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较早在汉语中使用“阶级”新含义的梁启超，曾经对中西社会作了这样的分析，认为“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梁启超不承认中国社会存在阶级现象。1902年9月，他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谈到人类进化的归宿时提到马克思的观点，指出：“故麦喀士嘲之曰：‘今世学者，以科学破宗教，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为极点乎？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彼等无以应也。’”在梁启超这个时代的国人，对社会阶级的认识，还只停留在一些学者对西方阶级理论的简单介绍上。

1903年2月，马君武撰文介绍西欧社会党人时，开始注意到西方现代阶级的存在：“社会者，发达不息之有机体也，其必有一日焉，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于一切平等之域，此社会党人所公信也。”在马君武看来，对于“社会党人”来说，“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早期雏形）和“劳动者”（“无产阶级”的早期雏形）的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是以拥有的财富（资本）多寡来加以区别的。这里的“阶级”是否具备政治意义，似乎不明确，至少马君武没有作出这样的分析。因而，只能认为，马君武意识里的“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特定政治社会集团，即还不是涵盖政治斗争的“阶级”概念。同时，马君武还描述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认为“中国则家奴、农仆、雇工三者常兼包并容，而无显然分划之阶级，至今尚然。”马君武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其原因，或许可能当时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阶级分裂状况还不太明显，或许可能用西方的“阶级”概念来套中国的情况，未必适当。但不论原因如何，此时国人对中国社会的阶级认知，尚处在一个经验性的经济分析阶段上。“阶级”概念的起源与中共早期的理论认知

同年10月，日本近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由中国达识译社翻译成中文。在这本宣传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中，幸德秋水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阶级”，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近世工业，一经兴隆，瞬息之间，席卷地球，到处压倒个人之小产业者，有如风扫落叶，遗片无留。业利全失，不得已弃其个人小器械，向大工场而趋，其所自得者，亦惟赁银而已。加之封建之制度废，土地之兼并盛，地方小农不得不竞出都会，求衣食于赁银。而自由独立之劳动者，渐就绝迹，赁银之劳动者，日益加多。于是社会分两阶级：专有生产机关，尽领有其生产之地主资本家为一级；食力以外，一无所有之劳动者为一级。彼疆尔界，鸿沟截然。此社会生产与领有之间，已现地主资本家与赁银劳动者之冲突。”这段叙述，提示了西方现代意义的阶级构成，主要是由雇佣劳动关系引起的，并且已注意到“冲突”的现象。但是，幸德秋水所述的是西方的对象，国人只是从这里了解了“阶级”，它还不是中国的经验。

梁启超在1904年描绘了其在纽约亲见的现代西方的阶级现象：“美国全国之总财产，其十分之七属于彼二十万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属于此七千九百八十万之贫民所有。故美国之富人则诚富矣，而所谓富族阶级，不过居总人口四百分之一……此等现象，凡各文明国罔不如是，而大都会为尤甚。”但梁启超此文的用意，并不是对这种现象的赞赏，而是对西方社会中阶级贫富弊端的批判，尤其是对中国国情的忧虑而希望中国能避免这些弊端。这种希望在中国避免出现阶级分化的想法，在孙中山那里也一样存在。1905年，孙中山再度到布鲁塞尔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表示：“我们黄种的同志希望改进这种制度，使之同我们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象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在梁启超、孙中山的观念中，阶级问题还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反过来说，分析或解决社会问题，似乎还用不上“阶级”这个社会科学范畴。

1906年，宋教仁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中，提出了两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的说法，认为“现世界之人类，统计不下十五万万，然区别之，得形成为二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即富绅Bourgeois与平民Proletaruns（原文如此——笔者注）之二种也。”在这里意识到“富绅”与“平民”之间的关系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显示，在理论上，宋教仁已意识到社会结构因“阶级”而分裂，分裂的代价必然是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这样，对“阶级”的理解正在向现代的“阶级”意义靠拢。与宋教仁同时，朱执信在提到俄国社会阶级状况时也称：“俄国之经济制度，尚未脱封建时代之状态，其挟经济上势力者，大抵为贵族、僧侣、地主，而是三者固皆有政治上势力之阶级也。”这里触及到“阶级”在政治层面上的意义，预示了“阶级”一词开始成为政治分析的用语。从经济学分析用语，演变为政治学分析用语，是“阶级”这个概念，在汉语世界内涵定型的关键认知。

