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新设初级军事学校，时任校长解朝东。郭忏考入该校时为第二期学生，其学习内容仍是以文化课程为主，如代数、几何、史地、理化、论理学等。在经过两年的学习之后，郭忏于1916年12月25日成为了第二期864名毕业生中的一员，随后被转入保定军校候补生第2大队接受士兵入伍训练，至1917年11月被编入军校第六期炮兵科第2连，开始了正式的军官养成教育。

保定军校第六期学员除有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第三期和武昌第二预备学校第二期的毕业生外，也有袁世凯所办的模范团第二期学兵。袁死后，模范团学兵无所去处，便被陆军部安置到第六期。但由于模范团学兵并非经过陆小和预校的正式渠道升学而来，且平时作威作福，逐渐激起了由正规军校生的愤慨。双方由此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殴斗，并操起枪支。校长杨祖德、教育长刘汝贤等多次派人进行调停，但仍不能制止。模范团学员势单被轰出学校，随后又在校外与军校生对峙，且双方各自放岗布哨，事情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杨祖德经请示陆军部，将双方挑头闹事的学员开除学籍，方才平息此事。郭忏虽也不可避免的参加这次事件，但由于事后校方处理得当，使得附属者都能安心的完成学业。第六期毕业生有1333名，为各期毕业生最多的一届，这些毕业生在日后的军界中各有发展，功成名就者不在少数，就是在炮兵科的148名毕业生中也不乏晋阶将官之人，如吕济、范国璋、俞方皋、郭持平、傅正理、蔡盛熙、沈应时、严尔艾、邓挥、方克猷、温克刚、邵百昌、梁世骥、张玉珽、哈金甲等等，郭忏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郭忏于1919年2月在保定军校毕业后便返回浙江，在浙军第2师（师长张载扬）炮兵团（团长张国威）担任少尉见习。一年后补实缺，任中尉排长。1924年9月江浙战争结束后，师长张载扬随浙督卢永祥去职，第2师师长由周凤岐担任。同时，浙江陆军的师属炮兵团被抽调集中另编独立炮兵旅，以原第2师炮兵团团长张国威任旅长，师属炮兵建制则降格为连，周凤岐遂任命其连襟郭忏为炮兵连上尉连长。1925年3月，兼任浙江军务督理的孙传芳又将第2师改称第3师（师长周凤岐），郭忏仍任炮兵连连长。同年10月，浙江督办孙传芳主动出兵进攻由奉系杨宇霆占据的江苏，郭忏随部行动，连克宜兴、溧阳、溧水、南京，并一度攻至徐州。周凤岐的第3师连战皆捷缴获颇丰，便以所获火炮将炮兵连扩编为炮兵营，郭忏随之升任少校营长。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入赣，与孙传芳的部队全面开战。此时位于九江的周凤岐在樊崧甫、郭忏等青年军官的劝说下逐渐有了投靠广州政府的想法。11月7日孙传芳丢失南昌，周凤岐由倾向反正而改为决定反正。于是，郭忏与在武汉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服务的斯励（周师第6旅旅长斯烈之弟）频繁联系，又通过设在杭州的卢香亭部电台台长邱炜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陈焯取得联络，终于促成周凤岐于1926年12月20日在浙江衢州宣布反正，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26军，周凤岐任军长。随后，部队在桐庐以原第5、第6两个旅分别改称第1、第2师，团以下建制仍维持原状，郭忏以联络起事有功被提为中校炮兵营长。

孙传芳在得到周凤岐叛变的消息后，急调孟昭月部平叛。第26军仓促抵抗，结果在富阳遭到重创，26军被迫收缩在衢州以待援军。1927年1月29日，周凤岐在得到友军第1、第14、第17等军的增援后，各部协同向孙传芳发起反攻，郭忏所在的右路军主攻汤溪。在这次战斗中，郭忏集中炮营两个连的火力集中轰炸敌军阵地，为进攻的步兵打开缺口，一举击溃敌军七个团，为攻占汤溪立下战功。此后郭忏又随部先后参加了攻占金华、诸暨等地。2月19日又在萧山配合步兵击溃孙传芳的卫队旅。3月21日，郭忏随部进占松江，继又作为联络代表，于24日成功促使昔日的上级张国威在扬州率领炮兵旅反正（所部改称第26军第3师，三天后被孙部第9师师长段承泽派兵包围缴械），为北伐再立一功。

