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萨摩斯后，雅典救援舰队来到阿吉纽西群岛，这里正对着列斯堡的马里阿海角（Cape Malea），他们在这里扎营度过了一夜。卡利克拉提达斯带着他的大部分战舰来到马里阿海角准备迎击救援舰队。卡利克拉提达斯在夜间看到希腊营地的篝火即准备出击，但由于暴风雨，他把攻击行动推迟到了早晨。

次日破晓，卡利克拉提达斯率领140艘战舰迎击雅典的150艘战舰，另外还有50艘留在密提林继续监视科浓的舰队。虽然斯巴达的军舰较少，但他们的经验远超过雅典临时拼凑的救援舰队。

考虑到斯巴达战舰的技艺和机动性超过了雅典战舰，雅典的将军们使用了一系列新的战术。首先雅典人把自己的舰队分作八个独立的单位，各自被八位将军指挥。其次他们把自己的军舰安排为双列阵线，而不是传统的单列。这样可以防止斯巴达的战舰穿透两艘雅典战舰之间的缝隙然后调头攻击其中一艘的侧面，如果斯巴达战舰这样作了，处在第二列阵线的战舰就会攻击突破第一列阵线的斯巴达战舰。

战斗开始后，雅典舰队张开他们的左翼包抄斯巴达舰队。由于雅典舰队拥有数量优势，并且他们使用了新的战术，斯巴达人的处境不妙，卡利克拉提达斯的舵手劝他退出战斗，但斯巴达海军大将并未听从，他将他的舰队分为两部分以应付被雅典舰队合围的危险，卡利克拉提达斯带领斯巴达舰队的右翼，奋力作战，当他的战舰撞击了一艘敌舰后被杀死，斯巴达舰队的右翼崩溃了。斯巴达舰队的左翼又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无法抵挡整个雅典舰队的攻击最终也崩溃了。斯巴达人损失了70艘战舰，而雅典人也损失了25艘。

阿吉纽西战役结束后,救援舰队在留下两个三列桨战舰舰长色雷西布拉斯、特拉门尼（这两个人曾在塞西卡斯战役与亚西比德同为希腊舰队司令，现在担任舰长）和一只数量不详的小舰队负责打捞救援25艘被击沉战舰上的水手和士兵后，继续去救援科浓的舰队。但不久暴风雨来临，围困科浓舰队的50艘斯巴达战舰解围而去，而打捞救援25艘战舰水手的工作则完全失败了，几乎全部落水雅典水手和士兵都被溺死，数字高达1000-5000。

得到这个消息后八将军中有两人（Aristogenes 和 Protomachus）立即逃亡，其余六人回到雅典后，因此受到了审判，全部被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这一事件使得雅典海军的人力资源进一步被削弱，现在只剩下科浓一个将军是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了。阿吉纽西战役后，斯巴达向雅典提出了和平建议，但这次雅典人依然拒绝了。

阿吉纽西审判

阿吉纽西审判历来被视为民主可能破坏法治的经典案例。但透过对色诺芬和狄奥多鲁斯等记载的深入分析发现，将军们在救援落海水手过程中，存在处置不当、救援不力的过失，导致雅典因非战斗原因大量减员，激起了雅典人的不满。在审判过程中，受命负责救援行动的泰拉麦奈斯及其支持者卡利克塞努斯等人利用雅典人的愤怒，在议事会提出非法议案，又利用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变化，两次击败了公民大会从法治途径解决问题的努力，致使六名将军被处死。这场审判与其说体现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不如说是希腊城邦固有弱点，使得精英阶级利用政治经验和势力以及民主政治的宽容，突破了雅典城邦的法治壁垒。阿吉纽西审判的发生，是长期战争对城邦制度的压力、将军们的失误以及精英阶级操纵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

　　公元前406年，雅典及其盟友与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海军在阿吉纽西群岛附近海面爆发海战。战役以雅典获胜告终。伯罗奔尼撒同盟损失了70余条战船（一说77条），其中斯巴达战船十损其九，统帅卡利克拉提达斯阵亡。雅典方面也是“惨胜”，共25艘船被击沉。色诺芬特意提到，除少量水手外，沉船上的大多数人在随后的风暴中溺毙。这或许是西西里远征以来雅典最重要的一次胜利。可是，战后将军们不但未能获得任何奖励，反因为未能及时打捞落水船员和阵亡者遗体，遭遇审判，多名将军被处死，史称阿吉纽西审判。据说雅典人不久之后就对他们的行动感到后悔，但大错已经铸成。次年，雅典在羊河战役中惨败，舰队全军覆没，雅典大势已去。公元前404年，雅典被迫向斯巴达投降。

　　由于这场审判对希腊历史影响深远，自古以来多有关注。色诺芬、柏拉图和狄奥多鲁斯都有记载，几乎是一边倒地抨击了雅典人违背法治的行为；近代学者中，多数人认为这场审判体现了暴民统治下民众的反复无常，即使立场相对中立者、甚至格罗特那样极力为民主政治辩护的人，也承认在这场审判中，民主政治违背了其一直主张的原则，致使无辜之人冤死——“这是一种非常粗暴的不公正和不法行为，给那些通过决议的人，以及全体雅典人，带来深深的耻辱。卡根虽然认为审判的发生带有偶然性，是一种特殊情势造成的结果，但也觉得“这一事件与雅典对法律、公平和程序正义的尊重是如此南辕北辙，而这种尊重正是雅典民主政体的特征所在”。赫尔德在论及古代民主的特点时，特意长篇转述了这场审判，认为它体现了公民大会容易受一时激情所支配的弱点，“全民公决的某些不稳定的基础，以及由于缺乏对于情绪性行为的某些制约的制度机制而具有的普遍的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可能性”。在政治思想学界，这个例证更经常被作为民主与法治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经典例证，受到众多思想家的注意。佟德志指出，“色诺芬的记述提醒着人们，尽管民主与法治常常相伴而生，但这对孪生子却始终存在着冲突，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张力”，“民主的普遍建立没有消除民主与法治之间固有的矛盾，反而使民主与法治的紧张关系具备了更为重要的理论内涵”。只有麦克道维尔在用两页多的篇幅相对详细地回顾了审判过程后，提出了与前述观点相当不同的看法：“除了辩护人演讲的简短和集体判决以外，我们根本没有合适的理由认为，在这个案子所遵循的程序中，在法律上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不过，他的回顾忽略了一些重要史实，而且夹在有关失职案件的介绍中，几乎没有得到多少注意。事实上，关于这场重要审判的若干关键细节，对诸多论者而言似乎并不清楚。而这些基本史实，直接影响着我们对本次审判的评价。具体说来，将军们是否有过错？应对枉法裁判负责的，是在雅典享有主权的民众组成的公民大会，还是议事会，抑或是其他群体？直接民主与法治之间一定会存在紧张吗？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回顾和考辨，进而反思雅典城邦直接民主与法治实践之间的关系。

