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13 04:52
闵丙奭（朝鲜语：민병석，1858年—1940年），朝鲜王朝后期大臣，朝鲜日治时期的贵族。字景召，号诗南、毅斋，本贯骊兴闵氏。早年以外戚身份干预朝政，1889年到1894年出任平安道观察使，曾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积极协助清军。大韩帝国后期任宫内府大臣，因在1910年赞同日韩合并而被列入“庚戌国贼”之中。其后被日本封为子爵，并出任李王职长官，管理李王家事务，后官至朝鲜总督府中枢院副议长，1940年去世。
闵丙奭于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朝鲜哲宗九年）正月十五日出生于朝鲜忠清道怀德郡，他的生父是闵观植，后被过继给同族闵敬植为养子。曾师从大儒田愚，于光绪五年（1879年，朝鲜高宗十六年）参加科举考试，获式年文科丙科及第，初授艺文馆检阅，后任奎章阁直阁、承政院同副承旨。
当时闵妃当政，骊兴闵氏家族鸡犬升天，再加上闵丙奭的养祖父闵泳纬在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的壬午兵变中在骊州郡收留闵妃，所以他的仕途也就更加顺利。壬午兵变后，闵丙奭除授弘文馆副提学，光绪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年）被拜为承政院都承旨。当年十月甲申政变时，闵丙奭曾被开化党邀请参与邮政局落成宴席中，所幸未被杀害。甲申政变后曾与闵应植商议除掉开化党领袖金玉均，因而派遣刺客张殷奎前往日本，潜伏金玉均身边，伺机杀害他，但没有成功。光绪十一年（1885年，高宗二十二年）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高宗二十六年）期间历任户曹参判、参议内务府事、吏曹参判、礼曹参判、奎章阁直提学、江华府留守、育英公院办理等职。
光绪十五年（1889年，高宗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闵丙奭被外放为平安道观察使（平安监司）。平安道是当时朝鲜的官场福地，史载“关西（平安道）一路，山川广邃，珎货产焉，粉黛弦管楼观流峙之胜，尤推平壤，故平安监司国中艳称之，以为富贵神仙，百余年来非权贵者不能得”，自闵妃当政后，已有闵泳纬、闵应植、闵泳骏三名闵氏家族成员出任平安道观察使，其中闵泳纬（即闵丙奭的养祖父）还是两度出任，以致平安道流传“平壤宣化堂（朝鲜地方官衙大堂皆称宣化堂），闵氏舍廊”的谚语。闵丙奭莅任以后，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风评很差。史料记载他“在箕营（平安监营）日有时缁冠深衣，招儒生、披庸学，讲论杂沓，而别开岐窦，招货纳贿无虚日，然性懦而闇，不能校检，故利萃于下而怨归于己，西人（平安道人民）谓之‘讲学贼’”。他除了直接搜刮以外，还请求在平壤铸造当五钱，在铸造过程中又掺以杂铁，导致物价飞涨，而自己则成为巨富，献三十万两于宫中，以求得其外甥李吉夏科举及第，“人莫不鄙唾之”。他还在平壤纳了一名叫山月（原为李允用之妾，后复归李允用）的妓女为妾，两人狼狈为奸，对民众巧取豪夺，百姓苦不堪言。在多年后的光武二年（1898年）和隆熙三年（1909年），还发生平安道民众向法院控告前监司闵丙奭贪虐的事件。
闵丙奭在任期间，基督教在平安道发展起来，特别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高宗二十九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马布三悦（Samuel Austin Moffett）定居平壤以后，平壤基督教可谓是方兴未艾。闵丙奭标榜儒学，对基督教极为反感，加之为了勒索钱财，乃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四月在平壤掀起一场迫害基督教的运动。他突然派官兵逮捕了韩锡晋、金昌植等居住在平壤的基督徒，并对他们施以酷刑。