1927年6月，周凤岐将炮兵营拆散分别编入所属两个师，升郭忏为新成立的第7团上校团长，归军部直接指挥。同年9月29日，军长周凤岐因反对蒋中正被迫辞职，部队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派参谋处长陈焯接管。陈焯到职后，对26军内部高级军官大肆更换，郭忏由于在当初联系26军反正时给陈焯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得以留任原职，但郭毕竟与前任军长周凤岐有连襟关系。所以当第26军在10月奉命继续北伐时，郭忏的第7团却被留在扬州至宝应地区，担负地方警备以及后方的联络任务。

1928年2月25日，第26军所属部队重新整编，其中原第1师和第2师分别改称第62师和第63师，第7团所属官兵分别编入这两个师，郭忏被军长陈焯提拔为少将参谋长。同年4月，第26军进入山东继续北伐，郭忏以其思维敏捷、多谋善断的军事素质深得陈焯信任。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第26军在南京被缩编为第6师（师长陈焯），郭忏先是担任第6师少将参谋长，两个月后调任第16旅少将旅长（副旅长施伯衡，第31团团长文朝籍，第32团团长钱伦体）。1929年1月，郭忏随部移驻上海。同年8月，第6师由三旅六团制改为两旅六团制，第16旅旅部被撤消，郭忏改任第17旅旅长（第31团团长俞济时、第32团团长钱伦体、第33团团长樊崧甫）。

在1929年这一年中，李宗仁、冯玉祥等实力派先后起兵反蒋，但皆被中央一一平息。12月唐生智又起兵反蒋，第6师奉命由安徽调到河南参战。行至中途，原26军的军官大都受到了老长官周凤岐的策反，新任师长赵观涛，以及参谋长宋澄、第17旅旅长郭忏、第18旅旅长邢震南等都同意在战场起事。然而当部队集中到湖北广水后，赵观涛又决定附蒋攻唐。这一决定遭到了郭忏的强烈反对，赵便利用职权迫使郭“出国考察”，同时也对部队进行了改组，将亲周的军官调为闲职。郭忏见事已无法挽回，只得领着赵送给他的两万元现金避居上海。此后唐生智兵败下野，周凤岐到上海避难，使郭忏重返军旅的愿望也随之落空，并赋闲达两年之久。

1932年1月，郭忏借庆贺陈诚婚礼的机会，得旧日同僚樊崧甫、陈时骥举荐，被陈诚任命为第18军少将参议。郭忏从此便投入土木系，并逐渐成为陈诚的得力干将。同年10月，陈诚被任命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北路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抚河前敌总指挥，便调郭担任总部参谋处少将处长。一个月后又命其兼任江西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在安福办公，维护辖境治安。

1933年2月，第18军因建制过于庞大，乃抽调所属第52师和第59师另组第5军（军长罗卓英），陈诚调郭忏担任该军中将参谋长。但郭忏还没到任，第5军的建制部队就先后遭到红军重创。待到郭忏到任时，只能看见残缺不全的败兵而无所作为。同年6月，陈诚命薛岳另组第5军，郭忏被调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北路总司令部”（总司令顾祝同）第3路军（总指挥陈诚）中将参谋长兼第18军（代军长罗卓英）参谋长，辅佐陈诚指挥第5、第7、第11三个纵队投入对红军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此后郭忏一直追随陈氏左右，他在工作中以“重调查研究，重事实根据；不轻听汇报，不武断下结论”的作风逐渐得到了陈的信任。

1935年3月1日，郭忏调任位于武昌的陆军整理处办公厅中将主任，辅佐处长陈诚整训鄂、豫、皖、浙、赣等省部队。同年10月10日，军事委员会又在宜昌设立委员长行辕，以陈诚兼任行辕参谋长，郭忏兼任行辕办公厅主任。由于陈诚一面要指挥前线部队与红军作战，一面又要负责部队的整训工作，所以宜昌行辕的大小事务除非特别重要，都由郭忏负责。到了1936年1月，军委会为了方便陈诚行使职权，又将整理处和宜昌行辕并编，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辕，郭忏专任行辕办公厅主任，协助陈诚在武昌南湖集中处理整训军队以及长江上游国防工事的构筑工作。此外，郭忏还兼任行辕城防组委员，参与了对武汉周围江防、陆防的工事构筑。