晚清中国是一个社会动荡时代，不但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社会阶层不断地分化，尤其是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早期工业化培育，新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代表者开始生成，革命与改良的政治主张为此而激战，而且社会思潮也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启蒙思想洗礼，人们开始以新的观念看待中国与世界；中西思想的交汇，大量的西学用语开始在思想界流行，许多概念在译介与运用的交错中，被用于对中国现实的分析，“阶级”这个概念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一个概念能否被本土经验所使用，能否在理论领域被运用，是这个概念形成解释意义的标志。“阶级”这个概念，在晚清已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政治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用词，尽管还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理论概念。

以“阶级”概念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在20世纪初，思想界、理论界的运用还是相当肤浅的，对“阶级”这个概念的理解也很模糊，并且大都没有对“阶级”这个概念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往往只是对西方社会中出现的阶级现象作负面的评价，以此作为对“阶级”概念的理解。直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阶级”这个概念才在中国固定下来，并得到普遍的应用。1919年，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kawakami，参照马克思所描述的“阶级”现象，给“阶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马克思所指的阶级（kaikyū）是经济利益对立的经济阶级。说得再具体一点，指的是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者与不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者之间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进行经济压迫和剥削者与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区别。”同年5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吸收了Kawakami的观点以及“阶级”一词的用法，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篇文章所讲的“阶级”，是一种已经形成了的社会集团，并且有了阶级自觉，他说“后来属于一阶级的，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运命，就是有了阶级的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这个说法，已经与现代意义上的阶级概念相去不远了。

“阶级”一词在近代中国理论思想界的流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译介有相当大的关系。1899年，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首次提到《共产党宣言》“资产者与无产者”一节中的一段话；1919年《每周评论》第16期上，刊出摘译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几段文字，但这些零散的译文，不足以让人们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直到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现后，有关阶级的理论才在思想界被全面了解。当然，这不是唯一的途径，例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总体而言，“阶级”这个概念，经过1920年代流传，逐渐成为思想理论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

1929年的一本社会科学词典给“阶级”下了这样定义：“各时代各国家的住民常常根据收入和得到生活资料的样式而分若干集团。……这个集团就叫做阶级。……阶级的特征是它的构成各员关于共通的经济利害互相团结的，全体讲来对于国家全体收入的分配是和他们斗争的他的阶级是对立的（原文如此——笔者注）。为了阶级利害的维持和增大的对抗，就发生政治的对抗了。因此阶级就可用下列的说法：——阶级是由经济的及政治的利害的共通而结合的集团。”这一定义显示“阶级”有这几个特点：第一，阶级是特定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第二，阶级是一个集团相对于另一个集团而言的，没有不同利益的团体或个体的相互对抗关系，就无所谓阶级；第三，阶级与阶级之间会因本阶级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发生阶级斗争。词典中的概念定义，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思想与知识的综合，它在一般意义上，是这个时代社会思想共同认知。显然，词典的这种早期“阶级”认知，尽管已经涉及“阶级”这个概念的基本要素，也将这个概念与唯物史观联系起来，如词典在“阶级斗争”条中称：“这个阶级斗争的原理是由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所结论的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但将“阶级”这个概念精确化与理论化，有待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尤其是中共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阶级出现的原因

一是生产力的发展使阶级的出现成为可能，而剩余产品的出现成为阶级产生的物质前提。时效波先生在2004年7月《齐鲁学刊》中的《人的利己本能与人类社会发展》一文中，这样表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原始社会（生存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相对于人类需求而言发生了质变，人们创造出的产品除了能满足生存活命这一本能需求外还有剩余。避免强体力劳动，不劳而获成为可能，摆脱繁重乏味劳动也有条件并上升为人类又一主要需求，发展生产力获得消费产品与摆脱繁重乏味劳动成了劳动者自身需求的矛盾统一体。获得消费产品要求发展生产力，而摆脱繁重乏味劳动又是脱离劳动、懈怠生产力的表现。因此，也正是这一矛盾决定了发展生产力过程中人类自身间的矛盾斗争（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