　　一、将军的责任

　　在色诺芬和狄奥多鲁斯的记载中，将军们似乎没有任何责任。在前者笔下，将军们击败伯罗奔尼撒舰队后，将搭救落水者的任务委托给泰拉麦奈斯和塔拉叙布鲁斯两位富有经验的将领，并挑选47条船用于救捞。但是因为风暴，两位将领未能完成任务。在后者笔下，将军们战后忙于追击敌人，回到阿吉纽西之后，他们本欲救人，但风暴骤起，士兵们因为疲劳拒绝出海，致使绝大多数落水者丧生。所以，雅典人的愤怒和处死将军，是民主政治下暴民激情发作的结果。但是，他们的看法遭到了格罗特强力反驳。他首先指出，将军们追击逃敌错过了最佳搭救时间，回来后又不马上行动，而是开会议论，选择船只，无谓地消耗了时间，导致大批落水者身亡。这是现代战争中任何将军都不可能犯下的错误。其次，将军们只是把任务委托给两位三列桨战船的船长，没有任何一个将军亲自指挥，显然对救援和打捞工作不够重视。最后是所谓的风暴问题。格罗特认为，既然伯罗奔尼撒舰队能够顺利逃亡，将军们还能够在追击中顺利返回阿吉纽西，则风暴阻止救援之说非常可疑。因此，“将军们很大程度上应当为案件负责”。

　　但是，格罗特的观点并未被多数学者认同。卡根已经指出，格罗特怀疑风暴的理由并不成立，因为不仅战斗前夜米提莱奈大雨和雷暴大作，而且战斗结束后，阿吉纽西的局部海域的确可能存在自北向南的风暴，致使营救活动无法进行。虽然米提莱奈和开俄斯之间并无风暴，但并不意味着阿吉纽西地区的海面也是如此。“有些风暴泥于局部，几英里之内天气全然不同。”我们认为，卡根的判断更为合理，但理由略有不同。须知当时雅典几乎所有成年男性都参与了阿吉纽西战役，参战者中的许多人也都在战后回到了雅典，至少泰拉麦奈斯和塔拉叙布鲁斯等负责营救的船只的部分水手返回了雅典。六位将军返回雅典时，同样也带回了部分船员。因此在战役后第一次审判将军的公民大会上，将军们都只是强调风暴使营救工作无法进行。为了证明自己的言论，将军们“提供了他们同船的领航员以及许多其他人作为证人。由于这样的论证，他们几乎说服了公民大会，许多公民站起身来，希望为他们作保”。在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后续的审判中，无论是转而控告将军的泰拉麦奈斯，还是那个提出了非法提案的卡利克塞努斯，更重要的是那个自称自己好不容易逃生回到雅典、要求向将军们复仇的水手，也都没有否认风暴的真实性，只是要求将军们负责。狄奥多鲁斯的记载也证明，风暴有一个逐渐加强过程，战斗结束后整个海面上都是漂浮的船只和死尸，风暴增强后，“由于损失了许多船只和水手，以至于库麦和弗凯亚沿海的地区都布满尸体和破船。”所以，风暴阻止救援，当无疑问。

　　虽然风暴阻止了救援行动，但不意味将军们可以免责。尽管格罗特对将军们未能在战役结束后第一时间救援被击沉船只和落水水手的批评并不公正（因为战斗开始之前，雅典的水师已经被划分为三个部分，战线拉得相当长，战役进行过程中，由于侧翼包抄的需要，战线拉得更长，北边可能到达莱斯沃斯，南边因追击逃敌，整个战场可能绵延四平方英里以上；而且斯巴达人另有一支50条船的舰队正在围攻驻守米提莱奈的雅典舰队，追击敌人和更多地消灭敌人的船只，是再正常不过的处置），但将军们追击归来后的救援行动的确有令人诟病之处。考虑到雅典一方有25条船被击沉或者破损，将军们归来后理应马上投入救援。如果雅典舰队全体投入救援，至少可以搭救相当数量的落水者，从而大大减少死亡人数。然而，将军们回到阿吉纽西之后，不是马上救援，而是开会讨论，其中两位将军主张马上救援，两位将军主张追击逃敌，会议最后采纳了塔拉叙鲁斯的妥协意见：每个分舰队提供三条船只，连同泰拉麦奈斯和塔拉叙布鲁斯指挥的船只在内，一共47条船负责救援，其余船只前往莱斯沃斯解救被困的科农。这里体现了将军们对救援任务的粗心大意，或者说计划不周，对后来救援失败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将军们没有直接指定一两支分舰队负责救援，而是从每个将军统领的分舰队中各选取3条战船组成救援舰队。这种方式可能耗费了大量时间：将军们需要把所有船长找来，选出救援船只，再由船长召集船员们上船出航。由于刚刚经历过长期且激烈的战斗，部分水手可能正在岸上埋锅造饭。即使船长们有足够权威，能够立刻让船员们放弃即将到嘴的饭菜，但让桨手们坐上自己的位置，再把所有船只集中起来，肯定也需要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即使按照最快速度计算，从将军们返回阿吉纽西到组成救援船队，也需要两小时左右。对落水者而言，在冰冷的海水里泡上两三个小时，还需要不断划水以防下沉，必然早已精疲力竭，许多人可能已经虚脱。更糟糕的是，救援船队组建完毕时，海上风暴已起，一些士兵刚刚参加过战斗，借口自己疲劳和风暴过猛，不愿出海，救援成为空话。诚如格罗特所说，“在一个甚至每五分钟的耽搁都极其严重的处置中，他们却用最拖拉的方式开展工作。”加之施救与待援双方船只都散布在一个很大的海域，救援工作难度可想而知，这样的耽搁尤其不可容忍。

　　其次，我们应注意到，参与救援的指挥者没有一个是当年的将军。尽管泰拉麦奈斯和塔拉叙布鲁斯都曾担任将军拥有相当高的威信，但毕竟不是当年任职的将军。从后来审判中发生的情况看，雅典人无疑认为，在战场上负主要责任的，应当是将军们。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如果现场留下至少一到两名将军协调救援，则即使回到雅典，受到审判的也许仅仅是具体负责的将军而非参战的八名将军。将军缺席救援现场，说明他们可能没太把这项关键工作放在心上。色诺芬和狄奥多鲁斯都说，雅典方面有25条船被击沉，色诺芬尤其提到，被击沉船只的所有水手都落水了。如果每条船的标准配置是200人，则意味着落水者达到5000人。即使色诺芬所说不确，多数水手可能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获救，但落水溺死者肯定不在少数。格罗特只是简单地提到每条船200人，如果据此判定25条船上的水手全部阵亡或被溺死，可能失于轻率，毕竟色诺芬提到，还是有少数人上岸。卡根估计战役结束后海面上的雅典幸存者有1000多人，可能是认为13艘战船已经沉入海底，无人幸存，但不少水手在船只沉没前肯定跳入海中逃生，因此战役结束时幸存者数量应当更大。布佐尔特认为，虽然13条船在战役中或战役结束后可能已经沉没，但仍有12条船漂浮在海面上，需要搭救的人可能在2000人左右，或许更接近事实。

