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时三刻斩首

午时三刻，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这在当时人看来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中国古代人们迷信的看法，认为杀人是“阴事”，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

应得，他的鬼魂总是会来纠缠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以及和他被处死有关联的人员。所以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抑制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古人习惯在“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摘自《世界经理人》） 午时三刻这个时间，差不多是中午的十二点，这个时间，阳气最盛，人的影子最短，迷信的说法中， 此时可以用旺盛的阳气来冲淡杀人的阴气。这应该是习惯上“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然而也许还有另一层意思。在“午时三刻”，人的精力最为萧索，处于“伏枕”的边缘，所以此刻处决犯人，犯人也是懵懂欲睡的，脑袋落地的瞬间，也许痛苦会减少很多。这样看来，选择这样的时间来处决犯人，有体谅犯人的考虑。

“午时三刻开斩”之说

旧小说有“午时三刻开斩”之说，意即，在午时三刻钟（差十五分钟到正午）时开刀问斩，此时阳气最盛，阴气即时消散，此罪大恶极之犯，应该“连鬼都不得做”，以示严惩。阴阳家说的阳气最盛，与现代天文学的说法不同，并非是正午最盛，而是在午时三刻。古代行斩刑是分时辰开斩的，亦即是斩刑有轻重。一般斩刑是正午开刀，让其有鬼做；重犯或十恶不赦之犯，必选午时三刻开刀，不让其做鬼。皇城的午门阳气也最盛，不计时间，所以皇帝令推出午门斩首者，也做不了鬼。

秋后问斩

《魏其武安侯列传》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名篇。作品叙述了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之间的矛盾斗争，既曲折地反映了汉武帝（前140～前86）与其祖母窦太后、其母王太后之间的斗争，也深刻地反映了重黄老刑名的西汉初期，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西汉中期过渡的复杂激烈的斗争。虽然同是外戚贵族，但是窦婴凭借赫赫战功获得了爵位，田蚡以裙带关系平步青云。窦婴为人正直、忠于

汉室、不贪钱财；田蚡则善于权术、专横跋扈、贪婪骄奢。结果因汉武帝依违其间，不主公道，窦婴遭田蚡陷害，终于在元光五年（前132）十二月（农历）的最后一天被田蚡杀头示众干渭城。田蚡之所以急杀窦婴，是因为按当时制度，春季不宜用刑，甚至可能遇赦。这就是古代的“秋冬行刑”的制度。

钦犯的斩首刑具

中国历史上，有关“秋冬行刑”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而关于刑杀与时令的论述最早见于《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

古时候，由于科学文化的落后，人们不能正确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某些现象，认为在人类和自然界万事万物之外存在着一个能支配万物的造世主。灾害、瘟疫、祥瑞、丰年都是上天赐予的，因而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天意。设官、立制不仅要与天意相和谐，刑杀、赦免也不能与天意相违背。春夏是万物滋育生长的季节，秋冬是肃杀蛰藏的季节，古人认为，这是宇宙的秩序和法则，人间的司法也应当适应天意，顺乎四时。

“天人合一”

西汉中期儒学春秋公羊派大师董仲舒（前179～104）继承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创造出一套“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他认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天意是“任德不任刑”，“先德而后刑”的，所以应当春夏行赏，秋冬行刑。如果违背天意，就会招致灾异，受到上天的惩罚。从此，“秋冬行刑”遂被载入律令而制度化。

汉代法津规定，刑杀只能在秋冬进行，立春之后不得刑杀。唐、宋律规定：从立春到秋分，除犯恶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杀主之外，其他罪均不得春决死刑。清代规定，经朝审应处决的犯人

，也需在秋季处决。西汉时期行刑的时间在农历九、十、十一、十二月，到了唐代，死刑执行的时间定在十、十一和十二月。唐代这一规定一直为后世采用，直到清末。

“刑以秋冬”

“刑以秋冬”的制度虽然不致耽误农业生产（秋冬一般为农闲之日），对统治者恣意妄杀起某种缓冲作用，但其政治实质则主要是封建统治者借天意之名，行杀罚之实，表示用刑是天命所定，不得违抗，让老百姓俯首贴耳地任其宰割，使其统治得以巩固。正因如此，一旦形势处于紧急状态或危及其根本利益的重大案件，统治阶级就不顾一切，而以“斩立决”“决不待时”加以处决。例如，清末，戊戌变法失败，1898年9月2日，谭嗣同等6名变法维新派人士被捕。凶残的慈禧太后，竟未经提审，就将这6位变法志士于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刑场处以极刑。

