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25日凌晨1时30分，“解委会”切断无线电和电话，取出武器，拘留了舰上的军官。舰长邓兆祥不但没有阻止他们起义，还积极参与进来。在邓兆祥的指挥下，重庆号巡洋舰开出吴淞口，2月26日清晨7时顺利抵达解放区烟台港。

重庆号巡洋舰所属的林仙级轻巡洋舰，是“安菲翁”级（Amphion）轻巡洋舰的后继舰。

林仙级轻巡洋舰建成时前后桅杆全部是单脚桅，1941年进行改造时，为了在桅上加装雷达等电子设备，故将前后桅下端改为桁架式三角桅，以增加强度。

林仙级轻巡洋舰装甲防护方面，弹药舱厚度为1-3英寸（25.4-76.2毫米），水线带2 1/4英寸（57.15毫米），舱壁和炮塔都是1英寸。

武备方面，6英寸/50Mk Ⅲ（152毫米）双联装前主炮塔2座，后主炮塔1座，比较“安菲翁”级少了1座后主炮塔。其它武器装备略有不同，“欧若拉”上有4英寸/45QF Mk Ⅵ HA（102 毫米）双联装高平两用副炮塔4座，分布在后烟囱与后桅两侧，40.5毫米 （2磅炮）/40四联装 Vickers MkI“乒乓”炮2座，布置在两烟囱之间的左右舷。三联装533毫米 鱼雷发射管2组，也分布在舯后的左右舷。此外还有深水炸弹发射架和扫雷器各2套。1941年还加装20毫米双联装厄利孔（Oerlikon）高射机关炮3座，20毫米单装厄利孔高射机关炮2座。“林仙”级上配置有“海象”舰载飞机，用于校正火炮射击和侦察，但“欧若拉”上没有。不过其它军舰上的飞机，在二战改装时也被拆掉了。“林仙”级装备有 1具高角度指挥仪控制塔和284/286对空搜索雷达，273型和271型对海搜索雷达，285型和282型对空火控雷达。依靠这些雷达和火控射击指挥仪，军舰具有当时先进的火控系统。在军舰舰桥下，还设有战斗标图室，相当于集通讯、控指挥为一体的战斗指挥中心（简称C3）。

“林仙”级轻巡洋舰是1930年代中期的产物。1号舰下水时间为1934年3月6日，竣工时间为1935年5月23日。“欧若拉”落成最晚，1936年8月20日下水，1937年11月12日竣工。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国共停战协定，向人民解放区疯狂发起进攻。1946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党重申：要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群众斗争的领导；加强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群众斗争的发展，1947年毛泽东指出：和全国人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人民解放战争是第一条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形成了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这是第二条战线。

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又在党内发出指示：“国统区的情报工作的重点应转为全面搞策反抓实力。”原中央南方局和后来的中央上海局及它领导下的有关党委和民主人士，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及陆、海、空军的爱国官兵作了大量的工作。“重庆号”的光荣起义，就是上海局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产物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赠送给国民党政府一批军舰，“重庆号”巡洋舰是最大的一艘（排水量7500吨）。为了接收英国赠送的军舰，国民党海军部事先三次招收大、中学生去英国受训。1948年5月26日，“重庆号”巡洋舰由舰长邓兆祥率领从英国朴茨茅斯港启程，航行一万余海里，8月20日驶抵上海。由于内战紧张，是年10月国民党海军部部长桂永清即命重庆舰到葫芦岛参加辽东战役，蒋介石曾亲自在这艘军舰上召见将领指挥辽东战役。不久该舰又驶回上海。

“重庆号”军舰上有从英国训练回国的士兵三百余人。他们在英国受训时受到歧视和欺侮，回国后，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物价高涨，部分军官和士兵生活十分艰苦，他们感到极大的失望、不满、苦闷和彷徨，许多士兵另谋了出路。在军官中由于国民党海军一向存在着派系之争，不少人受到排挤。舰长邓兆祥等人系福建马尾系海军人员，也受到桂永清的排挤。桂永清派了他的亲信海军青岛系牟秉剑为副舰长，监视邓兆祥和别的官兵，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让牟接替邓兆祥舰长的职务。这些情况无疑是对重庆号进行策反的有利条件。