　　两千人对雅典意味着什么？一般估计，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雅典公民人口在4万—5万人。经过公元前430年以来的几次瘟疫，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伤亡，到公元前406年，雅典公民可能不过两万人或稍多。虽然我们缺乏这方面的准确数据，但就在这次战役前，当雅典人听说科农被包围在米提莱奈时，决定装备110条船的救援舰队，为此，雅典不仅动员了几乎全部公民，按照色诺芬的说法，甚至连相当数量的骑士等级公民都被征集充当水手。也就是说，除第一等级的少数人外，包括重装步兵和骑士在内的绝大多数雅典公民都登上了船只。但人手仍然不够，为此，雅典人动员了当时所有的外侨，并且解放奴隶，授予他们公民权。将军们把所有适合上船的人全部征调，才勉强凑够了110条船的水手。也就是说，当时雅典人力资源极其短缺。由于经济紧张，雅典也不可能如盛期那样，大量雇佣盟邦水手，只能依靠本国的公民。然而，仅仅是因为将军们的疏忽，雅典白白失去了大约十分之一的公民。在一个历经25年战争，人力和财力都非常紧张的国家，十分之一的公民因将军的失误丧命，肯定激起了公民的愤怒。对一个把城邦视为公民共同体，而且公民的重要性甚至还在城邦土地与城墙之上的国家来说，如此多的公民无辜死亡，无论客观原因如何，将军和负责打捞的船长们都应当承担责任。

　　最后，当士兵们以海上风浪太高为由拒绝出海时，无论是负责救援的泰拉麦奈斯等人还是将军们，都没有采取任何纪律措施，放任最后的救援机会溜走。可是，在战后对这个问题的处置程序上，将军们至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第一次给雅典人的信中，他们有意没有通报他们曾委托泰拉麦奈斯等救援落水者，等到雅典人的情绪爆发之后，才说出指定泰拉麦奈斯救援的安排。雅典人有理由怀疑，将军们这样做是为了推脱责任，加上泰拉麦奈斯等人早已精心布置，致使将军们在答辩时更加被动。

　　以上的分析，只是证明将军们应当对大批水手的溺亡负部分责任。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将军们应当被集体处死。后来事态的发展，与具体负责救援却未能完成任务的泰拉麦奈斯有密切关系。

二、议事会提出非法提案

　　但凡论及这次审判者，几乎都会提到雅典人民在非法判处将军时所说的话——“如果人民被阻止做任何他们希望做的事情，那简直是荒谬，”并把它作为雅典人民不守法治的经典例证。但是，少有人认真追寻这句话的具体背景。在阿帕图利亚节后召开的公民大会上，议员卡利克塞努斯在议事会提出了一个提案，认为前一次公民大会上已经听取了将军们的答辩，建议雅典人越过辩论程序，直接对八名将军作出判决。投票的选择只有两种，一是有罪，一是无罪。如果有罪，则将军们都会被处死，并没收财产。议事会最初似乎同意了这个提议，而且将其提交给公民大会。这个动议的非法之处，首先在于它剥夺了将军们答辩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对八名将军不分责任轻重，作出统一判决，并且越过了法庭审判的环节。所以欧吕普托莱穆斯等人召请卡利克塞努斯前来，意欲控告此人提出了非法动议。根据雅典法律，如果欧吕普托莱穆斯的动议成立，则雅典人需要先对卡利克塞努斯进行审判。只有在卡利克塞努斯被无罪开释后，他才可以再度对将军提出起诉。“有些人欢迎这个行动，但更多的人喊道，如果人民被阻止做任何他们希望做的事情，那简直是荒谬”。当某个名叫吕奇斯库斯的人动议，要把那些支持欧吕普托莱穆斯的人与将军们视为一伙，付诸同样的表决，并且赢得了人群的欢呼时，欧吕普托莱穆斯等人被迫撤回了动议。单纯从这个事实看，雅典人民的确违背了民主政治一贯尊崇的法治精神，不仅支持了违法提案，而且对那些企图阻止非法提案的人施以暴力威胁，致使公民大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古代作家特别是色诺芬的记载，则会发现我们在谴责雅典人民违背法治时，不仅忽视了前因后果，而且忽略了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人物，尤其是泰拉麦奈斯和卡利克塞努斯的作用。

　　对于议事会在审判将军中的作用，大量著作经常采取忽视态度。在雅典民主政治下，议事会的主要职能是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议案一旦提交，公民大会有权对议案进行辩论和修订，有时最终通过的决议与最初的议案可能完全不同。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忽视议事会相对于公民大会的独立地位。经过埃菲亚尔特改革后，五百人议事会的权力和职能大大增加。作为独立于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和一定程度上的执行机关，除作为公民大会议案的预审机构外，议事会还拥有审查官员、审查议事会成员资格、规范公民大会、接待外来使节、评估和收取盟国贡金、管理财政等职能，在“管理国家中逐渐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所有议案必须经过议事会预先讨论才能提交公民大会。未经议事会讨论的议案，不得被提交给公民大会。就本案而论，对将军们进行集体宣判的违法提议恰恰来自议事会。其次，当时议事会显然有不经公民大会同意先监禁官员的权力，尽管后者最终的命运要由公民大会决定。如果议事会认为罚款在500德拉克马以下，它自身就可以独立作出决定。如果议事会认为案情重大，则可以直接监禁官员，将他们送交法庭或公民大会审判。本案中六名将军刚回到雅典不久，埃拉斯尼戴斯以在赫勒斯滂贪污公款和将军任内失职的罪名受到阿凯戴穆斯控告，被法庭裁定罚款后遭到监禁。其他将军就救援责任问题在议事会受到审查。根据提摩克拉泰斯的建议，将军们被议事会监禁，并打算移交公民大会审判。监禁固然在程序上没有瑕疵，但它对公民大会的心理暗示再明显不过：将军们的确在战役中存在过失。最后，在经历一次公民大会的质询之后，在阿帕图利亚节后召开的那次公民大会上，出现了卡利克塞努斯的非法动议。在经历多个回合之后，事实上最终是议事会主席团未能扛住压力，将非法动议提交给了公民大会，导致了将军被处死的悲剧。

　　对于将军们的非法审判，议事会固然难辞其咎，但泰拉麦奈斯等人的影响更加致命。对于泰拉麦奈斯其人，从古代到现代都有很多争议。有人视其为自私自利的恶棍，有人则认为他是雅典的温和派，一直是一个爱国人士。但作为其同代人的色诺芬对他的评价，至今仍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可。色诺芬借克利提亚斯之口，抨击泰拉麦奈斯犹如变色龙，“他总是留意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根本不考虑荣誉或他的朋友们。”他时刻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站边，而且每次都能站在胜利者一边，因此从公元前411年到公元前404年七年多的时间里，除公元前406—前405年以及次年外，他几乎每年当选将军。公元前404年，也是他负责与斯巴达和谈。和谈期间，他故意在斯巴达军营耽搁三个多月，据说其意图是让雅典人更深地感受到粮食短缺的痛苦，这样，无论他签订什么条约，雅典人都会答应。斯巴达占领雅典后，他加入臭名昭著的三十僭主，因在形势不利时企图转向，被克利提亚斯非法处死。公元前406年，正是他及其代理人卡利克塞努斯等的煽动，才导致了对将军们的非法审判。

