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5-09 17:22
钱名山(1875年—1944年),字梦鲸,振锽。世居江苏常州菱溪,是著名诗人和书法家,与胡石予、高吹万并称为“江南三大儒”。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进士,官至刑部主事。时事多难,他上书言事均留中不用。宣统元年(1909年)愤然辞官归乡,在常州东门外开办书院“寄园”,读书经世,桃李满天下,使常州学风为之一振。培养了大批书画诗词方面的泰斗,如:谢玉岑、谢稚柳、马万里等,著有《名山集》《名山诗集》等。
钱名山(1875年—1944年)名振鍠,字梦鲸、号谪星,后更号名山,并以号行,晚年又别署藏之、庸人等,世居江苏常州菱溪,人称其为江南大儒。钱氏自幼聪颖,十岁即能作诗,十六岁即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九岁成进士。曾授刑部主事,后因服父丁忧,而不求仕进。
钱名山的书法初学欧阳询,继学颜真卿,中年后学汉隶北碑,晚年学写怀素,而得《兰亭序》之力尤深,并汲取了王右军、倪元璐的长处 。钱名山早年书法以帖学为基础,后融入了碑书。用笔及运笔皆体现了一个痛快的效果,铁画银钩、斩钉截铁,即有颜书的宽绰、雄强,又有碑的古拙方正,气度、气势均博大高远。于右任曾亲口谓: “名山老先生书法比我好。 ”而张大千的字或多或少也受过钱氏的影响,而朱屺瞻则自述: “画艺之成,曾受名山先生之启发。”作为学者、诗人,多才艺、多成就,其书法处处散发着书卷气,并有着诗人的激奋之情。他尤擅行书,在江南极负盛名,康有为云:“除我之外,当世更无与此公匹敌。”徐悲鸿、张大千等皆推崇其书法造诣,谓之行书典范。
钱氏作书不主张悬腕,认为字是靠腕力送出的,悬腕影响到力的运行,写字不能沉着痛快。故而谢稚柳作书作画,也受其影响,不作悬腕。而观两人字,气息仿佛,以静美胜出。民国时,钱名山与李瑞清为同年举人,与曾熙为同年进士,三人交谊殊厚。钱名山有闲章“ 海上羞客”,是因为其寓居上海时,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又有一枚闲章“癸卯进士”,凡不相识人求字,具钤此印。一九四四年钱名山在上海桃源村因胃溃疡辞世,享年七十。
《阳湖钱氏家集》《名山集》《名山问约》《名山诗集》《良心书》《课徒草》《文省》《名山丛书》等。
青龙街道解放村委焦家村53号东 1944年钱名山为江南大儒,兴办教育、热心常州公益事业等。棺木已深埋,墓碑保存完好。
钱名山先生(1874年—1944年)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年代,政治上,保守与新派势力激烈抗衡,国家前途迷茫,民族危在旦夕;军事上,频频遭受八国联军等外国势力的入侵,国内军阀割据,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教育上,千年科举濒临终结,新的教育体制尚未建立;文化上,中华千年道统遭到严重破坏,旧文化被解构,新文化未建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钱名山内心的忧虑、苦闷、彷徨无法释然。他清醒地意识到一腔抱负已无用武之地,失望之余,毅然辞官归乡。回到故乡常州,他隐退而不隐居,以设馆授徒的形式,在乱世中传续中华文脉。大厦将倾,他以瘦弱的双臂扛起擎天重任;以极大的容忍,极大的定力,与矛盾的力量较量。“绚烂归平淡,真放本精微”,他似天边一颗静穆的星辰,用自己的光和热,照亮着人们前行的征程。他相信多一颗种子多一份希望,所以他对“寄园”倾注了全部心力。事实证明,他种下的一颗颗种子,长成了一批俊才。任何对文化教育的“投入”,都不会是徒劳。他的努力对城市文化的传承起了深远的影响。
