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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禧(1844年6月24日-1929年5月18日),字畅庭,广东省新宁县(今台山市)斗山朗美村人。美国西雅图华侨领袖、爱国商人、铁路工程师。1906年回国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完全自主修筑的民办铁路——新宁铁路。
陈宜禧6岁时亲生父母因水灾、饥荒先后亡故,被同村一穷苦人家收养,给人放牛。因家境贫苦只上两年私塾,12岁跟随养父替人种地,农闲时走街串巷叫卖日用杂货,以维持生计。
1860年,陈宜禧偶然遇到了邻村回国探亲的旅美华侨陈宜道,陈宜道很同情他的处境,建议陈宜禧跟自己去美国谋生。
1860年10月,年仅16岁的陈宜禧被陈宜道带到美国西雅图,开始了在美国的华工生涯。一开始随大流去金矿淘金,但年幼弱小的陈宜禧无法适应这种重活,便与一位美国铁路工程师签约做勤杂工。由于他聪明能干、忠厚诚实,深得主人喜爱。工程师夫妇常指点他学习铁路工程技术知识和英文,并送他去铁路夜校读书。
1865年,陈宜禧20岁时,参加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工作,从杂工升为技工,再升为管工,后得铁路总办信赖,被委以助理工程师。
1869年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通车后,陈宜禧合股开办了西雅图首家华人商店“华昌号”,除了经营杂货与办理进出口业务外,还充当劳工经纪。当时在西雅图,既无清政府设立的使领馆,又无华侨社团,华人初到美国找工作不容易。陈宜禧热心服务侨胞,介绍他们从事各种工作。后来,陈宜禧与詹姆斯·科尔曼领导的铁路公司签订了开山洞、采矿石和运输等合同,又与贝克利埠、甘宝埠的罐头厂签订了劳工合约,并为平整土地、室内清洁和厨房等招聘劳工,陈宜禧声誉鹊起。
1888年,陈宜禧离开“华昌号”,在西雅图与胡观炳合股开设了“广德号”。当时铁路建设急需大批劳工,陈宜禧便积极开展招工业务,并参与西雅图商业区和电缆车的承建工程。此时,陈宜禧既是老板,又是劳工经纪和承建商,成为当时华侨中一位事业有成的人物。
陈宜禧不但致力发展自己的事业,还竭力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19世纪80年代,美国酿成多起排华事件。1885年9月11日,华盛顿属邦界内的狄哥高发生多名洋人纵火焚烧华侨房屋,造成华侨三死四伤、经济损失4054美元的恶性事件。随后,该地华侨又遭洋人强行驱逐。对此,陈宜禧义愤填膺,即向清政府驻三藩市领事馆寻求庇护,又请美国著名律师柏克协助,抗议美国工党驱逐华侨恶行。不久赢得了胜利,获赔款27万美元,陈宜禧马上将赔款如数分给受害侨胞。在这过程中,他虽然花了各种费用近万美元,但当侨商会公议补回时,他却分文不受。
在西雅图华侨社会,陈宜禧还以乐善好施、见义勇为著称。一次,美国发生“金山大火”,华侨惨遭波及。陈宜禧闻讯,就带头捐钱并发动华侨捐款救济受灾侨胞。又有一次,市内有洋人暴徒威胁华侨,声言要驱逐他们下海。他一方面团结组织侨胞开展斗争,另一方面及时向当局交涉,终于使歹徒阴谋不能得逞,因而赢得了广大侨胞的爱戴。
1896年,西雅图华侨要求清政府在该市设立领事馆,陈宜禧被推荐为领事候选人。不久,又被推举为西雅图中华商会终身名誉董事长,陈宜禧成为了西雅图众望所归的著名侨领。
陈宜禧在美国做工经商,生活了几十年,逐步认识到华侨想要不受欺侮,首先祖国必须繁荣强盛,遂萌发了实业救国、富国利乡的思想。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祖国和民族的危难更加深刻地刺痛了陈宜禧的心,他决心把美国先进技术引回祖国,使祖国也变得先进和富强。于是他抱着“实业救国”的爱国思想准备回国投资开办织造业,选派4位侨胞到美国的织造厂学习先进技术,然后回到香港主持筹建“德和织造公司”。
1904年(光绪三十年),60岁的陈宜禧回到故乡新宁县。当时的陈宜禧已在美国从事铁路建设40年,对铁路建设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再清楚不过,看到自己依然落后贫困的家乡后,陈宜禧感慨万分,产生了在家乡建筑铁路的想法。
