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空想社会主义感兴趣，参加了彼得堡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同年果戈理发表《与友人书信选》，别林斯基撰写《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对其观点给予驳斥。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欢别林斯基这篇文章，并寻找到手抄本在小组上朗读。1849年4月23日，他因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并于11月16日执行死刑。在行刑之前的一刻才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同时癫痫症发作得也愈发频繁。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释放，但是要求必须在西伯利亚服役。1858年他升为少尉，从此可以有自己的时间来思考与写作。从假处决事件到西伯利亚服刑这十年时间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他开始反省自己，笃信宗教。

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圣彼得堡，次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这部作品可以被看作是他前后期的过渡作品，既有前期的对社会苦难人民的描写，又带有后期的宗教与哲学探讨。这段时间他文学上有所进展，但生活却连遭打击。1864年他的妻子和兄长相继逝世，他还需要照顾兄长的家人，这使得他濒临破产。他希望通过赌博来还清债务，却欠下更多债，整个人陷入消沉之中。

为了躲避债主，他被迫到欧洲避债。出版商答应给他预付款，但是要求他要在半年内写一部长篇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正在写《罪与罚》，没有时间再写一部，但是出于生计只得同意。1866年他的代表作《罪与罚》出版，为作者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同年，在朋友介绍下，他认识了速记学校的高材生安娜，两人高效率地工作，一个月内完成了《赌徒》，于1867年出版。

186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白痴》。这部小说中，拿破仑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是重要的背景题材。

1872年，完成了《群魔》。1873年开始他创办“作家日记”期刊，很受欢迎。1880年他发表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他后期最重要的作品。

1880年发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或译《卡拉马助夫兄弟们》），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2月9日，他的笔筒掉到地上，滚到柜子底下，他在搬柜子过程中用力过大，结果导致血管破裂，于当天去世，弥留前妻子为他朗诵圣经，享年59岁。葬于圣彼得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是一名退休军医和酒鬼，工作于莫斯科的玛利亚济贫医院。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两段婚姻，1856年，在逗留于库兹涅茨克期间，他与寡妇玛利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结婚，第一次婚姻并不幸福，玛利亚于1864年4月15日病逝。第二任妻子是安娜·格利戈里耶芙娜·斯尼特金娜，二人于1867年2月15日结婚。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846—1918），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第一个妻子亡故后所娶的第二个妻子。她聪明干练，精力充沛，持家有方。曾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以巨大帮助，替他做速记，誊清原稿，校阅清样，甚至出版和发行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她又替他整理遗稿，编纂书目，出版全集，收集遗物。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献给她以外，临死前还对她说：“记住，阿尼娅，我一直热烈地爱你，从来没有对你变过心，甚至连这样的念头也没有。”

参考资料

19世纪中期的俄国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沙皇专制残暴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给人们精神上带来了沉重负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主要描绘生活在这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怜、矛盾、困苦和走投无路，揭示生活在这种病态社会里人性的堕落与毁灭以及人的精神的分裂，展示了专制统治与资本主义制度笼罩下的俄国社会的黑暗污浊。他的小说创作主题大致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描写被欺凌与被侮辱者，竭力展示隐藏在贫民窟阴暗角落里，“”人物”的不幸与悲苦；二是描写自我分裂的人，揭示多重人格；三是表现人性的复归。

心理描写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描写的专家，醉心于病态的心理描写，不仅写行为的结果，而且着重描述行为发生的心理活动过程，特别是那些自觉不自觉的反常行为、近乎昏迷与疯狂的反常状态。而人物的思想行为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激烈程度和他思想的困惑程度成正比。在对小说时序的处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采取一种非时序的叙述方式。由于他偏爱选择矛盾冲突最为激烈、可怕、极端的事件作为小说的题材，热衷于表现人在危机时刻的心理，所以作品的整体节奏极不稳定。

人物形象

在对小人物的描述上陀氏突破了普希金以来俄国文学描述“小人物”的传统，不仅描述他们赤贫的处境，还“揭露‘小人物’的灵魂，不仅同情他，并且和他打成一片”。

强者是与弱者对立的一个故事元素，主要指那些拥有金钱和权力而又无视任何道德原则的人。他们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为所欲为。

