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心的往事（A Painful Case）

会议室里的常春藤日（Ivy Day in the Committee Room）

一位母亲（A Mother）

圣恩（Grace）

死者（The Dead）

《都柏林人》从1904年开始创作，曾被22家出版社退稿，前后历经9年挫折；1905年，乔伊斯与伦敦的出版商格兰特·理查兹签下出版合同，但书商要求他删除或修改某些段落，原因是排字工拒绝排印，乔伊斯拒绝，于是书商退还书稿。1909年他和都柏林的出版商芒赛尔兄弟签定出版合同，但不久又传出修改的要求，这次乔伊斯接受了出版商的所有条件，只求尽快付梓，但是到了出版的最后一刻，出版商还是毁了版。1914年在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的帮助与推荐下终于又由原来出版商格兰特·理查兹将书出版，《都柏林人》半年内仅卖出六本、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一本都没卖出。出版后竟有民众用焚书来表达其愤怒。

《都柏林人》是乔伊斯的早期作品，这个故事以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为背景，强调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弥漫于整个爱尔兰社会的麻木不仁、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被乔伊斯定义为“瘫痪”（Paralysis），精神瘫痪这一主题在乔伊斯的作品中集中表现在宗教瘫痪、政治瘫痪、情感瘫痪、心理瘫痪4个方面。笔者将探讨的是《都柏林人》中的情感瘫痪，主要表现在爱情的幻灭、婚姻的禁锢以及交流的障碍。爱尔兰人的情感瘫痪在《都柏林人》中得到了最直接和最具体的体现，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故事，深入到人物灵魂和意识的最细微之处，真实地再现了爱尔兰人或者说现代人情感世界的瘫痪状态。

《都柏林人》的主角，是这些微渺得有些苍白的小人物，也是都柏林这座空虚的大都市。《死者》中，男主人公“意识到，但却不能理解他们变幻无常、时隐时现的存在。他自己本身正在消逝到一个灰色的无法捉摸的世界里去：这牢固的世界，这些死者一度在这儿养育、生活过的世界，正在溶解和化为乌有”，这种乌有感牢牢地抓住了《都柏林人》的主人公，抓住了《尤利西斯》中的利奥波德·布卢姆，也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现实的人们。

“阿拉比”中男孩的初恋的受挫，“伊芙琳”中伊芙琳追求幸福的失败，“土”中玛丽亚边缘化的独身状态，都是极具代表性的都柏林人的生存状态，乔伊斯用细致而真实的笔触，深刻地提示了他们情感世界因爱情的落空而导致的瘫痪状态。

受到婚姻禁锢的例子是“无独有偶”中的法林顿，他也在法务办公室工作，是个抄写员。法林顿同样是一个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受害者，他觉得自己被工作困住了，他的老板对他发火，他只好在酒馆里寻求安慰和解脱。如果很多丈夫残忍，那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残忍。法林顿的妻子是“一个面相尖刻的小个子妇人，男人清醒时，她便呼么唱六，而男人烂醉时，她便忍气忍声。法林顿被令人窒息的家庭和工作环境限制和折磨，男性的力量在这些日常琐事中消耗殆尽，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和成长。他把自己的积怨和对生活的不满发泄到孩子身上，用拐棍打伤了他的腿，让他跪地求饶。婚姻为男人提供了一个家，同时却是对男性力量的一种束缚和压抑。受制于外界环境的约束，情感世界要么被压抑，要么被扭曲，处于瘫痪状态而无力维护男性的尊严。

在《都柏林人》所有的故事中，人物几乎都不具备与他人真正交流的能力。他们孤独而寂寞地生活，无法进入朋友、爱人或家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无法建立和享受亲密的人际关系。每个都柏林人都被一种深深的孤独折磨着，不敢投身于生活。这种恐惧甚至使他们走向了精神上的死亡。如“姐妹们”里的弗林神父更是把孤独的自我献身于空洞的信仰。当他发现连空空的圣杯也无法留住的时候，他无法再找到其他方式与外界交流。他开始失望地陷入自己黑暗的世界，不能找到出口去忏悔自己的情感和罪恶，最终在忏悔室内发疯……。小钱德勒，尽管对诗情有独钟，却无法表达自己的愁思和忧郁。墙上妻子的眼睛是冷漠的，而回访爱尔兰的朋友只顾炫耀自己的经历。小钱德勒敏感的天性，在家庭生活的重压之下无力表达，最终也因压抑而瘫痪了。爱尔兰人的情感世界以各种各样的瘫痪状态存在着。

