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三贤 啖助·赵匡·陆淳

唐代中叶，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春秋》学派。这个学派以啖助、赵匡为先驱，陆淳集大成，对当时学术界产生过很大影响。宋人陈振孙以为：“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推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清末皮锡瑞也说：“《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又说：“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德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认为，清代以前两千年经学“凡六变”，其中唐代的“孔（颖达）、贾（公彦）、啖（助）、陆（淳）”为上承章句之学，下启宋明理学的第二变。这些评价表明了啖赵陆学派在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新经学啖助开路解《春秋》陆淳集成　啖、赵、陆虽然是中唐有影响的学者，但史籍对他们的生平、学术关系的记载却语焉不详，往往引起混乱。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先从陆淳说起。

陆淳，字伯冲，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是梁代名儒陆澄的七世孙，后因避唐宪宗李纯讳，改名质。他自称“世以儒学著时”，可知其家以儒学为业。《旧唐书》卷189下本传说他“有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关于他与啖助、赵匡的关系，历来人们的认识都含混不清。除此一说外，《新唐书》卷200说赵、陆皆为啖助弟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3认为匡师助、陆师匡、助。今考吕温代陆淳写的《进集注春秋表》，其中说：“臣（按：指陆淳）不揣蒙陋，裴然有志，思窥圣奥，仰奉文明，以故润州丹阳县主簿臣啖助为严师，以故洋州刺史臣赵匡为益友，考左氏之疏密……”在这里，陆淳明确地称啖助为“严师”，赵匡为“益友”，这是关于他与啖、赵二人关系最为明白的材料。另据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说：“有吴郡人陆先生质，与其师友天水啖助、泊赵匡，能知圣人之旨。”可知啖、赵二人，一为陆淳之师，一为陆淳之友。事实上，啖为师，赵为友，陆淳已作了明确的回答，已不存在什么问题了。还有一点，陆淳在《春秋集传纂例》卷1《修传始终记》中简述啖、赵二人的生平时，称啖助为“啖先生”，称赵匡为“赵子”，称啖助之名时说“讳助”，而称赵匡之名则直接说“名匡”，尊敬的程度大不同，也可以作为啖助为师、赵匡为友的旁证。 陆淳的老师啖助，字叔佐，出生于唐太宗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赵州（今河北赵县一带）人，后迁居关中。他学识渊博，对儒家经典造诣颇深。唐玄宗天宝末年，客居于江东。后来因中原地区发生了安禄山、史思明之乱，他再没有回到关中故里。在江东，他以文学入仕，做过台州临海县尉、润州丹阳主簿。任满后，就在丹阳住了下来。他继承了先儒那种安贫乐道的精神，虽穷居陋巷、粗衣蔬食，仍处之泰然。在这里，他潜心于《春秋》学研究。他不满意于前人对《春秋》的理解，认为前人“传已互失经旨，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于是发愤著述，“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阙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浃洽”，从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到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历时十年，成《春秋集传集注》。·之后，他又“撮其纲目，撰成《统例》3卷，以辅《集传》，通经意焉。”

陆淳跟随啖助学习，是在唐代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据陆淳说，他拜啖助为师，“秉笔持简，侍于啖先生十有一年。”按：啖助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去世，时年47岁。上推11年，即上元元年。据陆淳说，他在啖助“述释之间，每承善诱，微言奥指，颇得而闻”，可知，陆淳师从啖助，对啖助的学术方法、学术思想，特别是对啖助的《春秋》学有深入的了解，并深受其影响。

