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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先生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他的家庭虽属书香之家，但很清寒。祖父是前清举人。
父亲郭鲁卿没有考上功名，是一介寒士，担任过文书、校对等工作，也当过家庭教师。郭鲁卿1937年抗战逃难时在苏州乡下东山去世。母朱漱芳1947年于故居去世。
郭绍虞和哥哥郭际唐自幼在粗衣淡饭中生活，深深懂得稼穑艰难，懂得学习的重要，感到一定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郭绍虞在家中尊老爱兄，团结和睦。自己节衣缩食，赡养父母却很丰盛。其兄郭际唐是一位有学养的中学教师，他们弟兄俩互通有无，手足情深。
郭绍虞在其父亲的熏陶下，酷爱学习。其后由于家庭清寒，他仅在蒙养义塾读了几年书，在陆尹甫、陆雨庵二位老师指导下，苦读诗书，直至明代遗民著作等。甚至在裱画店、古玩铺、旧书摊上，他也接触了许多名人书画和历代各种文物，以及各类版本古籍，大大地开拓了眼界。因此，这些店铺和地摊都成了他的街头“博物馆”和“图书馆”，使他流连忘返。 后来他又在一所工业中学学习了二年。由于他自幼爱好文学，在中学读书时，连续办了几期《嘤鸣杂志》。后又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郭家世居苏州，由于家境贫寒，并无房产，一直租房居住，不仅条件差，而且经常被迫搬迁。1927年，郭绍虞在燕京大学任教授后，生活较为安定，也略有积蓄，遂在苏州购下大新桥巷一处建于晚清的普通民居，以奉养父母安度晚年，并请当时在家乡任教的兄长郭际唐一家陪伴父母同住，自己则常在假期回苏州看望双亲。
郭绍虞在学术方面的贡献众所周知，而他在书法、艺术方面功底也很深。
郭绍虞的夫人张方行女士，毕业于早期的上海民立女中，曾先后在福州女子师范等学校任教。在先生逝世之后为他整理了《照隅室杂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893年11月21日出生于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
1910年在苏州工业中学求学期间，与同学合办文学刊物《嘤鸣》，写诗作文，抒发爱国热情。
1913年 7月，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小学教员。五四运动中，他的思想深受《新青年》的影响，向《新潮》杂志投稿，成为新潮社社员。在这一期间，他利用商务印书馆的藏书刻苦自学，开始了学术研究活动，先后著有《清诗评注读本》《战国策评注》（1916），《中国体育史》（1920）。
1919年，郭绍虞到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担任北京《晨报》副刊的特约撰稿人，同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作旁听生，并加入新潮社。1919年12月1日在《晨报副镌》发表了《马克思年表》。
1920年，郭绍虞到五四运动策源地北京，一方面担任北京《晨报副刊》特约撰稿员，同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作旁听生。
1921年元旦，他与郑振铎、王统照、沈雁冰、叶圣陶等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从事新诗、散文及学术方面活动。这年秋天，又经师友胡适、顾颉刚推荐，到福州任协和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
1921年至1927年，先后到济南第一师范学校、福州协和大学、开封中州大学、武昌中山大学任教。
1921年他由胡适、顾颉刚推荐，任福建协和大学国文系教授，从此走上了大学讲台，时年仅28岁。
1927年7月起，郭绍虞在北京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4年，这是他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这时期他开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
1934年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他始终坚持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在完全背瞒本人的情况下，日伪“华北作家协会”竟将他的名字列入委员名单。他知道后，不顾安危，愤然去信责问，“华北作家协会”也无可奈何，只能复信道歉。在此处境下，他宁守清贫，拒不与日伪同流合污；有人写文章攻击他，他写《高调歌》来反击，以表明自己的爱国心迹。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为了强迫他任教伪北大，竟将他关押两天。获释后，他在燕京大学讲坛上上了“最后一课”，朗读了《诗经·黍离》，满座泣下。接着就携眷南下。为了生计，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大夏、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兼课。当时家中孩子较多，又有老母在堂，生活负担很重，但他安贫若素。
1941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子弟小学任教，有机会去探索那浩瀚的珍贵藏书。随后，茅盾也来到了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两人由于思想相近，遂成挚友。
1942年返上海，在开明书店任编辑。此后在上海大夏大学、之江大学、光华大学、同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建国后任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
1943年秋至1946年春，郭绍虞由北平到上海担任开明书店编辑，同时在一些大学任教。这时，他主要从事语文研究的学术活动，著有《语文通论》（1947）及其续编（1948）。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郭绍虞又积极投入民主运动高潮。
1947年，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大学教授联谊会，任同济大学教授联谊会分会主任。因此，他的名字被列入了黑名单。在险恶的环境中，他仍伏案著书。
1949年起，郭绍虞到复旦大学任教，先后兼任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文学研究室主任等职。还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务。
