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治元年（1841年）五月，镇西参理阮公著奏称：“高蛮久荷朝廷褓襥，再设镇西以防护之，八年来，财力靡费不赀，而土兵则不可差派，土民则不可开导，自起变以来，官兵阵毙无虑千计，以至炮械之损失，钱粮之支给，船艘之搬运，公私耗损，巴川、乐化亦次第不靖，诸省雇拨征调，农商俱病。”指出“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使”。绍治帝被迫释放被绑架到顺化的匿螉敦之兄匿螉俺（安恩）到镇西安抚民心，但镇西局势仍未见好转。至八月，谢光巨为首的众臣建议“今节临秋潦，行路不通，用兵则饷运不继，坐守则徒劳无功。臣等再四筹惟，别无长策，曷若权且退回安江，然后乘势而行，相机而动之为愈也？”绍治帝听从其议，命镇西将军张明讲、参赞阮进林等一干文武官员和军民及玉云、匿螉俺等被越南控制的高蛮王族撤至南圻安江省，从而结束了阮朝对高蛮长达六年的直辖统治。

撤出镇西后，阮朝集中力量打击南圻“土匪”，于同年十二月捕获林森，凌迟处死。翌年，暹罗和高蛮联军2万人入侵南圻，被越军击退。越军从暹军缴获一门洋炮，绍治帝赐名“平暹冲霄炮”。不过，绍治帝并未打算立刻收复镇西，而是采取静观其变、养兵息民的政策。随着暹罗在高蛮驻军日久，一部分高蛮人又不堪暹罗压迫，转投越南。绍治四年（1844年），安河总督阮知方、安江巡抚尹蕴等认为收复镇西时机已至，主张出兵两万进攻暹罗和高蛮。至绍治五年（1845年）六月，绍治帝终于派大臣武文解前往南圻经理，决心用兵镇西。八月，阮知方、尹蕴等收复镇西，九月又在泳隆（今柬埔寨菩萨省境）打败暹柬联军，匿螉敦、质知等被迫退守乌东，并向越南求和。绍治帝本期望“乘此蛮虏一败涂地之余，要须穷林搜索，擒斩无遗，略地尽腊蛮界，俾之永慑声威”，将匿螉敦、质知等“一网打尽，立早擒斩到案”，恢复阮朝对镇西的统治。但乌东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加上连年用兵，南圻疲敝，前线诸臣请求接受和议，允许高蛮成为阮朝的藩属国，绍治帝只好让步。十月，阮知方、尹蕴在乌东与匿螉敦、质知议和，约定高蛮对阮朝称臣纳贡，并归还被俘虏的越南人，而阮朝亦从镇西撤军，释放包括匿螉敦母亲及玉云等在内的高蛮王族。完成善后事宜后，匿螉敦于绍治六年（1846年）十二月奉表谢罪，并遣使朝贡。绍治七年（1847年）二月，绍治帝在勤政殿接见高蛮使臣，并派嘉定布政使黎克让、安江布政使黄收等赍诰命、印章前往高蛮，册封匿螉敦为“高蛮国王”，玉云为“高蛮郡主”，后约定高蛮自明年起对越南三年一贡。越南和暹罗围绕高蛮而展开的数十年之久的争夺战至此告终，南圻地区也获得十余年的短暂安宁。

绍治帝在位时期，坚持明命帝定下的闭关锁国及禁教政策，同时敏锐观察鸦片战争的动态。他即位之初，广安省（今广宁省）臣汇报鸦片战争情况，绍治帝说：“夷狄猖狂，天下之公愤也。事在外国，省臣乃能委探，以事入奏，疆吏不当如是邪？”遂传旨嘉奖，显示出他对西方入侵东方的高度关注。在禁教方面，绍治帝虽然继续逮捕天主教徒，然而基本不采取肉体消灭的方式，往往减死监禁。有一次抓获越南传教士四人，绍治帝让他们背教，他们不肯，绍治帝叹息：“邪教惑人，何至此邪！”但仍没杀他们，而是继续羁押。后来法国（越南称“富浪沙”）两次来越南索要被监禁的传教士，绍治帝也都送还，以示“好生之仁，柔远之义”，不过对于私通洋船的越南籍天主教徒则处以死刑。

绍治帝时期，也与西方有过和平或非和平的一些接触。绍治四年（1844年），有英国船只飘至平顺省海岸，绍治帝予以救恤，并派官船将他们送走。绍治五年（1845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越南称“壁苏移”）遣使感谢，并赠送大灯檠一对、镀金机鸟一笼、时刻表一副。阮朝将此理解为“谢恩”，并将送礼理解为“呈献”，绍治帝大喜曰：“英国从前素称黠夷，未通中国（指越南）。顷者仰慕皇风，驰琛献款，氊裘犷悍之风，一遵衣冠礼乐之化。”遂决定对英王“从优奖赏”，赐黄金狮、白玉马玩好各一副、大金钱结珍珠珊瑚垂缨二架、色玉花树二盆、镶金犀角二端、象牙二枝、金钱十二枚、银钱五十枚、色丝缎十端、色南纱五十端，并对使臣、随员也加以“赏赐”。