早在英国赠送的军舰还未回中国前，中共中央南京局董必武就通过民主人士何燧找到国民党海军部参谋长、驻沪办事处主任周应聪（1985年去世，去世前任国务院参事），请周应聪做国民党海军江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和邓兆祥的策反工作。林遵、邓兆祥同意在时机成熟时起义。1947年3月董必武撤回延安前，将周应聪对邓兆祥的策反情况告知了原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任城工部部长，后来在上海局工作的沙文汉。沙文汉派王亚文（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同周应聪建立经常的联系。

辽东战役后，重庆舰内三个少尉军官曾祥福、莫香传、蒋树德私下商议准备发动起义。蒋树德从已被“伏波号”军舰开除的少尉军官王淇处得知他弟弟金陵大学学生王毅刚，可能是共产党员，即通过他找到中共南京市委。当时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约定地点和时间将这个关系交给我（我当时在南京负责策反工作），要我同王淇谈话。我向王淇了解了“重庆号”军舰情况后，要他去上海秘密组织起义小组。一星期后王淇回来说已经有几个人组成了起义小组（实际上曾祥福等三个少尉军官已组成了小组）。由于“重庆号”军舰停泊在上海，我向陈修良建议把这个关系交给上海局，陈同意由她转去。以后王淇又来找过我两次，提出“重庆号”起义要有陆上帮助等建议，我要他同上海的同志商量。

曾祥福、莫香传两人在“重庆号”起义前，因比较活跃，被当局调离“重庆号”，派往江防第二舰队工作。但他们未去报到，仍在岸上同王淇一起在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领导下策划“重庆号”的起义工作。舰上工作改由海军少尉蒋树德和士兵王继挺领导。起义前他们已发展志愿参加起义的官兵21人，其中少尉军官3人。

何友恪，国民党海军驻沪办事处参谋，也是1945年被国民党海军派往英国接收“重庆号”军舰的工作人员之一。是中共南京方面争取过来的，后来也是陈修良将这个关系转给上海方面，上海局让策反委员会委员王锡珍的助手林诚负责与其联络。何友恪先后争取了少校航海官陈宗孟（建国后曾任唐山市园林局局长）、少尉雷达官张敬荣，陈、张二人在军官中又策动中校陈景文、少校刘渊、少校鱼雷官周方先等酝酿起义。

王锡珍和他的助手林诚还通过国民党“灵甫号”军舰（也是英国赠送，原名HMS Mendip）的士兵尚镭（曾任北京市建筑工程学院电机系主任、副教授，灵甫号士兵起义后入党）和“重庆号”离舰的士兵边矢正（事后入党）对“重庆号”士兵李铁羽作策反工作。李铁羽又同主动要求起义的王颐桢（起义后入党）联系。尚镭还通过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少尉李梦华对“重庆号”士兵武定国进行策反，因李与武定国曾是汪伪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又是同乡和拜把兄弟，往来密切。

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领导下的中共大场区委，通过党员赵迈（原名赵敖远）、黄炎（原名黄跃宗），以抗日时期的南京汪伪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身份和东北、华北的同乡身份，对“重庆号”的士兵武定国、刘懋忠、孙国桢、赵振亚、郭书贵（原名郭汉卫）、贺志、赵宗斌等进行了策反工作。比较难得的是这批人中从汪伪陆军学校出身的人都有陆战经验。

中共上海市委江南造船厂党组织派技工张兴昌（当时已是中共党员）于1948年打入“重庆号”为水手。张兴昌在锅炉房工作。江南造船厂党组织给他的任务是配合解放上海，有条件时策动军舰起义，或将它炸掉。张兴昌一边在舰上了解士兵的思想情况，一边启发水手们的觉悟，同时，向组织汇报军舰的设备、性能和人员等各方面的情况。起义时，他积极团结水手在轮机舱协助起义工作。

1949年初，上海局作出正式决定：“重庆号”军舰的策反工作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领导。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沙文汉参与其事，策反委员会委员王锡珍具体领导，林诚协助。

随后，在武定国的建议下，王颐桢等秘密组织了“‘重庆号’巡洋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共27人。其中包含秘密共产党员张启钰、毕重远两人。