故事中的主人公生活在孤独与寂寞之中，无法实现爱情，无法逃离婚烟的禁锢，也无力进行情感交流。他们困于外界环境的束缚和内心世界的软弱犹豫，渴望逃离又无力挣脱，最终以一种瘫痪无力的精神状态活过残缺不全的人生。都柏林人情感世界的瘫痪也是现代人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头三个故事以自传的形式大体上表现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接下来的七个故事都是有关成人的生活，后面四个则是关于社会生活的，最后一个故事《死者》则是全书的归纳和总结。故事由简单到复杂，从不知名的小男孩到青年人再到成年的加布里埃尔。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故事都展现了“可爱、肮脏的都柏林”的一个方面，城市方面的瘫痪——道德的、政治的和精神的。每个故事都是一则戏剧，讲述一个灵魂的挫折和失败。所有故事合在一起展示了道德堕落的全过程，以灵魂的死亡结束。

《都柏林人》中的每个故事都发生在都柏林城。当时，它是爱尔兰生活和社会的中心。然而乔伊斯并没有从可爱或伤感的角度来看待都柏林，而是把它看做一股威胁和窒息爱尔兰居民潜在人性的强制力量。乔伊斯认为在都柏林社会中，主要有两股强大的力量造成了精神瘫痪，这就是天主教和英国的殖民统治。他认为这两股力量阻止和压抑着爱尔兰生活中的所有潜在的生气和活力。乔伊斯在这本集子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有处于青春期的男孩，中年的酒鬼，政府的小职员，大学的讲师，洗衣房的女工，年轻的商人等等，大多属于中下阶级，少数属于工人阶级。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出奇的迟钝，以及在公共义务和私人生活方面的缺失。

《都柏林人》中，乔伊斯没有多少心理描写，更没有繁复的“意识流”，多以白描为主，辅以精确的细节，灿烂的明喻，让这本小书显得轻盈，而这轻盈，绝非一片羽毛的轻，而是鸟儿起飞时的轻，举重若轻的轻。

象征

象征手法是一种叙述语言的弦外之音，是潜藏在字里行间、让读者去领会、去展开思维空间的一种技巧。黑格尔曾说：“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应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他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罗兰·巴特说：“象征并不等于形象，它就是意义的多元性本身。”在《都柏林人》中，乔伊斯对象征主义艺术观念和手法的运用十分自觉并普遍。这一方面是因当时象征主义写作手法非常流行；另一方面是因他的第一部著作《室内乐》（诗集）曾屡遭出版商拒绝，出版万分艰难。而后《都柏林人》的出版更加困难，曾遭到40位出版商的出版拒绝，因其作品的真实内容冒犯了英国殖民当局和爱尔兰当局。在重压之下，不愿妥协的乔伊斯不得不数易其稿，尽量避免直接描写黑暗的社会现实，而改用象征主义手法和“刻薄语体”，将现实隐藏到一个个生动的意象之后。在众多的象征意象中，“灯”意象是最重要的意象之一，因为在集子15个短篇中，《阿拉比》、《伊芙琳》、《两个浪子》、《无独有偶》、《土》、《纪念日在委员会办公室》和《死者》等多个故事都发生在晚上，在夜幕笼罩下，路灯、煤气灯等“灯”意象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

