子瑜受聘为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中国修辞学研究」教授，郑子瑜日以继夜，动笔著述《中国修辞学史稿》。

一九八四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郑子瑜的《中国修辞学史稿》（全书共四十二万字），引起学术界极大的重视，内地学者郭绍虞甚至誉之为「第一本的中国修辞学史」。

郑子瑜无师自通，在曲折的人生历程中，勤学苦练，终於成了世界知名的学者，这正如刘禹锡两句富有哲理的诗句：　千淘万洒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在市图书馆，在“郑子瑜教授学术研究资料阅览室”，藏有郑子瑜先生捐赠的700多种书籍。

从1993年开始，郑子瑜先生把在海内外出版的著作陆续寄回漳州，由市图书馆《漳州文库》收藏。1996年底，在香港漳州同乡会会长林广兆、原漳州大学校长吴东南和漳州作家郑惠聪的动议下，郑子瑜决定把自己的部分珍贵藏书捐赠给故乡，在市图书馆设立“郑子瑜教授学术研究资料阅览室”，林广兆会长欣然为阅览室题写名称。1997年5月28日，赠书如数顺利运抵市图书馆，丰富了馆藏。

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市图书馆举行“郑子瑜教授赠书展”，展出郑子瑜著作14种，与郑子瑜学术研究有关的书刊173种，郑子瑜珍藏图书505种，约2000册书刊。同日，“郑子瑜教授学术研究资料阅览室”向读者开放。郑子瑜虽未亲临现场，但郑子瑜嘱咐有关出版社，今后只要有关郑子瑜的书，都要寄一份给市图书馆。张大伟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他还收到由毛策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郑子瑜评传》，这也是市图书馆收到的最新一本关于郑子瑜的图书。

获知郑子瑜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后，市文联秘书长李亚根打电话到新加坡，向郑子瑜亲属表示慰问，并感谢郑子瑜先生对漳州文化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据漳州作家郑惠聪介绍，为促进漳州文学创作，鼓励故乡年轻作家脱颖而出，多出精品，郑子瑜把珍藏几十年的丰子恺名画拿去卖，将得款6万元作为漳州“郑子瑜文学奖”的基金。

目前“郑子瑜文学奖”已颁发两届。第一届“郑子瑜文学奖”于2003年颁发，主要奖励文学诗歌创作；2005年5月，漳州市第二届郑子瑜文学奖“美在漳州”征文颁奖，《温暖的大家庭》等113件作品受到表彰。郑子瑜文学奖是专门为青少年文学爱好者设立的奖项，目的是通过征文活动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激发青少年“爱祖国、爱福建、爱漳州”的热情，提高青少年的文学素养与写作水平，发现文学新人，推动漳州市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郑子瑜誉满海内外，郑子瑜的巨著《中国修辞学史稿》被誉为是世界上第一本国别修辞全史，郑子瑜与复旦大学宗廷虎（博士生导师）、陈光磊两教授联合主编的《中国修辞通史》，博大精深，洋洋200多万字，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

郑子瑜于1993年出版的《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是一部重要的修辞学著作，由于郑子瑜教授的国学根基非常深厚，长期研究古汉语，洞察秋毫，敢以闯入清人沈德潜所纂《唐宋八大家古文》这个禁区，挑出病句，指其偶疏，此书出版后，震动学术界。北京大学学报编审龙协涛教授，评论至为确切。龙协涛教授说：“没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和过人的眼力，是写不出这样的著作的。如果说郑子瑜的《中国修辞学史稿》是史论结合，纵横求索，广博精深，自创体系，那么，《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则是运用修辞知识进行个案解剖。匡讹纠谬，烛幽抉微，成一家之言。”

郑子瑜的另一巨著《学术论著自选集》于1996年荣膺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大奖，这是中国学术界最高殊荣，获奖的学术泰斗还有俞平伯、费孝通、钱伟长、罗大纲、梁漱溟、冯友兰、周谷城、季羡林、张岱年等教授。诸家选集被誉为荟萃当代中国泰斗一生研究之精华。

郑老的清贫家世和坎坷人生使他无法完成正规的教育，郑子瑜甚至没法念完高中，更不用说进大学了。但郑子瑜从少年起就从事文学创作，和友人组织文学社、办杂志，从事短暂的教书匠生涯，而更主要的是，郑子瑜发愤苦读，立志学术研究，这使也是读书人但永远找不到工作的父亲发火了。于是郑子瑜别了家，别了祖国，乘桴南渡。由于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加上不久后的太平洋战争，所以在北婆罗洲、文莱、沙捞越和新加坡，郑子瑜仍然长期从事繁重的工作，过着辛酸的生活。但郑子瑜仍坚持不懈，利用一切机会读书，在这里当然要提到丁桂女士家的帮助。