　　对于泰拉麦奈斯在阿吉纽西审判中的作用，学术界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格罗特认为，泰拉麦奈斯的确控告了将军们，但那是因为将军们将责任推给了他。色诺芬明确指出在最关键的阿帕图利亚节之后的那次公民大会上，泰拉麦奈斯让人冒充溺亡者亲属，黑衣髡首，故意在会上制造哀伤和仇恨气氛，并且收买卡利克塞努斯提出非法提案。对此，格罗特坚决否认，理由有二：第一，真正的亲属会识别出那些冒充者，所以找人冒充亲属有风险；第二，若泰拉麦奈斯行此下策，则他在事件过后理应遭遇审判，但我们从未听说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他更倾向于认为，是亡者亲属感情的爆发，造成了复仇式的审判。卡根与安德鲁斯采取了与格罗特大致相同的立场：首先，阵亡者真正的亲属会马上认出冒充者；其次，在民意随时会变化的时刻，使用如此拙劣的伎俩太过冒险，雅典人随时会把怒气转向泰拉麦奈斯本人，因为具体负责救援的正是他；最后，狄奥多鲁斯明确说那些穿黑衣者都是阵亡者亲属，而对泰拉麦奈斯没有好感的吕西亚斯，在演说中却根本没有提到泰拉麦奈斯找人冒充亡者亲属的事情。所以，致将军们于死地的，“并非哪个人或哪个小团体的精心谋划，相反，这一系列事件造就了某种特别的情势，群情激愤之际，必须有人得到处分；剩下的唯一问题只是究竟处分谁。”

　　可是，事情恐怕不像格罗特和卡根说的那么简单。首先，所有的学者都不否认色诺芬有关将军们把打捞落水者的任务委托给了泰拉麦奈斯等人的记载。、泰拉麦奈斯本人后来也坦承，他的确接受了任务，只是因为风暴过大未能完成任务。将军们确实没有对救援给予应有的重视，但按照泰拉麦奈斯的自私性格以及作为雅典资深政治家的阅历，他知道救援失败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狄奥多鲁斯说，在获悉落水者以及阵亡者尸体未能被打捞后，“民众立刻把愤怒撒向泰拉麦奈斯及其同伙，但在他们作了辩护后，民众的怒火又转向了将军们。于是人民通知将军们受审，并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科农——人民认为他并无责任，同时命令其他人尽快回雅典报到”。色诺芬所谓 “国内的人们罢黜了上述将军们，只有科农例外”，应与此是同一件事情。对于泰拉麦奈斯在这次公民大会上自我辩护的内容，狄奥多鲁斯并未提供，但泰拉麦奈斯很可能将未能救援的责任推给了将军们，否则民众的怒火不会转向将军。也就是说，民众最初认为，泰拉麦奈斯等人应当对水手的溺亡负责。然而，泰拉麦奈斯是个雄辩的演说家，又长期担任将军，是非常有影响的人，“是能干的演说家，拥有许多朋友”。、我们还需要注意，当泰拉麦奈斯等人返回雅典时，将军们仍在萨摩斯，所以当他在公民大会上指责将军们时，在场的很可能是那些和他一起负责打捞水手的人以及溺亡者的亲属。为推卸责任，他们也乐于看到将军们承担责任。将军们的第二封信可能也是在得悉雅典的情况后发出的。他们向雅典人解释，战后他们委托泰拉麦奈斯等负责打捞落水者。然而，此举可能进一步激化了泰拉麦奈斯对将军们的敌意——“但正是这件事情成为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把泰拉麦奈斯等变成了他们最危险的敌人。可能在他们的煽动之下，将军们被罢黜，而且面临雅典人的弹劾和愤怒。“城邦确定我（即泰拉麦奈斯）的说法是合理的，而将军们显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虽然他们说搭救这些人是可能的，但他们终归航行离开，让那些人死去。”或许基于这种考虑，八名将军中的阿利斯托盖奈斯和普罗托马库斯选择流亡，但其他六位将军：小伯里克利、狄奥麦东、吕西亚斯、阿利斯托克拉泰斯、塔拉叙鲁斯和埃拉斯尼戴斯回到了雅典。

　　虽然泰拉麦奈斯巧舌如簧，将雅典人的愤怒引向将军们，但将军们最初的处境并没有那么糟糕。六人中只有埃拉斯尼戴斯被控告，罪名不是在救援中失职，而是在赫勒斯滂期间贪污公款和将军任内渎职。经法庭审判后，他被判处监禁和罚款。接着将军们就战役和救援问题在议事会作证，作证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但议事会可能认为将军们应当负责，因此根据提摩克拉泰斯的建议，其他五名将军也被监禁，并打算移交给公民大会。此时议事会的做法也无可疑之处，毕竟那只是议事会的动议，结论应由公民大会决定。在随后的公民大会上，泰拉麦奈斯及其同伙再度指责将军们，要求他们就战役中的行动作出说明。将军们的态度仍然诚恳。他们认为，如果有人应为救援失败负责，那应当是泰拉麦奈斯，因为受命救援的就是他，但他们同时宣称，无意控告泰拉麦奈斯，因为风暴是造成惨祸的根本原因，并提供了大量证人。许多人被说服，另有许多人希望为将军们担保。如果事情照此发展，将军们很可能被无罪开释。然而遗憾的是，当天天色已晚，无法表决。于是公民大会宣布散会，委托议事会起草决议，以供下次公民大会表决。有人怀疑，可能是泰拉麦奈斯的党徒们借口天色已黑，阻止了会议的表决。对此我们缺乏证据，但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如果马上表决，则将军们将被开释，如果将来追究责任，泰拉麦奈斯等人势必首当其冲。那是他们绝对不愿看到的结果。下一次公民大会上泰拉麦奈斯等人的活动，暗示了这种推断的合理性。如芬利指出的，类似雅典那样数千公民的露天集会，出席者的情绪有时会发生戏剧性变化。对将军们来说，不幸的是他们被议事会监禁，无法动员己方力量，而泰拉麦奈斯显然利用随后的阿帕图利亚节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这个节日里，泰拉麦奈斯及其支持者安排了大批人员身穿丧服，剃光头发，出席公民大会，假冒亡者亲属。”

　　如前所述，卡根和格罗特对此表示保留，认为在雅典社会中，这样的伪装，肯定会立刻被真正的死者亲属认出。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虽然雅典城邦符合芬利所说的“面对面”社会特征，特别是公元前451年公民权法案后，雅典男性只能在雅典人中选择妻子，强化了雅典人作为一个血缘群体的意识，但阿吉纽西战役中雅典阵亡者人数众多，部分军队又仍驻扎在萨摩斯未归，当时或许并无完整的死亡者名单，所有雅典人也未必都相互认识。