两《唐书》说陆淳自幼师从赵匡，而没有提到他师承啖助。事实上，陆淳师从啖助，证据已很充分了。而说陆淳师从赵匡，却没有多少证据。赵匡，宇伯循，天水（今甘肃天水）人，从师著名学者萧颖士，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开始在宣、歙、池都团练观察使陈少游处任幕僚。做过殿中侍御史、淮南节度判官、洋州刺史。他也是一位《春秋》学者，与啖助的学术观点非常相近。从文献记载看，陆淳与赵匡并非师生关系。那么，赵匡与啖助之间是不是师生关系呢？据陆淳《修传始终记》，大历五年，即啖助完成《春秋集传集注》那一年，赵匡正在陈少游幕府供职，前往浙中，途经丹阳，曾到啖助居住处去拜访，讨论《春秋》经学，“深话经意，事多响合”，二人谈得很投机。赵匡打算回来时再到丹阳拜访啖助，“当更讨论”，但不幸的是，啖助在这年去世。从这段记载看，赵匡与啖助在大历五年以前并未谋面，因此，二人之间也不存在师生关系。

啖助去世后，留下了《春秋集传集注》及《统例》的遗稿。陆淳认为应该将它整理出来，使啖氏《春秋》学发扬光大。于是，他与啖助之子啖异将遗稿抄录出来。陆淳又想到了与啖助学术观点相似的赵匡。这时，陈少游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赵匡已随节度使府迁镇于浙东。于是，陆淳与啖异一起，带着啖助的遗稿去造访，请赵匡帮助整理。赵匡对啖助的遗稿进行了加工、补充，然后由陆淳进行最后编纂，统一体例，到大历十年（公元775年）完成了这项工作。关于这个过程，陆淳在《修传始终记》中有过记述：

是冬也（按：指大历五年冬），赵子随使府迁镇于浙东。淳痛师学之不彰，乃与先生之子异躬自缮写，共载以诣赵子。赵子因损益焉，淳随而纂会之，至大历乙卯岁（即大历十年，公元775年）而书成。

可知对啖助遗稿的整理历时五年之久，赵匡、陆淳都倾注了心血。

陆淳的任宦生涯，是从任淮南节度使府从事开始的。据《旧唐书》本传说：“陈少游镇扬州，爱其才，辟为从事。”据《旧唐书》卷126《陈少游传》，陈少游镇扬州在大历八年。又据《修传始终记》说，他受陈少游推荐，诏授太常寺奉礼郎，这是大历十年左右的事。此时他的《纂例》已成。陈少游生前又曾向朝廷推荐陆淳，拜为左拾遗。陈少游死于兴元元年。吕温《祭陆给事文》中也说：“德宗旁求，始宾明庭。”说明陆淳是在德宗即位后入朝的。由上可知，陆淳入朝任左拾遗，不晚于兴元元年（公元784年）陈少游死时，而不早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德宗即位。

《旧唐书·柳登传》载，贞元六年十一月，德宗亲行郊享之礼，“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礼。时冕（柳冕）为吏部郎中，摄太常博士，与司封郎中徐岱、仓部郎中陆质（即陆淳）、工部郎中张荐皆摄礼官，同修郊祀仪注，以备顾问。”由此可知，在德宗贞元六年十一月以前，陆淳已任仓部郎中，并兼礼官（太常博士），与柳冕等人一起制订郊享礼仪，备皇帝顾问。这时陆淳很受德宗的信任，他身为礼官，对朝廷礼仪非常熟悉，曾著《类礼》20卷，惜已不存。贞元十一年七月，陆淳参加了关于礻帝拾礼的讨论，这时他官左司郎中。

这以后，陆淳又因“细故”改任国子博士。改官的原因已不得而知，可能与朝廷内部斗争有关。吕温《代国子博士进集注春秋表》中说：“辄集注《春秋》经文，勒成十卷，上下千年，研覃三纪，元首虽白，浊河已清。”按一纪12年计算，三纪为36年，陆淳跟啖助学习《春秋》是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开始的。由此推算，36年以后，正是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这一年，他正在国子博士任上，向德宗进献《集注春秋》。由于书中新颖的研究方法，切合现实政治的学术主张，给当时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因此，它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特别是受到政治革新派人士的热烈欢迎，如柳宗元、凌准、韩泰、吕温等人。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他们将陆淳的《春秋》学思想作为实行政治革新的理论武器。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把陆淳引为政治上的同道。后来，陆淳又外出，任过信州（今江西上饶）、台州（今浙江临海）刺史。