二是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私有制的出现，私有制使阶级的出现成为现实。 阶级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而区分的。历史上已有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和奴隶阶级；旧社会的土地使用权和农民阶级；以及现代社会的企业家和劳动者阶级。这些都是因为在物质生产为主的社会中，财产分配不公平才产生阶级的。在农业社会中，农民在生产第一线，但农民却不占有土地；在工业社会中，工人不占有工厂设备。在知识生产领域中，知识制作，传播的机器都是资本家所有，知识看似是知识生产者所有，但这种知识是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操纵监督下的知识，资本家通过强迫诱惑手段让知识生产者超出必要劳动时间去无偿生产价值，也就是剥削知识劳动者剩余价值，所以在知识生产领域中也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

两极世界理论在继承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分析指出，阶级的产生原因不是劳动分工，而是农业发明后部落间或国家间以土地为根据的竞争关系。

权力和权力配置关系是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范畴，也是政治学整个大厦赖以建立的基础。政治学认为，政治的本质是权力配置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领域中，集中反映的就是各社会权力集团的利益及其相互关系。我们认为，阶级是指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因社会关系特别是对财富的占有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共同体。

根据阶级的概念，它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1） 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首先是指阶级这个人类社会共同体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体系中形成的，对财富的占有关系是阶级最本质的特征，其余的特征都是由这一本质特征延伸出来的，这就是阶级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其次，区分阶级的首要依据是社会地位的承认，即社会关系不同。因此，阶级是一个社会范畴。

（2） 阶级是一个社会范畴。人类社会不是从来就有阶级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社会结构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是与社会既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发展又不充分的情况相适应的。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剩余产品、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人类才分裂为利益冲突的不同社会集团。其中，富人成为占有社会财富的奴隶主；穷人即贫困者和战俘沦为奴隶。从此，人类便进入了阶级社会。

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古代社会、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四个不同的社会形态，阶级状况也因此而不断地演变和发展。不过，人类社会这种阶级分裂现象也不是永恒的，“将被社会结构的充分发展所消灭”。

（3）阶级是一个以社会关系为纽带的政治主体。在阶级社会的一定社会结构中，冲突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被国家调节，而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借助于国家而成为政治上的行政机关，即成为拥有社会公共权力的政治主体。由于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与统治者同时产生的其他阶级则处于不同的政治地位。可见，阶级从社会关系的承认中产生，并以社会关系为纽带而成为政治社会的政治主体，参与政治过程。阶级具有基于共同的社会地位而产生政治倾向的一致性；基于共同的生活方式而产生心理习惯的相似性；以及基于共同的历史命运而产生理想追求的聚合性。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状况

阶级和阶级结构，是以社会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为其划分标准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统治伎俩的调整，而且已经涉及到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也直接影响到资本占有形式、分配形式和阶级结构等各个方面。

（一） 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占有形式出现了社会化的特点

从19世纪末以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不再是单一的、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而同时存在着“社会化”的公共经济，因而成为公私“混合经济”或称“双重经济”，具有了新的特点。

1、国有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次出现了国有化的浪潮。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有经济的存在绝非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和无足轻重的偶然现象。它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单一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传统模式。法国的国有企业曾经达到整个工业企业产值的31%，投资曾占到工业企业总投资的49%，固定资产投资曾经达到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53%。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分别在采煤、，造船、电力、煤气、铁路、邮政、电信等七大行业实行100%的国有化，同时对钢铁、航空业实行75%的国有化经营。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在10%左右。其中，意大利为18%、法国为15%、英国为14%、德国为12%、美国为1%。国有企业投资额占全国总投资的比重平均为20%，这意味着，单一的、纯粹的私人占有制的经济模式已被部分改变。

2、合作经济发展迅速。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则大量的合作经济。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群众为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谋取或维护自身利益，按照自愿、民主、平等、互利等原则在所建立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形式。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组织存在于工业、农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旅游业、银行保险业、教育、卫生医疗业、交通运输业、渔业等多种经济门类和社会事业部门。如日本的供销合作社为农民和渔民销售了95%的大米和90%的鱼类产品；美国的供销合作社每天提供价值达1.23亿美元的食品和日用品；美国的合作医疗组织每天为22万个病人提供医疗服务；信用合作社每天处理3亿美元的支票。还有德国的工会办有大量的企业，甚至包括大银行等等。非常明显的是，合作经济同国有经济一样，打破了单一的纯粹的私人占有制的资本主义传统模式，其资本占有形式和资本占有的内容都具有了社会化的特点。

