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最高文学作品奖--第二届毛泽东文学奖获长篇小说奖。在当代文学研究会、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中华文学选刊》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02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中，阎真当选为“进步最大的作家”。

他的长篇小说《曾在天涯》（海外版名《白雪红尘》）199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沧浪之水》是他第二部长篇小说，获《当代》2001年度文学大奖。

《活着之上》获首届路遥文学奖。

《沧浪之水》获《当代》杂志文学年度奖，《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奖，毛泽东文学奖，已出版43版约45万册。

2004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记一等功。

2008年出版长篇小说《因为女人》，获中国出版集团颁发的年度专家五佳奖，读者五佳奖。

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史》《小说艺术》等课程，为研究生讲授《小说理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主义》课程。

阎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的教师，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至深，知书达礼，生性谨小慎微，为此小时候淘气的阎真没少挨骂。一次，阎真在单位的池塘里钓了鱼，一到家里就被父亲狠狠地骂了一顿，并责令他马上把鱼放回去，还要他把钱赔给单位。

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让小小年纪的阎真十分热爱学习。少年时，阎真对语文并没有特殊的感觉，倒是数学成绩拔尖。初中时代，因为一个女同学，阎真开始走进了文学的多彩天地，“因为这个女生的语文成绩特别好，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里读，我很不服气，下决心要超过她。”阎真就此与文学结下了缘份。1973年，阎真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只好在社会上到处打零工。担土、挑沙子、做预制板，这些活他都干过。繁重的工作并没有让阎真放弃学习，尽管他觉得“未来一片渺茫，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也不知道前方有什么”，“我只是冥冥觉得，社会摈弃知识的时间不会太长”。抱着这样的想法，阎真在打工的时候，总把英文单词写在手背上，有空就看看。阎真的举动在当时那样的年代，显得与周围的同龄人格格不入，为此没少遭人们的冷眼和讽刺，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仍然一如既往。

在社会上“流浪”的日子里，阎真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到国营工厂当一名工人。1975年，湘潭电机厂技校招生，阎真在那里学了两年铣工后，被分配到株洲拖拉机厂，如愿以偿当了一名工人。生活暂时有了着落，但阎真知道这样的生活并不适合自己，他期待能有所改变。工作闲暇，阎真依然会手捧书本，在安静的角落里孤单地学习。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1979年8月的一天，阎真偶然翻看一本《湘江文艺》，上面一则“建国30周年全省青年文学竞赛”的启事引起了他的注意。不知是什么力量的驱使，他心中一动，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写出了短篇小说《菊妹子》。文章投了过去，没想到竟得了奖。作品获奖大大鼓舞了阎真的信心，也在无意间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当时，全国已经恢复高考制度，阎真也在积极复习，准备报考大学理工科。但文章获奖后，他毅然决然地改变初衷报考了文科。

阎真回忆起当年的选择，仍然感觉是命运的安排，“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树立了我的信心，我跟文学的关系肯定不是今天这番景象。”

1980年，阎真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这在当年的拖拉机厂简直是爆炸性新闻，就连阎真自己也吃了一大惊，“我打电话去问成绩的时候，教育局的老师一听我的名字就说我考上了。我当时还很奇怪：老师怎么这么熟悉我。后来才知道我是株洲地区文科第一名。”

4年的北大生活，阎真过得轻松自在。学校宽松民主的氛围，海纳百川的气度，赋予了阎真富于想象力的开放性思维方式和包容的精神境界，这是学校给他的宝贵财富，一辈子享用不尽。4年后，阎真以小说作为毕业论文，由此完成了自己的大学学业。而这在其他高等院校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大学毕业后，先后有多家不错的中央级单位向阎真投来橄榄枝，但阎真还是选择了回湖南当一名老师。阎真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有些单位确实很好，但并不适合我，我这个人喜欢自由，不喜欢被条条框框束缚，机关工作我干不来。但是当老师就不一样了，上完课以后，时间就是我的了，我可以坚持自己的爱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空间和时间都宽松很多。”