人物演绎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23日，德宗病死。正月26日，顺宗李诵即位，王叔文一派从而执掌朝政。他们迅速安排本派人物占据了朝廷中的显要职位，并招集一些素负重望的人回京。陆淳从台州回到京城，任给事中。陆淳回京，与王叔文集团在朝廷中得势有直接关系。与陆淳拜给事中的同一天，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旧唐书·王叔文传》称陆与王叔文、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永贞党人结为“死交”。同年三四月间，唐顺宗立广陵王李纯为皇太子，陆淳被征为太子侍读。他为避太子名讳，改名陆质。这一年，他献上《古君臣图》，即《旧唐书》本传所载的《君臣图翼》25卷，已佚，无法考证它的具体内容，当即有关君臣之道的。这时，柳宗元与陆淳居处很近，柳宗元对陆淳执弟子礼，向他问学。 从史料记载看，陆淳任太子侍读并不是很受尊崇。当时顺宗身患重病，经过激烈的斗争，宦官与保守派集团立李纯为太子。王叔文集团预谋另立皇嗣的计划失败，因此，李纯对王叔文集团没什么好感。陆淳被改革派派去做太子侍读，原打算通过他对太子施加影响，但事与愿违，更引起李纯的反感。《旧唐书·陆淳传》以贬斥的笔调记述了这一过程：“时（韦）执谊得幸，顺宗寝疾，与王叔文等窃弄权柄。上（指李纯）在春宫，执谊惧，质已用事，故令质入侍，而潜伺上意，因用解。及质发言，上果怒曰：‘陛下令先生与寡人讲义，何得言他。’质惶惧而出。”说明他与李纯的关系并不融洽。

贞元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被宪宗逐出朝廷，王叔文等人发动的永贞革新宣告失败。两天后，陆淳去世，门人私谥为文通先生。

啖、赵二人的著作已经亡佚。陆淳的著作，今存有三种：《春秋集传纂例》10卷、《春秋集传辨疑》10卷及《春秋集传微旨》3卷。这与柳宗元说的陆淳有“《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旨》二篇”不合。事实上，《春秋集注》即《纂例》，其他二书卷篇不合，当为后人传写割析而致。这三种书集中了啖、赵、陆三人的《春秋》学研究成果，并在啖助旧稿的基础上作一分为三处理而成的。据他在《春秋集传辨疑·凡例》中说：

《集传》取舍三传之义，可入条例者于《纂例》诸篇言之备矣。其有随文解释，非例可举者，恐有疑难，故纂啖、赵之说，著《辨疑》。

这就明白地说了《纂例》、《辨疑》是综合了啖、赵二人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扩大而成的。但其中也包含了陆淳个人的心得，书中多处标明“陆淳曰”即是明证。至于《春秋集传微旨》，则先列三传异同，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他在自序中说：“其有事或反经而志协乎道，这虽近义而意实蕴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终是，”介于疑似之间者，并委曲发明，故曰微旨。可知这部书为陆淳自撰。但每条必称“淳闻于师曰”，以示不忘本。总之，从三书来看，《纂例》以啖说为多，《辨疑》以赵说为多，而《微旨》则较多地保留了陆淳的观点。事实上，三人的观点大同小异，无法分述。而啖、陆二人的观点更为接近。下面就将三人的学术思想合在一起论述。

论麟经别出胜义疑三传释滞指迷

在《春秋集传纂例》第1卷中，陆淳以8篇文字，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啖、赵及本人对《春秋》及《三传》的理解。这是他们学术观点的总结，也是他们著作的纲领。