3、 “利害攸关者经济”的出现。20世纪 80——90年代，一种新的资本占有形式拌随着一个新的概念在英、美等国悄然出现。它几乎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使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形式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所谓“利害攸关者经济”是这样的一种经济模式，它将企业视为一个为其一切构成要素创造价值的生产制度和社会经济体系。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传统模式中，企业的目标和责任，就是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或资产所有者的利益，使其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雇员、顾客以及其他利害攸关者不过是企业赚钱的机器和手段。私有财产权绝对不受限制。而利害攸关者经济改变了私有财产绝对不受限制的传统模式，不再把利害攸关者作为赚钱的机器和手段，而是作为同股东和资产所有者同等重要的独特资源的贡献者，并对其利益给以保证。

长期以来，由于私有财产权绝对不受限制，致使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恶意收购”的浪潮，并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些公司出于掠夺财产、牟取暴利的目的，常常以高价去收购一家公司的股票，然后改组公司高级管理层，改变公司的经营方针，最后将公私分割出卖或拿去套利。在这一过程中，收购方将会大量解雇被购公司的工人和职员，损害顾客、经营伙伴的利益，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和社会的极大不稳定。针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美国先后有宾夕法尼亚、纽约、威斯康辛等30个州相继修改公司法。明确规定，企业除了要维护股东的利益外，也必须维护企业其他社会构成要素的利益；企业管理者有权采取措施拒绝“恶意收购”。如宾夕法尼亚州的新公司法包括4项新的条款：一是公司股东不论拥有多少股票，至多只能享有20%的投票权，这就突破了“一股一票”的传统模式；二是被收购公司有权在“恶意收购”计划宣告18个月内，占有股东出售股票给恶意收购者所获的利润；三是成功了的恶意收购者必须支付给被解雇工人26周的工资，作为转业费用。四是公司管理者拥有对“利害攸关者”负责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只对股东负责。“利害攸关者经济”作为一种资本占有形式的新模式在美国很快就得到了普及。有的报刊杂志甚至把宾夕法尼亚州的新公司法称为“宾夕法尼亚式的社会主义”。这种利害攸关者经济在西方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4、股份制经济的新发展。早期股份制经济的特点是股票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二战以后，股份制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股权分散化。英、美、法、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推进股权社会化，大力发行“人民股票”。持股人数大量增加。一个资本家家族绝对控制一个大企业的现象正在逐步减少。如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有股东250万个，其中最大的股东只拥有不超过5%的股权。二是持股法人化。除了个人持股比例增加以外，法人持股也呈上升趋势，由于公司法人所有权的主体是股东集体，而不是一个股东个人，资本占有形式的社会化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一些退休基金投资控股的企业，已经具有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属性。三是股份制普遍化。股份制企业已成为西方国家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以美国为例，股份制公司的总资产已占企业总资产的80%以上，销售额占全国销售额的90%左右。许多股份制公司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

5、职工股份所有制的兴起。职工股份所有制是一种由本企业职工拥有企业股票，进而拥有企业产权的所有制形式。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企业职工买下本企业的全部股票，成为企业资产的所有者（被西方学者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二是企业职工买下企业的一部分股票，成为企业的股东，由此获得相应的企业管理权、表决权和红利分配权。职工股份所有制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兴起，发展势头很快。众多的调查资料表明，职工股份所有制能够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较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它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能缓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此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也得到政府和企业管理者的支持。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它已经形成一种历史的发展趋势。

（二） 当代资本主义感到经济运行出现了有序化的特点

1、 对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过去人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调节，这种观点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尤其是二战以后，日本、法国等国家都较长时间地实行了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计划调节的实施，克服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运行的无序状态，使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常常出现的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趋于平缓。他们通过制订经济计划，规定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对整个经济活动进行计划引导和计划调节。而国家为实现战略目标所采用的相关政策，是对整个经济进行计划调节的主要载体，对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和规范作用。例如日本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计划的引导。在1950——1970年的20年中，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共增长了5.4倍，从而跃居世界第三经济大和国。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队推出的“海外投资立国”的战略计划开始引导人们向国外投资，从而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在这一计划的引导下，日本的企业界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空前的规模对外直接投资，使日本很快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债权国和贸易顺差国。

