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出现在商代中期，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断在秦灭六国，也就是秦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时。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吕大临《考古图》等；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王俅《啸堂集古录》等；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不断出现专家，如吴大《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馀论》、《名原》等，皆有创见，突过前人。

金文的年代长，使用区域广，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则研究工作会收效不大。过去学者已理解这一点。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序》对时间地点观念很清楚。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 序文》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这在金文研究中是划时代的创举。

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四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还不能确定的字 )1352字，共计3772字。这是可见金文的总数。先秦文字资料不限于金文，而金文终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统一文字前1000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

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前116)。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

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历代典籍大多是经过作者加工取舍过的，特别是官方文献，必须要为尊者、长者讳，等等，于是乎曲笔、误笔层出不穷，这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甚至是一个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另外一种情况，是当朝人随着政治风向或是其他因素而重新修订以前的文本，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可谓不胜枚举。

相对而言，金石文字虽然存在同样的弊端，尤其是碑刻，很多都是依据他人写就的文本镌刻上石的，有些则是后代翻录、翻刻的，但大多数是当时或时隔不久雕刻的。因此，金石文字通常要比文献资料更为原始。尤其重要的是，刻录者通常不会故意改动底本，当然不能排除误刻的现象。而且，金石文字是很难修改的，除非完全磨去原刻，再彻底重新雕刻，否则就会被原样保留下来。而金属器物上的文字则更难以去除，要么熔化后重新铸造，或者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腐蚀，人为磨损是有相当难度的，尤其是在古代。正因为如此，虽然流传的金石文字数量远远不及文献多，但其史料价值却是难以估量的。

历史上流传的文献毫无疑问遗漏或淹没了许多历史的记录。古代文献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广大民众生活的关注过少，即便有一些零散的记录，也都是特殊情况下才出现的。总体说来，传世文献中格外欠缺有关社会、宗教、妇女、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史料，尤其是历朝历代的普通人、平常事，很少见诸史籍。举例而言，在历代文献资料中，有大量人物传记流传，尤其是官修史书，无论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都是如此。其中，纪传体当中专门设有“列传”，但这些人物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而在大量私人著作中，特别是历代文集中，保存有很多神道碑、墓志铭、行状，等等，这些无疑都是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问题在于，历史上的芸芸众生却很难在文献中留下踪影。众所周知，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几乎很少见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相反，碑刻中却记录了不少难见于史乘的人物。这些人或许没有显赫的声名，但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而正是这些个体的人生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法师义从就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僧人①，其生平事迹根本不可能纳入高僧传等佛教史籍的行列，更不具备写进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正史的资格。在其去世之后，为了得到神灵庇佑而由他人为其建立了一座经幢，其一生经历才有了简略的再现。显而易见，义从并无什么值得夸耀的荣誉，也无辉煌历程可言，但作为一个平凡的僧人，他勤奋刻苦地研读佛经，孜孜不倦地讲解经文内容，其平淡的一生或许就是当时社会众多僧人的缩影。正是有了如义从这样的人的活动，古代社会方才生机勃勃。因此，金石文字有意无意间所展示出的诸多不见于史书的珍贵资料，有补史乘之缺的重要价值。可以肯定，很多金石文字都是史籍所不曾刊载的，内容涉及历代的典章制度、朝廷政令、文人墨客的诗词文章，等等，这些都可以在金石中有所发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唯一流传下来的罕见史料。毫无疑问，这些资料是其他类型史料根本无法替代的，完全可以弥补现存文献之不足。

需要注意的是，不少金石文字亦保留在现存的文献之中，但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金石文字便失去了其史料价值。史学工作者完全可以用金石与典籍相互印证，进而恢复二者的本来面目，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加准确的史料。众所周知，历代典籍绝大多数是后代刊印的，就中国古代而言，宋版、元版书籍质量优良，但数量极少，而流传下来的宋代之前的雕版印刷品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元代以前的金石史料却是非常丰富的，其数量远远超出书籍之类的文献，这些文字除了少量是后代翻刻的而外，绝大多数都是历朝历代雕刻而成的。显而易见，就保存时间而言，金属、碑石通常要比书籍长得多，因而也更原汁原昧地保留了当时历史的真实状态。

