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充满青春气象的中国，而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状。

而新文化运动又启蒙了中华民族，人们就开始思考怎样是健全的社会，理想的人生等问题。这些问题又迫使小说家去探索去回答。

二是外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大量的欧洲、俄国的表现社会与人生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

其思想令中国青年耳目一新，导致中国式的问题剧的风行，也直接推动了问题小说的创作。

一般来说，凡是明确地接触某一社会现实或是人生现象，有意识地提出问题、甚至试图解答问题的小说，都可谓之“问题小说”。它与问题剧一样，都是“五四”时期开始出现的文学现象。当时以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两大思潮的传播为背景，形成了文学必须接触现实人生问题的启蒙主义主张。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表现和思考的主要是“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的问题”，核心是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与此密切相关的的是个性自由、恋爱婚姻、伦理道德、妇女解放等社会问题，还有些作品涉及了劳动人民的疾苦、军阀混战所带来的灾祸以及儿童问题、教育问题、劳工问题等等。

俄国文学、东欧文学、北欧文学特别是易卜生密切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的进步倾向，也影响并促成了中国问题小说的兴盛。

周作人说：“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这种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陈望道、沈雁冰等认为：问题小说就是“以劳工问题、子女问题以及伦理、宗教等等问题中或一问题为中心的小说”（《问题小说》）。鲁迅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短篇小说，如他自己所说，“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每周评论》上胡适的小说《一个问题》，《新潮》上的小说象汪敬熙的《谁使为之？》，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晨报》上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等，都是较早出现的问题小说，有的连题目都带着问号。由于作者思想倾向不同，初期问题小说中有一部分作品专以“美”和“爱”作为解决问题的钥匙，大部分则并不提供答案，是所谓“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而“不开药方”本身，也正是问题小说的特点之一。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的流行，主要反映了大批知识青年的觉醒。它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需要，又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结果。后来,问题小说也体现著作家密切关心现实这一优良的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树理就把自己的小说也叫做“问题小说”。他说：“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新时期，许多作家解放思想,通过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对以往的历史经验进行严肃的探索和总结，作品往往以其强烈的哲理性而引人深思。因而也被称之为“问题小说”。

问题小说代表作家：冰心

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五四运动，这个奔腾澎湃的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思潮。正是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把一代敏感的、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卷出了家门和校门，使他们走进了社会。而当他们走进了社会活动的旋涡，他们就必然会用年轻的头脑，来观察、审视社会的痼疾和问题，并开始思考着、探索着改变社会现状的途径和方法。

十九岁的女大学生冰心，这时已经长成为一个温柔、沉静的大姑娘，她有着小巧玲珑的身材，一张丰满的鹅蛋脸，一双细长的、明亮的丹凤眼里，射出聪慧的、探究的光芒。

有多少问题摆在这位女大学生的面前，困惑着她的心，又引动着她的思索，诱发着她的感慨啊：外国列强的侵略；军阀混战；贫富悬殊；封建制度、封建家庭对青年的压迫和摧残；妇女问题；家庭问题；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等等，等等。真是内忧外患，无所不包。

冰心的问题小说的发展

1、“问题小说”起步，表现了探究人生意义的热忱。代表作《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揭露了“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

2、宣扬爱的哲学。如果说初期“问题小说”只是问病源，不开药方。《超人》则标志着冰心对种种社会问题开出了她的“药方”－－这就是“爱”的哲学。《超人》《烦闷》《悟》构成了冰心“爱的三步曲”，爱的核心是“母爱”。

冰心小说

3、冰心的思想中萌发的某种阶级观念。《分》将教授与屠夫的孩子从同一个产院的婴室“分”道扬镳的不同前途加以比照，透露了作者思想中开始萌发的某种阶级观念。

家庭问题一直是年轻的女作家冰心关注的问题。但是，家庭悲剧并不只是限于夫妻之间，它有时也发生在父与子这两代人中间，而当家庭矛盾是以两代人的冲突表现出来的时候，家庭问题就与青年问题交织在一起了。冰心有个非常开明而且非常爱她的父亲，在她自己的家庭里，借用一个当代的名词，决不存在着“代沟”。但是，“五四”时代的青年，能够生活在这样家庭里的幸运儿，是很少的，大部分的青年爱国学生，都会受到封建家庭的限制和压迫。