正好当时美国北监理会的传教士忽（William James Hall）一家初来平壤，忽去找闵丙奭讨要说法，但闵丙奭在睡觉，于是忽前去平壤电报局向美国驻朝公使馆拍电报求救，在美国公使施逸（John M. B. Sill）的压力下，国王高宗不得不命令闵丙奭放人。当时闵丙奭已准备将所有基督徒押赴刑场处死，但由于高宗再三催促，关押他们三天后将其全部释放。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袭击朝鲜王宫，推翻闵妃集团的统治，既而在六月二十三日制造高升号事件，挑起甲午中日战争。闵丙奭得知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发生政变的消息后，一面上疏辞职，一面向朝鲜驻天津代表（驻津督理）李冕相拍电报，称：“倭贼之自仁（川）至京，连阵已所烛亮。廿一以后囚住宫禁，内外把守，不得出各城门，结阵临津关。又闻以水路下陆铁岛，探马十一名行到黄州云。然则势将不日到平（壤），万万危急，望亟乞师东援，以扶宗社”。其后又向李冕相连发数次电报，催促清军前来救援，并期待袁世凯到来。闵丙奭还在六月二十八日专门给袁世凯拍电报，恳请袁世凯及清兵尽快到来，“进解汉围，俾报不共戴之仇”。
当时，日本扶植的朝鲜新政府已确定金晚植为新任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奭获悉该消息后，于七月一日又向天津发电，报告了新政府的人事变动，并疾呼“幸备禀中堂（李鸿章），期图报仇，血祝。有一事仰质者：奭亦祸将及己，不受（指不受新政府命令）则逆命，受则非但此时政令恐不可信，天兵无人迎接，且新伯（指新任观察使）安知非内应之人乎？然则无以报君仇，将何以则为臣处义否？”李鸿章闻知后，当即指示：“闻朝鲜王被日胁迫，政令出自日人，乱命必不可从。本大臣派重兵援韩，即抵平壤。应令该道闵丙奭仍旧认真供职，随同天兵将领筹商一切要务。如汉城派有新官前来，应禀商各统帅拒而勿纳。有本大臣作主，无庸疑惧。”史载“闵丙奭以时局换，诸闵窜逐，方惧获罪，闻金晚植且至，徊徨无以为计，及接北洋电，遂拒晚植不受代”，金晚植无法进平壤城，不得不在日军庇护下躲进正方山城，四十日不敢出。平安道老百姓说：“丙奭清监司，晚植倭监司”，他们“不从晚植之命，举仰清援，不遵朝廷（指朝鲜新政府）之命”。
其后清军陆续入朝，会师平壤，闵丙奭也“热枕欢迎他们的保护者”。据美国传教士马布三悦所反映，闵丙奭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六月上旬就开始训练平壤附近的驻兵，又在附近募集新兵，到下旬时有两千兵力，据说其兵器都是由清军赠与的。清军来平壤以后，这两千朝鲜兵都充当起清兵的斥候，一心为中国奔走。又言“清兵在城内城外到处布满舍营幕营，其将帅入住监司衙门，监司（闵丙奭）征发（不如说是掠夺）粮食，押用人马船舶等，尽力周旋，无所不至，仿佛就是清人的下吏，因此至其下官及人民，人人都约定要为清国兵奔走尽力，其实况是举城供给清兵。究其原因，监司得到7月23日（六月二十一日）京城之事变、诸闵悉遭排斥的情报，与其坐视败灭，不如下引导清兵恢复闵氏旧业的决心”。其后朝鲜高宗、兴宣大院君、李载冕、金弘集等人陆续给闵丙奭通信，或是通过闵丙奭将朝鲜王室的求援电报转致天津。闵丙奭他不仅负责秘密传递清政府与朝鲜王室之间的来往电讯，还在七月十九日、七月二十三日、八月三日数次向清军通报日军动态，并为清军代购5艘船的军粮，不幸在大同江为日军所劫去。八月六日，又与流亡平壤的闵泳骏联名向天津发电报，称由于清军拖延不进，导致汉城“地利人和俱失”，所以呼吁清军迅速出击汉城，并对袁世凯寄予很大希望。八月十日和八月十三日又来电反映了清兵接济困难的情报。
但是，在开国五百三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进行的平壤战役中，战况对清军不利，清军主将叶志超打算弃城撤退，与闵丙奭商议，闵丙奭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还应清军要求修书于日军，内容是：“平安道闵丙奭致书大日本领兵官麾下，现华兵已愿退兵休让，请照万国公法止战，伏俟回教，即揭白旗回国，望勿开枪，立候回书。闵丙奭。”当夜，日军袭击撤退清军，大获全胜，平壤也落入日本手中，闵丙奭逃之夭夭。朝鲜新政府欲对闵丙奭治罪，闵丙奭本人则在开国五百三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自首，被判杖九十，发配原州。次年七月获释。