　　雅典城邦相对较大，此时公民人数当在两万人左右，同一部落之间的成员因经常在一起集会和战斗，也许相互熟悉，但不同部落之间的公民未必如此，否则公元前415年雅典发生的赫尔墨斯渎神案以及埃琉西斯秘仪渎神案不至于引发雅典人猎巫般的追索。公元前411年雅典寡头政变能够成功，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雅典人相互之间并不完全熟悉。据修昔底德记载，当寡头们采取行动推翻民主政治时，民众不敢行动，“因为城市的规模和相互之间不了解，他们没法弄清状况。由于同样的原因，所有被攻击的人也都不敢向他人倾诉冤屈，为自己复仇，因为他或许会发现，他可以谈话的人要么是个陌生人，即使熟悉，也不可靠。民众相互猜疑，好像所有人都参与了阴谋似的。”公元前4世纪的法庭诉讼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会向陪审员详细介绍诉讼人自己及其家庭，并竭力诋毁对手。如果在一个人人相互熟悉的社会，这样的诋毁意义不大，甚至会被熟悉情况的人抨击为说谎。

　　事实上，在当时的会场上，无论是议事会还是其他发言人，也从无人对那些身穿丧服者的身份表示怀疑。如果我们把芬利关于每次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不一致，而成分构成上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影响会议表决结果的判断应用到公元前406年，则会发现，由于大多数雅典人、尤其是第四等级的公民，仍作为水手在爱琴海上作战，第一等级公民并未被征调，出席这次会议的，除留在雅典的第一等级公民外，最多的可能就是溺亡者的家属、泰拉麦奈斯组织起来的那些伪装者，以及负责救援的水手们。我们无法判断他们在公民大会中各自的比重，但可以相信，由于泰拉麦奈斯的刻意组织，他们的总人数绝不在少数。将军们已经成为被告，处境相当被动。

三、泰拉麦奈斯对审判的操纵

　　虽然如此，按照雅典法律的规定，公民大会讨论的所有问题都必须经过议事会预审。但这次违反法律的审判，正是从议事会发动的，始作俑者是卡利克塞努斯。对于此人的背景，我们并不清楚。此前他似乎从未在雅典政坛上露过面，古代作家对他的记载，基本也限于与阿吉纽西审判有关的情况，并无任何资料交代他的家庭背景或其他政治活动。这个突然在公元前406年出现在雅典议事会中的人物，是导致将军们被处死最直接的原因。他首先在议事会中提出议案，宣称既然前一次会议已经听取将军们的答辩，那么他们应当接受一次性的表决：每个部落的投票点设置两个陶瓮，将票投入前一个瓮者表示将军们有罪，投入后一瓮者表示无罪。如果将军们被判有罪，则马上把他们移交十一人团处死并没收财产。

　　这个议案既剥夺了将军们答辩的机会，又剥夺了他们分别在法庭受审的权利，而且预先给公民大会规定了投票的结果，也与雅典常规的投票办法不符。一般情况下，议事会只能向公民大会提出建议，最后的决定，应当经过公民大会辩论形成基本决议并经公民大会表决通过才能生效。就本案来说，公民大会的责任是审查将军们是否在战役中有失职行为。若被认为失职，将军们将像他们的同僚埃拉斯尼戴斯一样，被移交给法庭审判。所以，卡利克塞努斯的动议完全违背了雅典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似乎是为了给这份违法的决议增添分量，一个自称从阿吉纽西逃回的人出现在公民大会上，宣称他是抱着一个炊具逃得性命的，那些被淹死的人要求他如果能够回到雅典，一定要替那些为雅典英勇作战的人讨回公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后文再无交代。像卡利克塞努斯一样，他突然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出现，给已经爆发的公众情绪浇了一瓢热油后，就神秘消失了。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可能也是泰拉麦奈斯安排的。

　　但是，欧吕普托莱穆斯对卡利克塞努斯的抨击也相当有力：提案本身违法，因此，首先应当对卡利克塞努斯进行非法提案起诉。欧吕普托莱穆斯是小伯里克利的亲戚，可能与阿克比亚戴斯也有关系，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一旦他的建议得到支持，则雅典首先需要对卡利克塞努斯的动议进行审议。如果雅典人确定动议违法，则卡利克塞努斯将被移交法庭受审。欧吕普托莱穆斯的意见得到了部分人的支持，但据说更多的人狂呼，“如果人民被阻止做任何他们希望做的事情，那简直是荒谬。”考虑到当天公民大会出席者的成分，狂呼者中的多数人若不是溺亡者的亲属，就是泰拉麦奈斯的同党，后一部分人所占的比重可能更大，毕竟他们是泰拉麦奈斯组织来的。作为回应，一个名为吕奇斯库斯的人立刻提出动议，如果这些人不撤回他们的否决，则把他们与将军作同罪判罚。这位吕奇斯库斯又是一个在雅典历史文献中仅仅出现了一次的人物，对于他的背景，我们同样一无所知。但奇怪的是，两人都表现得极其强势。迫于压力，欧吕普托莱穆斯等只好撤回自己的议案。

　　但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再一次提供了阻止这桩非法提案的机会。根据法律规定，议事会的议案需要通过主席团提交给公民大会。当天主席团中的不少人显然还是清醒的，他们拒绝把这份违法提案付诸公民大会表决，其中包括哲学家苏格拉底。卡利克塞努斯再次跳了出来，要求对拒绝提交提案的主席团成员以与将军同样的罪名处置。他的攻击再次见效，民众大声呼喊，要求把阻止的那些人送交法庭审判。大多数主席团成员迫于压力，同意提交提案。但苏格拉底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眼见违法提案即将提交表决，欧吕普托莱穆斯再度上前发言，提出新的动议，要求对将军们按照坎诺努斯法审判，理由是这个法律本身非常严厉，同时，他再次强调，即使对于最凶恶的罪犯，雅典民主政治都给予了他们分别受审的机会，如今没有理由不给这些刚刚打了胜仗的将军们同等的机会。他的发言赢得不少人支持。公民大会就到底是采用议事会的提案还是欧吕普托莱穆斯的修正案进行了投票，最初欧吕普托莱穆斯的提案占优势，但一个名为麦奈克莱斯的人出面反对，公民大会被迫进行了第二次表决，结果议事会的建议被通过。这几乎注定了将军们的命运。随后的投票中，大多数人认为将军有罪，根据议事会的提案，六名将军被判处死刑，随后被处死。

　　在这场雅典民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审判中，卡利克塞努斯无疑起了恶劣作用。正是他首先在议事会提案，要求对八名将军一次性作出判决，而且不给将军们任何答辩机会。当议事会主席团拒绝提交他的违法提案时，卡利克塞努斯公开施压主席团，致使他的非法动议被提交给了公民大会。吕奇斯库斯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正是他威胁把欧吕普托莱穆斯等人和将军们一道审判，迫使后者放弃了他们拯救将军的第一次努力，把雅典人往错误的道路上又推了一把。第三个值得注意的，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麦奈克莱斯。雅典公民大会本来已经表决支持欧吕普托莱穆斯的建议，对将军们以坎诺努斯法分别审判，但他以誓言迫使公民大会进行了二次表决，致使议事会的违法提案被通过，对将军们被非法处死盖上了程序上最重要的一个印章。至此，公民大会被一步步地引导，迈出了非法审判的最后一步：判处将军们有罪。