脸上刺字

钦犯斩首

这种刑罚称为黥面，也称为墨型~周代五刑的第一种。施行的方法是在人的脸上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刺字，然后涂上墨或别的颜料，使所刺的字成为永久性的记号。同劓、宫、刖、杀相比，

黥面显然是最轻微的。但是，这种刑罚也要伤及皮肉甚至筋骨，而且施加于身体的明显部位，无法掩饰，不仅给人造成肉体的痛苦，同时使人蒙受巨大的精神羞辱。黥面是一种很古老的刑罚，它在尧舜时就出现了。当时三苗之君使用的五虐之刑，包括黥面在内1。尧诛三苗，废“五虐”，改用“象刑”，就是给犯罪者穿上与常人不同的衣服，以示惩罚，其中当受墨刑者要戴黑色的头巾2。禹继尧舜之后开始使用肉刑，以后正式把墨刑定为五刑之一。最初，墨刑的施行方法是用刀刻人的皮肤，然后在刻痕上涂墨。《尚书．吕刑》篇中“墨辟疑赦”一句后，孔安传云：“刻其颡而涅之曰墨刑。”《周礼．司刑》一节中“墨罪五百”一句话，郑玄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额为疮，以墨窒疮孔，令变色也。” 《礼记．文王世子》篇注云，墨刑和劓、刖等刑一样，“皆以刀锯刺割人体也。”《国语．鲁语》也曾说：“小刑用钻凿，次刑用刀锯。”墨刑为小刑，当是使用钻或凿为刑具。其他各书述及墨刑时都是说用刀刻。这些说明，墨刑在最初规定为刑罚的时候，施行时用刀，而不是后世才采用的针刺。人的面部神经是极其敏感的，犯人在被黥面时的疼痛之状可想而知。由于伤口感染，有的犯人也会因黥面而致死。

各个朝代方法

从西周时起，墨刑的使用很普遍。周初刑法规定“墨罪五百”，即列举应处以墨刑的罪状有五百条之多。《尚书．吕刑》篇亦云：“墨罚之属千。”可见，当时的刑罚是很严厉的，民众稍有小过，就要被黥面。春秋战国时，各国常使用黥面的囚徒去做各种苦役。秦国商鞅变法时用法严酷，有一次太子犯法，不便加刑，商鞅就把太子的师傅公孙贾黥面，以示惩诫。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奏请焚烧《诗》、《书》等儒家书籍，规定说，如果命令下达之后三十天内不烧者，要“黥为城旦”。

汉初刑法沿袭秦制，仍使用黥面之刑。《汉书．刑法志》规定“墨罪五百”，条款数目同周初一样。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刘恒下诏废除肉刑，规定将当受黥面之刑者“髡钳为城旦舂”。有人说，匈奴的这种规定是他们的一种习俗，只是用墨昼在脸上，象征性地表示黥面，并非真的用刀刻割皮肉。这和作为刑罚的黥面当有所区别。

汉代以后，随着某些肉刑的恢复，黥面也重新被采用。晋代规定，奴婢如果逃亡，抓回来之后要黥其两眼上方，并加铜青色；如果第二次逃跑，再黥两颊；第三次逃跑，黥两眼下方。上述三处，施行时都要使黥痕长一寸五分，宽五分。这种黥痕可以深深印到人的骨头上。唐代贞元年间，段成式的从兄经过一个叫黄坑的地方，他的随从拾取死人的头颅骨，打算用它配药，看见一片骨头上有“逃走奴”三个字的痕迹，色如淡墨。段成式判断这是古时被黥面的人的头骨，而且很可能就是晋代逃亡过的奴婢的遗骨。黥面之刑的残酷性，由此可见一斑。

北宋时，黥面之刑一律改用针刺，因而又称为黥刺。犯人的罪状不同，刺的位置及所刺的字样排列的形状也有区别。凡是盗窃罪，要刺在耳朵后面；徒罪和流罪要刺在面颊上或额角，所刺的字排列成一个方块；若为杖罪，所刺的字排列为圆形。凡是犯有重罪必须发配远恶军州的牢城营者，都要黥面，当时称为刺配。如《水浒传》中写林冲被刺配沧州牢城，武松被刺配孟州牢城；陆谦指使董超薛霸在半路上结束林冲性命，特意嘱咐他们揭取林冲脸上刺字的那块面皮来回话；武松被黥面是刺在额角上的，后来他扮成行者，把头发垂下来可以遮盖着被刺的字。小说中的这些描写，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理解北宋时期黥刺刑罚的例证。北宋名臣狄青年轻时也曾被刺配，后来贵显，仍保留着刺的印记，不愿除掉它。直到南宋时，刺配的做法都是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