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十月，高宗下令闵丙奭荡涤叙用，建阳元年（1896年）任宫内府特进官、侍从院卿，建阳二年（1897年，光武元年）任议政府参赞，光武二年（1898年）任议政府赞政、农商工部大臣、宫内府大臣、军部大臣，光武三年（1899年）任农商工部大臣、学部大臣、内部大臣，光武四年（1900年）任农商工部兼铁道院总裁、宪兵队司令官、元帅府检查局长、军部大臣、度支部大臣，光武五年（1901年）授勋二等八卦章，光武六年（1902年）任元帅府会计局长，任内曾参与扬武号军舰的订购。光武七年（1903年）3月左迁为宫内府特进官。
光武八年（1904年）2月日俄战争一触即发，闵丙奭为恢复自己权势，转向亲日，他对《日韩议定书》表示赞同，又派遣他的妻子通奸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往往彻夜不归，因此汉城坊间借用中国一句唐诗“林间宿不归”来讥讽闵丙奭。因此他在《日韩议定书》签订次日就恢复元帅府会计局长的官职，既而升任宫内府大臣，同年9月转任议政府赞政，次年1月任表勋院总裁。
光武九年（1905年）7月，闵丙奭依日人大江卓的建议，向高宗皇帝献计说：“今日本官吏之在韩国者，依势横藉太甚焉，延聘日本元老中有名之伊藤博文，来驻京城，则可以折日本官吏之私为行动也。”高宗批准他的建议，并任命他为视察员，带赵东润、闵商镐、尹致昊等以考察日本制度为名，实则聘请伊藤博文来韩，并携带委任状及10万日元的“运动费”。这也是首次伊藤驻韩之议。但闵丙奭的计划很快泄露出去，招致宋秉畯等一进会势力的反对。闵丙奭迫于压力，于同年9月回国，被判流放古群山岛。但闵丙奭躲在群山港租界内，并未赴配所，同年10月高宗下令赦免其罪。
以后闵丙奭历任宫内府特进官、侍从院卿等职，叙大勋位李花大绶章（后升瑞星大绶章），纯宗隆熙二年（1908年）6月出任宫内府大臣，获日本所赐的旭日桐花大绶章。隆熙三年（1909年）11月被派往日本参加伊藤博文葬礼，其间多次收到日本人的死亡威胁，除了大事外被禁止出旅馆，由日本军警严加保护。回国后又募金建伊藤博文颂德碑。隆熙四年（1910年）8月参与昌德宫兴福殿举行的御前会议，赞成日韩合并，因而被列入“庚戌国贼”之中。
日韩合并以后，闵丙奭被日本帝国授予子爵，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纯宗四年）2月被任命为李王职长官，掌管李王家事务。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纯宗五年）7月，闵丙奭第三次被派往日本，作为李王家代表探望明治天皇的病情，在日期间明治天皇驾崩，他与同行的贵族代表李完用和赵重应又参加了大正天皇的朝见式和明治天皇的拜诀式。闵丙奭谈及感想时说“（我）痛切感到先帝陛下之盛德如山之高、如海之广，实乃世界无比的理想的圣主”。他在同年8月回国后，又在9月随李堈出使日本，参加明治天皇葬礼。大正八年（1919年，纯宗十二年）辞去李王职长官的官位，以后主要从事产业投资和社会活动，并担任朝鲜总督府中枢院顾问。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闵丙奭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9月10日在与李允用等人发起了朝鲜铳后报国会，他的妻子沈卿燮也发起了爱国金钗会。昭和十四年（1939年），闵丙奭加入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朝鲜联盟，担任顾问，同年10月被任命为朝鲜总督府中枢院副议长，昭和十五年（1940年）8月6日因罹患胃癌而死去，享年八十三岁。
闵丙奭精通书法，特别是行书。景福宫恭默斋、清穆斋、观明殿，庆运宫（德寿宫）正殿中和殿等殿阁的匾额都出自他的手笔。他书法的代表作品是高宗皇帝御极四十年称庆纪念碑、高句丽东明王陵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