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17 11:24
铁姑娘，意思是用性质坚硬、坚强的“铁”修饰姑娘，是1960年代、1970年代对中国女性去性别化（或称男性化、中性化）行为方式的称誉性评价，也是那个反性感时代的性感。对中国传统之于妇女德容工言须“温柔”“贤淑”的弱女子性别规范，是一种颠覆。其语义与中国古代的穆桂英、花木兰形象相似，指称女性中可堪与男性媲美的豪杰。但却是从毛泽东“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诗意想象中汲取意涵，创造出的专属于那个时代的新的女性象征性符号。
40多年前，在与洪水的斗争中，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诞生了一支“铁姑娘战斗队”。
1949年以后这一中国社会性别平等的多层次的、分步的历程，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妇女解放，毕竟拓展了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广度，改变了社会对妇女的能力评价，部分触及到“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以及支持这一模式的文化观念系统，争取女性的权利，是女权权利在中国发展、成长的实际道路。但它同时也是牺牲了女性福利换来的。罔顾固有女性生理特点，忽视对妇女生理特点的劳动保护，造成了许多妇女病的发生、遗留。
妇女作为现代工业化的人力资源被动员起来加入劳动大军，1970年代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女工比重达到28.3% （低于实际的妇女参与劳动率）。
1980年代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达到80%以上（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5%），是1949年以来重要的社会进步之一，女性被鼓励进入以前由男人从事的重工业、重体力劳动行业—— “三八女子测量队”（“三八女子XX队”成为了固定格式的命名方式）、“三八钻井队”、“女子高空带电作业班”、女炼钢炉长、女建筑工、女子架桥班、三八女子搬运班、三八女子掘进班、女子海洋采殖班、女拖拉机手、雷锋女子民兵班、女飞行员……刺激着、塑造着人们的想象。但据研究者调查，女子专业队也多集中在生产建设兵团、石油系统和电业局等大型国有企业和基地，不像人们想象（被媒体渲染所诱导、营造）的那么普遍。实际是计划经济下统一调配劳动力造成某些局部、暂时的性比例失调，以妇女从业方式来缓解。而通过组织女子专业队的方式激励妇女做超出她们体能的重、累、脏、险的活，往往比男女混编更行之有效。
1980年代大陆学界对这样的政策取向进行了批判性审理。
1990年代国家劳动人事部明确禁止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作业、森林伐木及流放作业、建筑业脚手架的组装和拆除作业、电力电信行业的高处架线作业、连续负重（每小时负重次数在6次以上）每次负重超过20公斤等作业。此时女职工已全线退出重体力、井下和野外作业；初步达到国际公认的妇女劳动保护底线。
铁姑娘中的代表人物是女劳模李秀英、吕玉兰、郝建秀、吴莲英、尉凤英，第一代知青邢燕子、侯隽，大寨铁姑娘郭凤莲、江水英（《龙江颂》里的女主人公）。梳双辫、留短发，宽肩粗腰，大嗓门，身着蓝色工装（裙子有“小资”嫌疑），皮肤黝黑，结实而强壮，神态活泼开朗；从不在乎自己的容貌，忌讳个人情感，“同志”、“战友”取代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副肩膀两只手，一根扁担两条腿”，在生产劳动中“誓叫大地换新颜”——江青所摄“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女民兵”照片就是典型的铁姑娘形象。任何肯定女性身体性征美（秀发、玉肤、红唇、高乳、长腿）的展示都被斥之为“臭美”，把那些令人怦然心动的人体美许给了狐媚的女特务、资产阶级小姐、浪荡堕落女人。
如今，汝河静静地流淌着，但在40年前，汝河几乎每年都会发洪水，大水一来，下游的一些村庄就成了一片汪洋；洪水过后，大片田地里堆满了累累的鹅卵石。为了改变糟糕的自然状况，公社把知青们组织起来，完全靠人力大战汝河。横跨汝河的那道坝就是知青们连夜拉石头，一块块堆砌起来的。
当年的知青王付昌，如今已是满脸沧桑。每每谈起那些城里来的同伴，他总是十分感慨：“当时知青们上山拉石头，还要在石头里掺沙子，一车足有千把斤。白天干一天已经够累了，晚上再干可不是玩儿的，但大家照样接着干。因为路不好，车子拉不好就会翻，知青们经常连车带人掉到沟里。虽然很难很苦，但大家没什么抱怨。”
女知青住的几个房间离汝河非常近。每当暴雨引发山洪，都是女知青率先冲出去，在大雨中加固和抢修大坝，每个人都淋得浑身湿透，筋疲力尽。这些经历，程虹在《难忘那片热土》中有过生动描述：“曾记得那些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们奋战在大坝上，用肩膀扛着装着砂石的稻草包加固大坝，泥泞中，有人摔倒了，爬了起来，又有人摔倒了，又爬了起来。”为了保生产，知青们还要抱着被子往育烟苗田里跑，用被子把烟苗盖起来，以免暴雨淋坏烟苗。没有被子盖，他们就找个窝棚说着笑话，一直到天亮。
那时，人们都喜欢用“改天换地”这个词来激励自己。程虹也不例外。只要与程虹一块干过活的人，都知道她个性顽强，干活不惜力，是个典型的“拼命三郎”。知青王光显介绍：“当时，人称程虹‘铁姑娘’，就是一个‘女汉子’。往地里送大粪，十几岁的小姑娘拉车，都跟男同志一样。”另一位知青吴焕霞则记得，在村里，程虹任青年组组长，全组一共15人，本来生产队安排男劳力拉石子修路，女青年种萝卜，但程虹认为拉石子是个锻炼的好机会，就和几个女青年拉起了石子，白天跑了几十公里，晚上回来又拉砖干到半夜，第二天起来浑身没劲，拉车上坡时老往下滑。但她鼓励自己“共青团员就是要天天走上坡路，不能滑下来”，最后咬咬牙“终于上去了”。
下乡8个月后，程虹被选为知青积极分子，作为代表在县里一次大会上发言。在这份名为《听毛主席的话，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的发言材料里，程虹也提到自己“腰酸腿疼地歪在床上时，脑子里就不由自主地闪出了一个念头：‘家’”。但无论怎样想家，这位意志坚强的姑娘依然坚持“继续革命的路”。她带领18名姑娘，参加了麦田套种玉米夺高产实验。有知青回忆，程虹完成的生产任务总是被计10分，这是最高分，一般只有男知青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