　　由上可见，在这次非法审判中，卡利克塞努斯、吕奇斯库斯和麦奈克莱斯的作用非常关键。正是他们动用各种手段，引导公民大会作出了非法判决。似乎只有欧吕普托莱穆斯等少数人与他们对抗。提出非法动议的卡利克塞努斯等三人此前并未在任何文献中出现过，后来也难觅踪迹，是什么让他们突然表现得如此活跃和强势，并且得到了公民大会一定程度的支持？

　　在雅典那样的城邦中，城邦政治的实际运作，有赖于普通公民的积极参与。虽然文献中经常出现的是伯里克利、克莱翁、德摩斯提尼等伟大的演说家和政治家，但他们只是雅典公民的少数，据汉森估计，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稳定时期，同一时期活跃的政治家不少于20人，但从公元前403年到前322年左右，“政治领袖的总人数不会超过100人”。仅仅依靠这些人显然不足以让雅典民主的复杂机器运转，尤其是在遇到某些政治领袖们不是特别熟悉的具体事务时，因此这些伟大的政治家之下，还存在着一群相对次要的演说家，他们可能是某个知名政治家的支持者，也可能不属于任何一派，只是碰巧对某个事务有深入了解，并且在那个特定时刻前来提出建议，属于平时不显山露水，但在关键时刻偶露峥嵘的人物：如公元前427年有关米提莱奈命运的辩论中，狄奥多图斯灵光一闪，成为修昔底德笔下那个特定时刻决定米提莱奈命运和雅典帝国政策的关键人物；公元前425年提出重订雅典盟邦贡金的图狄波斯，有人猜测他是克莱翁的女婿，但并无明确证据，可能也是一个并不重要的人物，但他恰恰在那个时刻发挥了作用；还有前文注释中已经提及的瑟斯皮斯和吕萨尼亚斯。仍据汉森估计，这些“偶尔在最高政治层面上有所表现的人则多达数千”。他们的存在与一定程度的活跃，使雅典民主政治能够运行。

　　卡利克塞努斯和欧吕普托莱穆斯可能都属于这类人物。虽然前一个名字此前不曾出现在书面历史文献中，但在公元前5世纪80年代的陶片放逐投票中，这个名字经常出现，被称为阿利斯托尼穆斯之子卡利克塞努斯。从其名字推断，他可能与阿尔克麦翁家族有血缘关系。如果此人是公元前5世纪那个同名者或其旁支的后代，则意味着他与伯里克利的儿子小伯里克利有亲属关系，同时也与试图阻击他的欧吕普托莱穆斯有亲属关系。后者虽然也不经常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但他在另一个场合曾出现在色诺芬笔下：公元前407年，当阿克比亚戴斯在多年流放后终于归来时，面对岸边迎接他的群众，他仍不敢下船，直到他看到自己的亲属欧吕普托莱穆斯以及其他亲戚在场时，才放心上岸。阿克比亚戴斯的行动表明，至少到公元前407年，欧吕普托莱穆斯已经是一个重要人物，影响和势力或许都在卡利克塞努斯之上。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则卡利克塞努斯指控将军的行为就更加令人怀疑，因为在希腊城邦政治中，家族的支持是政治家最基本的资源。而试图反对他的，又是更有地位的欧吕普托莱穆斯。对此，可能的解释来自色诺芬，“他们（即泰拉麦奈斯等人）贿赂卡利克塞努斯在议事会中控告将军们，然后他们召集了公民大会，议事会提交了由卡利克塞努斯按照以下措辞起草的决议草案。”也就是说，卡利克塞努斯等人之所以如此胆大，是因为他们背后站着泰拉麦奈斯。

　　泰拉麦奈斯对审判的操纵还不仅如此，判决将军们的公民大会，可能某种程度上也被他操控。前文已经提到，这次公民大会上，由于许多参战的水手仍在爱琴海上服役，所以出席公民大会的主要是两部分人：溺亡者的亲属们以及随泰拉麦奈斯等回归的那些负责打捞的水手们，还有后来跟随将军们回到雅典的少数水手，以及留在雅典的上层人士，特别是未被征调服役的第一等级公民。但最后两种人应是少数。如格罗特等意识到的，溺亡者的亲属出于义愤希望向将军们复仇，泰拉麦奈斯的支持者们为了帮助他们的领袖脱困，需要将军们做替罪羊；上层阶级的人士或许会比较中立，但他们在雅典从来不是多数。狄奥多鲁斯留下的一段话，正好表现了当时公民大会的状况：“死者的亲属对将军们造成的损害绝不是最小的，他们身穿丧服出现在公民大会，请求人民制裁那些放弃为国捐躯者遗体的人。最后，这些亲属的朋友和泰拉麦奈斯一派，因为人数众多，赢得了胜利，结果是将军们被判死刑，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公民大会的反应，证明狄奥多鲁斯的记载有一定根据。首先，卡利克塞努斯操纵议事会通过了他的非法提案；当欧吕普托莱穆斯打算以非法提案诉讼控告卡利克塞努斯时，雅典人喊出了那句让他们臭名远扬的话，吕奇斯库斯威胁要对欧吕普托莱穆斯实行与将军同罪的判罚，公民大会、更准确地说，是泰拉麦奈斯和卡利克塞努斯的党徒积极支持了吕奇斯库斯；当卡利克塞努斯威胁要把主席团送交法庭时，公民大会再度作出了正面反应；最后，当主席团宣布欧吕普托莱穆斯的提案赢得胜利，将军们可能被送交法庭单独受审时，麦奈克莱斯干预了决议的宣布（可能是质疑程序非法），迫使公民大会重新表决，公民大会表现得格外顺从，竟然容忍了这种近乎非法的做法。如果我们大胆推测，包括那位突然出现的得救水手在内，都是泰拉麦奈斯的预先安排，或许并非全无可能。尤其是我们考虑到，作为一个拥有庞大势力的资深政治家，泰拉麦奈斯曾经参与过四百人政变，他的转向导致了四百人的垮台。尽管有这样严重的污点，他此后仍多次当选将军；他本是阿克比亚戴斯的助手，虽然在后者被罢免之后，他在公元前406年失去了将军之职，但仍受到尊敬；后来，又是他主导了与斯巴达人的和约，并且推动了三十僭主统治的建立。但他的再次转向威胁到三十僭主的统治，被克利提亚斯处死。“他就是这么个机敏灵活的人，随机应变，总是靠在有阳光的一边……他会快速地转变航向，总能得到有利的顺风。他精明干练，生来是个泰拉麦奈斯”。阿里斯托芬的这段嘲讽，出自大约上演于公元前405年的戏剧《蛙》，即阿吉纽西审判后的次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雅典人对泰拉麦奈斯的一般认识。即使阿里斯托芬是喜剧作家，其话语不能当真，演说家吕西亚斯的控告词也许更有分量。他称泰拉麦奈斯“鄙视现存的，渴望得到更多，同时用最动听的言辞来美化这些行为；把自己变成大多数恶心行为的始作俑者”。基于此人的一贯作为，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他在阿吉纽西审判中做了手脚。卡根等认为，将军们把责任推到泰拉麦奈斯等人身上，是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迫使后者反击。但是，将军们强调的是风暴影响了打捞，与受命救援者无关。他至少可以像另一位船长塔拉叙布鲁斯一样，接受将军们的解释，而不是积极控告。但色诺芬的记载，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为了保命而不惜违背雅典法治，动用包括贿赂、煽动和欺骗等所有手段，必欲置将军们于死地的政治流氓。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特别是在阿帕图利亚节后召开的那次公民大会上，泰拉麦奈斯作为组织者几乎从头到尾主导了审判。他先是利用自己的身份，让自己的支持者积极出席公民大会，使公民大会出席者的成分发生了微妙变化，遇难者亲属和泰拉麦奈斯成为公民大会的多数。虽然如此，雅典多年的法治传统仍然发挥了作用，公民们仍未完全丧失理智，两次听取了欧吕普托莱穆斯的发言，议事会主席团先是以非法为由拒绝提交卡利克塞努斯的非法提案；即使在非法提案被提交后，雅典公民在第一次表决时仍支持了欧吕普托莱穆斯的合法提案，议事会主席团或许也乐于宣布这样的决议。主要由于泰拉麦奈斯一党的欺骗，特别是卡利克塞努斯、吕奇斯库斯和麦奈克莱斯的煽动，两次破坏了公民大会遵从法治进行审判的努力，雅典人才犯下了他们历史上最愚蠢的错误。

