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钴鉧潭记》以“钴鉧潭在西山西”开头，紧接《始得西山宴游记》，重点写潭。第一段写潭状；第二段写得潭经过及潭上景物因人工改造而一显得更加优美宜人；然后就他与潭的密切关系感慨作结，余味无穷。

作者从冉水着笔：“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奔注”二字描状冉水强悍的生命力，大有迅猛而来，一泻千里之势，但却遇上了屹立不动的山石挡住了去路。“奔注”之水抵石而下，但“抵”不过山石，只得“屈折东流”了。经过山石激荡后的溪水，变得更加湍急狂暴了，“啮其涯”，直到“啮”完了水涯的沙土，奔注之水全部流到潭中，有所归依才停止。在此，作者以飞动的笔势写出了湍急的溪水景象。接下来，作者则描绘“旁广而中深”的水潭。约有十亩大的潭水则显得格外的平静，格外的清澈。至此，作者的笔势也由峻急而变得平缓起来，不仅表现了溪水因落差过大而迸发出的巨大冲击力，而且进一步写出了溪水“流沫成轮”的又一性情，生动地描画出旋涡溅沫卷雪、旋转如飞的奇景。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山水是流动变幻、神秘瑰伟的，并且是有着强悍的生命力的锦绣画卷。这与作者顽强执着、自信自强的意愿相合，让其精神为之一振，作者长时间被压抑的内在不屈与傲岸的情绪得到了宣泄。

冉水由“奔注”而遇阻，而“屈折”，而“荡击”，而“啮”食，直至冲出个水潭来。这是一种充满了力度、骨气凛凛的壮观之景。“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这又是一种安宁疏朗，深婉幽美的恬静之景。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山水有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只有与大自然融合一体，才能识得天机，悟透人理。在柳宗元笔下，永州山水完全是为“我”而独有的。其一草一木，一泉一石，动静远近等等，都是或兴发感慨，或寄寓哲理的抒情载体。

第二段笔锋一转，由写景过渡到叙事，叙述得潭经过时带出一个社会问题：钴鉧潭岸边上居住的一户人家，见作者多次去那里游玩、观赏，有一天，便来敲门相告：因受不了官租私债的重重负担，要躲避到山里去开荒，情愿把潭上的田地卖给作者，以缓解当前的困境。作者“乐而如其言”，把田地买了下来。这仿佛是把贫民的“忧”变成了自己的“乐”。其实相反。联系作者自身的遭遇和《捕蛇者说》等文所反映的情况，就不难想见他此时的心情。如前所说，作者寄情山水，本来是想逃避现实，排遣忧闷，然而尖锐的社会矛盾，直扩展到山巅水涯，如何逃避。一个由于企图改变黑暗现实而被放逐的人仍然不能不面对政治苛虐、生民涂炭的现实，他的忧闷就不能排遣得了。然后作者“崇其岩，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淙然”。作者对潭进行了一番精心的改造，使钴鉧潭的环境便更优美了，更宜于“中秋观月”，更宜于站在潭上见天之高，气之迥了。只有在这幽丽清爽的大自然中，在这“天高气迥”的境界中，他才能真正获得解脱。

文章到此，作者沿着买田修潭的经过，再度抒发感慨，绾合二者，收束全篇。“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作者说因此潭而忘故土，但在这“乐”的背后，也流露出心底的隐隐哀愁。表面上说因此潭而忘故土，实则故土并不能忘。正所谓“不思量，自难忘”，这种忧郁，这种期待，始终剪不断，理还乱，这便是作者的矛盾心理。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大家柳柳州文钞序》：“再览《钴鉧潭》诸记，杳然神游沅湘之上，若将凌虚御风也已，奇矣哉！”

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天然幽旷。”

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四引徐幼铮：“结语哀怨之音，反用一“乐”字托出，在诸记中，尤令人泪随声下。”

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卷九：“犹子厚在朝时颇自矜张，故受人弹纠；迫既远适，物议稍平。”“得潭后，行泉观月，则心空无滓，故转以居夷为乐耳。”

章士钊《柳文指要》卷二十九引李日华《六砚斋笔记》：“黄茅小景，唐子畏画太湖滨幽奇处，名曰熨斗柄。昔柳子厚作游《钴鉧潭记》，钴鉧者，即熨斗柄也。温器殆即熨斗，鼎具以形言，潭而有泉悬焉，则柄显矣。熨斗柄一词，仍是钴鉧确话。”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祖籍河东（今山西省芮城、运城一带），柳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唐宋八大家之一，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刘禹锡与之并称“刘柳”。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与之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文学作品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代表作有《黔之驴》《捕蛇者说》《永州八记》及绝句《江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