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一的大学同学黎虎在《我们的钱瑗》中，专门撰文对媒体上曾经刊登的有关钱瑗与王德一婚姻的不实描述进行了补正。黎虎说，钱瑗与王德一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认识的，当时两人都是学校美工队的成员，负责画画，并且都非常有才情。毕业后，两人又同时留校做了老师，文革初期，在钱瑗的主动示意下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1968年初，两人结婚并搬入了历史系单身教师宿舍。婚后钱瑗夫妇俩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王德一与钱锺书、杨绛夫妇的关系也非常亲密，杨绛还亲手帮王德一理过发。可文革时期，王德一却被安上了“炮打林副统帅”的罪名，不断地遭到批斗，最终不堪其辱在自己的隔离室北面窗户的暖气管上自杀身亡。王德一去世后，钱瑗便搬出了北师大历史系的集体宿舍，回到了娘家与父母住在一起。

第二任丈夫杨伟成：

王德一去世后几年，钱瑗一直过着单身生活。直到1974年，钱瑗才与第二任丈夫杨伟成组建了新的家庭。而此时，杨伟成与前妻的儿子已经18岁了，当上了继母的钱瑗用自己的爱心赢得了杨伟成两个孩子的爱。在《我们的钱瑗》中，她的继女、继子分别撰文深情回忆了与母亲钱瑗在一起度过的二十多年的幸福生活。两人在文章中同时回忆了在钱瑗生病前的“温馨周末”，那时候每到周六，钱瑗都会从北师大到灯市口一路买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除了凉面、上好牛肉、大块羊肉串、牛肉馅饼等传统小吃外，在国外生活学习过的钱瑗还会专门为他们去买那时候很稀罕的西式点心。为了不跟子女们产生代沟，每当没时间看电视时，钱瑗就会提前看好电视报，然后“一本正经”地与子女们讨论电视剧情节。

钱瑗是原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现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的教师，钱瑗在北师大执教36年，为外语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为纪念钱瑗教授，北师大外语系1969届毕业生、现任北师大香港校友会会长、香港第一海域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仁强捐资100万港币于今年5月设立钱瑗教育基金，旨在支持和鼓励更多优秀教师为教书育人作出突出贡献。

我父亲与钱瑗结婚时我18岁，刚刚到工厂上班。

当时我并没有不安。因为“钱瑗阿姨”，是个很随和的人，不像个“后妈”。那时我心里还有一个小算盘，“反正爸爸应该再结婚，那么钱瑗起码是个不坏的选择”。果然，钱瑗在进入西石槽杨家的生活之后，一开始就与我和妹妹以大朋友的方式交往着，从未让我们感到有“继母”的感觉。同时，我俩从她那里得到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她对我们的人生轨迹有很大影响。比如说我在25年前上大学时从未想到过由钱瑗辅导的英文会对我的一生起到如此积极的作用，为此我永远感谢她！

钱瑗不是一个擅长家务的家庭主妇，大概也没有人会这样要求她。所以很有“自知之明”的钱瑗会尽量以其他方式弥补自己的这一“缺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六她该回西石槽的日子我会很盼着她，原因是她经常会给我们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因为要买东西，她一路要几次换公交车，经常到家很晚。如果是冬天，很早就黑天了，我们在家准备好了晚饭等着她。有时快七点了，我爸总是说：“先吃吧。妈可能马上就到了。”往往是我们刚坐下来吃饭，门开了，妈随着冷风背着大包小裹进得门来。她总是走得脸红红的，脑门上冒出汗珠。—边急匆匆地从包里往外掏东西，嘴里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我们习惯了她这样出现，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晚上。

饭后我们通常看电视；电视剧居多。钱瑗从没有时间或耐心看完一部电视剧，但又舍不得对此“孤陋寡闻”，因此她总是提前看电视节目报，用这种作弊的方式了解一个故事的前因后果，然后得意地告诉我们：“后来……”对此，我们很有“意见”，认为她把悬念给破坏了。

本文作者杨宏建是钱瑗的继子。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体育系硕士，现为北京国际体育交流中心业务经理。