2、 政府对本国经济的干预与调控。美国政府没有对本国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但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就对国家经济实行干预和调控。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危机，成千上万的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资本主义似乎已经倒了“山穷水尽的境地”。罗斯福上台以后，改变了过去自由资本主义的政策，转而奉行凯恩斯主义，实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很快取得了惊人的效果，恢复了美国经济的活力。从此以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政策。他们主要依靠法制管理、行政干预和货币政策三大手段对经济实行干预和调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当然过分干预也不行，西方的福利国家，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改革）。美国信息产业、生物工程等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都是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调控分不开的。

3、社会市场经济的成效。二战以后，原联邦德国从战争废墟中迅速崛起，但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这一奇迹的产生，得益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推行。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是指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既鼓励和发展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同时又通过各种经济立法和经济政策等政府干预措施，来防止市场自由竞争可能引起的垄断、贫富两极分化和经济活动的无政府状态，以便达到经济稳定，而又均衡增长、就业充分、收支平衡、实现大众福利等目标。其特点：一是保护竞争、规范竞争、提供公平竞争的条件；二是发展公用事业部门，创造社会、经济基础条件；三是协调劳资等各种利益关系，提供稳定社会的条件；四是政府通过各种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创造稳定和平衡的经济发展条件。

（三） 当代资本主义的分配形式出现了兼顾“公平”的特点

1、个人收入及财产的税收调节。税收是当代资本主义各国对经济生活施加调节的基本手段，也是各国政府兼顾公平，防止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经济杠杆。例如，个人所得税是当代资本主义各国普遍推行的税种，他们都采用累进税制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包括各种免税），因此被称为第二次分配。瑞典收入最高的前10位企业家平均年薪为411万克郎，税前同普通工人收入的差距为37：1，税后下降到14：1左右。德国经过二次分配，最高收入阶层与普通职工的平均收入之比下降为3.1：1，已经出现了均等化的趋向。此外，参与税收调节的还有遗产税和馈赠税等等。

2、 社会生活中的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的全面推行，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确立社会福利制度。总的特点：一是社会福利总会繁多，覆盖面广。就西欧、北欧国家而言，社会福利制度确实已经覆盖了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几乎每个人都享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二是社会福利制度化、法制化，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权益性措施或者临时性政策。三是福利补贴惠及民众，大大缩小了贫富差距，使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3、 雇员工资收入的社会保障。当代资本主义在收入分配方面兼顾“公平”的特点，在雇员工资收入方面也得到了印证。二战以后，各国的剩余价值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比重在上升。雇员工资的保障措施：一是进行最低工资立法，而且根据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最低工资；二是采用利润分享制度，即劳资双方共享利润收益。如法国1967年政府立法规定：10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实行利润分享制，用利润提成建立职工购买股份的专门储备基金。又如1961年，美国汽车工业的雇主和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签订协议，规定生产工人每年分享抽税前公司利润的15%，其中2/3用于增加工人收入，1/3用于工人购买公司股票。三是实行劳工保护和劳工福利制度，在劳资双方的工资谈判、解雇补偿、带薪休假，、缩短工时、职工福利等等都做了一系列的规定。如西方各国法律都规定，各行业企业职工工资每年由工会、职工及雇主联合会谈判并签订合同来决定，一旦合同签订，各方必须遵守，并要在政府登记注册。各公司都规定有各种各样的劳工保护和劳工福利制度。

4、 各国政府的反贫困计划。为了保证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战后西方各国纷纷推出了反贫困计划。例如，近十余年来：欧共体先后通过并实施了三个反贫困斗争纲领，又提出并启动了第四个反贫困斗争纲领——“前进”纲领。美国也实施了近200个救济贫民的项目，以提高平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5、 覆盖全民的公共教育。在当今世界中，接受教育的开支是一个家庭生活费用支出中的重要项目。为了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扶贫的根本措施是教育），西方各国普遍推行了覆盖全民的公共教育。中小学一般全面费，有的国家大学也免费（德国），有的虽然大学不免费，但国家也有要向学生提供学习补助金、交通补助金和助学补助金（瑞典）。