名山先生对常州倾注了深切的情感,为保护一方民众的安危作出了努力,对城市文化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1、 辞官归田
钱名山的一生,除了在京为官的三四年和抗战期间避居上海的八年,其余近六十年,都与常州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钱家在常州是一户书香门第,世代书香盈门。名山的祖父钱钧(1819-1877),号廉村,自称“平生无他嗜好,惟爱书成癖”。他的爱书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他总结自己的一生:“百年事业总荒唐,却有平生如意事,书满青箱。”他曾取古人“读书便佳,为善最乐”语意,名其堂曰“佳乐堂”,著有《佳乐堂遗稿》。钱钧之子钱向杲,即名山先生的父亲,光绪元年中举,购地筑“寄园”,隐居其中,平生慷慨尚义,关心国家存亡,历时十年,著成《夷夏用兵鉴古录》40卷。他有诗云:“寒窗依旧一灯青,岁岁埋头史复经。”
名山先生对自己归乡的决定很欣慰,似乎早已心向往之,身心轻松,愉悦之情难以抑制,他渴望着亲近故乡的一草一木。他想象着挣脱宦海以后的乡居生活,一如陶渊明的情趣:“独自昂头人海中,西山晴翠接高穹,何来宦味如秋燕,莫负冰心语夏虫。谁为江河忧日下,休将身世恸途穷,还乡须觅中山酒,长醉溪头荻苇风。”
1914-1932年,他在常州东门外的“寄园”创办书院,英才辈出,声誉卓著。
授徒之外,他著书立说,赈灾救难。他的著作颇丰,主要有:《名山集》《续集》(三集至九集),《名山文约》,诗有:《谪星诗集》《名山诗集》,词有:《谪星词》《名山词》《海上词》。
1937年,抗战爆发,寄园毁于战火,名山先生被迫携全家避居上海。1944年,名山先生因胃病突发去世,归葬常州,闻听噩耗,避难内地的寄园弟子们自发在重庆举行追悼会,乡贤吴稚晖主持追悼仪式。如今,名山先生安眠在故乡的地下已60多年,他的道德文章,在江南广为传扬。今年,常州市政府作出决定,在名山先生寄园原址附近,择地上百亩,建造菱溪公园,恢复寄园风貌,人们称赞此举为民心所归之德政。
2、博爱仁慈
名山先生是一位慈善家,他的博爱仁慈驰誉江南。
早年,钱氏的姻亲谢氏连遭家毁人亡的大难,辞官回乡不久的名山先生,把谢家的长子谢玉岑(著名词人)接到寄园读书,后来,其弟谢稚柳也到寄园就读。当是时,嫁到谢家的姑母钱蕙荪,为了完成丈夫与儿子的夙愿,提出了刻印《谢氏家集》的想法,名山因弃官回乡,经济拮据,但他很重情义,靠教书鬻字,终于使《谢氏家集》成书。乡人皆称道:“钱名山的道行德性可知矣!”
名山先生对普通民众的疾苦充满了同情。他有许多诗篇反映深切的爱民情怀。
“为有未偿钱十万,遂使夫妻不相见,何况田家生计艰,年年水没银河岸。”这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真实写照。
“蓬头小女茅房住,东方明时挑菜去,春寒少雨土脉坚,星星荠菜小如钱,腹空惟有隔宵粥,日高挑得盈筐绿,市人持称不容情,两则有余斤不足,得钱与母持换米,明日提筐还早起。”这是“挑荠女”的辛劳生活。
“灼灼枝上花,垂垂涧边柳,女年十八九,嫁作农家妇。嫁作农家妇,力作何时休,不见天上星,织女重迁牛。五月天气热,二麦正登场,播扬从天风,面鬓多刺芒,十月天气寒,柴场置稻床,稻多落手重,指痛腕欲僵,发焦炎夏日,肌粟早天霜,生儿不用卧,上?煮黄梁,自作田家妇,但有日夜忙,不见城中妇,垂老尚有色,惟有乡村妇,三十如五十,试将城与乡,两妇齐肩立,年纪虽复同,貌若姑与媳,同荷生成恩,流光何太急,但讶村妇老,使知农民苦,如何苦农民,愿以告圣主。”村妇的生活,在他笔下是那般细腻逼真,可见他与农民的生活贴得很近。
他慨叹:“嗟哉赤心不变可奈何,人间痛毒何其多!”
