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这想法虽是他的“怪”处，但却道出一个真理。一个“吾家业地虽有三百亩”而且身为“七品官耳”的人，能看出这个真理来，是颇不容易的。“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而立学有成的往往是附从念书的贫贱之子，不是自己的子弟，这不能不算“富贵人家”的悲剧。这个悲剧，郑板桥大概看得太多了，所以他只好对自己的儿子的立学成败，“置之不论”，把希望寄托在“附从佳子弟”的身上。这是他的“怪”，也是他看得远、看得大的地方。

当然，郑板桥所坚持的对儿子的教育目的：“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这是两百多年前的一个县太爷的“好人观”和教子法，毕竟是有限度的。但是除了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郑板桥其人以外，只就他这两通《家书》的文字来看，我觉得也是委婉动人，找来读读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1962年5月26日

郑板桥，又名郑燮，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艺术名人，“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三绝“诗、书、画”闻名于世的书画家、文学家。他的一生可以分为“读书、教书”、卖画扬州、“中举人、进士”及宦游、作吏山东和再次卖画扬州五个阶段。

杂文是谈世道人心的，作者有感于某种生活现象，下笔成文，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写出来，使人受到真善美的启示。本文就是有感于郑板桥的两封家书，阐述郑板桥的教子之道的。

本文在表现方法上的特点是夹叙夹议。开头点题之后，便介绍郑板桥及其教子之道，引用他的第一封家书，接着进行议论，“什么是‘好人’呢？是对待家里佣人的儿女‘当一般爱惜’，因为他们‘总是天地间一般人’”。然后又引用郑板桥的第二封家书，叙述他的愿望，接着又是议论，指出郑板桥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点明了事物的本质。这样夹叙夹议，叙议结合，使本文既形象生动，又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读了《郑板桥的两封家书》，有感于郑板桥的教子之道，亦有感于当今父母的教子之道。

有人说，时代变了我们得跟着时代走，也算是与时俱进嘛。非也非也。诚然，时代的变迁是人类社会改变的重要因素，但是，这样的借口并非是纵容某些社会现象的温床。

郑板桥的“附从佳子弟”论很是值得我们反省。为什么如今有这么多“小皇帝”、“小公主”? 为什么会有人仗势欺人？为什么会搞特权？看来，他们是缺失了郑板桥的理念和卓见。在郑板桥眼里“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做个好人，这短短四个字说来容易，做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不然怎么说“好人难做”呢？

恶意的重伤就是你没有修养的体现。不要总是养尊处优惯了，对人对事都轻描淡写、毫不在乎，往往你的细微的反应是他人关注的焦点。习惯以自我为中心，远离朋友也是一个人的致命伤，“不要有‘优越感’，不要搞‘特殊化’，不要以为‘高人一等’。”孤高自赏的人注定一事无成。路是靠自己走的，是一点一滴用真诚、信赖堆积成的，你说呢？

凡事都有两面性。孩子个性的塑造和形成大部分时受家长的潜移默化的，父母的一举一动都是子女效仿的对象，好吃懒做也都是家长惯出来宠出来的恶习。如今溺爱成风，捧在手里怕摔着，搂在怀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才给了自私、依赖滋生的土壤。我们不禁要思考：是谁的过错？也许你会说木已成舟，还去追究什么责任呢？

事出必有因，我们应该从根本出发解决问题，不能只治标不治本。

家庭是社会的单元，家庭的问题就直接反映着一个社会的走向，如果我们的社会风气够正，试问，为什么会有民告官告不倒，为什么会官官相护，为什么会有“走后门”？这些都是我们身边不得不面对的“家常便饭”，而我们呢？除了忍气吞声还是忍气吞声。这些现象就象是调皮的小孩，小孩做错事，大人总会找各种理由宽恕他们，对他们的行为持默许的态度。请问，你这个“大人”还要做多久，救世主的角色还要扮演多久？醒醒吧，糊涂的猎人。

站的高方能看得远，让我们站在民族的巅峰眺望旭日和晨曦，追求我们的真善美，开创我们美好的明天。

廖沫沙(1907.1.16-1990.12.27)，著名作家，杂文家，笔名繁星，原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1990年12月27日逝世，享年84岁，1961年参加编辑《前线》半月刊《三家村札记》专栏。代表作有《鹿马传》《分阴集》《廖沫沙文集》（四卷）等。

廖沫沙(1907．1．16- )原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1922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曾和贺绿汀组织文学社，办文学刊物，做过报纸副刊的助理编辑。1927年到上海，在田汉主办的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旁听，在《南国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燕子矾的鬼》等戏剧小说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