人际处理

1997年3月4日，北师大博士生导师钱瑗教授病逝，终年59岁。她是钱锺书和杨绛的独女，我大学的同窗。

1960年春末夏初，北师大举办教改展览。筹办展览的人都是青年教师。我和钱瑗是从外语系抽调的，我搞编辑，她搞美术。搞美术的在59届同学中有号称“妖魔鬼怪”的四员大将：历史系的王德一，人们把“一”念作“yāo（妖）”，这便是“妖”的由来；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魔”的头衔当之无愧；生物系一位早有“小鬼”的外号，他当然是“鬼”无疑了；而钱瑗是四人中惟一的女性，没有绰号，不过既然排行老四，那只好把“怪”字认下来。“妖”和“怪”经多年的交往，恋爱，终成眷属，人们戏称“妖怪联姻”，他们的婚姻很美满。杨绛女士在《干校六记》中曾提到女婿王德一。1969年11月，送钱老上车时，王德一见有人行李太多，便上前相助，文章写了此时钱杨二老的心情：“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这是钱锺书先生赠女婿的号，杨先生文章里总用“得一”）和善忠厚，阿圆和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可谁想就在半年之后，北师大围剿“五一六”之时，王德一受到诬陷，被逼自杀。这是钱瑗一生中所受的最大打击。如今，27年之后，“怪”也随“妖”而去。3月8日，“魔”与“鬼”齐来同遗体告别。当年悲愤送“妖”，今日沉痛别“怪”，令人感慨万千。

不久前，我见到北京女十二中1955届毕业生名录，其中每人有一段自我介绍。钱瑗是这么写的：“1959年毕业，一直在北京师大外语系工作，‘文革’前教俄语，现在教英语，并负责一个以‘英语教学’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培养项目。每学期上两三门专业课，备课虽吃力，但能不断学习新东西，真是‘惟学半’。”这不足百字的自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谦逊。她是我们这届同学中第一个提升教授和博导的，可她总觉得自己原本的专业是俄语，现在改教英语，应加倍努力，边教边学，于是才有上述“惟学半”之说。其实，钱瑗家学渊源，英语基础扎实，在学俄语的同时也未中断学英语，1966年改教英语时水平已不低。1978年在英国兰开斯脱大学进修两年，1990年又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访学，攻研英语文体学、语用学及应用语言学，编写出《英语文体学教程》（英语版），并写出《英语言语节奏与英诗格律》等文章。有人说，她出于学界巨擘之家，其论著肯定得力于父母。可据我了解，钱瑗有疑难时，钱杨二老总是提出查找范围或书名，让她自己去找、去读，自己解决问题。

做教授、当博导，当然是好事，可其中甘苦局外人是体会不到的。钱瑗淡泊名利，可重视肩上的责任。因为人手不够，她这个博导除了研究生的课还开本科生的课。加上她住在城里，来往不便，所以课安排得集中，一周有两个上午要上四节课。四节连轴转是很累的。此时，她像部队处于一级战备那样，精神亢奋而紧张。北京交通高峰时常堵车，遇到这种情况，平时沉稳而有风度的博导则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为了不误课，只有一个办法：早起早走。一次因夜间工作起得晚了，匆匆梳洗后出门，一路急走，赶到车站，盼车，挤车……总算到了学校，松了口气，可上教学楼的台阶时，一低头，发现自己穿的皮鞋竟是一黄一黑，真是忙中出错！怎么办呢？只好请一位住校的老师赶紧回家把夫人的鞋拿来……看起来，这只是件令人发笑的小事，可却说明钱瑗精神的紧张程度，她像一架上紧发条的机器，已经松不下来。一次我问她近况如何，她答：“心力交瘁。”我劝她赶快“勒马”，她说：“我是在虎背上……。”

做事原则

钱瑗把旁人看来是“分外之事”也都负责担当。事例很多，如她发现外语系资料室翁某平时勤奋自学，并抽时间旁听大学课程，便主动为他批改作业，指导他读书，连续几年，从不间断，终于使这位有志青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民族大学的研究生。