他还写过一首《冻死人》,读来催人泪下。“老夫夜卧重衾底,绒绳裹衣不去体,默念街头冻死人,此心耿耿何能已,一更二更冻到骨,不觉生来有肤革,三更四更冻人心,玉壶冰结如坚金,五更以后不复冻,魂魄已落阴山阴,借问死人数多少,月千岁万堪稽考,男儿或者不自强,妇孺何辜死当道,不须凭吊古战场,已见民生日凋耗。”
为了一方民众的安危,名山先生牵肠挂肚,奔走呼号,甚至不惜以老弱的身躯挺身而出。
几年后,常州遭遇百年未有之旱灾,而当政者仍然固守常规,不肯把囤积的粮食散发给饥饿的百姓。名山先生见之,忍无可忍,奋笔疾书一篇《读孟子齐饥章》,大声疾呼,怒鸣不平:“呜呼,积谷防灾,积而不散,吾不知其说也!”他愤怒地说:粮食不是官绅种出来的,而是农民种出来的,农民是粮食的主人,而官绅只是代为农民看管粮库钥匙的人,现在主人饥饿,而看管粮库的仆人却不肯开仓,“此诚倒行逆施之事,我不知其说也!”济世利人,为民请命,名山先生不遗余力,倾力而为。
作为正统文人,名山先生拥有深广的平民情怀,一生中,他为许多具有精神风骨的平民树碑立传,目前已发现常州地区有三十多部家谱的谱序出自名山先生之手。名山先生做这些文章,目的并不是为某一人、某一家族“歌功颂德”,而是为了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传承城市精神,弘扬社会正气。
对于在侵略者面前刚强不屈,而且能奋勇反击,以身殉国的普通人民,他予以热烈赞颂。常州现存一块《大江东去》碑,铭刻的就是严氏一门的刚烈事迹。名山先生在碑文中写道:“河塘桥畔,有少兰严氏,骨如生铁,丁丑年间罹大难,父子奋身搏贼。男唤杏根,女名寿菊,痛洒全家血。中原万里,谁家有此奇烈!忠孝门庭,英雄儿女,皎若中天日。堂前流水,为君晨夜呜咽。”
3、铁骨铮铮
名山先生之于常州城,是仁爱的化身,也是正义良知的化身。他不畏强御,时恤鳏寡,遇地方上豪绅猾吏之横行乡里,而民间善良蒙受冤抑者,辄作不平鸣,必为之奔走呼吁,伸张正
光绪三十二年,乡人钱舜华为其兄营葬事而受邑绅恽某横加凌辱,致衔冤以死一案,一时激起很大名愤。名山先生悯舜华死事之烈,而恨恽绅之仗势欺压也,为之立传,声之京师。这桩冤案,举国震动,一时之间,声援名山先生的大有人在,人们纷纷表示:钱某孤掌无援,我助之!”无锡兵部主事、浙江道御史等加入了声讨行列。满城哗然,斥骂恽为狗头,邑令为狗尾巴,恽震骇,避匿上海租界,一面向督抚暗通关节,虽得开脱,而恽绅之胆落矣。此事有《烈妇洗冤录》石印本,乃名山先生亲笔书。
名山先生因爱生勇,怀着强烈的正义感,为声张百姓利益,怒斥不良官吏。有一次,有人把买到的明代一个皇帝的遗像请他题字,他拒绝了,当然润资也拒收。他认为封建皇帝残害人民的恶人最多,他对国民党的禁令嫉首痛恨,写有一首《金缕曲》:“不道年荒鸿满野,竟是从旁袖手,遮望眼华堂杰构。寄语乡人休借问,敝衣冠触当门狗。牛口内,无还豆!”