首先，孔子修《春秋》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过去《左传》学者认为是为了“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以上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公羊》学者认为是为了“将以黜周正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谷梁》学者则认为是为了“明黜涉、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啖助却认为，三家之说都“未达乎《春秋》之大宗”，因此不可能真正理解夫子作《春秋》的深刻用意。他认为，《春秋》之作，是为了“救时之弊，革礼之薄”。他具体论证说：

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㒏，救㒏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

夏文化以“忠”为其特色，殷文化以“敬”为其特色，周文化以“文”为其特色。到了春秋时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明以“周礼”为主要内容的周文化已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因此，孔子作《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是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猖介，从宜救乱，因时黜涉，或贵非礼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所以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救周之弊，革礼之薄”。

这样，啖助把前人的种种《春秋》宗旨说统统打倒。前人多认为《春秋》之旨在于复兴周礼，而啖助却强调《春秋》之作在于用夏政求周失。他说：

《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

啖助认为在这一认识上，杜预所言全失，而何休所说“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虽然话是说对了，但“用非其所”，即不从“性情”上去说，却从“名位”上去说，这样，就没有把握关键所在。啖氏所说的关键之点，不是“改革爵列，损益礼乐”，不是从外在的虚文出发，而在于“立忠为教，原情为本”。

所谓“立忠为教”，是说孔子作《春秋》，在于树立“忠道”进行教化，所谓“原情为本”，是说孔子所倡的“忠道”源于人的性情。“原情”，即分析人物的思想动机，将目的与手段分开，强调“权”、“宜”，这样，对经文的阐释、对人物的评价比纯粹用事实、用效果、用“礼法”去衡量，要灵活得多，主观随意性也更大。阐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评判标准及价值观任意发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旧瓶装新酒。这种“忠道原情”的分析方法，被啖助等人用于《春秋》学研究。如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左氏引用孔子的话批评晋文公“以臣召君，不可以训”，陆淳《微旨》则说：“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义，则晋侯请王以狩，忠亦至矣。”这样，通过发挥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宣传“尊王”的“忠道”。所以陆淳说：“凡事不合常礼，而心可嘉者，皆以讳为善”。

对于啖助所论的《春秋》宗旨，赵匡略有异议。他认为“《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方法大略有二：兴常典、著权制。如凡是郊庙、丧纪、朝聘、搜狩、婚娶违礼则讥之，这是“兴常典”。至于“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所以穷精理也。精理者非权无以及之。”因为《春秋》之作，目的在于救世，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也就是通过“例”、“体”而寓褒贬。他说：“故褒贬之指在乎例，缀叙之意在乎体”“知其体，推其例，观其大意，然后可以议之耳。”可知赵匡比啖助更强调“褒贬”。

其次，啖助等人在提出了自己理解的《春秋》宗旨后，就对“三传”进行严厉的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三传并不完全否定。虽然用了比较尖刻的言词大肆批评，但还是有所肯定的。他们认为，古人对《春秋》的解说，本来都是口口相传，自汉以后才有章句，著于竹帛。关于《左传》，他们认为它博采当时文籍，叙事尤其详备，能使百代之下详知春秋历史本末，通过它的叙事去探求《春秋》经文的意旨。何况它“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因此“比余二传，其功最高”。在这里啖助等人并没有完全抹杀《左传》叙事详赡的功劳，甚至认为它比公、谷二传对《春秋》的贡献更高。但是，他们又批评《左传》“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即对《春秋》经旨的阐述远远不够，而且是非混杂，让人难以把握。