斯人独憔悴

《斯人独憔悴》冰心十分同情和理解家庭处境不佳的同时代人，她想代替这些人说几句心里话，所以，她在写完了《两个家庭》之后，又写了一篇名为《斯人独憔悴》的小说，发表在1919年10月7日至11日的《晨报》上。她在这篇小说里，写了两个爱国、进步的青年学生颖铭和颖石兄弟，与他们的专横暴虐的汉奸父亲之间的冲突，这个代表着封建保守势力的父亲太凶狠专制了，颖铭、颖石兄弟只与他交锋了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从热血的青年无可奈何地后退到了封建军阀的顺民，虽然苦闷、“憔悴”，但也无法可想了。这种青年一代向老年一代妥协的悲剧，如果是发生在女儿和父亲之间，结果恐怕就要更惨了。

秋风秋雨愁煞人　有多少有理想、有抱负、有聪明才智的年轻姑娘，被封建家庭，用包办婚姻这条绳索，毁灭了前途，甚至毁灭了生命。只要有年轻姑娘的地方，就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冰心生活在一个尊重女儿、爱护女儿的民主化的家庭里，不会遇见这类问题，但是，许多发生在同辈女孩儿身上的类似的悲剧，却使冰心触目惊心。她很同情遭到这种命运袭击的女性，在她写的短篇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里，就写了三个年轻的女性，她们是同窗好友，都有相似的理想和抱负，但是一个过早地病逝，另一个名叫英云的，本是一个道德、学问都极其卓越的姑娘，志向很远大，性格很清高，接受了“五四”时期的新思潮的影响，很想在青年时代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她又长得极美，有一种超群旷世的风度，所以深得女同学们的喜爱。但是，在她高中毕业的前一年，正当她幻想着要继续深造，好好研究一些高深的学问，以便将来更好地试试身手，为社会服务，并用此正大光明的手段，来赢得人们的敬重的时候，她的见识浅薄的父母，却执意地把她许配给了她的表兄作妻室，因为她的姨父－－她未来的公公，是个司令，家里极其阔绰，英云的父母便以为女儿的终身有托，将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所以根本不征求她本人的意见，就把她许配出去了。不料英云却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女性，她对那种官僚家庭很看不起，对那种成天用打牌、听戏、赴宴会等等打发光阴的生活方式十分反感，对那种婢媪成群，车马呼拥的气派，一点儿也不羡慕，觉得过这样的日子比囚徒生活还要难受。

去国

但是最使冰心同情的，恐怕还是那些学有专长却报国无门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他们到英美等国去留学，学成后都兴冲冲地回到祖国，想干一番事业。但是，他们发展实业的种种计划，都不约而同地被官僚机构碾成了粉末。上面的总长不停地更换，技术干部如果在人事上没有后台，就会变成宗派倾轧的牺牲品。国家的这种现状，好比一瓢瓢冷水，相继泼洒到他们赤热的心头，使得他们的心逐渐地变为死灰。这种现象引起了冰心的注意和深思，她为此而写出了《去国》这篇小说，发表在1919年11月22日至26日的《晨报》上。有的留学生看了她的《去国》，立刻给发表这篇作品的《晨报》，写来了题为《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的文章，文章倾诉了他的所感，所见，所闻，都如小说中的人物英士一样，有着类似的感慨和苦闷。正因为这篇《去国》提出的问题普遍存在于社会，所以该文作者十分痛切地说道：“对于这篇《去国》，我决不敢当它是一篇小说，我以为它简直是研究人才问题的一个引子。”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享年99岁，福建长乐人，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现代著名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诗人深受人民的敬仰。