张启钰，原中共南方局系统的党员，1938年10月在重庆入党，曾担任中共郿县县委书记，1942年奉上级指示紧急转移，后与上级组织失掉了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党的组织关系。他在失掉组织关系后考入国民党海军留英训练班。郑伯克（曾任中央组织部顾问）那时是云南省委书记，也属上海局领导，曾派人与张联系过。但有关张启钰已被分配在重庆舰和参加起义的事，是在1983年后才查到的。张启钰本着党员立场在重庆舰上参与了起义工作。他同蒋树德、王继挺有联系，在起义群众里有一定威信。他是发动“重庆号”起义的骨干之一。

毕重远，是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的党员。他在1948年8月随重庆舰回国时，曾到南京同当时南京市委负责警察工作的陈良有过一次谈话。但陈良没有将毕重远的关系交给市委书记陈修良，所以上海局不知道有一个党员毕重远在舰上。毕重远以为在重庆舰内只有他一个地下党员，便本着党员立场单独发挥作用的想法，参加了王颐桢、武定国等发起的“士兵解放委员会”，起义中也起了骨干作用。

此外，上海市民盟有一位成员叫林绍禹，是“重庆号”军需官，他也想策动起义。他主要同武定国联系。

在起义前夕，林绍禹将军舰上来了两个领港人，很可能即将开往江阴的情报告诉了武定国。由于“重庆号”提前起义时，适林绍禹上岸回家，赶回港口时已无法上舰，遭到国民党拘捕牺牲。

在策反期间按照地下工作原则与纪律，采取了单线联系分头进行的原则。重庆舰内虽然有3个党员，但在起义前他们互不知道，当然不可能建立起党的起义组织，工作中只是各自秘密地串联，互相交叉发展起义人员。3个党员在起义中都起到了各自在不同岗位上的作用。可是在1980年至1981年有的报刊上，记者们说重庆舰上仅有一个党员下士毕重远，并把党的领导，错误地把功劳划归党员个人的领导，这就不符合党领导的原则和起义的实际情况了。

这样，经过上海局和所属上海、南京市委等的努力，在起义之前，“重庆号”巡洋舰已有准备起义的军官：上校舰长邓兆祥、少校陈宗孟、张景荣、周方先、中校陈景文、少尉曾祥福、莫香传、蒋树德、林绍禹等9人。士兵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已组织成“士兵解放委员会”，他们是王颐桢、武定国、李铁羽、张启钰、毕重远、赵嘉堂、洪进先等，有27人；另一部分人是由舰上军官蒋树德（已列入军官项内）、士兵王继挺领导发展的杨继和、李明阳、卢贤举、吴楚波、朱屏藩、刘耀俊、方昆山、宋刚等18人，还有锅炉房技工张兴昌。这就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了。

但他们是在国民党的军舰上，有副舰长牟秉剑为首的特务监视，军官之间和士兵之间，虽然可以互相串联，但只能在小范围内互相联系，即使“士兵解放委员会”，也是分几个系统联系的。两部分准备起义的士兵各有起义计划。好在蒋树德为争取洪进先，将他领导的起义人员等情况告诉了洪，所以王颐桢等士兵解放委员会的几个骨干比较了解蒋树德、王继挺他们准备起义人员情况，但蒋树德他们却不知道另有士兵解放委员会这个组织，对其情况更所知有限。但这两部分士兵事先总算有了一定的联系，对起义是有利的，特别是地下党对官兵多方面做了工作，形成了只要时机成熟就能一呼百应的形势。

1949年2月间，曾祥福、莫香传、王淇、蒋树德、王继挺等再次研究了起义问题，他们决定3月起义，并将计划报告了王锡珍。

另一部分士兵即“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也进行了秘密串联，但他们提出起义必须坚持“士兵路线”，这与党的政策不符。早在1944年周恩来在总结有关白军工作问题时就指出：“把白军工作完全放在士兵当中也是一个偏向……中国雇佣军队的特点，军官在军队中有很大作用的。”在军舰上，指挥作战和航行都是军官的职能。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许多准备起义的士兵是不了解这一原则的，特别是士兵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那两个党员都不了解。在起义时他们推举王颐桢、武定国为总联络人，在驾驶台负责全舰总的联络工作。李铁羽事先还上岸向尚镭报告，但因联系不方便，没来得及上报王锡珍。