一般说来，古代典籍并非当事人自己主持刻印的，而往往是稍晚一些甚至是其后代编辑修订的，因而不太可能完全准确。相反，金石文字通常是组织刊刻之人出于不同目的，或炫耀声名，或扩大影响，或出于某种信仰，等等。在作者写作后不久便刻写上金石的，因而较书籍更具原始性。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样的文本，金石史料总体上也会比书籍提供更为丰富翔实的信息，如很多碑刻题碑者、刻碑者、刻工及其相关人员的一些情况，即珍贵而难得的史料。

总之，历代金石文字是流传最为重要的历史资料之一，其中许多是保存的文献中所全然不载的，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不仅是其他类型史料所无法替代的，而且也完全可以弥补现存文献的缺陷。同时，金石史料可与史籍互证，使二者都有可能恢复其本来面目，这既能纠正现存文献的某些错谬，也可用文献校对金石文字，为历史研究提供更为可靠、准确的史料，进而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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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义从的事迹，《八琼室金石补正》卷82《法师义从尊胜幢记》中有所记载，文曰：“法师讳义从，本郑州管城人也。幼岁出家，年十二于本郡龙兴寺石佛院礼范大德为师，至年十六，剃发为沙弥，十七受具，自后辞师云游诸处。习诸经论，不舍昼夜。至年二十三，为众讲《百法论》近二十余遍，自后讲《弥勒上生经》三十余遍，志求兜率，愿覩慈尊，本所愿也。于天圣年中，蒙请于宝积应莲宫讲《百法》、《上生》十五余遍。俗寿六十三，僧腊四十六，于明道二年正月二十九无疾而终于宝应之房。学法门人近二十余人，不能具录其名矣。当年五月中建此幢记，讲经律论、传大小乘戒同行愿赐紫沙门德政书。”

金石学、碑学、帖学

金石文字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与其他文献资料一样，也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刻工粗心而误刻，这几乎可以说是任何人都难以避免的，不过是多寡的差别而已，不管是文本出现后不久雕刻的，还是后代出于某种目的翻刻的，基本上都无法保证没有任何纰漏；

●二是由于金石历经岁月侵蚀，腐蚀、风化现象极为严重，加之人为毁损，无论是金石原件，还是拓片，多会出现漫漶不清的文字。通常而言，年代越是久远，损毁的程度就越严重。就古代金石文字整体来看，宋代以前漫漶不清的金石总体上要多于以后各代的，因而也更难以辨认和解读；

●三是拓碑者或抄录者个人的失误。能够看到的有些碑文错录或缺字很多，这大概与录碑之人有很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金石史料自然会出现脱落、模糊和无法辨认的现象，这不仅破坏了金石本身的史料价值，而且为解读这些文字带来了莫大的困难。

由是之故，使用者在运用金石史料时必须要对金石本身进行尽可能准确的辨别，尤其是那些没有注明时间的金石，判定其具体年代显得格外重要。通常而言，刻写于金石上的文字长短不一，有的甚至仅有一二字，有的则多达数千字，甚至更多。其中，多数金石从其内容和题款便可作出准确判断。对于那些无法确定的金石，特别是字数少而不能判定其年代，抑或那些难以辨认的文字，在将其作为史料应用时必须要非常谨慎。

在对金石本身作出适当判断之后，还要对金石文字进行尽可能详细的解读。由于年代久远，很多金石上的文字变得模糊起来，有些是缺损笔画，有些甚至根本无从辨认。在这种情况下，考订清楚每一个字，实际上就是挖掘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有时就如猜谜一样，要根据前后文或其他内容增补缺字、辨别模糊不清的文字，等等，否则很难发挥金石文字的史料作用。