日前，多年同钱瑗共事的陈教授谈起一件使他难忘的事。1996年初，陈去钱家探望。闲谈中钱瑗捧出一部很厚的辞书——《韦氏英语大辞典》。陈不解其意，打开一看，见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工整的蝇头小字，再往下翻，几乎每页如此，而全书有好几千页，这是多么大的工程啊！面对陈惊奇的目光，钱瑗解释说：“我父亲在下放期间，把这本辞典带在身边，从头到尾看了三遍，对每个辞条都作了认真的审读和详尽的评注：修改、补充、更正，旁征博引，等于重新修订了这部辞书。”陈教授激动地说：“这可是宝贝呀！以后要靠你把它整理出来啦！”钱瑗答：“可惜我自顾不暇。”陈教授感慨地说：“钱老的学风是传家宝，对钱瑗的影响极大。上海某高校编写的《英语精读课本》，是钱瑗主审。她同样是逐字逐句，从头至尾反复读了几遍，不少书页上也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迹。”

人非钢铁，而钢铁“过度疲劳”也会断裂。长期超负荷工作，使钱瑗这块钢铁出现了裂纹，先是咳嗽，继而腰疼。让她去看病，她说不要紧，休息休息就能好，实在不行，就在回家时顺路买点药丸吃吃，就算“治”了病。1996年春，腰疾加剧，一日清晨竟无法坐起，瞒着老母悄悄打电话到外语系求助。尽管她不愿意，可还是被“押送”到医院，检查发现是骨结核，脊椎有三节病变，并且不排除有癌细胞的可能。以后再查，又发现肺有问题，住进北京温泉胸科医院，经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晚期，肺部积水，癌细胞扩散，已是病入膏肓了。

上述诊断结果对病人是保密的。可钱瑗早已心中有数，亲友的神情、大夫的谈话、服用的药物及采取的医疗措施早已泄露了天机。可她装作不知，不问病，不谈病，似乎只是挪了挪上班地点，在病床上依旧工作，定期给博、硕士生指导，为国家教委《外语专业21世纪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科研课题写研讨提纲，还特地为《中小学外语教学》杂志写了篇稿子。我在电话里提到稿子的事，劝她多休息。她说：“这是还文债。答应很久的事了，欠债总是不好的。”

学校为了保证病人休息，不让更多人去看望，我只好打电话和写信。一次托陈教授带去一信，给她念完后，她显得很高兴，说这是老同学的信，小心地收藏在枕下。去年11月初，听说病情恶化，我和老伴顾不得“禁令”，赶到医院，我们坐在她床前，三人相对，我深情地说：“特洛伊卡”（俄语，三人小组，三套马车之意），她会意地微微点头。当年在班里我是团支书，钱瑗是组委，海云是宣委，40多年前的“特洛伊卡”今日重聚病榻之旁，自是感慨万端，我们拿出老同学的照片、信件，共同回忆着以往的岁月，交谈着现今同学们的情况。海云带来一个俄罗斯木套娃，钱瑗惊喜地说：“啊，马特廖什卡（俄语），多可爱呀！以前我也有一个，可是……一次家里来了个小客人，我父亲不会哄孩子，就拿这马特廖什卡让他玩，并送给了他，我真舍不得！”只见她把木套娃一个个地打开，摆成一排，从大到小，一共五个。她一个个地抚摩，目光中含着真情，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她一生没生育，没有自己的孩子，可在这垂危的时刻却仍充满母爱……闲谈中我们问起她父亲，她说：“父亲也在医院，他知道我也病了也住医院了。我给他写过信，我母亲经常为我们两个传递消息。可是……”她话语无限惆怅地咽住不说了。她还告诉我们：“我母亲曾对父亲说，他这么病着，真可怜。可父亲说：‘我不可怜，你们才可怜，要照看病人。’我现在觉得真是这样，我妈最可怜。86岁了，还要照顾两个病人。”自她入院以后，就不让母亲来看望，怕母亲见到她那副样子痛心。可是她们母女每晚通电话。

此时的钱瑗，肺癌扩散，肺功能极弱，整天离不开氧气！癌细胞侵入骨骼，脊椎骨质疏松，只能平躺不动。背上的褥疮溃烂得露出骨头，也无法翻身治疗。下身瘫痪，肠胃失去蠕动能力，不能进食，只能输液。而全身可输液的静脉已经扎烂，只好另想别法。我们去的那天正赶上大夫给她做一个小手术，在左肩胛骨下开一个输液小口。据说第一次是在右边开的口，结果没成功，又改在左边，反复折腾，其痛苦可想而知。见到我们，她笑着说：“在身上随便打洞，真残酷呀！”她用玩笑掩盖自己的痛苦，为的是不让别人为她痛苦。