1949年上海解放初，陈毅市长接见了一批文化界著名进步人士，郭绍虞也在其中。
1950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同济大学文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后，到复旦大学任教，先后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馆长、文学研究室主任等职。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兼任华东区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上海文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所所长和《辞海》副主编、《上海文学》编委等职。
1962年他又主编了《中国历代文论选》。由于他在批评史研究中的建树和杰出贡献，1979年3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成立时，他被推选为会长。
1984年6月23日，郭绍虞在上海病逝，终年91岁。
郭绍虞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文论、汉语语法修辞及文字训沽等学科的建设及理论研究。在语言学方面，著有《语文通论》《语文通论续编》《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等书；另有沟通语言实际与文学写作的《学文示例》。但比较而言，他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
郭绍虞的研究特色是语言文字研究与文学联系极为密切，因为他本身就是文学家，把语言作为文学的表达手段来研究。这在他的几乎全部语言学著作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
郭绍虞在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谚语研究；汉语音节、文字与文学语言的关系；汉字字体的演变；方位词、虚词的虚义研究；虚词研究。
1.语法研究
《试论汉语助词和一般虚词的关系》（《复旦》1959年第10、11、12期）是其语法论文的代表作。
《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下）》（商务印书馆，1979年）是他的语法理论代表作。这是一部语法修辞著作。该书的上编包括总论、简说和三个分论的简说，侧重理论；下编是总论及量词篇、虚词篇、词组篇三个分论，侧重语言事实。
2.谚语研究
他在《谚语的研究》（《小说月报》1921年第2卷第2、3、4期）一文中，剖析谚语的性质与功能，以说明其在文艺上的价值。
3.汉字字体研究
他对汉字字体也有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草体在字体演变上的关系》（《学术月刊》1961年第11、12期）中探讨了汉字字体演变的规律，他认为便于认识和书写是文字演变不可动摇的原则，文字演变的最后目的就是要减少认识和书写之间的矛盾，并特别强调了尚简的草体在字体演变中的关键作用。
4.其他
《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燕京学报》1938年第24期）、《中国语词的声音美》（《国文月刊》1947年第27期）、《中国文字型和语言型文学之演变》（《学林》1949年第9辑）、《论中国文学中的音节问题》（《1947年开明20周年纪念文集》）、《语言型文学之创造能力》（《大公报》1951年8月29日）等一系列论文中，主要研究了汉语音节、文字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此外，他还有《语文通论》《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等著作。
他的研究特色是语言文字的研究与文学联系极为密切，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是把语言作为文学的表达手段来研究的。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郭绍虞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语言学、音韵学、训诂学、书法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著作甚丰。为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做出了贡献。
1927年7月起，他担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14年，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这时他开始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和研究，从此数十年如一日埋头钻研，耕耘不辍，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34年，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严密、系统程度超过当时的同类著作，经胡适审定为当时的大学教学用书。这部著作大规模地收集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并轮廓分明地写出了每个历史时期的理论批评发展概况，及其前后的继承和革新关系。它的出版，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因此引起国内一些大学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课程。
1947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出版。建国以后，这部批评史又出了一种修订本（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和一种改写本（书名改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册）。
1939年，他的《宋诗话辑佚》由燕京大学刊行。他的《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是对《沧浪诗话》研究历史的总结，以其考校的精到和阐释的透辟在古文论研究界享有盛誉。此外他还陆续出版（或重版）了《诗品集解·续诗品注》《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978年）、《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79年、1980年）。