研读金石文字必须具备极强的专业知识，否则是不可能发掘金石史料内在的巨大价值的。应该说，古代流传下来的金石涉及到各个时代非常特殊的历史，其中包括社会、宗教、风俗、妇女、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的史实。如果读者缺乏对当时历史的深刻认识，那么，理解金石史料就很容易出现偏差或错误。正因为如此，金石史料的研究必须要与时代的大背景、金石文字所反映的小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方能全面而透彻地把握其所包含的丰富内涵。民国时期，缪荃孙等人修撰《江苏通志稿》(1927年影印)，在其《艺文志》的金石部分收录了《宋故赠检校少保王公神道碑》一文，清人汪士铎等所撰(同治)《江宁府志》卷九亦刊载了这一碑文，题日《宋少保威定王公神道碑》，不过是篇名不同而已。其中，记载南宋初年著名将领王德有六个女儿，“女六人，长适武翼大夫兼閤门宣□舍人、带御□□、添差浙东路兵马钤辖张彦攸”。文中脱落或模糊不清的有三字，无论是缪荃孙，还是汪士铎，几乎所有抄录者都没有仔细推敲，也可能是缺乏宋代历史常识。实际上，前一字无疑是“赞”，后二字应该是“器械”，都是宋朝的两个官名。由此可见，金石史料的解读必须要具备相当的专业素养，不然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

金石学是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类考古学，其主要研究对象为前朝的铜器和碑石，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刘恒《中国书法史》中说：“帖学”指宋以来形成的崇尚王羲之、王献之及属于“二王”系统的唐宋诸大家书风的书法史观、审美理论和以晋唐以来的名家墨迹、法帖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由于这一风气是在宋代出现的《淳化阁帖》等一大批刻帖的刺激和影响下形成的，故称“帖学”。“碑学”则指重视汉、魏、南北朝碑版石刻的书法史观、审美主张以及主要以碑板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前，以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近似欧洲的铭刻学，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研究对象属零星出土文物或传世品，未经科学发掘；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为研究目的。形成于北宋，至清代正式有“金石之学”的命名。

北宋至元明的金石学 从西汉开始，已有人研究古代文字，考释古铜器，整理竹简，记述古迹。但研究者少，无专著问世，没有形成一门学科。北宋统治者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现热潮；墨拓术及印刷术的发展，为金石文字流传提供了条件。金石学逐渐产生。宋仁宗时的刘敞，刻《先秦古器图碑》（已佚），对研究金石有开创之功。吕大临撰《考古图》，在编古器物书的体例方面多有建树，该书是流传的最早的古器物图录。其后又有《宣和博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等铜器著录书，《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的丈夫）的《金石录》、《隶释》等石刻著录书，金石研究已相当兴盛。元明时期金石学成就较少，《河朔访古记》和《古玉图》为代表性著作。另有《格古要论》，是中国早期的文物鉴赏书。

金石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始于宋代,并出现了一批对后学影响深远的金石学家和专著,当世名儒多投身其中,赵明诚便是其中杰出代表.他历经二十年搜集收藏两千卷金石碑刻,整理成集撰成宋代金石学集大成之作<金石录>,共三十卷.通过叙述赵氏生平及金石碑刻的搜集整理和<金石录>的成书过程,力图完整阐释<金石录>在金石收藏领域的地位及其内在的史学价值.

