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华贵雍容、色泽富丽，从古至今受到人们的珍爱。商代，中国北方地区、中原地区、西南地区都相继出现了金器，但在全国其他区域商周时期的文化中，出土的金器却很少，且基本为装饰品，黄金制品始终都无法取代青铜器的重要地位。与此相反，金器在古蜀文化中却是另一番景象，金杖、金冠带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象征“群巫”或祖先的青铜人头像上覆以金面罩来显示其高贵和尊崇，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也是如此。可以说，黄金制品在古蜀文化中具有极高、极优越的地位，甚至超过青铜器。

此外，对两件金面具进行化学成分分析表明，两件器物都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含金量均超过80%。其制作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先用自然砂金加工、热锻成型，然后在专门制作的模具上进行锤揲加工，并采用了剪切、打磨、雕刻、镂空、抛光等多种手法，堪称同时期金器加工工艺的经典之作，同时也证明了该器物对古蜀先民的重要性。

两件金面具均出土于金沙遗址祭祀区内，这里是古蜀王国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公元前1200年至前650年）一处专用的滨河祭祀场所，面积约1.5万平方米。在这一区域内，目前已发现了60多处与祭祀相关的遗迹，出土了6000余件制作精巧的金、玉、铜、石器等，以及数以吨计的象牙、数千枚野猪獠牙、鹿角和陶器，这些珍贵的器物都是古蜀先民用来奉献给神灵的神圣祭品。其中，在大金面具出土的小圆坑内还发现了许多红色的泥土。为什么这些土会是红色的呢？这是因为土里面掺杂了大量的朱砂。远古时期，人们认为器物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朱砂就是这些器物在奉献给神灵之后所流的血液，这实际上是古代血祭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因此，金面具很可能是古蜀国举行神秘宗教祭祀活动时所使用的。

经过考古学家的仔细观察，金面具表面虽打磨得十分光亮，但内壁却较为粗糙，且两件面具大小不一，因此，很可能不是用于活人佩戴的，那么，它在祭祀活动中到底是怎样使用的呢？考古资料显示，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两个祭祀坑中曾出土了6件金面具和24件铜人面具，除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外，国内其他地区尚未发现此类型的金面具。三星堆的金面具出土于祭祀坑内，是用生漆加黏土调和而成的粘贴剂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的，这种粘贴剂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很多器物上也广泛使用，因此，专家推测，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很可能也是粘贴在青铜人像或木质人头像上的。

关于铜人头像，有学者认为是“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巫师形象”，还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代表不同世代或不同身份的接受其祭祀的祖先形象”。而中国古代巫师佩戴面具，主持祭祀仪式的记载在文献中早已有之，说明这是一种相当久远的习俗。巫师在降神过程中戴上面具，以仪式、献祭或歌舞的形式祈求神灵降临，与神灵融为一体，便能代表神灵说话。此外，面具又是神灵降临时寄居的场所，人们可能将其陈设于宗庙或祭祀场所内，以随时迎接神灵的降临，并接受人们的朝拜。面具在古蜀人的精神世界里，不仅是一种通神的工具，更是一种娱神的法器，以极其珍贵的黄金面具覆盖于青铜人头像上，不仅显示了其崇高的地位，更是为了让神灵欢娱，以此得到神灵的庇护。它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揭示了古蜀社会祭祀活动的昌盛，反映了古蜀先民独特的心理和精神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金面具目前在中国先秦时期仅见于古蜀文化中，是古蜀青铜文明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蜀文明浓郁的地域特色。有关这一文化现象的渊源至今还是一个谜。在国外，早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古埃及和西亚地区就出现了大量的黄金饰品，并向地中海沿岸、中亚、南亚等地迅速传播，迈锡尼古墓（约公元前1500年至前1400年）中曾出土过一件黄金葬礼面具，古埃及图坦卡蒙王陵（约公元前1350年）内也曾出土了一件黄金面罩。有学者据此认为成都地区发现的金面具很可能是通过古代印度地区和中亚的途径，从古代的西南夷通道、蜀身毒道（被称为西南地区的“丝绸之路”）、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吸收了西亚近东文明的类似文化因素，由古蜀人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创新而成。但是，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尚未能证明这条通道在当时已经开通。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成都地区古蜀文明自成系统，有着自身的渊源和发展演化轨迹，金面具体现了基于中原技术的地方文化因素。那么，究竟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体现的是西亚近东外来文化因素还是自成体系？这还需考古学家们作进一步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