他的单篇论文结为《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他与罗根泽共同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为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这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受教育部委托主持编选的《中国历代文论选》（1962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后，使全国更多高等学校得以开设批评史课程。
早期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卓有成就的专家如罗根泽、杨明照等，均出自郭绍虞先生门下。各大学中文系已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列为普遍开设的学科，而这门学科的建立则有绍虞先生的一份心血。
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使人认识到它是一门独特的学问，而不是无根的游谈。郭绍虞先生曾谦逊地说，他这部书只是早出的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跟随者。但正如朱自清先生在评郭著时所说，“它虽不是同类的第一部，可还得称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和方法都是自己的”。
郭绍虞在书法、艺术方面功底也很深。书法可谓家学渊源，五世祖根梅公就以书法著称，父亲鲁卿公也写得一手好字；郭绍虞对家传手迹、名家墨宝常常凝神品玩、模拟，深得其精髓。
有一位书法家评论说：“白石老人的书画愈老愈辣，郭老的字则愈晚愈秀。”他不仅善于书法，而且精通书法理论。20世纪30年代，鲁迅和郑振铎合编了《北平笺谱》，特请沈尹默题写书名，郭绍虞手书序文，成为书坛一段佳话。后来他又写了《从书体中窥测字体的演变》等十余篇论文。对青少年学书法，他也有一套见解：“以为临习正楷、行书为主。”正楷方面，他觉得“欧体险劲过之，似不宜初学；虞世南、褚遂良的字体既沉厚稳重，又流动顾盼，是临写的范本。行书可学苏（轼）、黄（庭坚）、米（芾），然米点划跳荡，切不可沾染其习气。”他最反对有些人不重基本功，书写怪奇之体，眩人耳目。
他极力主张对青少年要加强书法教育，同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当起孩子们的书法启蒙教师，邻居爱好书法的孩子上门请教，总是悉心指导。后来他体力日衰，双手颤抖，但仍坚持作书；将一根竹竿悬在天花板下，竹竿下再挂一塑料圆圈，将右手伸进圈内以稳定腕力，然后握管作书。
对于治学，郭绍虞认为要有两性：一是记性，一是悟性。记性帮助学，悟性帮助思。只学不思，是“死读书”，学而能思，是活读书。“将勤补拙”是他治学的秘诀，正是靠着这种自觉的刻苦和勤奋，通过自学，他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仰羡不止的业绩。
《宋诗话辑佚》（1937）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第一册（1959）人文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1934，商务；（下册），1947；（修订全一册），1955，新文艺
《中国体育史》（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
《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小笺》1978，人文《战国策评注》（1916年，上海文明书局）
《马克思年表》（1919年12月1日《晨报》副刊）
《近世美学》（日人高山林次郎编）翻译
《陶集考》（1936年12月，燕京大学国文系印）
《国故概论》（甲辑文学理论之部；1938年燕京大学国文系印）
《近代文编》（1939年12月燕京大学国文系印）
《文学示例》（1947年，上海开明书店）
《语文通论》（1947年，开明书店）
《语文通论续编》（1948年，开明书店）
《汉语语法修辞新探》（1979年）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下册），1983，古籍
《中国历代文论选》（1962）中华书局
《沧浪诗话校释》（1961）
《诗品集解、续诗品注》（1963）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与罗根泽合作）
《清诗话续编》编选
《谚语的研究》（《小说月报》1921年第2卷第2、3、4期）
《草体在字体演变上的关系》（《学术月刊》1961年第11、12期）
《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燕京学报》1938年第24期）
《中国语词的声音美》（《国文月刊》1947年第27期）《中国文字型和语言型文学之演变》（《学林》1949年第9辑）
《论中国文学中的音节问题》（《1947年开明20周年纪念文集》）
《语言型文学之创造能力》（《大公报》1951年8月29日）
《中国文学演化概论》（1926年《文艺》一卷二号）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神气说》（《小说月报》19卷1期）
《试论汉语助词和一般虚词的关系》（《复旦》1959年第10、11、12期）
《谚语的研究》 小说月报 1921年第2卷第2、3、4期
《阿那托尔》（戏剧）奥地利显尼志劳著，1933，商务印书馆
淘汰
秋风飒飒至了 ，
满林的黄叶辞别了故枝。这是何等严密的淘汰呵！
咒诅
咒诅的诗，
咒诅的歌，
咒诅的文学——
怎能写得尽该咒诅的人生呢？
江边
云在天上，
人在地上，
影在水上，
影在云上。
郭绍虞的研究特色是语言文字的研究与文学联系极为密切，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是把语言作为文学的表达手段来研究的。这是他个人的鲜明特点，这在他的几乎全部语言学著作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郭绍虞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为建立系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在古文论领域奠定了其学术权威的地位，从而在国内外的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一生，还是追求真理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