名山先生是人民诗人,也是民族诗人,他对欺辱中华的外敌深怀痛恶,对表露民族气节的勇士敬佩之至,大加赞誉。
名山先生专门写了一首诗赞扬台湾抗日英雄简大狮,诗写得很沉痛,事情发生在光绪乙未年,我割台湾予日本,台民简大狮与日军力战一年多,在厦门,简大狮被当政者捕获,妻女皆死,简大狮说:“我与日抵抗才落到这个地步,我反倭而非反大清,今天我被中国官吏杀死没什么憾恨,如果把我交给日军,我死不瞑目呵!”可是,当事者竟然绑了简大狮献给日军极刑处死。后来,简大狮的弟弟简大度带兵抵抗日军不幸也战败。名山先生了解了简大狮的英烈事迹后,有感于简大狮的忠烈和当政者的昏庸,愤而作诗:“痛绝英雄洒血时,海涛山涌泣蛟螭。他年国史传忠义,莫忘台湾简大狮!”
1937年,芦沟桥事变初起,淞沪全面战争还未爆发,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庐山商讨和战大计,时局一片沉郁,名山先生率先在《大公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必战》的文章,主张非战不足以求存,他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很强烈。他强调抗战,强调中国和日本自甲午以来的血海深仇,“此仇不报不用生!”我中国人也,岂愿中国亡于异族!八一三初期三个月的淞沪血战,果然捷报频传,更增强了他的主战信心。他兴奋极了,每天买了许多报捷《号外》赠送给过路的行人和邻居,有时在外面回家时买了沿路散发,让人们尽快知道胜利的消息,他炽热的爱国心感天动地。
4、续火传薪
上世纪二十年代,钱名山先生在家乡率先建立了名为“孝仁乡书会”的读书会,把自己的藏书作为公产,提供给乡民阅读,“有志于学,爱惜书本,不暴殄者,虽吾祖之书,亦可得而假也。”
近代社会随着新知识的传播,一些地方开明人士普遍重视民智的开发,积极投身于地方文化事业,人们力图通过自己的文化优势为地方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钱名山特别赞赏无锡开明绅士荣德生开办大公图书馆及编纂《叙文汇编》的举动,他在为该书所作序言中说:“今荣群聚其书而公之,恐读者之不至,而印行其序而致之,意者将以挽回今世不悦学之风,而致其书之用于天下乎?”名山先生虽没有荣氏家族那样的经济实来开办图书馆,但他举办乡书会的目的,与荣氏开办图书馆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名山先生于辛亥革命后,37岁时束发作道士装,纵情山水,肆志著作,设馆授徒于东门寄园。以园中快雪轩为讲授之处,最初弟子五人,后执贽者不远千里而来,不数年而至三十余人。
名山先生教书育人,务导之以其所近,不强人所不好,亦就其资质之高下而施教焉。讲授之课,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包。要之取精华,去糟粕,皆有益于世道人心之学。讲授时,深知弟子之学力,略其易而抉其奥,手批口讲,喜笑怒骂,神采飞扬,无不引人入胜。听讲弟子,心领神悟,津津乎味在酸咸之外矣。旬日作文一次,出有五六题,经义、论文、诗赋皆备,任弟子选择之。每次作文期两日,先生尝谓弟子曰:有的论文题,非涉览各书不能下笔。两日为期,是使汝等在作文时多看书,且不易忘也。
先生批卷,一篇之就,可立而待。弟子环侍左右,惊喜交集。盖一字之贬严于斧铖,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也。授课时,弟子萃集一堂,课后散归各居自习,而先生时时亲往督教焉。先生对弟子一节之善,一句之奇,如获异珍,诵之不去口。弟子问学之心日益坚,进取之志日益锐,而得一艺之造就,皆先生奖掖之力也。