叶圣陶，现代著名作家、语文教育家、编辑家、出版家、政治活动家，我国第一位童话作家。原名叶绍钧，字圣陶，笔名叶陶、圣陶、斯提、桂山等。生活在江南水乡－－苏州。叶圣陶的作品中易读性是一个显著特征。它意味着读者更有效率的感知和理解文章内容。作为一名记者，叶圣陶作中强调词语的运用。这大概是因为在他做编辑之前，曾作了10多年的教师的缘故。他认为文章是为读者而作的，同时他把文章看作是读者与作者交流的工具。当时的作者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是他们不是拥有优秀写作技巧的素养。他们的表达是不准确且意义模糊的。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够欣赏他们的文章。作者不注意实用的重要性。因此，文学作品难于被普通大众接受。

叶圣陶认为一个人只有把文章写得实际且易于理解，他才能够去只写一些风雅作品。如果读者不理解文章内容，文章就毫无用处。

在叶圣陶的作品中，他记述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被剥削者，是没有能力反抗的社会底层的人。叶圣陶在他的作品中一贯反映着真相与现实。他在自己的小说如《火灾》、《线下》和《稻草人》中表达了自己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文章聚焦于社会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他的广受赞誉的小说《倪焕之》就记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悲情生活。

《倪焕之》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928年。茅盾称之为“扛鼎之作”。它通过一个大的时空跨度去展示社会生活。小说从辛亥革命发生写到大革命失败。写了十几年的历史变迁，包括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这十年间中国社会从乡镇到都市的现实生活。《倪焕之》重现了五四青年的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悲剧处境。是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心里变迁史”中的重要一章。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贫苦农民家庭，在农民中长大，他不仅了解农民，也热爱和深通农民的艺术。青年时代外出求学和流浪，曾就学于长治的山西第四师范学校，接触到新文学和左翼文学，受到影响。

赵树理将自己的小说定义为“问题小说”，其所针对的，都是他“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换言之，赵树理的创作，总是有着极强的现实感；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总有其现实依据，赵树理觉得合作社应该扩大，也同样自有其现实依据－－赵树理亲自参与了山西长治专区的合作化试验，试验所取得的“良好”效果，看来正是他赞成合作化的主要原因。

赵树理在1940年代创作的小说，特别是其长篇《李家庄的变迁》，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杜赞奇所谓“赢利型经济”在中国农村中的生动“样板”－－正是因为有了这批人的存在，农民们的生存才变得如此艰难。

赵树理还在忙于计算“户”的得与失的经济账的时候，对于“户”的政治账的核算已经被提到了更为紧要的地位－－1963年，话剧《千万不要忘记》迅速“流行”全国，它所反映出的对于“日常生活”、“小天小地”的深刻“焦虑”，正预示出更为激进的意识形态洪流的到来。

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坛，涌现出了、并正在继续涌现一批反映当前现实社会的问题小说。先是有所谓“新现实主义”冲击波，其代表作家是人称“三驾马车”的谈歌、何申、关仁山（除了他们三人以外还有刘醒龙）。他们的作品受到评论界的极大关注，引起热烈讨论。98年左右，文坛上又出现了所谓“社会问题文学”或“社会问题小说”的提法，比如受到舆论瞩目的所谓“下岗文学”、“打工文学”等等。

80年代知识分子那种对于改革开放的热烈而又不乏天真的憧憬、向往，已经被一种欲说还休的现实苦涩感所取代。改革的现实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到处莺歌燕舞，而是光明与阴暗共生、进步与挫折交织。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90年代中期的社会问题小说，在评价态度与价值取向上充满了矛盾与分裂、迷惘与痛苦。它既表现在一批新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比如邱华栋的小说表现的知识分子面对充满欲望也充满堕落的城市时的迷惘与失落），也表现在一些以国有大中型企业或乡镇村社为题材的小说中（如谈歌与刘醒龙的作品所表现的历史进步与道德退化的二律背反）。如果说80年代的作家们是热情洋溢地呼唤改革的理想，那么90年代的作家则是迷惘苦涩地面对改革的现实。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之间的深刻二律背反。这对于我们充分认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无疑是极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