就在这恶疾缠身、生命垂危的情况下，钱瑗仍惦着工作，想着别人——她随时把想到的事记下来或交待别人，说自己身子不听使唤，脑子还可以想；她张罗着为云南老同学的老伴治病买药，并把一笔刚收到的稿费寄去……她有多少要操心的事啊！

她在不该走的时候走了。我曾劝她，古人说：“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要保护自己，学会说“不！”她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做不到，一干起来就忘记一切。每年的体检“没时间”参加，长期的咳嗽和腰疼不去诊治，终于酿成大灾。近来我常想：像钱瑗这样国家多年培养的人才，全身心投入事业而不知保护自己的人——谁来保护他们？亲友？领导？各级组织？还是政府？难道能看着他们一个个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无所作为吗？

上世纪60年代，我是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而钱瑗是外语系的老师，她只是我广义上的老师，并没有直接教过我。在大学里，隔系如隔山，不要说不同系了，就算是同系不同级，甚至同级不同班，也少有往来。如果不是“文革”中打破了系与系之间、师生之间的界限的话，我大概也不会与钱瑗老师交往。

钱瑗的母亲杨绛　交往也必得有个机缘。那个时候，我和外语系学生张仁强来往甚密，他常来我宿舍串门瞎聊天。那天我们走在校园里，学校美工组正在架设梯子画毛主席挥手的彩色油画；仁强指着其中一人说：“钱瑗。”在此之前，我从他口中听过这个名字，也知道她当时在历史系任教的丈夫因被怀疑是“五一六”分子而被隔离审查期间在学校自寻短见，当时他自尽的宿舍楼还拉上“某某某自绝于人民！”的大标语，名字被打叉。是仁强告诉我，我才知道，原来那是她的丈夫。我一直也不敢向她问起此事，也不知道应该说甚么才好，只得好像甚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甚么都不说。不说，当时是因为不会说话，如今回想，大概也是不忍触痛她内心的伤处。但从表面看来，她斯文如昔，说话柔婉，但我想，所有的暴风骤雨，她都在默默承受。

有一天中午在饭堂吃午饭时碰到她，我和她站在饭桌边一面吃饭一面聊天，说起翻译小说，提到傅雷，她说是世叔伯，但他译的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没看过。这个长篇小说在文革前便被视为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当然上不了中文系的课堂，甚至学校图书馆也不出借；文革期间更加无处可寻。我手上存有一套，便借给她看了。她看完后说了甚么，我都不记得了。

我却记得，在我获准移居香港，即将离开北京时，我又在吃午饭时在饭堂碰到她，我向她告别，她笑说，好多年前她爸爸在香港投宿客栈，推门进去，管房的说没房间，钱锺书争辩道：门口明明写“有房间”嘛！那管房领他去看，指着那牌子大声说：“硑房间！”原来，大学者钱锺书也被广东字“硑”难倒，“硑”字也看成“有”了！

我来香港后，一直都有和钱瑗通信，那时我在补英语，她在信中便告诉我许多学习英语的方法，可惜我太懒，终究也没有所成。当然，我的资质也远远不及钱瑗，即使我用功，只怕也无法长进。钱瑗上大学时的专业是当时在内地最吃香的外语———俄语，留校任教后，由于教学上的需要，转向英语。这种转型，我想不是人人都可以成功的，但她做到了，而且业务冒尖，除了家学渊源之外，定必还有过人的智力和自身的努力。怪不得杨绛这样写她：“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1990年，钱瑗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后经香港回北京，那天晚上，仁强在尖沙咀请她吃饭，我作陪。饭后到他当时在美孚新的家小坐叙旧，然后我们再送她回她借宿的中文大学宾馆。当我们的车子徐徐开走，我回头一望，夜色中见她仍站在那西班牙式建筑门前挥手。这是我离开北京后第一次重逢钱瑗，没想到竟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