　四、政治精英对雅典民主政治固有弱点的利用

　　上文讨论已经揭示出这次审判某些方面的特殊性：长期战争造成的人力紧缺、将军们的错误、阿帕图利亚节的氛围、泰拉麦奈斯的煽动以及公民大会成分的变化，都对这次审判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根据此次判决，认定伯里克利以后的雅典民主真的如某些学者所说，成为了暴民政治？或者如佟德志等政治学家所认为的，民主与法治之间形成了紧张？

　　在《雅典政制》中，亚里士多德先后列举了雅典历史上多达11次的政治变革。抛开神话传说中的两次，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希波战争后战神山议事会的崛起，以及公元前411年政变和公元前404/403年的三十僭主，以及民主政治的两次恢复外，真正由民主派发起改革的仅有梭伦、克里斯提尼和阿利斯提德到埃菲亚尔特的三次。而且这三次之中，梭伦一般既不被视为民主派，也不被认为是寡头派，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力图保护双方利益、调处平民与贵族冲突的中间派。这样看来，在亚里士多德列举的雅典国家11次重要的政制变革中，由民主派主动发起的不过两次，即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创立民主政治和公元前462年埃菲亚尔特改革。前一次创立了古典雅典基本的民主制度，后一次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主要权力，通常被视为雅典迈向激进民主时代的转折点。公元前403年民主政治恢复后，直到公元前322年民主政治被马其顿的安提帕特废除，亚里士多德认为其间雅典政治无本质性的变化。这样看来，在近200年的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主派相当注意维护国家基本政制的稳定性，力图在法治范围内行事，倒是寡头派两次利用民主政治的错误，借助外力支持和恐怖手段，主动发起政变。但是三十僭主的统治过于臭名昭著，所以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几乎无人再提起回到寡头政治。

　　在日常生活中，民主政治也相当遵守法制。诉诸非法手段的，经常是上层精英。公元前508年，由于克里斯提尼与民众结合到一起在政治中占据优势，导致伊萨戈拉斯请求斯巴达国王克莱奥麦奈斯出兵雅典，指名流放了包括阿尔克麦翁家族在内的700户雅典人，并企图解散议事会。后来雅典人民暴动，驱逐了斯巴达人，迎回了克里斯提尼等，实现了民主变革。公元前5世纪80年代以陶片放逐法的引入为标志，到公元前462年埃菲亚尔特改革完善民主政治，即奥斯瓦尔德所谓的人民主权确立过程中，民主派都是在现行法律范围内，通过合法手段实现变革。公元前462年的改革中，首先使用暴力的是反对派，他们暗杀了埃菲亚尔特。公元前411年的政变中，是皮山戴和弗吕尼库斯等人用阴谋、欺骗和暗杀等恐怖手段，迫使人民同意变更民主政体，实现了四百人政体的寡头统治。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四百人继续实行屠杀和恐怖政策。如欧吕普托莱穆斯所述，甚至在四百人垮台后，他们中的某些人——如阿利斯塔库斯，不但参与过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而且把奥伊诺伊要塞出卖给了敌人，但雅典人仍然给予他们单独受审机会和一天的自我辩护时间。至于在斯巴达人帮助下建立的三十僭主，也是首先通过暗杀民主派领袖克莱奥丰等人登上权力宝座，并且对公民和富裕的外侨举起屠刀。倒是民主派重夺雅典之后，实行大赦，甚至放弃对自己损失的财产以及受到的伤害的追诉，随后完成对法典的修订，并且在公元前4世纪一直恪守法治。

　　因此总体上说，在雅典政治中主动破坏法制，或者诉诸暴力的，往往不是民主派的大众，而是上层精英。不管是在阿吉纽西战役之前，还是在那之后，雅典民主政治大体上尊重法治，两者之间的关系虽不乏紧张时期，但总体上是协调的。那么，在阿吉纽西审判中，导致法治全面失守的，到底是雅典的大众，还是所谓的精英？

　　如果追责的话，这次法治的失守，仍然源自雅典的所谓精英们，尤其是泰拉麦奈斯及其党徒。为了逃脱责任，泰拉麦奈斯不顾将军们无意指控他的现实，首先组织自己的支持者前往公民大会会场，使得溺亡水手家属和泰拉麦奈斯的党徒占了优势，因此，当时的公民大会，与平时公民自发出席的会议有所不同。接着，他收买卡利克塞努斯在议事会提出了非法动议，启动了整个非法审判程序的开关。作为雅典第三等级以上公民——他们某种程度上就是雅典精英阶级的一部分——组成的议事会未能成功阻击卡利克塞努斯，非法议案被提交给了公民大会。那些总是谴责雅典公民大会是暴民集会的学者忘记了这个基本前提：没有预先经过议事会讨论的提案，公民大会不得讨论。这次违法提案的发起人恰恰来自议事会，而对违法提案作出反击的是公民大会。欧吕普托莱穆斯的第一次反击，是指出卡利克塞努斯的动议本身非法，并希望就此提起违法提案诉讼。一旦欧吕普托莱穆斯的动议被公民大会通过，则卡利克塞努斯本人可能会被送上法庭。这样，即使卡利克塞努斯的动议在法庭诉讼中获得胜利，对将军们的审判也需要等到若干天之后再举行的公民大会上才会得到讨论，而在当时瞬息万变的气氛中，很有可能发生有利于将军们的变化。然而那天公民大会会场的出席者挽救了卡利克塞努斯。会场上有众多泰拉麦奈斯的支持者，他们和吕奇斯库斯一道击败了公民大会以法治手段解决问题的第一次努力。之后议事会主席团走上前台，可能是在欧吕普托莱穆斯演说的启发下，他们认识到卡利克塞努斯提案的非法性，因而拒绝把这份非法提案提交给公民大会表决。但他们的反对，再次被卡利克塞努斯联合公民大会中泰拉麦奈斯的支持者的非法行动击败：他们威胁把主席团成员送上法庭，迫使主席团同意把提案付诸表决。