关于公、谷二传，啖助等人认为，最初也是以口相传，后人根据先儒口授的大义，将它散配入经文之下，因此乖谬颇多，并没有把握其纲领。不过，他们认为，其大指还是子夏传授下来的，所以，二传从“传经”这一方面说，比《左传》要严密，即“《谷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约深”，对圣人微言大义的发明，往往有得。但是，他们又批评二传“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囗驳不伦，或至矛盾”，太拘泥穿凿于文句，遇有说不通的地方，就妄加比附，矛盾百出，不合“圣人夷旷之体”。啖助特别批评二传处处以“一字褒贬”之说释经。他虽然不反对《春秋》寓褒贬，但认为其中也有“文异而意不异”的，“褒贬”说并不普遍适用。所以，他批评二传“繁碎甚于左氏。” 在解经时，他们大胆对三传的经说提出质疑。如《纂例》卷2释“望”，陆淳记赵匡说：三望之名，公羊云泰山、河、海也，而左氏、谷梁无其名。说左氏者云“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说谷梁者云“泰山、淮、海”。据礼篇云，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而不言星辰，又淮海非鲁之封内。公羊云山川不在其封内则不祭，而云祀河、海，则三家之义皆可疑也。对三传及各注家之说，不盲从，经过自己的考证，得出了自己的判断，说明三传不可尽信。

除了批评“三传”之外，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释“三传”者也进行了抨击。在当时学术界中，《左传》杜预注，《谷梁传》范宁注，《公羊传》何体注最为流行。要否定前人的失误，就首先要向杜、范、何三家开火。啖助等人认为，注疏之学“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即三家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去理解圣人的深意，在注解过程中纠正误说，以“王道”作为指归。他们进而指出：“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他们对传注的批评可谓够严厉的了。

再次，啖助等人在指出了“三传”及注疏的失误后，得出结论说：“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三传没有把握“圣人”作经的宗旨，而注疏又没有发挥出三传的大意，致使《春秋》的真正目的被掩盖了。因此，他们要舍弃传注、直求经意。他们认为，《春秋》经文并不像有的传注者理解的那样“文义隐密”，如果这样的话就无人能解了。啖助说：《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若此。传注者把本来“简易著明”的一部《春秋》经弄得晦涩难懂。不仅如此，《春秋》一经而分三传，每传自两汉以来又各有许多家注，注又有疏，强调“疏不破注”，不离师说，家法、师法门户之见很深，各家各派互相攻击，搞乱了人们的视听。平心而论，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经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经学作为官方扶持的学术，其末路流于繁琐、晦涩，异说纷陈。

唐初虽有《五经正义》统一经学，但只是对文句的解释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谈经学者“不复知有《春秋》徽旨”。啖助等人抨击传注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种更加简便的解经模式，“但以通经为意”，不讲家法，不根师说，兼取三传，合而为一。啖助说：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小有不安，则随文改易；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其未详者则据旧说而已。所谓“理”，实际上是他们这一学派的一种主观方法。借助于他们标举的“理”，以此作为标准，去衡量前人传注的是非，“考核三传，舍短取长”，直接为《春秋》作注。

因此，他们主张凡是与《春秋》无关的传注，应予删削。在回答“无经之传，有仁义诚节、知谋功业、政理礼乐、谎言善训多矣，顿皆除之，不亦惜乎”的责难时，啖助回答说：此经《春秋》也，此传《春秋》传也。非传《春秋》之言，理自不得录耳。非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入《春秋》乎！这样，经学更加简明，较少繁杂芜秽之弊。今观现存陆氏三书，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是啖、赵、陆的《春秋》学能风靡中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问理本生人为重论治乱变而得中

啖、赵、陆新《春秋》学的出现，与中唐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两汉以来，儒家经学一直以章句与注疏作为主要形式。儒家义理被淹没在训诂义疏的海洋之中，学者把明章句、通训诂作为“穷经”的目的，把毕生的精力耗费在里面，使儒学失去了原来切近社会、重视实践的活力，而且学者成了书虫，不再考虑、关心社会，关心生民。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经学成为少数门阀士族的传家之学，世代相传，儒家文化丧失了它的大众性一面。部分学者死守章句，不知变通。因此，经学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到隋末唐初，这种章句之学已开始受到批判。