拯救者和被拯救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另一对故事元素。如果说强者和弱者的对立构成小说叙事的第一条线索，突出作者的人道情怀的话，那么由拯救者和被拯救者构成的第二条叙事线索则集中反映出作者富有宗教哲学意味的思想，对社会出路的思考更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后两个叙事元素在陀氏小说创作中是逐渐发展起来的。

“拯救者”这一故事元素在陀氏小说中是完美的基督形象，是至善的化身。在创作初期，“拯救者”形象是以一种“美好行为”的方式，即“自我牺牲”式的爱情出现的。西伯利亚流放归来，陀氏的创作重心转移到宗教探索上来，“拯救者”开始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性格逐渐丰满鲜明，而且也不再囿于爱情的范围，而是具有更广阔的社会内容。在小说中，这个元素是作者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作者主要通过它来反映自己宗教救世的理想。因此这类人物形象扁平，是作者思想的“传声筒”，往往给人一种苍白无力的感觉。

“被拯救者”是陀氏小说中最主要的故事元素，相对于拯救者来说，这类人物形象比较丰满。被拯救者形象最初在陀氏小说中是以“幻想家”的形象出现的（如《白夜》和《一个荒唐人的梦》中的“我”），后来又以“地下室人”自私无耻的面目出现，成熟期成为“天使和魔鬼”的结合体（如拉斯柯尔尼科夫和伊凡·卡拉马佐夫）。这一形象继承了19世纪俄国文学“多余人”的传统，具有“多余人”的特点:游离于社会之外，对社会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具有“思想者”的特征。

所以他的小说结尾都是以拯救者思想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战胜作为道德家的自己，他深深体会到在当时人依靠宗教仍无路可走的社会现实，他这种思想的矛盾性使小说的主体部分呈现出一种开放式的结构，结尾在闭合的形式下也呈现出一种开放的状态。

结构

陀氏小说建构的基础是二元对立，主要有四个故事元素构成：强者、弱者、拯救者和被拯救者，其中贯穿一个“拯救”的主题。其次，陀氏小说的结构表里不一。

他的小说元素建构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强弱的对立—被拯救者心中善恶的冲突，拯救者和被拯救者思想的冲突—被拯救者的皈依。这一链条的第一个矛盾是故事建构的基础，后两对矛盾构成故事的主体部分，它们三个具有依次减弱的趋势，最终以皈依的形式而告终，所以小说在形式具有闭合性的特点，呈现出线形结构的特征。但由于各种矛盾的相互影响、相互交织、不分高下，小说在内容上具有开放性和未完成性。陀氏之所以在建构小说时采用这样的结构模式和他的宗教思想和困惑密不可分。

视角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主要采取两种视角：内视角和全知视角。首先，由于他的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人的自我意识，而且各种意识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因此第一人称内视角和第三人称不定内视角是他小说主体部分常采用的一种视角。这种视角反映了陀氏的宗教困惑和探索。其次，陀氏小说的全知视角主要表现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为小说主体部分内视角的特点服务，二是为陀氏的宗教思想服务，由此也形成了小说形式封闭性的特点。此外，陀氏小说中出现了一些“元小说”的叙事方式，其中传达的也是他宗教思想中的困惑，不管是对叙事者、主人公还是读者都没有定论。由此可以总结出陀氏小说的视角模式：小说的主体部分主要是内视角叙事，开头和结尾常采取全知视角。

时间模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建构小说时间模式时主要表现在：首先，他不再像传统小说那样把事件置于时间的流程之中，热衷于对其过程的娓娓描绘，而是对时间进行了切割，采取一种非时序的叙述，注重时间的共时意义。其次还表现在小说中心理时间的大量介入。他总是喜欢把人物置于矛盾的两极，置于紧张的气氛当中，从而描绘出人类内心的全部隐秘，心理时间相对于故事时间要长得多。

对我们这一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存在主义的鼻祖克尔凯郭尔，另一个就是俄国的小说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评）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快地处死，竭力要放他们活得长久。（鲁迅评）

读者完全可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作品当成纯粹小说、甚至是畅销小说来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虽然篇幅很长，但读起来却丝毫不让人觉得枯燥和乏味，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无辜的德米特里被推上法庭之后，所有无罪的证据都可以用来证明他是有罪的；《罪与罚》则一反推理小说警察破案的“常规套路”，凶手在良心的撕扯下，不停地寻找自己有罪的证据，“这一切构成了立体丰满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