郭忏在协助陈诚时期，其工作能力得到了陈氏的充分肯定。为了培养郭忏的资历，陈诚又于1936年1月举荐郭兼任第46军（军长樊崧甫）副军长，准其不到职，仍在行辕服务。1936年6月，陈诚调任晋陕绥宁四省“剿匪”军总指挥，郭忏仍任总部参谋长。同年9月，陈诚调任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何应钦）参谋长，郭忏又随陈前往广州，出任行营办公厅主任。未及两月，又随陈诚前往武汉，出任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副主任兼参谋长陈诚）中将副参谋长。12月，得陈诚全力举荐，兼任武汉警备司令（参谋长许士奇）。年内，郭忏先于1月被授予四等宝鼎勋章（1月1日）和叙任陆军少将（1月30日）。到了同年10月5日又被晋任为陆军中将。11月12日晋颁三等宝鼎勋章。可以说，郭忏在1936年内荣光倍至，一扫往年在浙军服务的晦气，这就坚定了他跟随陈诚继续发展的决心。

武汉警备司令部成立于1930年2月，原为湖北地方势力派夏斗寅所掌握。夏氏下台后，警备司令叶蓬仍设法维持现状，但终被中央派遣陈继承接管，到郭忏接任时，警司已设立有参谋、副官、经理、军法、稽查五个处以及一个办公厅，还设有船舶、火车、新闻、电报邮件四个检查所，所辖部队则有武汉警备旅（旅长沈澄，3000余人）和宪兵第7团（团长王公遐，1200余人）。陈诚当了何成浚的副手，以及郭忏接管警备部队的指挥权，不难看出中央有以陈诚取代何氏之意。但当事情正进展顺利时，却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而被迫中断，陈诚被调到上海指挥部队与日军作战，郭忏奉命留守武汉积极训练部队，以备不时之需。1937年10月，郭忏又奉命兼任由武汉警备旅扩编的第185师师长（参谋长石祖黄，第544旅旅长周化南，第546旅旅长朱炎辉）和湖北省防空司令。

随着日军的长驱之入，北平、天津、保定、太原、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的沦陷，武汉迟早会成为日军的进攻目标。陈诚于1938年1月重回武汉出任卫戍司令开始组织部队部署防御，以郭忏兼任卫戍司令部参谋长。4月19日，又以第185师为基础，编入第55师（师长李及兰）合组为第94军，担负武汉卫戍任务，以郭忏兼任军长（兼参谋长许士奇），第185师师长由方天接任。8月13日，陈诚重新分配兵力，将武汉防务划分为三个区，江北部署四个师的兵力，江南部署三个师的兵力，又将第43、第92师拨给担负武汉城郊防务的郭忏指挥。但当田家镇要塞沦陷后，江北、江南两区兵力又已逐步外调，使得郭忏所部更显孤立。10月12日，军委会决定放弃武汉，命继任武汉卫戍司令的罗卓英指挥武汉外围作战部队后撤，命郭忏代理卫戍司令，指挥卫戍部队担负掩护任务以及武汉市民的疏散。

根据军委会的指示，郭忏将手头仅有部队（第185师545旅、高射炮大队第3连、宪警一部）重新部署，他以第545旅1090团占领刘家庙、丹水池、谌家矶、岱家山、姑嫂树一线阵地，对江陆两面实施警戒，以第545旅1089团守备汉口市区，其余部队均集结在江汉路附近待命。10月25日，日军第6师团佐野支队向第1090团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由于日军炮火猛烈，外围工事悉数被毁，1090团坚持到入夜后开始退入市区。时武汉市民皆已疏散完毕，外围部队也都撤往湘北、鄂西地区，郭忏遂于26日凌晨命令545旅撤往汉阳，继往鄂西方向集结。当天下午，武汉沦陷。

武汉失守后，郭忏任第94军军长兼洞庭湖警备司令。1939年1月又升兼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副总司令。4月，军委会为防日军沿长江而上威胁陪都重庆，于宜昌成立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升郭忏为江防军总司令（副司令萧之楚、曾以鼎，参谋长杨业孔），指挥第26军（兼军长萧之楚）、第75军（军长周碞）、第94军（军长郭忏兼，1940年1月由李及兰接任）、第128师（师长王劲哉）、鄂中游击纵队（司令曹勖）、宜万要塞（指挥官刘翼峰）、渝万要塞（指挥官李端浩）以及海军第2舰队（兼司令曾以鼎）等部约10万余人。江防军归第5战区指挥，其任务是担负宜昌以下长江北岸、襄河以西及宜昌、当阳、江陵各要点的守备任务。1939年5月枣宜会战开始后，郭忏的江防军奉命戍守原防，仅派所属第26军向沙洋、十里铺、沙市间地区挺进，配合友军作战。在同年12月的冬季攻势中，郭忏又派所属第75军和鄂中游击纵队向钟祥、京山敌后穿插，破坏日军的交通联络线，一度给日军造成混乱。