隋末大儒王通著《中说》，以阐明儒家之道为己任，而对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作出自己的理解，提出“通变之谓道”，“道能利生民”，主张通变，重视生民，使儒学能切合现实，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到了中唐，逐渐形成一股怀疑思潮。面对唐王朝建立后逐渐发展的社会矛盾，部分学者对旧的章句之学的传统观念和方法表示怀疑，提倡富于批判精神的一家独断之学。刘知几《史通》就是这一学派的代表，这股怀疑思潮，是唐代中后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正是这一思想的继续。他们的经学研究具有“通经致用”的时代特点。

赵匡在《举选议》中批评那些远离实用的章句之徒说：疏以释经，盖整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民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他看不起那些“口问义、诵疏文”的读书人，认为这是白费精神去学习那些无助于自己，无益于社会的业务。陆淳曾对吕温说：良时未来，吾老子少，异日河图出，凤鸟至，天子咸临泰阶，请问理本，其能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发吾君聪明，跻盛唐于雍照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

在陆淳看来，国家政治的根本在于“生人为重，社稷次之”。这样，陆淳等人在章句训诂盛行于世的时代，独具慧眼，重申儒家文化的用世精神，他们的主张代表了对两汉以来经学的反动以及向儒学原旨复归的历史潮流。柳宗元曾概括陆淳著作的中心思想是“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啖助也说：“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他们继承了儒家的“仁政”理想，并将其贯穿在《春秋》学研究之中。如在《春秋微旨》卷上解释鲁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一条经文，陆淳不采三传旧说，认为“天生民而树之君，所以司牧之”，因此，非贤非德之人不应居于统治地位。如果“捐躯以守位，残民以守国”，这是三代而下“家天下”的恶果，不是儒家提倡的理想制度。他实际上是利用儒家理想之“道”，对专制制度进行批判。

又如在《春秋集传纂例》卷6《军旅例第十九》中，陆淳记啖助之语说：观民以定赋，量赋以制用，于是经之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经纶，武足以御寇。故静而自保，则为礼乐之邦，动而救乱，则为仁义之师。……今政弛民团，而增虚名以奉私欲，危亡之道也。同书同卷《赋税例第二十一》陆淳记赵匡说：赋税者国之所以治乱也，故志之。民，国之本也，取之甚则流亡，国必危矣，故君子慎之。这类理解，是对儒家原始精神中“民本主义”思想的发挥。啖、赵、陆等人解《春秋》不仅比较注意发挥“仁政”“民本”思想，还对春秋霸业进行否定。事实上，孔子、孟子对齐桓、晋文等霸主“尊王攘夷”之功还是有所肯定的。但啖助等人为什么要对春秋霸主进行抨击呢？原来自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形成藩镇割据局面，对中央闹独立。唐德宗建中年间，以朱滔为首的河朔四镇自比春秋诸侯，模仿春秋盟会形式叛唐称王。

啖助等人否定霸业，正是针对困扰唐代政治的藩镇割据。在《春秋集传纂例》卷4《盟会例第十六》中，赵匡抨击诸侯盟会：若王政举则诸侯莫敢相害，盟何为焉！贤君立则信著而义达，盟可息焉。观春秋之盟，有以见王政不行，而天下无贤侯也。他们强调“王纲”“贤君”的重要性，对盟会全盘加以否定，实际上否定了霸业的合理性，也就否定了当前的藩镇割据的合理性。唐代建立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积累了许多矛盾。到了中唐，朝廷中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势力，“永贞革新”就是这股变革势力的一次大亮相。

“变革”思想在意识形态中有所反映。啖、赵、陆的《春秋》学主张中，就充满了通权达变的思想。他们反对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主张“反经合道”、“变而得中”，肯定变革是事物发展的常规，从而得出在政治上应积极变法的结论。

在《春秋集传纂例》卷6《改革例第二十三》中，赵匡说：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况淫君邪臣从而坏之哉！故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乱，察其所革，而兴亡兆矣！政治生活中不断出现各种弊端，必须通过变革来加以革除，使天下重归于治。变革与否，是治乱所系的重大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兴亡的迹象。如果说柳宗元等人站在政治改革的前沿，那么啖助等人则走在学术变革的前沿，他们的变革思想，为改革派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四、重义理开宋学先河，是与非待后人评说