绍治七年（1847年）二月，法国所派拉别耳（Augustin de Lapierre）上校率两艘军舰率驶入越南沱灢（岘港），投递汉字国书，自称“咈囒哂”（因此阮朝不知道其与他们所熟悉的“富浪沙”是同一国家），要求越南开港通商、允许传教。绍治帝将不能阻止他们的李文馥下狱，并命枚公言、陶致富等率5艘裹铜船严阵以待。三月，正与越方交涉的拉别耳见越南正在修筑防备工事，便开炮轰击沱灢要塞，其后扬长而去，驶离越南海岸。越军措手不及，5艘裹铜船全部沉没，官兵死40余人，伤90余人，失踪104人。绍治帝震怒，说：“铜船五艘，反为洋贼射的，不谓官兵懦弱至此！”于是惩办相关人员。本来，绍治帝认为通商可行，允许传教也不是不能考虑，经此炮击后，他强调：“洋夷素怀狡诈，若爷苏（指天主教）之禁一弛，英咭唎闻之，亦将来弛鸦片之禁。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安能一一曲徇所求？且爷苏邪教，其害至于开边衅、启戎心；鸦片迷药，其害至于破产倾家、害人性命，此二者皆国大禁，朕将另降明谕，藏之国史，垂示后来，永远禁绝，以祛外患。”又传谕地方称：“咈囒哂狂夷罪不容恕，彼或再来，不论商船、师船，所在诸汛分立即逐去，不得听他投碇！”不过，绍治帝还是相当克制的，当时山兴宣总督阮登楷提出停止外洋公务（阮朝前期派官船去南洋、广东采办，也是阮朝前期了解外界的重要途径）以及从严惩处天主教徒的建议，绍治帝拒绝了，他不仅认为外洋公务不宜停止，而且对天主教徒继续采取“多方开诱，慢慢养他，使之迁善改过”的方针。

不管怎样，法国炮击沱灢的事件还是给绍治帝沉重打击，从此他“深懊恨，常忽忽不乐”，并命令诸军“束草作洋人形，射之中者赏以金银钱”。半年以后，绍治帝即去世。

绍治帝跟他父亲明命帝一样不立太子，但他的子嗣情况更加复杂。绍治帝的长子是安丰公阮福洪保，其母丁氏幸地位低下且早死，他本人也因不学无术而不得绍治帝喜爱。相比之下，绍治帝宠妃范氏姮所生的次子福绥公阮福洪任则聪明好学，颇得绍治帝青睐。但洪保毕竟是长子，身体健康，且他在绍治五年（1845年）生下了皇长孙，而洪任文弱内向，尚无子嗣。所以绍治帝在立储的问题上暧昧不定。从他的行动来看，绍治二年（1842年）北巡河内时，他曾打算让洪任留京监国，但因太皇太后（顺天高皇后陈氏珰）的反对而作罢，还是依惯例让洪保留京监国。然而，绍治五年（1845年）皇长孙出生时，绍治帝喜出望外，命内阁破例支给皇长孙俸禄。他不仅给皇长孙赐名膺福，还将他抱见太皇太后，养育于宫中，接受百官朝贺，祗告列祖列宗，又为太皇太后上尊号，亲制册文，大宴皇子皇亲、文武大臣（文官四品、武官三品以上）于勤政殿，以纪念“五代同堂”之庆，还奉太皇太后之命下赐宗室成员宫钱一万缗、全体京官（含来京朝贺外官）及高官命妇宫钱一万缗、洪保妻家陈氏宫钱一千三百缗，可谓一大盛事。从他的观念来看，绍治帝在刚继位时谈到历史上的立储问题，曾表示“唐虞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天下则传贤，家天下则传子，传子必以长大居正也”，认为立长子是天经地义，但后来又赞扬清朝乾隆帝禅位于嘉庆帝是“以贤不以次，合尧舜之道而兼禹启之传”。

绍治七年（1847年）八月，刚过四十的绍治帝病倒。九月十七日秘密召见重臣张登桂、武文解、阮知方、林维浃，对他们交代后事，称：“朕诸子中，洪保虽长，庶出也，愚钝寡学，徒事嬉游，不可以承大统。皇二子福绥公洪任，聪明嗜学，克肖朕躬，可嗣皇帝位。昨已手批遗诏，纳之龙筒，今交卿等敬谨缄藏，万一有不讳，即宣之，使中外臣民咸知朕所以慎择元良、忧深思远之意。”然后任命张登桂等四人为辅政大臣。九月二十七日，绍治帝驾崩，洪任依遗诏即位，是为嗣德帝，他为绍治帝上庙号宪祖，谥号绍天隆运至善纯孝宽明睿断文治武功圣哲章皇帝，下葬于昌陵。

绍治帝生下后不久，母亲胡氏华就去世了，还在襁褓中的绍治帝泣血不止。祖母顺天高皇后陈氏珰看到后欣慰地说：“赤孩泣血，天性所钟也。他日必能全孝！”