《金石录》

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是一篇散文，介绍了他们夫妇收集、整理金石文物的经过和《金石录》的内容与成书过程,回忆了婚后三十四年间的忧患得失,婉转曲折,细密详实,语言简洁流畅。这是一篇风格清新、词采俊逸的佳作，它的特点主要在一个“真”字，李清照把她对丈夫赵明诚的真挚而深婉的感情，倾注于行云流水般的文笔中，娓娓动人地叙述着自己的经历和衷曲，使读者随着她的欢欣而欢欣，随着她的悲切而悲切，心驰神往，掩卷凄然。

流传的金石史料有很多是“孤本孤证”，也就是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加以印证。这类史料运用起来有着很大的难度，由于这些金石异常零散，无法进行分类整理，更不太可能纳入专题研究的范围，因而在很多人看来，它们似乎并无多少价值可言。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首先，金石文字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异常丰富，绝不能因为是“孤本”而忽视其本身的意义。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任何流传的金石都是其时代风貌的反映，更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再现。因此，即便没有其他文献佐证，金石文字依然有其特殊的含义。清人刘喜海所编的《金石苑》收录了赵尚的一段题刻，“尚之任焚道，因省先人坟，邀族兄济之、损之、晋阳公仪会此两宿。治平二年重阳前一日赵尚题”。这一题记在绵州富乐山。显而易见，虽然仅有寥寥数十字，且只是记述了赵尚一生两天的经历，但其中包含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从表面上看，至少说明了赵尚任职之处、归省原因及经过、接触之人，等等。更重要的是，“晋阳公仪”的籍贯应该是太原，赵尚邀请他在富乐山共度两日，这种事实背后的原因不得而知。依笔者推测，此人极有可能是在绵州当地任职，赵尚利用其地位，将两位族兄引见给他，大概是有着某些潜在意义的。然而，遗憾的是，在宋代的典籍中并未发现赵尚任何相关记录，虽然是唯一的史料，但却是宋朝官员衣锦还乡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孤本”金石无疑具有其独特的史料意义，无非是如何加以科学的研究而已。

◆其次，从史料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应该更关注金石的其他意蕴，亦即摆脱金石本身的束缚，从多方面、多角度去认识金石史料潜在的内涵。迄今为止，历代流传下来的某些金石文字，如果仅仅从单一的层面去考察，恐怕只能看到其外在的价值，这仅仅是理解了这些史料本身，也应该是相对容易的“求证”工夫。然而，这种情形很难对历史研究有所助益，因为史学研究的重点除了读懂金石本身而外，更需要全面的分析、归纳，也就是通过研究者的思维去审视看似“孤证”的金石史料。惟其如此，方能探询出隐藏在金石文字背后诸多鲜为人知的丰富内涵。这种对金石史料由表及里的认知过程，将挖掘金石表面和内在价值有机结合起来，无疑是研读金石文字的最佳境界。例如，蔡京在宋朝历史上被称为奸臣，但作为一代书法名家，其艺术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民国时期，刘靖宇在撰修《东平县志》时尚能见到蔡京所题写的“州学”两个大字，“笔力雄厚”[1](卷14)，而流传的蔡京真迹非常罕见。因此，至少作为艺术史史料，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再如，《金石苑》收录了宋代西山观的题名六种，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开封府界第四将副太原霍中谨子庄、方渠张诫遵约奉命统全军赴泸南，权驻左绵，乘暇游仙云观，从行部将、崇班折继承已下三十员。时元丰辛酉季夏初一日命工刊石”。这一史料中提到的霍中谨、折继承等人物在宋代史籍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唯有张诫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简单叙述①。这一碑刻为我们透露了相当丰富的信息，一是该将部将人数，二是开封府第四将的行军路线，三是宋军行军过程中的闲暇生活，等等。与大史学家李焘的记载相比，这一题刻反映出来的情况显然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因此，在认真关切金石史料本身的同时，更要深刻理解并领会其蕴藏的内在价值，这是研读金石时必须遵循的原则。

概而言之，金石史料虽然有着其他文献资料所无法替代的史料意义，但如果不认真加以研读，恐怕是难以发现其蕴藏的重要价值的。通常情况下，解读金石文字需要遵循一些普遍原则，除了认真细致地考究金石的字面含义而外，还必须要与其所处的时代密切关联起来，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探究金石文字背后隐藏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