名山先生设馆十九年,四方之士,仰先生之道德文章,为当代之经师人师,皆欲执经问义,一登龙门为幸,至是而及门与私淑弟子遍各省矣。江南才子、张大千的艺术知音谢玉岑,艺术大师、古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画家马万里、邓春澍,诗人伍受真、王春渠、钱小山、钱仲易,还有今天依然健在的文化硕儒虞逸夫、钱瑟(王字旁)之、羊淇、羊汉、谢伯子、汪仲阳、杨维良、王道平(台)等一批文化俊杰,均为“寄园”弟子。
寄园是书院而非私塾,私塾是蒙童启蒙之所,而书院是传经论道之所;私塾的学童往往是本族的孩子,而寄园学子近悦远来,虽有部分家族内的幼童跟随学习,但更多的是学有所长的提高者;私塾课本为初级的三字经、弟子规等,而寄园的课目以经、史、子、集等经典文献为主,常常谈古论今,激扬文字,纵论天下时势,商讨强国之策。
名山先生创建的为时近20年的寄园,是常州最后一个古典书院,可能也是中国古典书院的终结。常州自古文风盛行,历代书院之盛,绵延不绝。常州书院的历史起始于北宋崇宁年间(1101-1106),第一所书院是“城东书屋”,由理学名儒周恭先主讲,不久另建城西书屋,由周恭先及其弟弟周孚先一同主持。周氏兄弟又延聘理学大儒杨龟山先生到常州讲学,他在常州居住了18年,其讲学之地,后人称为“龟山书屋”、“道南书院”,著名的无锡东林书院,最初也是龟山先生的讲学之所。杨龟山是苏东坡之后又一个自愿客居常州的大学者。明朝,常州人民修建了“二贤祠”纪念东坡、龟山两位大师。由于杨龟山先生的杰出贡献,常州成为当时中国的学术要津。此后,常州书院绵延不绝,文献中记载的还有:延陵书院、城南书院、青山书院、三近书院、龙城书院等等。龙城书院培养了一大批才俊,如:洪亮吉、孙星衍、黄仲则等,清代大诗人袁枚有诗赞曰:“常州星象聚文昌,洪(亮吉)顾孙(星衍)杨名擅场。中有黄(仲则)滔今李白,看湖七古冠钱塘。”
如果说道南书院、龙城书院为常州地区奠定了“高扬的文化风骨,和坚实的学术底蕴”,那么名山先生的寄园则在民国初年传统文化严重滑坡的时代背景下,为常州文脉的继承延续作出的贡献,为常州留下了宝贵的“读书种子”。有学者评称:“先生束发髻,着道士装,不问政治,与田夫野老相往来,并以讲学、授徒为业,著书、鬻书达二十余年,常州之学风继恽敬、张惠言、孙星衍、洪亮吉后为之一振。吴江学者金松岑称钱名山、高吹万、胡石予为江南三大儒。”
名山先生的教诲给予寄园弟子们终生的深刻影响。
钱小山先生从小在寄园读书,15岁自编诗集《结网吟》,名山先生高兴地题诗:“留得家门风雅在,中原文物未消沉。”解放后,他担任常州政协、文联和书协的领导工作,关心常州文物保护和文化建设,,为常州地区名贤先哲的故居建设和纪念活动尽心尽力,先后倡导和支持对唐荆川、恽南田、赵瓯北、黄仲则、洪亮吉、段玉裁等人的学术和纪念活动,他以自己的古典诗词和书法实践,带动和影响常州地区文学艺术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繁荣昌盛。
谢稚柳晚年专门写了一篇情深意挚的《忆寄园》,六年的寄园生活,为谢稚柳的学识及艺术修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们问及他的艺术道路,他总是说:“我是从寄园走出来的。”十六岁那年,谢稚柳住在名山先生的小房间里,画了一张梅花,名山先生看了,说画得太散了,随即把收藏的古代字画拿出来给他看,这使他大开眼界,书画水平大进。最令他难忘的是那张一见钟情的陈老莲的《梅花》,决定了他书画的半世生涯。后来,他的书画,达到与陈老莲几可乱真的地步。