1949年2月20日以后，两部分起义人员都认为已到了可以起义的时候了，士兵解放委员会主要成员在“二八一雷达室”多次开会，决定25日晨起义。王继挺听到他们将发动起义的消息，便通过李铁羽约王颐桢谈话，两人商谈合作发动起义问题，王继挺提出要王颐桢他们改定2月26日夜发动起义，王颐桢同意了。将起义时间推迟一天，是因为王继挺要从吴淞口上岸向上海地下党报告，并要通知曾祥福、莫香传带领在岸上的8个离舰士兵下舰协助起义。

当时，重庆舰在起义前已补充了弹药、燃料、用水，还装上大量银元，并奉命驶往吴淞口外停泊，有人估计其可能将驶往台湾。2月23日牟秉剑专程去了南京海军总司令部。大家猜想：上面可能准备让牟取代邓兆祥任舰长，也可能对官兵间的厌恶内战的情绪有所察觉，准备对某些官兵采取镇压措施。正在此时，海军派来了两名长江引水员下舰，林绍禹负责接待，林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重庆舰将开赴江阴，以防人民解放军渡江，林立即将这个情况告知了武定国。与此同时，大家又听到舰上有士兵在传说“有人要将军舰开到解放区去”，这说明可能起义的风声已经泄漏。

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从高昌庙启航开到吴淞口，突然抛锚停下，根据种种迹象判断，可能要逆长江而上，配合江阴海防第二舰队，阻止解放军渡江。如果军舰驶进长江，因江面狭窄掉头困难，又被江阴和吴淞口两地炮火威胁，处境将会对起义十分不利。“解委会”当机立断，改变原来海上航行中起义的计划，决定在停泊中起义。

1949年2月25日凌晨1时30分，在“解委会”的集体领导和组织下发动了起义。王洛切断电话电源，洪进先关闭、控制了所有无线电台，毕重远和于家欣诱引上甲板哨兵和司令走廊的值更士兵至雷达室缴了械，迅速打开枪架和弹药柜的锁，武装了全体“解委会”成员。接着，“解委会”成员立即按照分工到达各自指定位置，行动组分舱逐段地拘禁了所有军官和上士，王颐桢并马上通知另一起义组织的王继挺，由他叫醒其起义组织的人员一同参加了起义。“解委会”作了最坏的准备，分工陈鸿源、周正负责炸舰任务。陈鸿源将三四十发4英寸炮弹垒在弹药库走道上，引信露在外面，如果起义失败，引爆弹药库，炸沉军舰。

“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两次赴英留学，是一个正直爱国的老海军军官。“解委会”希望邓舰长深明大义，和士兵们一同起义，由他领航开船。邓舰长在事先不知道舰上酝酿起义之事的情况下，考虑到“重庆号”的命运和舰上几百名官兵的生命安全，毅然加入了起义的行列。其实，中共中央南京局董必武早就通过民主人士何燧找到国民党海军部参谋长周应聪，去做舰长邓兆祥的工作。邓兆祥随后亲自制定航线，下令开航，指挥航行。25日凌晨5时45分，“重庆号”正式开航，快速顺利地驶出航道复杂的长江口，转向北上，以24节的航速驶向解放区烟台港。

25日早晨“解委会”发布了《重庆军舰起义告全体同学书》和《重庆军舰起义告海员同志及技工同志书》。王颐桢通过舰上广播向全舰宣告军舰已经起义，动员全体舰员拥护起义，号召大家：“为了四万万人民的解放，为了促进幸福的新中国的迅速到来，为了下一代子孙的生存，我们必须反对四大家族，将他们交给我们的武器，把他们消灭掉！”

2月26日清晨7时，“重庆号”经过25小时的持续航行，行程520海里，胜利到达山东解放区烟台港，受到烟台市军政机关领导人的欢迎。

由于“重庆号”是桂永清直接指挥的，基地无权过问行踪，因此25日早晨，基地的供应舰还按时驶往吴淞口外向其输送补给物资，可是找不到“重庆号”军舰了，只得返回基地报告，直至“重庆号”到达解放区烟台港之时，国民党海军还没弄清情况。桂永清得知起义消息后已经惊慌失措，命令电台不断呼叫，劝“重庆号”军舰“赶快回来，不要上人家的当”，还说“弟兄们生活清苦，我对不起大家，任何事情都好商量”。已“引退”在奉化的蒋介石接到报告后，立即叫桂永清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来见。蒋介石作出三项指示：

