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郝克强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南口青年服务部的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报到。《新体育》杂志社是体总下属的第一个机构，编辑委员会成立后，委员都是兼职的，有燕京大学体育教授林启武、北大教授管玉珊、北师大副教授苏竞存、辅仁大学讲师阎维仁、体总秘书轲犁，郝克强调来后任专职编委。那时大家常常会到林启武家中讨论策划。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几乎没有专业运动员，体育活动也少，比赛场地更没有几块。“组稿很困难，找人写稿子、很费劲。”郝克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除了翻译材料外，只能找大学甚至是初中的体育老师写稿，内容几乎都是体育教学、技术介绍等等，在加上一些批判旧体育的论文。”创刊号所需的十几篇文章用了大半年才凑齐，封面设计采用了古希腊奥林匹克掷铁饼者形象，由于当时的彩色印刷只能印双色，所以创刊号用了红色，之后每期换颜色。

1950年7月，第一期《新体育》面世，毛泽东题写了刊名。创刊号印了一万册，很快就卖完了，又加印了五千册。《新体育》本是月刊，到1950年后期改为半月刊，每期都能发行近两万册。郝克强记得荣高棠那时的嘱咐：办《新体育》杂志，要很好宣传党的体育工作方针政策，宣传体育运动对生产、国防和增进人民健康的意义。时任体总副秘书长的黄中还要求《新体育》的编辑记者不要局限在体育工作者的圈子中，要到学校、厂矿去，报道一些既是劳动模范又是体育积极分子的人物事迹。

因落后备受刺激

虽然杂志办得好，但学水利专业出身的郝克强并不满意这项任务，“现在体育很热，那会儿体育没有什么东西。到奥运会的时候，是吃零蛋，有的时候还不能参加。有什么意思。”郝克强说，“刚开始来的人都不太安心，包括我自己。50年代后期搞出滋味来了，体育还是有乐趣，我也是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而爱上《新体育》的。”

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经历，让郝克强开了眼界，也受了刺激，开始意识到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临时组建的第15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40人，郝克强作为代表团干事加入。临行前，周恩来接见了代表团，强调此去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取得奖牌，在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在奥运会上看到的纯粹体育竞技水平差距，让代表团触动很大。“酒会上，特别是苏联代表团跟我们握手，说祝你们下一次取得成绩。我们非常惭愧，感觉到无地自容。”郝克强说。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在政务院增设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贺龙为体委主任。“体委成立是《新体育》的一个很大契机，因为比赛活动开始增多，就有报道可写了，不再仅仅是技术性文章了。”郝克强认为这是《新体育》命运的契机，也是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理解的一次转折。50年代后期，《新体育》改成半月刊，工作人员增多至20多人，杂志发展迎来第一个高潮。“我们主要宣传好的。但输了球回来之后还是要批评，批评之后还见刊物。50年代批评和自我批评比较多。听说现在不敢批评人，有各种利益关系。那时候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当时已是《新体育》总编辑的郝克强认为，从那时起，《新体育》慢慢步入了一份体育期刊的正常轨迹。

1966年，文革开始后，每期发行量10多万册的《新体育》停刊，但编辑团队没有解散，而是集体参加劳动。

80年代进入黄金时期

1972年，《新体育》复刊，还是只能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做杂志，《新体育》偏离了轨道。

伴随着80年代中国女排的连战连捷，《新体育》进入了黄金时期。编辑部有三四十人，光跟女排的记者就超过三个，“那时候不讲钱，由国家支出，不是现在的自负盈亏。钱的事不用操心。”郝克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时《新体育》每期发行130多万册。不光是女排，乒乓球等项目的成绩也很好，其他项目的国际比赛、国内比赛都很多，全国人民都对体育很关注。《新体育》也成了香饽饽，有很多人要求前来工作。“当时让我到国家体委去，我说我不去。”郝克强一直到退休也没舍得离开《新体育》杂志。因为郝克强的推动，《新体育》不仅开创了许多沿留至今的子刊，还无意中开始了体育媒体的新尝试。

1979年，《新体育》创办了“新体育杯”围棋赛，由全国职业棋手参加，连续举办了14届。聂卫平、马晓春、俞斌等人都曾是这项赛事的冠军。

1984年，《新体育》与中国围棋协会、日本棋院联合发起主办了NEC中日围棋擂台赛。该项赛事影响深远，推动了围棋国际竞技的进程。

这种由体育媒体开办的赛事，已成为体育史上的佳话——法国《队报》早期牵头举办的多项赛事已经成为了当今体坛最重要的赛事。

市场上依然流行的《围棋天地》，就是《新体育》和中国围棋协会在1985年创办的。

35万多字的《体坛杂话50年》2003年1月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所收入的百余篇文章，是从作者50多年来发表于《新体育》、《中国体育报》、《围棋天地》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炎黄春秋》等报刊上精选出来的。真实生动地纪录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精彩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