程沧波13岁小学毕业后,即到寄园学习古文,博览经史。在名山先生的悉心授业下,他的古文基础大有长进,他很推崇名山师,说:“先生之学,不拘名物训诂之微,而宗文章义理之大者。故十三经、通鉴、诸子,为寄园之正课,而三通与宋元学案附丽之,寄园之徒,无长幼贤愚,谈二十四史如数家珍。”程沧波颇有乃师的遗风,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时,他刚正不阿,办报颇有主见,嫌恶扬善,对国民党官场上有些不顾百姓利益的行为嫉恶如仇,为了坚持办报的独立性,他多次与国民党上层发生冲突。他很早就提出:“本报为党之喉舌,即为人民喉舌”的新闻观。。
5、文脉所系
名山先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集大成者和现代终结者。他的经世精神,他的不立宗派的精神,都是常州人文精神的体现,尽管他表白自己既不是“桐城”,也不是“阳湖”,实际上,其不入时流的精神正是阳湖派精神的体现。
名山先生的治学方针,有自己的抉择和观点,不崇尚哪一家。“直须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他跳出了汉宋学派和古今文派的圈套,反对考据训诂,认为琐屑不足道,足以汩没学者的性灵。他批评郑康成不近人情,疏证家孔颖达之流更是心劳而功绌。他认为乾嘉时代的考证是受了文字狱的影响,不敢发表自己的正直意见,恐怕闯祸灭族,所以逃避到考据的领域里去躲风险,弄成和做八股、包小脚一般的学术。当他在北京时期,梁启超和他谈宋学,梁先生那时还没有搞维新,他对名山先生说:“当今世道陵夷,总须先立乎其大者。”当时,名山先生正值年少气盛,不以为然,认为梁先生的话有些迂阔。后来梁先生的思想变了,而他却颇读程朱之书。他对于宋学的批评,认为过于空虚,他的补充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便是“格物”,学者只求“致知”而不“格物”,则一切学问都无着落。他的文章的形式和内涵,近于韩、苏。他主张文章要说理,要条达,要言之有物,所以他不赞成铺张堆砌式的《昭明文选》,更讨厌曾子固的灰黯生涩文字,他对于曾国藩所说阴阳刚柔四象,绝对排斥。所以他的文章既不是桐城,又不是阳湖,非但不是,他对于方望溪、姚惜抱、张皋文、恽子居,根本就瞧不起。他常说,世人大抵好言“派”,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好文章在天地之间,有什么“派”呢?所以他文章的特质,自己说得很明白:“鄙人文字既无宗派,又复空疏,不足与百年学者比;窃取之义,惟有不平二字耳。”于此可以约略看到他文章的风格。
名山先生最自许的是诗,认为自己最足传世的作品是诗。少年时期,他的诗集题名便是“传我室”。他对诗的内容和主张,是崇尚性灵,“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是严沧浪的说法,他相当同意。但他主张多多诵读古人的作品,取其“辞备”,以为辞不备不足以成文,“性灵”也难得表现。他常说文章要多写,多写则熟练;诗要少做,因为诗是天地间的菁华,哪能做得如许好诗,如果一摸一首,此唱彼和,必无好诗。诗王杜少陵他对之也有微词。可是小名家有一二隽句,他会特别提出来叫人欣赏,以为诗是天籁,诗的遭遇和诗的环境,各有各的触发,大手笔鲸吞不了小家数,月亮的光芒,并不能掩没华星的棱角。这是他对诗的论据。陶渊明诗是好的,人品好,所以诗也好。胸襟超脱,所以诗境也升华。初唐是盛世,诗穷而后工,盛世反而无好诗。天宝以后,流离颠沛,诗人辈出,李、杜就生在这一时代,论意义,当然是杜胜于李,论风格,李却有“并剪哀梨”之快。少陵尚有涩句,“借问何为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所以少陵少见天籁,太白不善人工,长处在此,短处也在此。