1940年4月，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获悉日军第11军有进攻枣阳的企图后，便开始部署兵力以做应对。其中命郭忏的江防军主力依托襄河、东荆河右岸阵地，全力阻击日军渡河，以消耗日军兵力，配合友军在荆州、当阳东南地区与日军决战。对于李宗仁的这个部署，郭忏表示反对，并向李氏陈述了日军有可能进攻宜昌的忧虑。结果却被李宗仁指责为保存实力，郭忏无奈只得遵照命令将所属部队尽数派出。

5月1日，日军以第3、第6、第13、第40等四个师团的兵力发起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第2、第29、第31、第33等四个集团军的顽强抵抗。然而李宗仁并没有料到日军的真正目标是宜昌，所以当日军于5月31日以第3、第13、第39三个师团向宜昌方向发起进攻时，郭忏手中根本已无部队可供调用，他只能向重庆告急请求增援。在接到郭忏的告急电后，军委会火速调集第18军驰援宜昌。6月8日，郭忏带着指挥部撤出宜昌。12日，第18军在面对日军三个师团的猛烈进攻下被迫放弃宜昌。此后郭忏虽然在6月17日指挥第18军收复该城，但半天未过，日军为达到确保宜昌威胁重庆、彻底切断湘鄂间交通的目的，又命第13师团发起反攻，宜昌再次沦陷。

宜昌的失守震动了重庆各界，一时间人心惶惶。当局至此才开始重视起该方向的防御部署，同时为追究失守的责任，于1940年9月1日新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恩施召开检讨会议的时候，命陈氏将郭逮捕并押往重庆接受军法审判。郭忏被处以五年有期徒刑，在北碚军人监狱服刑。由于宜昌失守的责任主要在于第5战区长官部的判断失误，临调部队时郭又曾经提出过反对意见，所以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郭忏是代人受过。半年后（1941年3月），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前往重庆觐见蒋中正时力保郭忏。经蒋批复，准“郭忏于第六战区长官部服务，发少校薪”。作为一名堂堂国军的高级将领，不能佩带军衔，拿的又是少校薪给，一时间被长官部的人戏称为“当代年羹尧”。郭忏抵达恩施长官部时，战区参谋长施北衡正好调任第75军军长，陈诚便命郭代理参谋长之职。此后，郭忏于1941年9月、1942年5月两次辅佐陈诚组织部队反攻宜昌，但由于日军防备严密，始终没能收复宜昌。军事委员会见宜昌始终不能收复，便决定改攻为守，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与日军相持。

1943年2月，陈诚调兼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前往云南楚雄就职，所留第6战区司令长官一职暂由孙连仲代理。由于孙氏出身西北军，而6战区部队多为中央嫡系，所以战区内的一切事务，孙皆委托郭忏处理。同年5月鄂西会战爆发前，孙连仲曾召集幕僚商讨保卫重心的问题。其中有人主张要保卫长江以南的洞庭区谷仓，而郭忏则主张防守长江上游据点。郭的主张在得到了紧急返回6战区指挥作战的陈诚支持后，便根据敌情制订了“凭借长江、山地等有利地形和依托坚固的既设工事阵地实施守势作战”的作战方针，有效的击退了进攻的日军，尤其是第11师成功坚守石牌要塞，是会战取胜的关键一战。

5月31日，日军第11军司令部下令作战部队陆续后撤。这一情况被6战区长官部及时掌握，郭忏又立即部署了追击作战的任务分配，并于6月1日拂晓起发动全线追击。日军疲惫不堪，且根据以往经验认为中国军队战力不济追击迟缓，不会给自己造成重大损失。未料国军此次行动迅速，给日军一个措手不及，结果负责断后的第13师团104联队第2大队被包围于磨市，第13师团65联队和第39师团233联队被包围于宜都。第11军司令部急忙命令第13师团主力以及独立第17旅团回援，中日两国军队再次发生激战，一直持续到6月9日日军再次组织撤退。鄂西会战结束后，参战官兵皆获勋赏，其中郭忏被晋授二等宝鼎勋章（10月9日），并正式恢复中将官位、实任战区参谋长之职。