啖、赵、陆的《春秋》学研究，是从汉学向宋学过渡时期的产物。他们本人被当时看作“异儒”，他们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人。

不仅柳宗元师事陆淳，大和年间著名学者刘口《春秋》对策，许多观点与他们的精神一致。陈商、陆龟蒙等都信仰陆氏学说。

因此，啖助等人的《春秋》学出现，带动了整个经学的蜕变，是《春秋》学史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这次蜕变，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面向现实的能力。从文化意义上说，啖助等人的《春秋》学研究，是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并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啖助等人的经学革新，对后代特别是宋代《春秋》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以下几个转变上。

第一，从章句训诂向义理的转变。啖助以前的《春秋》学研究多拘泥于对字句的阐释，较少对义理的探讨。事实上，《春秋》作为儒学“五经”之一，研究者必须对其中隐含的义理作出自己的阐释。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政治提供理论依据。而政治形势又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意识形态中的观念也要不断变化，否则会成为僵死的教条，难以占领人们的精神领域。经学义理化，有助于建立起一个不断适应形势变化的意识形态体系。因为总体来说，谈义理比讲训诂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使经学更有实用价值。

第二，从《春秋》三传分立走向三传统一，变专门之学为通学。自汉代以来，《春秋》分为三派，左氏偏重于补充史实，公羊氏则着重对“微言大义”的阐发，谷梁氏介于二者之间，三派互不相容，壁垒森严，互相排斥，互相攻击。即使一传之下，也有若干家，如一个《公羊传》，就有胡毋氏、董氏、严氏、颜氏等不同的派别，使《春秋》学成为聚讼之学，读书人莫知谁是。啖助等人研究《春秋》，不再死守传注，而依自己的理解直接去解释经文，即“舍传求经”。但他们并不完全弃传注于不顾。

对于三传，史实取左氏最多，义理则不论左、公、谷，合则留，不合则别出胸臆，另作解释，以期融为一家之学。啖助、赵匡、陆淳这种“会通三传”的《春秋》学出现以后，三传分立的时代就基本结束了。自啖、赵、陆开创新《春秋》学派之后，继起者大有其人。卢仝著《春秋摘微》，韩愈赠诗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始终”，可知台传注经更为彻底。冯伉有《三传异同》，刘轲有《三传指要》，韦表微有《春秋三传总例》，陈岳有《春秋折衷论》。这类书意在调和三传，对它们进行裁决，目的是“幸是非殆乎息矣”。由此可见，会通三传或舍弃三传，是中唐以来《春秋》经学的总趋势。

宋代学者继承了啖助、赵匡、陆淳的治学传统，在《春秋》经学研究中往往弃传就经或轻传重经，注重以经求经，直寻《春秋》大义。如孙复、孙觉、刘敞、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张洽、程公说、吕大圭、家铉毅等，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人物。

皮锡瑞说：“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而不知啖、赵、陆之平允。邵子曰：‘《春秋》三传而外，陆淳、啖助可兼治’。程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朱子曰：‘赵、啖、陆淳皆说得好。’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啖、赵、陆的《春秋》学方法的影响还波及到五经。北宋初，李之才教邵雍学《易》，就先给他读陆淳等人的著作。啖、赵、陆的《春秋》学虽然得到部分勇于创新的学者的热烈喝彩，但是，他们受到的批评也是很严厉的。如欧阳修等人在《新唐书》啖助等人传赞中评论说：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拙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日‘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困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团，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辨，垢前人，合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

这番严厉的批评，从某些方面击中了啖助、赵匡、陆淳等人《春秋》学的要害。他们虽然克服了过去经学中繁琐、拘泥的弊病，却往往又走入另一个极端，造成解经时的主观随意性。这种主观随意性在今存陆氏三书中多有反映。因此，对他们的经学研究的评价，应该一分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