昌黎句奇语重,七古尤可作为模范。义山要有目光去欣赏,香山讽议稗政,且文从字顺,“老妪都懂”,但香山的诗做得太多,流于平淡,乃其缺点。北宋仅取东坡,南宋极推崇放翁,“翁诗往往说恢复”,因他是民族诗人,有气节,所以特别崇尚。金、元取元遗山、倪云林,“遗山笔力雄千古,不及云林字字珠”。因为云林有澄澈晶莹的妙处。清代王渔洋有性灵,晚清以龚定庵为殿军,定庵诗足当“哀感顽艳”四字。这些论述,表现出名山先生对诗的自负。他的一生,对人对事,一切都很谦抑,惟独对诗是例外。他有一首《金缕曲》:“平生情性原天赋。最喜是古风近体,引商刻羽。声味色香皆绝妙,那不流传千古?莫自痛年华迟暮。死后精灵应不化,绕天涯听唱新诗句,即是我,心开处。”老人的真实、率性,是那般可爱,一如纯真的童心。
名山先生最自豪的是自己的诗,“我以诗事天,不得无诗死。气急言语尽,尚有心在此。”他一生留下的诗共1100多首。常州早在清代即称“诗国”,而名山先生被誉为:“常州诗伯”,与黄仲则、赵翼、张惠言、洪亮吉等齐名。
清代初年,常州即有诗国之称,“毗陵诗国千年事”。当时常州的诗界,先后出现过“毗陵四家”、“毗陵前后七子”等众多诗人,群星灿烂,各有千秋。“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的是黄仲则。清代常州称诗国,一因清代在常州形成了诗词的群体与部落,二因常州诗歌在清代有其鲜明的特色,即求新、求异、求变。代表人物,公认的有:黄仲则、赵翼、张惠言、洪亮吉、钱名山等。论生卒年代论,钱名山是最后一名榜上有名者。他的诗词创作受到了前辈乡彦的重要影响,又独标领异,当之无愧地成为常州诗国部落的重要代表人物和精神传承者,为常州诗国大厦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浩如烟海的常州名人资源,最大的特色是:国学人才多,国学根基深,国学成果丰硕。常州历代涌现的国学大家有:季札、萧衍、萧统、萧颖士、刘勰、唐顺之、庄存与、李兆洛、洪亮吉、赵翼、赵元任、吴稚晖、吕思勉等,深受常州学派影响的国学大家有:刘逢禄、宋翔凤、魏源、龚自珍等,常州人的学术著作、学术成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彪炳史册,值得大书特书。
钱名山在政局动荡、文风黯淡,封建帝制地动山摇的时代背景下,捍卫了传统文化的尊严,蕴育了读书崇文的种子,传续了中华国学的经脉,使两千年来一脉相传的地域文化资源没有出现断层。
结语
名山先生是常州的一部传说,一段荣耀,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流传在一代代常州人的口中,口口相传,成为美谈。
名山先生性至孝。在京供职,一日,闻布谷环鸣其居,布谷者,相传为孝子寻亲所化也,他心知有异,兼程归,果然,其父已卧病在床,月余而卒。先生感布谷之催归侍疾,作《孝鸟吟》,其意欲劝告世上人,毋以名利为重,而失人子孝养之职。
乡民们对名山先生也深有感情,抗战初期,常州遭到敌机滥炸,名山先生的弟子陆仲卿,在离城三十多里的礼嘉桥,雇船来接其全家去暂避。他一下船,许多乡民见了他都拱手行礼,扶老携幼、争先恐后而来,他们都舍不得名山先生离开,但为了避难,又催促其快些离去,乡民们的真情流露,令名山先生泪湿眼眶。
名山先生去世后,乡人私谥“贞悫先生”,也有人建议作“清惠先生”。
2023年5月,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其代表作不准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