（一）责成周至柔派空军炸毁“重庆号”军舰；

（二）所有在北方海上的国民党军舰南撤，免遭“重庆号”军舰袭击；

（三）内部加强“防变”措施（实际上“防变”措施效果不大，解放军渡江时，又有以林遵为司令的江防第二舰队起义；再后还有“长治号”军舰起义……）。

英、美方面对此也十分震惊：美国顾问团赶忙同国民党海军部研究“重庆号”起义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密谋配合炸毁“重庆号”军舰，掩护国民党在北方海面上的军舰南撤；英国武官奉命向国民党提出马上收回另一艘军舰“灵甫号”。由国民党海军部下令“灵甫号”军舰开往广州，再以“修理”名义命令开进香港船坞，然后由英国宣布了收回！

自3月14日至19日，国民党空军派飞机探知重庆号停泊在葫芦岛，便对“重庆号”进行轮番轰炸。

1949年3月19日一早，9架国民党军轰炸机出动向重庆号狂轰滥炸。三枚重磅炸弹直接命中，附近海岸陷入一片火海。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指示，拆下舰上的精密仪器和武器，打开海底门，将重庆号自沉海中。重庆号巡洋舰于3月20日夜间放水自沉。

1949年3月5日，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率全舰574名起义官兵，给毛泽东和朱德发了致敬电。

1949年3月24日，正当重庆号巡洋舰官兵为军舰被炸自沉而心情沉重之时，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复电邓兆祥舰长及全体官兵，对他们的英勇起义表示嘉勉，电报全文如下：

“邓兆祥舰长并传全体官兵：

热烈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海、空人员的爱国分子的憎恨，使他们更加明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道路。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的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祝你们努力！”

重庆号巡洋舰的成功起义示范带动下，国民党营垒中的爱国人士纷纷行动起来：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25艘舰船在南京江面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三机动舰队在彭楚才等人领导下，率领23艘舰艇在镇江江面起义；海防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在长江口外起义……他们与重庆号起义官兵一起，成为组建人民海军的骨干力量。

“重庆号”的起义，粉碎了国民党调舰入江，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企图。为此，蒋介石撤掉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职务。

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重庆舰起义官兵为基础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所人民海军学校——安东（今丹东）海军学校，邓兆祥舰长任校长。

1951年6月4日，“重庆号”被打捞后并未修复，因为当时苏联专家认为修复几乎不可能。在那个以苏联专家为圣经的年代，导致“重庆号”没有被修复，后改成水上仓库使用。

1950年2月，国家成立“重庆”舰打捞委员会，配合苏联特遣小组开展工作。经过周密准备，打捞工程1951年4月28日正式开始。5月16日，“重庆”舰出水。6月19日，军舰被拖至大连船渠工厂（今大连造船厂），23日进北坞。23日，船厂总厂长葛夫利洛夫（苏联人）、副总厂长程辛、海军修造部部长林真以及朱军、邓兆祥等9人组成的委员会签署了“坞内检查议定书”。初步检查表明，舰体合格；1部透平机齿轮联动机（共4部）已损伤；锅炉无损伤；电气设备、全部仪器、光学器材、通讯器材已不适用；主炮部分可修；高射炮需要更换。显然，沉没两年之后，要恢复“重庆”舰的战斗力并变成现代化，是一项艰巨而浩繁的系统工程。6月1日，在大连休养的周恩来总理来厂视察，指示要恢复巡洋舰的战斗力，准备解放台湾。6月15日，周恩来致电苏联政府，请派遣一个专家组来华，对“重庆”号作进一步检查并提出修复报告。

1950年10月，以普斯汀柴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到达大连，对“重庆”号进行第一次勘验，提出《关于修复“重庆”号的报告》，认定该舰可以修复，如果完成了所需修复工程，“重庆”舰虽不算是最新式的巡洋舰，但也不是落后的。如果配合其他现代驱逐舰行动，肯定可以执行现代巡洋舰的使命。报告认为，修复工作约需3年时间，国外定货约需5千万卢布，中国国内修理费约需1800亿元（旧币）。