1984年，阎真成为湖南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

1988年，中国猛刮出国风，不少知识分子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踏上异国的土地。阎真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当时大家都往外面跑，没有机会还要创造机会，我有机会为什么不去?去国外看看也好。”带着这样的想法，阎真飞往加拿大，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在异域他乡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在他国的奋斗是艰辛的。短短几天的兴奋和新鲜感过去以后，阎真开始为支付留学费用打工赚钱。但一切都困难重重，他甚至连续七八天都找不到一份工作，在零下20多度的恶劣天气中只能无奈地蜷缩在房间里。在加拿大的3年多时间里，阎真当过厨师、清洁工、广告派送员、塑料厂的工人。“那时非常艰难，人种没有优势、语言没有优势、专业没有优势，那种苦，不堪回首。”

然而，在众多“海漂”期盼的绿卡变成现实的时候，阎真却做出了一个令很多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放弃。既然这么苦都忍过来了，苦尽甘来时，阎真似乎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甘甜，但他却选择了放弃。原因非常简单——对中国文化的依恋，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依恋，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起来的，特别因为自己学的是中文，对中国文化有本能的依恋。对异国文化也有特殊的排斥。“这决不是理性观念的问题，而是情感本能的选择。”阎真不否认加拿大的好，“那里空气好，水质好，资源丰富，人口稀少，也有朋友劝我，一张绿卡值几十万人民币，就这么丢了太可惜。但我想，如果这张绿卡不能给我带来幸福感，于我何用?文化生存说起来有些玄，其实很具体，你是黄种人，你的语言不如人，你的文化感与主流社会有差异，这就决定了你的边缘状态。”

“这种边缘状态对人的自尊和自信是有毁灭性打击的。在大学教书，在研究所搞科研，人家把你当成一种工具，核心圈子对你是封闭的。比如在研究所，一个中国人，除非你有特殊的才能，像杨振宁、丁肇中那样，否则你很难独立进行一个项目，你扮演的只是一个高智商的打工仔。这种感受没有快乐可言，即使有，也是物质的，而非心灵的。”

回国后，阎真继续在高校教书，继续文学创作。

1996年，阎真出版了反映留学生活的小说《曾在天涯》，但当时海外题材的热潮已经过去，平平反响让他有些失望。之后，阎真构思两三年，开始写《沧浪之水》，并于2001年出版，已经再版印刷了21次，将近30万册。《沧浪之水》因描述了当今社会权力和金钱对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冲击，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并获得《当代》2001年度奖、《小说选刊》奖等。

如果说，《曾在天涯》是阎真对自己留学生活的反思的话，那么《沧浪之水》则是他对与他一样的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深刻剖析和思考。

西方有一种说法，叫做“知识分子死了”，是指在当代技术化社会中，知识分子失去了身份的象征。对此，阎真一直深有认同感，这也引发了他想写一部书探讨这种现象的念头。“我自己是知识分子，痛感‘死亡’之说正在演变为中国的现实。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人格意识正在淡化，而这两点正是知识分子的标记。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同时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不动声色的解构性，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挑战。”《沧浪之水》，正是阎真对“死亡”的担忧和抗拒。

《曾在天涯》：真实反映海外留学知识分子生活生存的作品。

《沧浪之水》：人只有一辈子......就这样过一生吗？无数年轻人最喜爱的一本书。

《因为女人》：传神的写出年轻知识女性的苦与悲，女大学生入学必读！

当物欲横流，人们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现世之时，情为何物？情感何为？这一伴随着人类共生共存了几千年的话题又日益凸现且越来越严重。在二十一世纪，女性究竟该怎样做女性？异性究竟当如何相处？这或许就是《因为女人》着力在思考在探究的话题。

——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

如果说《沧浪之水》是写给那些尝到了世态炎凉滋味的男人的，那么《因为女人》似乎是专门写给容易受到情感困扰的女人的。然而，《因为女人》与其说是一部女人的书，不如说是一部男人的书。《因为女人》写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心目中的女人。——肖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他要把自己内心感受到的震撼传达给读者、把自己反复思考的问题传达给读者。这些问题尖锐、刺痛，但又必须面对、无法回避。其实，换个角度看，女性的困境难道不是男人的困境吗？如果人世间不知情为何物，遭遇不幸的就不仅仅是女人。——杨柳（《因为女人》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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