1943年9月，第6战区当面之日军再次频繁活动，郭忏同孙连仲皆判断日军有可能会发动进攻，于是根据国军在鄂西会战的取胜经验，制订了“一线兵团利用有利地形以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最后吸引日军于澧水、沅江之间，待增援部队到达后，依常德守军之抑留与外线兵团协同，向心攻击，将日军压迫于洞庭湖畔而歼灭”的作战方针。郭忏寄希望于常德守军第57师能再显第11师坚守石牌要塞的战绩，聚歼进攻的日军。

11月2日，日军集中五个师团的兵力发起进攻，次日凌晨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此后国军各部依照战区制订的作战计划逐次抵抗后撤。11月23日，日军第116师团兵临常德城下，并发起进攻。守军第57师经过12天的顽强奋战，全师8000余人在战至不到百人的情况下才突围而出，最大限度的尽到了固守常德，吸引、抑留日军的责任。12月11日，日军开始后撤，郭忏立即建议孙连仲发起追击。但当日军开始撤退时，华中派遣军又在两天后改变主意决定再取常德，于是命令第11军停止撤退，依靠澧水沿线布防准备再次组织进攻。此时国军也追击至澧水，由于日军防守严密，追击部队皆无较大进展，郭忏便建议停止进攻，双方呈对峙态势。19日，日军第11军再次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于是在22日以第13师团断后继续撤退。国军再次实施追击作战，至25日将会战开始后丢失的城镇全数收复，恢复了战前态势。战后，郭忏因在会战期间出谋划策有功，于1944年8月3日获颁青天白日勋章，是为该勋章的第113位获得者。

1944年1月5日，陈诚正式辞去战区长官一职，以孙连仲接任司令长官，郭忏升任副司令长官，仍兼参谋长。从这时起，第6战区辖境内再未同日军有过大规模作战。1945年5月21日，郭忏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6月26日，孙连仲调任第11战区司令长官，遗缺由孙蔚如接任，郭忏虽然仍任原职，但孙氏之升任战区长官实为中央解除其兵权所给之虚职，第6战区的军务已由郭忏正式接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郭忏命第10集团军为先头部队进驻武汉。

9月18日，华中地区的受降仪式在汉口市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隆重举行。战区长官孙蔚如端坐堂内正中，战区副长官郭忏、湖北省主席王东原、省党部主委邵华、汉口市长徐会之等党政军代表88人分坐两旁。随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等高级军官在国军士兵的押送下乘汽车至会场门前，下车摘下佩刀，并脱帽低头进入受降堂，将降书递交于孙蔚如，在签字后低头退出，受降仪式至此结束。9月19日，郭忏奉命兼任武汉警备总司令（副总司令彭善，参谋长吴光朝），其警备区域为蒲圻、咸宁贺胜桥，沿梁子湖南岸、东岸和炭门湖南岸，再经鄂城、黄冈、团风镇、下店、黄陂、孝感、汉川、新滩口、嘉鱼、蒲圻的广大区域，警备部队则由第18军（军长胡琏）来担负。郭忏到职后即着手将伪军集中缴械，下级官佐发给旅费遣散，士兵择优补充部队，高级军官则给予优待，如伪第14军军长邹平凡送军官总队学习，部分高官如伪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叶蓬、第12军军长李宝琏则逮捕法办。同年10月10日，郭忏获颁胜利勋章。12月20日又获颁忠勤勋章。

1946年3月，郭忏调任武汉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5月底，调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主管装备补充。1947年6月，调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总司令。到任后，针对联勤机构暴露出来的积弊进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一定成效。1949年7月，联勤总部奉命撤销并入国防部，郭调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舟山指挥所主任。

1950年3月，任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7月31日，在台北病逝，终年56岁。8月，被台湾当局追赠为“陆军二级上将”。

郭忏原配蒋氏（浙江诸暨人，1916年在诸暨去世），续娶斯璘（浙江诸暨人，1988年7月11日在台北去世）。其中蒋氏育有一女，名郭素文，留居上海；斯璘育有一子，名郭晨，居于中国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