　　由此看来，之前卡利克塞努斯与欧吕普托莱穆斯的交锋，虽然发生在公民大会上，但因为提案本身遭遇非议，并未马上被提交到公民大会表决，而很可能被返回到议事会。雅典人民的所谓欢呼，或许是那些聚集在议事会议员附近的公众。考虑到泰拉麦奈斯特意组织了部分人去参加会议，这些挤到议事会议员身边的人，很可能也是他的党徒。如果这样的推测合理，则色诺芬笔下喊出了雅典人民可以为所欲为口号的人，并非普通的公民大会出席者，而仅是泰拉麦奈斯的党羽。正式的公民大会，或许只是在议事会主席团将决议提交给公民大会之后，才真正开始。

　　即使如此，在法治轨道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并没有完全失去，顽强的欧吕普托莱穆斯第二次提出修正意见：按照坎诺努斯法令审判将军。虽然该法令以严厉著称，但会给将军们答辩和分别审判的机会，从而避免卡利克塞努斯提案中一票决定所有将军命运的非法提议。公民大会最初表决支持了欧吕普托莱穆斯的动议。这再一次表明，色诺芬此前所说的那些高呼口号的人，并非公民大会的全体公民，而是那些聚集在议员或主席团成员身边的部分雅典人——或许主要是泰拉麦奈斯的党徒们，因此，在公民大会表决议案时，多数公民仍然认为欧吕普托莱穆斯的意见更加合理。也就是说，公民大会再次表现出了理性和以法治手段解决问题的倾向。然而麦奈克莱斯的干预让公民大会的第一次表决归于无效。对麦奈克莱斯的干预，公民大会反常地没有像前两次那样表示反对。这里有两种可能：当天公民大会的出席者中有相当部分是溺亡水手的亲属和泰拉麦奈斯的党徒。他们不希望欧吕普托莱穆斯的法治主张取得胜利，因而采取被动接受的态度。另一种可能是，历经公民大会、议事会的多次辩论和反复，出席者早已筋疲力尽，希望尽快结束会议。而卡利克塞努斯和麦奈克莱斯等人的强势，似乎有不把将军们处死决不罢休的架势。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非泰拉麦奈斯一派的人采取了绥靖态度。这样，所谓的第二次表决，欧吕普托莱穆斯的提案几乎成了摆设，卡利克塞努斯提出的那个由议事会提交的非法提案，成为事实上的唯一选项，并且不出意外地被通过了。在后来有关有罪无罪的投票中，如泰拉麦奈斯等所愿，有罪的票数占了多数。所以，如果详尽追溯这次审判的进程，我们会发现，在公元前406年的这场审判中，雅典的民主机构，特别是公民大会，表达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期望。但这样的前景显然不是泰拉麦奈斯等人愿意看到的。他们无耻地利用了将军们的失误和溺亡者亲属们的愤怒，通过非法手段，裹挟公民大会进行了一次非法表决，制造了雅典民主政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事件。所以，如果有人应当对这场错误的审判负责，首要责任人应当是泰拉麦奈斯。从这个角度看，克利提亚斯称泰拉麦奈斯“反复无常”，倒是符合事实：“你们记得，正是这个泰拉麦奈斯，虽然受将军们之命搭救那些在莱斯沃斯岛外的战斗中船只被打坏的雅典人，却未能履行责任，然而正是他控告将军们，并且造成了他们的死亡，以便他可以自己逃得性命。”所以，阿吉纽西审判表现出来的，不是民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而是所谓精英们对公民会议的非法操控。

　　结论

　　以上对有关史实的梳理表明，阿吉纽西审判的发生有三方面因素。其一，特殊的审判背景：在以公民为基础的城邦制度下，长期战争造成的人力消耗，使人们对人力的非战斗损失极其敏感，将军们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非战斗减员，极易引起公众的集体愤怒。其二，泰拉麦奈斯和他的支持者们动用非法手段，利用溺亡者亲属们的愤怒，多次突破了民主政治设置的法治壁垒。其三，雅典民主政治的固有弱点，给泰拉麦奈斯等人提供了操纵民意、破坏法治的机会。

　　雅典民主政治是一种城邦的直接参与性民主，具有几乎所有希腊城邦共同的弱点。作为国家最重要象征之一的暴力强制手段分散在所有公民之中，并未集中于政府。城邦政治的有效运作，很大程度上依赖公民的支持以及对法制的敬畏。一旦世家大族决心行动，并且拥有足够的支持者，在没有强有力反对者的情况下，公民群体很难与之对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列举的大量城邦政制变革，不管是发生在民主制还是寡头制或君主制的城邦，很多都与强势的个人有关。古风时代希腊城邦的历史，已经证明只要少数人行动坚决，就可以夺取政权。古典时代城邦权威有所增强，但仍难以完全防止精英集团蓄谋已久的攻击。修昔底德借底比斯人之口宣称，公元前480年波斯入侵希腊时，那时底比斯之所以投靠波斯，是因为城邦政体既非正常的寡头政治，更非民主政治，而是“统治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与法律和明智的统治背道而驰，而与僭主政体相近。这些人……强力压制民众，将波斯人引入城内。”斯巴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由于阿盖西劳斯的强势，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有过两次臭名昭著的审判，其违法程度，甚至远甚于雅典的这次审判，后果之严重，也几乎可以与阿吉纽西审判相提并论。

　　雅典民主政治一方面利用民众的力量，一方面依靠陶片放逐法，在一个较长时期里制约了精英们之间的争斗和操纵，保持着城邦政治的稳定。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城邦制度造成了巨大冲击，为应对战争，雅典内部多个层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导致城邦制度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形，控制精英们的制度藩篱，在阿吉纽西审判中被多次突破。此后，精英们还有过多次非法行动，并且在公元前404年推翻了民主政治。然而，企图取代民主政治的雅典寡头们的统治记录太过恶劣，而自内战中复兴的民主政治，在公元前4世纪赋予法治更大的权威，并对精英们施加更严厉的控制。在此期间，多名将军和政治家遭遇严厉审判和制裁。由于精英们基本认同民主政治，雅典得以在希腊世界普遍动荡的局面下，保持了近80年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