（四） 当代社会的阶层结构出现了复杂化的特点

1、 对抗性出现缓和。在当代社会中，阶层对抗虽然还存在，但阶层对话与合作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劳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以及对抗与斗争的关系。在压迫、对抗依然存在的同时，也出现了平等共处，对话与合作。

2、 阶层结构的多层次化。首先是两大传统对立的阶级，即传统意义上的资产者和无产者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在两大阶级之间则出现了庞大的中间阶层，使当代社会的阶层结构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

（1） 企业家阶层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是指那些拥有巨大的生产性或非生产性资产的家族企业。二战以后，在现代企业家阶层队伍中，家族企业的比重在逐渐降低，作用也在逐渐减小。企业的股权出现分散化。另外，经理人大量产生，成了当代企业家阶层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阶层的出现，被学者称之为“经理革命”。一方面，他们具有企业家的属性，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具有专门科技知识、高超管理才能和实施出奇制胜的经营战略的专家，是脑力劳动者和高级雇员。

（2） 劳动阶层的变化。一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大量减少；二是工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三是白领工人的数量大大增加；四是第三产业的工人比重迅速增大；五是相当一部分工人也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

（3）新中间阶层的出现。战后出现的“经理革命”、第三产业的发展及白领工人的剧增，给当代资本主义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出现了一大批难以准确定位的新中产阶级阶层。如“符号分析服务”人员、中小经理阶层、政府中的中层公务员、大学教师、医生、律师、会计师、美容师、服装设计师、编辑、记者、各种工程师、管理人员等等。

（4） 阶层结构的变动性。科学革命的深入，使资本不再仅仅是以财产权为形式的经济资本，它还包含着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本的文化、智能资本。因此，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分野、富人与穷人的分野便出现了三种情况：一是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分野不仅取决于拥有财产的多寡，同时还取决于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掌握情况（美国的比尔·盖茨、“雅虎”的创立者杨致远）；二是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分野日益具有不确定性。昨天的无产者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有产者，而昨日的资产者也极有可能因为破产沦为无产者。三是资产者与无产者的界限出现了模糊难测的情况。一大批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较高文化素养，使用高技术设备，从事创造性劳动“知识工人”的比例越来越大（美国硅谷30万科技大军），微软公司有雇员1.6万人，其中，有2000雇员是百万富翁，很难说清他们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

3、 无产者的“中产阶级化”。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广泛推行，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中间阶层行列的人急剧增多。在美国中间阶层约占家庭总数的76%，在德国、瑞典等欧洲国家，大富豪、大资本家仅占人口的比例的1%——2%，而贫困阶层不足人口的5%，社会阶层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体力劳动者的数量大大大减少，白领工人的比重已经超过蓝领工人，加之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明显提高，占有企业股份的工人已相当普遍，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已经大量中产阶级化。

中国社会现阶段阶级和阶层状况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仍然处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压迫者作为一个阶层不存在。但是，还存在着阶层差别和社会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具有不同利益和要求的社会集团，它们构成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阶层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2001年12月11日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根据江泽民“七一讲话”中“与时俱进”的理性主义理论品质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从专家的视角，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变动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当今中国的社会阶层已经发生结构性改变。

1、 十大社会阶层。

我国解放初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已经变成了十大阶层，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这十大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根据各个阶层对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可把他们分成五种社会地位等级：即社会上层（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中上层（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型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下层（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社会底层（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2、 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发生变化。

一是目的发生变化。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分析主要用来指导革命，比较强调阶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而现阶段的研究则是用来指导建设，主要是更好地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便更充分地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二是原来的划分标准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新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是依据各个阶层对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为依据。

3、 阶层政治地位发生变化。

在据以划分阶层的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政治资源）仍然具有决定意义，而经济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文化（技术）资源的重要性则在近十年上升得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该报告采用了考察各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的方式，对各阶层的政治地位进行了测量，反映出各阶层的政治地位有所变化。

第一， 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党员比例明显上升。1993年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为13.1%，1995年上升至17.1%，2000年进一步上升到19.8%。