统一性

作品内在的统一性是《都柏林人》的一个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小说在背景、结构、语体和技巧上充分展示了这种统一性。首先是小说背景的统一性。在《都柏林人》中，十五篇小说全部以作者的家乡都柏林为背景，深刻揭示了这座城市在世纪交替之际的社会现实和人生百态。在乔伊斯看来，这座具有十分狭隘的地方观念的普通城市不仅反映了弥漫于爱尔兰社会的一种麻木不仁、死气沉沉的瘫痪状态，在西方世界也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我想还没有一位作家向世界展示过都柏林，“都柏林人”这一称呼对我来说具有某种意义。”在《都柏林人》中，乔伊斯一直将目光锁定在他的家乡，既生动描绘了那里的街道、集市、教堂、学校和酒吧，也深刻揭示了各种各样的都柏林人与僵死和社会之间的激烈冲突，以及在经历失败后他们的痛苦不堪的精神感受。同时，在乔伊斯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都柏林是二者的共同背景。这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作品和读者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增强了作品内在的统一性，显示出作品的独特之处虽然《都柏林人》有十五个单独的短篇小说构成，但却丝毫不影响它显示出作者的巧妙设计和精心安排。乔伊斯这样阐述他的艺术设想：“我试图按以下四个方面来描述这种瘫痪：童年期、青春期、成年期和社会生活。这些故事都是按照这一秩序编排的。”《都柏林人》的第一组“童年期”包括《姐妹们》、《偶遇》和《阿拉比》三篇小说。在第二组“青春期”中，含有《伊芙琳》、《车赛之后》、《两个浪子》和《寄宿公寓》等四篇小说。第三组“成年期”也有四篇小说：《一朵浮云》、《无独有偶》、《土》和《痛苦的往事》。第四组“社会生活”由《常青藤日》、《一位母亲》和《圣恩》三篇小说组成。上面四组作品形成三、四、四、三的格局，显得匀称而和谐。《死者》是最后一篇，即是全集的结局，也是对全部作品的归纳和总结，使整部作品光彩焕发、内容更加生动有力。这种结构和布局清楚地显示出：在爱尔兰，瘫痪的阴影笼罩着人生的各个阶段，严重摧残了男女老少的心灵，没有人能够从中逃脱。以人物年龄模式（theagepattern）为基础的框架结构，不仅使整部作品前后关联、结构严谨，还让全书构成一个卓越的整体。

乔伊斯声称：“在很大程度上，我采用了一种处心积虑的刻薄的语体（astyleofscrupulousmeanness）。”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刻薄”（meanness）该词有双关含义。一是指尖酸和冷酷，也就是用一种毫不留情的语体来描绘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以便使语言形式同小说内容互相吻合。二是指吝啬和小气，即强调遣词造句的经济性，不多用一个词语，使每个单词都用的恰到好处，并发挥出应有的艺术效果。《都柏林人》的语体从开始到结束都体现了这种严谨细微和意味深长的“刻薄性”，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作品内部的和谐与统一。

在《都柏林人》，乔伊斯已开始将其创作视线转向人物的精神世界。他运用了一种新颖独特的创作技巧“精神顿悟”（epiphany）——来展示人物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几乎在每一篇小说的结尾处，主人公不禁豁然开朗，顿时看清了自己的困境，并从中悟出了人生的本质。这一人物觉醒的关键时刻被乔伊斯称为“精神顿悟”，也就是一种猝然的心领神会。“精神顿悟”不仅构成了小说的高潮，而且还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在《斯蒂芬英雄》中，乔伊斯借主人公之口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他（斯蒂芬）认为精神顿悟是一种突然地精神显灵，它往往通过某种粗俗的言语或动作，或头脑本身异常的意识活动得以实现。他认为作家要非常仔细记录这些精神顿悟，因为它是最微妙、最短暂的时刻。”

《都柏林人》以乔伊斯的故乡都柏林为背景展开描写，以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成功地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殖民国爱尔兰的社会现实。《都柏林人》也是乔伊斯决心告别传统，走上文学实验与革新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乔伊斯认为，要改革传统小说，最初的实验必须从短篇小说开始。在创作技巧上，《都柏林人》体现了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其艺术风格接近于当时著名的法国作家莫泊桑和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因此，庞德才这样评价《都柏林人》：“我可以放下一篇优秀的法国小说，随手拿起一篇乔伊斯先生的小说而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受到了蒙蔽。”《都柏林人》在世界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其中的一些篇章更是属于英语短篇小说中的一流作品。时至今日，《都柏林人》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成就在文学界已获得普遍的认可。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诗人、作家。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鼻祖，其代表作《尤利西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芬尼根的守灵夜》和《都柏林人》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前三部作品均入选兰登书屋评选的“20世纪一百本优秀英文小说”。乔伊斯一生颠沛流离，辗转于欧洲各地，靠教授英语和写作糊口，晚年饱受眼疾之痛，几近失明。但他一生坚持文学创作，终成一代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