1944年郑子瑜与丁桂结婚。只是日本投降后，直到1958年，郑子瑜终于得到一个稍稍可以喘息的机会，得以从事比较深入的学术研究，但不论早期的黄遵宪研究，多领域的研究以及郑老最重要的中国修辞学研究，如郑子瑜所说，这些研究剥夺了郑子瑜的睡眠和休息的时间，看过《中国修辞学史》的人一定惊奇地发现要读多少中国古今的书，要作多少摘录，要经多少思考。郑子瑜的研究室里仅是一张书桌，一双沙发，放着古今中外文史典籍和郑子瑜著作的几个书橱，书桌上堆积著书籍报刊和凌乱的资料，桌面只有半张报纸大的空间供其笔耕，当然那貌似凌乱的资料其实反映着他缜密有序的思维。事实上，郑子瑜晚上十二时才睡，清晨即起，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郑子瑜非常珍惜香港的机会，因此除了吃饭、睡觉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外，郑子瑜简直全身心地扑在郑子瑜一生最挚爱的学术研究上。

挚爱学术研究工作废寝忘食郑老和日本学术界关系很深很好，起初他为了深入研究黄遵宪，要利用日本的条件，于是郑子瑜学日文，访问日本驻星外交官，确定访问机构和结交学者，终于在1962年东渡扶桑，在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东洋文学研究会等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作巡回讲学，讲题有「黄遵宪与日本的关系」、「研究古汉语的意义及其方法」等，但重头戏是在郑子瑜第二次应聘到日本主讲中国修辞学。郑子瑜第一次去日本之前就曾细心研究过也是早大校友陈望道的名著《修辞学发凡》，还与其神交，交流学术看法。此时郑子瑜已写一些修辞学论文并得到日本学界所赏识，郑子瑜自己也下决心要更加苦心钻研修辞学。

1964年郑子瑜再次东渡扶桑，应聘任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兼研究员，每周给该校文学院和教育学院的部分教授们讲授两个小时的《中国修辞学》，郑子瑜在自传中不无得意地写道：「就这样，我竟一跃而成为国际著名大学的教授之教授。」然而这还只是起点，尽管海外资料和新加坡社会条件的限制，郑子瑜仍坚持不懈，简直废寝忘餐，潜心研究大量地阅读，大量地抄录，大量地复印，大量地思考，从《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到《中国修辞学史稿》到《中国修辞学史》，一步一个脚印，攀登海外汉学的顶峰。中国修辞学史的重大成就，使郑子瑜成为全面研究中国修辞学史的第一人，中国少数的修辞学权威之一。

在上一世纪70年代，郑子瑜在日本久享盛名，也扬名欧美，在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也颇有影响，而在内地，毕竟是少数专家学者才认识，当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而此时郑子瑜已完成《中国修辞学史》，并来到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郑子瑜除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外，1985年起先后应邀前往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暨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作短期讲学，并受聘为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厦门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等。这等于说郑子瑜的地位为内地即十三亿人民所肯定和赞赏。这当然是对郑子瑜研究成就的最高奖赏和最终肯定，郑子瑜当然非常高兴，因为它不仅实至名归，而且研究中华文化得到中国人的正面承认，这岂非称心快事。

平心而论，郑子瑜在港近20年，头10年很顺心，郑子瑜出了不少成果。但后几年因一些条件的变化，以致郑子瑜研究受到影响，但是郑子瑜在香港的最后几年有件更大的称心快事，那就是郑子瑜亲身看到久盼的愿望——香港回归中国——在1997年7月1日实现了。郑子瑜是个有原则的人，他明辨大是大非，如郑子瑜在日本结识推心置腹、真才实学的知交师友，但郑子瑜严责发动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侵略分子，猛烈抨击日本极少数仍不死心的好战分子。

又如人们熟悉郑子瑜和周作人的交往，但也知道郑子瑜从不原谅周的附逆行为，认为周氏在抗战时期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这是他生平最大的失策，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对中国和中华文化如此热爱和重视民族气节的郑老在香港亲眼看到中英谈判香港问题的历程，过渡时期的政治斗争和最后香港回归中国的心情会是怎样的欢欣和激动的。无论接受访谈、撰写文章、吟诗填词，他的爱中国、爱香港的情怀或溢于言表，或跃然纸上，令人感动。

在回归前夕，郑子瑜写道：「明年七月登楼望，米字旗消绝久留」。另一首写于回归前夕的怀念林则徐的《满江红》词中云：　九七回归，数强弩流连未歇。

思往岁，芙蓉毒雾毒我俊烈。

幸得明公焚禁彻，忠心耿耿天和月。

奈清廷，割地且驱公，民怨切。

是奇耻，终当雪。

看夷狄，风光灭。

愿金瓯，自此长无残缺。

气壮山河无反顾，枕戈提戟犹啼血。

酹香江，草木向荣兮，长城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