她回京后仍有书信来往，只是本来就不密，往后就越来越疏，以致音讯全无，我也不以为意，觉得大家都忙。当她去世的噩耗传来，我简直不敢也不能相信。读《我们仨》才知道，她1995年腰痛求医，1996年一月住院。但我一点也不知道，她信中从没透露过。我又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钱锺书的小说《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钱瑗还请她爸爸题签赠我，由她寄来。我并没有见过钱锺书，这本书一直留在我书架上，每次望见，恍惚便闪烁着钱瑗老师那斯文的笑容。

钱瑗和她父母一样，志气不大。她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立志要当教师的尖兵。尖兵，我原以为是女儿创的新鲜词儿，料想是一名小兵而又是好兵，反正不是什么将领或官长。她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就尽心竭力地当尖兵。钱瑗是怎么样的尖兵，她的同学、同事和学生准比我更了解。

钱瑗坚强不屈，正直不阿。北师大曾和英国合作培养“英语教学”研究生。钱瑗常和英方管事人争执，怪他们派来的专家英语水平不高，不合北师大英语研究生的要求。结果英国大使请她晚宴，向她道歉，同时也请她说说她的计划和要求。钱瑗的回答头头是道，英大使听了点头称善。我听她讲了，也明白她是在建立一项有用的学科。

有一天，北师大将招待英国文化委员会派来的一位监管人。校内的英国专家听说这人已视察过许多中国的大学，脾气很大，总使人难堪，所以事先和钱瑗打招呼，说那人的严厉是“冲着我们”，叫钱瑗别介意。钱瑗不免也摆足了战斗的姿态。不料这位客人和钱瑗谈话之后非常和气，表示十二分地满意，说“全中国就是北师大一校把这个合作的项目办成功了”，接下来慨叹说：“你们中国人太浪费，有了好成绩，不知推广。”钱瑗因为这项工作获得学校颁发的一份奖状。她住进医院之前，交给妈妈三份奖状。我想她该是一名好的小兵，称得上尖兵。

钱瑗爱教书，也爱学生。她讲完课晚上回家，得挤车，半路还得倒车，到家该是很累了。可是往往到家来不及坐定，就会有人来电话问这问那，电话还很长。有时晚饭后也有学生来找。钱瑗告诉我，她班上的研究生问题最多，没结婚的要结婚，结了婚的要离婚。婚姻问题对学习影响很大，她得认真对待。所以学生找她谈一切问题，她都耐心而又细心地一一解答，从不厌倦。

钱瑗教的文体学是一门繁重而枯燥的课，但她善用例句来解释问题，而选择的例句非常精彩，就把文体学教得生动有趣了。她常上新北大（旧燕京）的图书馆去借书还书。她把借的书读完一批又读一批，读了许多英国文学作品，这为她选择例句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杨绛

钱瑗去英国进修的两年，学习非常刻苦，她说，导师指定阅读某一诗歌作品，开始怎么也读不懂，非常着急，于是她找了许多同时期的其他诗歌作品来读，进而研究诗歌的韵律。待她读了足够多的书，再回头来读导师指定的诗歌。她在病床上不能动弹，就一个劲儿看书，她重读许多外国原版名著，说：“这下有时间精读了，还真又读出不少心得来。”病中仍不释卷，勤于思考。——钱碧湘

乐观，坚强：

面对病痛的折磨，不肯认输。

一般人总喜欢说自己的病，但钱瑗可不那样，她始终热情的关心别人——钱青

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坎坷的境遇和受到的打击，她没倒下。她镇定，坚毅，还是坚韧不拔的继续做学问。

淡薄名利，谦虚：

去英国进修，名额有限，她不去争，临到资格考试，有人退缩，她才被公推出去应考。

她从不以家庭背景骄人，只是非常感激父母给她的不言之教。

脱俗：

钱瑗是个忙人，从来不参加游山逛水的活动。她在开会前常常去当地的师范学校开会或讲学。会议结束时，她要不马上回到北京学校，要不就在旅馆里看书备课，很少跟我们大家出去玩。

她永远把别人放在前面，从来不考虑自己。

有的人你跟他打了一辈子交道，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有的人你见他一面，就把他看出个八九不离十，钱瑗属于后一种人。——叶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