绍治帝在勤于政务之余，也留心文艺之事。实录记载“帝留意文籍，博览古今，虽在禁中，未尝释卷，每日视朝奏事毕，辄与诸儒臣讲论经义”。他自己也曾说：“朕万机清暇，留意典坟，凡乙览之书，莫不详细研究，或游于艺圃，亦溯本穷源，搜求至理。”绍治七年（1847年），他嘱咐如东（出使广东）采办的官员说：“凡天下奇书，虽不在内阁清单，亦听收买。且朕雅好书籍，尝喜博览古今，故凡闻人间奇书，虽千金购求，亦不靳也。”

绍治帝亦喜作诗，曾有署刑科给事中江文显劝谏他不要“驰情吟咏”，绍治帝览奏震怒，说自己“但于万几之暇，援笔记事，以自课其勤劳，岂不贤于对妇寺乎？况所著诗文，均是勤政爱民、课晴较雨，或触景成吟，聊为风木蓼莪之咏，于以寓羹墙梦想之衷，原非有心搜索、徒事艳庄，以与艺士文人争长竞短也，亦何妨于事而必以为言邪？”于是严厉戒饬江文显。

绍治帝精于鸟枪。他自幼学习骑射及枪法，明命四年（1823年），明命帝讲武于吉云亭，还是皇子的绍治帝陪侍，明命帝开枪屡发屡中，然后教绍治帝用枪方法，绍治帝随后开枪中靶，明命帝大喜，将此御枪赐予绍治帝。绍治二年（1842年），绍治帝在吉云亭演枪，追思往事，不胜感慨，遂赐此枪名“缵武枪”，并且要“珍藏之，以遗子孙，使知遵守家法，无忘武备”。

绍治四年（1844年），绍治帝效仿汉代为剑立祠、唐代祭祀陈列大弓长矢之例，封嘉隆帝御枪“武功良器枪”神号为“武功良器宝枪将军光灵之神”，明命帝御枪“杀虎枪”神号为“杀虎宝枪将军武灵之神”，自己的御枪“缵武枪”神号为“缵武宝枪将军震灵之神”，给诰敕、造神牌，列于枪炮神庙。

绍治四年（1844年），奉命赴外洋采办的官员陶致富给绍治帝进献洋人所造的假鸟饲雏金笼及挟腋机小枪，绍治帝说：“西洋机事，巧则巧矣，然多巧多玩，不过一玩物耳。夫玩物丧志，淫巧荡心，古人所戒也，何取乎？”即命掷还。

绍治帝对宗主国清朝多有评头论足。比如他在绍治二年（1842年）北巡河内时经过阮福氏老家清化，拜谒原庙和祖陵，随后就清朝开国史事评论道：“清高尊（宗）论古今得国，惟以清及元为正，汉唐以下，或起于亭长，或出于寺僧，或本其臣子，皆非正也。独不思清初起满洲，亦尝受明封爵，独非明之臣子乎？是非得失，自有千秋公论，若徒好自尊大，宁不贻笑将来？本朝得国，取于西山，非取于黎氏，何等正大光明！”

不久，他在河内谈及北圻服色问题，在回顾了明命帝更改北圻服制之后，说：“今则南北同风，混无异俗矣，其视清初得国所行政事，一何其相远邪！清太尊（宗）之言曰：‘我等以马上得天下，安用此宽衣博带为邪？’及清世祖初入关，即出薙发之令，有头无发，有发无头，将汉唐宋明数千百年一变而从满州（洲），一切之令，何其急遽之甚邪！夫有中国之地，而无中国之风，将何以变夷为夏？无怪乎夷狄之世为患也。世儒之论曰：‘王者气象多宽缓，霸者气象多急迫’，当于此观之。”

绍治帝也密切关注当时清朝的政局。绍治五年（1845年），他对侍臣说：“清国政事，近来殊无可观。朕昨览清国京抄，见有支银给予英咭唎，府库几空，何委靡也！甚至卖官鬻狱，无所不为，而盗贼雨雹，灾异频仍，意者其季世乎？”后又对内阁臣阮德政等说：“朕观大清京抄，道光皇帝或十五日一听政，有司上章疏，日不过十本，且既为天子，敕天之命，惟辰（时）惟几，却乃自立程限，则天下之事，日至万来，不几于堆积乎？朕则不然，随事随应，不敢自暇自逸而已。”

绍治三年（1843年）申定宫中九阶班次，设皇后（绍治帝任内虚置）、皇贵妃（绍治帝任内虚置），以贵妃、端妃、令妃为一阶，诚妃、贞妃、淑妃为二阶，贵嫔、良嫔、德嫔为三阶，徽嫔、懿嫔、柔嫔为四阶，娴嫔、雅嫔、顺嫔为五阶，婕妤为六阶，贵人为七阶，美人为八阶，才人为九阶。绍治六年（1846年）正月“晋封诸妃、嫔、婕妤、贵人各有差”，并对封号加以调整，改一阶中之端妃为良妃，二阶中之良嫔为瑞嫔，绍治帝的妻妾列表如下：

阮福暶共有29子：

阮福暶共有35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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