1953年9月，海军向中央报告，根据两年来对“重庆”号进行保养、检验工作的情况，证明1951年对该舰进行勘验的结论是正确的。主要包括：舰壳和各种管系，各舱室设备，除所需钢材需向国外定货外，中国国内可以担任彻底修复任务；机械方面虽腐蚀严重，但在苏联帮助下，定制部分主要机件及特殊钢材（如减速齿轮、尾轴、透平叶片材料等），利用中国国内工厂条件，也可修复接近原有性能；后主炮修复困难也已解决，在苏联库存英美物资中尚有同型火炮和弹药，可以配给该舰。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议将其恢复成战斗巡洋舰，而不是曾有人提议的训练舰。

1953年10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对海军的报告批示：请李富春批交第一机械工业部黄敬部长办理，苏联专家组即将来华研究修复计划，1954年将实施设计及准备修复计划，订货及修理用款将在1955年开始支付。 12月至次年春天，以米哈依洛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来华，再次对“重庆”号舰的修复作调查勘验。在分析研究了所收集的全部资料后，苏联列宁格勒设计局认为，全部修复“重庆”号原有武器装置是困难的。最好的方案是利用现有舰体进行全部改装。初步方案是：安装2部透平机，航速30节，4座双联装130毫米主炮，8座57毫米双联装高平两用炮，采用现代化的通讯、航海及枪炮指挥仪，改装经费约2亿卢布，时间约4-5年。

根据前述结论，海军在1954年11月向总参提出“重庆”舰暂不修复的报告。

1954年底，中央军委批复“重庆”舰暂缓修复，将舰体进行保养，等第二个五年计划国家工业有了一定基础时，再进行修复工作。

1957年4月，海军向总参和军委建议，将“重庆”舰做报废处理。理由是保养舰体需36人，每年需15万元保养费，长此以往是很大的浪费。在今后发生原子战争及我国战略上积极防御的方针下，1艘巡洋舰很难发挥其作用。尤其需要足够的驱逐舰和航空兵掩护，否则不能完成任何作战任务。同时，修复该舰约需1亿元，若以此经费造舰，可以建成8艘潜艇或50艘鱼雷艇，其作用远远超过1艘巡洋舰。如不打算修复该舰，其舰体就无保存的必要，可将海军适用的钢板和某些管子拆下来作为修船的材料，其余部分移交国家处理。5月7日，因“重庆”舰技术性能不合时代要求以及技术状态损坏严重，总参批准不再修复作为军舰使用，其舰体如能改修为商船即拨交交通部，否则即作报废处理。海军对“重庆”舰的物资进行了两次处理。其中2部主机以32万元处理给浙江省电业厅驻沪办事处；4台锅炉以7.2万元的总价，分别处理给天津供销合作社、湖北省商业厅生产资料经营管理处和河南省某工业厅。火炮交军事院校作教具。

1959年10月27日，海军将“重庆”舰舰体无偿调拨给交通部上海海运局代管的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工程局（简称上海打捞局），打捞局用拖轮将船拉回上海。

1960年，上海打捞局拟将上年6月从原江阴封锁线中打捞起来的“海容”号巡洋舰主机设备修复后装入“重庆”舰，并加装必要的救护打捞设备，成为一艘海洋打捞救护工作船。估计改装费用300万元。后因中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等原因，改装工程在停顿状态。

1964年，天津641工程指挥部成立（今渤海石油公司），“重庆”舰舰体调拨给该指挥部作为海上住宿生活船。后来，舰体被拆解作废钢处理。一代名舰，就这样消失，仅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还保留着它的和船钟。重庆舰最后命运如下；火炮、仪器、雷达部份做为海军学校的教具，部份交给苏联作为打捞费用，汽轮主机给了发电厂，剩下的空船壳1959年十一月拖到上海交给上海打捞局做为水上仓库，命名“黄河”；1964年又拨给天津渤海石油公司做为海上钻油平台的宿舍船并改名为“北京”，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解体。

20世纪90年代，废弃将近半个世纪的重庆号被彻底解体，船壳送入炼钢炉化作钢水。“重庆”二字的舰牌收藏在中国军事博物馆,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供人凭吊。

重庆号轻巡洋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送给中国政府的一艘著名军舰。

重庆号巡洋舰起义成功，从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吴淞口出发，驶向解放区山东烟台港，从此摆脱国民党统治，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该事件当时曾轰动中国全国，有力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引起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金台资讯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