第二，产业工人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下降。这与原来的产业工人队伍发生分化有一定的联系。一些工人党员退休了，另一部分工人党员实现了上升的社会流动，进入了其他社会阶层，还有一部分处于下岗失业状态。产业工人的一个新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他们基本上都不是党员，党组织也很少在这批人当中发展党员。

第三， 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团员比例在经济改革后有所波动，但总的来说，这一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在提高，执政党较为重视从专业技术人员中提拔干部和发展党员。

报告说，综合上述各阶层的政治地位的变化情况来看，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资源和文化技术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这是执政者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执政者在人口比例较大的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

4、社会阶层结构从“金字塔型”发展到“洋葱头型”，并逐步向“橄榄型”方向发展。

传统社会阶层结构是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差距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应对能力最强，恢复也最快，就是因为该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而印度尼西亚至今尚未从危机中恢复过来，除了其他原因外，缺少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判断一个国家、地区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仅有3000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是远远不够的，而具有现代化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才是更深刻、更本质的体现。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已经从传统的“金字塔型”发展到“洋葱头型”，社会中间阶层有所增加（社会中间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者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左右水平的阶层的合称。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阶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阶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但我国的社会中间阶层规模太小，只占就业人口的15%左右。这说明社会资源的分配还较为不平等。

造成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的深层原因，主要是呈自发性状态，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滞后和缺位。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应当以公平为目标。这需要国家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要注意制定相应的适于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政策，因为经济政策不能替代社会政策，也不能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中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是，阶层差距和区域差距都在扩大。富有阶层的存款占个人存款总数的40%，但他们承担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10%。可见，在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政策还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

社会制度创新明显滞后，也阻碍了阶层之间的相对自由流动。其中最突出是户籍制度，它使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的机会不公平状态。有关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其他各阶层在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地位、各自利益的表达和保障，以及相互利益的调协调和整合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清晰、具体且符合公正原则和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需要的说明。国家这支“有形的手”必须发挥作用，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成为今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体系。

5、 努力实现各阶层共赢。

中国社会各阶层“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敌我关系”，因为作为阶层而存在的各种社会集团，都是社会的成员，都是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现阶段研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与革命时代不同，已经不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是为了实现各阶层共赢。对于“工农联盟”这个概念，应当根据新时代社会阶层结构特征加以扩展和发展。对于建设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来说，将来所需要的，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工农联盟”，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合作和联盟。

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稳定的、开放的、有活力的、各阶层可以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共赢。

就阶层的实质而言，它是个社会学范畴。“阶级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在原始社会初期，由于没有剩余产品，不存在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劳动的可能性，因而不存在阶级。阶级的形成是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又相对发展不足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214页）

人们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和对生产资料关系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团。

在中国和在西方，古代社会中的“阶级”，就是指社会上存在的身份等级。

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阶级”既指官位俸禄的等级，也指社会伦理制度，即“礼”规定的等级秩序。《新书·阶级》曰：“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级分明。”《三国志·吴志·顾谭传》曰：“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

没有官位的“老百姓”，在古代通称为“庶民”。“士”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有的是拿俸禄的“食邑”的官，也有的是自食其力的“食田”的民，所谓“学而优则士”。所以古时有“士大夫”和“士民”的称谓，但后来“士”通指“读书人”。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民”的划分是“士民、农民、工民、商民”四民。《汉书·食货志》曰：“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

在西方过去有文字的各个历史时代，社会等级制度也是普遍存在的，可以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在每一个阶层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等。

对社会阶层的研究和关注，是法国和英国近代史学的新传统。此前，史学界解释历史变迁的主流观念是：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政治变动，而这种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支配人们个体理性选择或集体行动的思想动机中去寻找。法国和英国近代的部分史学家，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研究证明，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市民阶层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平等地位同贵族阶级所作的斗争，并由此形成了“市民社会”理论和史学的新学派。

德国学者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理论变革。他证明了“1.社会阶层的存在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社会阶层的矛盾冲突必然要导致专政； 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社会阶层差别和进入理想社会的过渡”。唯物主义认为，一切历史的真正基础是物质生产，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宗教、哲学等等。在此基础上的发展，是历史的动力；而从19世纪开始，随着大工业的产生和推进，阶层区别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化成两大阶层，即资产者和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