但当时清朝统治政府认为中国缺少资金、设备和技术,只能依靠外国资本,因此当时国内铁路基本都被外国人控制。陈宜禧对中国路权多操洋人之手,利权外溢,很为愤然,引以为耻。他对此激愤地说:“我们辛辛苦苦在外国替洋人修建铁路,洋人已大受其益;而今我国又请洋人到中国主持筑路,我们中国的铁路权岂不又要掌握在洋人手里?这实在是岂有此理。……洋人说我们笨,不懂建铁路,待我回国建条铁路给他们看看!”于是放弃开办织造厂的计划,决心回国发展铁路事业。
1904年2月,为了繁荣家乡的经济和解决当地人的就业问题,陈宜禧在新宁向全县乡亲发出了建筑新宁铁路的倡议,在家乡民众和华侨的大力支持下,当年6月就成立了修筑新宁铁路筹备处,陈宜禧出任总办,余灼为协理,议订《筹办新宁铁路有限公司草定章程》,提出“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工程由本县人自办”的原则。9月,陈宜禧到香港集股。
1905年2月,陈宜禧返回北美募集铁路建设资金,首先自己以身作则,变卖西雅图一座价值7万余美元的房产,另加上数万美元入股。在进行集股宣传时,陈宜禧喊出一个激奋人心的口号:“以中国人之资本,筑中国人之铁路;以中国人之学力,建中国人之工程;以中国人之力量,创中国史之奇功。”海外华侨们无不为这个饱含家国情怀的口号所感召,纷纷捐款,陈宜禧很快就募集到275万余元的资金,是原本计划的四倍。
虽然启动资金很快筹措得当,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和地方顽固势力的阻挠,新宁铁路的建筑工作依然困难重重。就在陈宜禧出国筹款之际,余灼等人将新宁铁路筹办的情形向新宁知县报告,委其转奏省府立案。不料新宁知县陈益居心叵测,企图将铁路作为“县官倡办”据为己有,故另拟一份章程呈文送交两广总督岑春煊。为此事,陈宜禧特意捐了一个三品“盐运使”的官衔到省衙据理力争,后在来广东考察商务的商部右丞王清穆的支持下才得以立案。
1905年10月,新宁铁路公司在台城学明化堂正式成立,陈宜禧被推举为公司总理兼总工程师,余灼为副总理。随后,陈宜禧向岑春煊上报商部申请动工。但岑春煊以“无碍田园庐墓,始得筑路”为由,不获批准。陈宜禧只好上京向商部求助,途经上海时得知商部署右丞王清穆在此,立即请求引见。当时,美国华人又争取到清国驻美大使梁诚致电商部,力陈陈宜禧筹办新宁铁路“确有把握,应责成专办,勿听阻挠。”才由商部向清廷上奏。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廿一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准予新宁铁路先行立案。四月初二,商部批准了《新宁铁路章程》。
1906年5月1日,陈宜禧在斗山圩将铁路转车盘上的火车头原地旋转180度,宣布新宁铁路正式破土动工。按照原定计划,首期工程从新昌经台城至斗山的干线,但由于新昌到水步一带多为新昌甄氏的产业,甄姓村民借口“轨道车头有碍水利祠墓,具禀县善后局,请饬移设。”企图敲诈一笔巨额赔款,铁路公司未作让步,搁置此段工程,将终点站改为公益。另外一些乡民则认为铁路通过有损风水,竟要求铁路弯曲绕过。更有甚者,认为火车经过会五谷不生。由于得不到县衙的支持,只好被迫让步,造成线路不必要的弯轨有39处之多,从而增加工程造价,影响行车安全。
第一期工程动工后,铁路公司就着手筹划第二期工程,计划修筑从从公益经新会、鹤山、南海至佛山与广三铁路连接的干线,并改名为宁佛铁路公司。但计划由于遭到粤汉铁路公司坚决反对,清廷也不支持,只好另谋出路。
1908年3月8日,陈宜禧和余灼再次上书邮传部和农工商部,要求准许铁路修到新会,并坚持铁路日后一定要连接佛山。但此方案不仅继续遭到粤汉铁路公司反对,并受到新会、开平一些乡绅的抵制。因此邮传部只批准铁路公司先修公益经开平、新会到江门北街的立案,公司随即进行线路测量。
1909年3月21日,经过三年艰难施工,新宁铁路铺设铁轨59.3公里,第一期工程宣告完成,公益机器厂也建成投产。建成后,清廷于1910年(宣统二年)委派商部检查大员胡朝栋查验铁路,查验报告指出“铁路各车站点缀完美,形势整齐,水塔、车厂等设备都很理想,尤其是煤仓之建设与装卸火车用煤方法,不费人力,堪称先进;涵洞、管道、桥梁之架设,亦甚得法。”因此,清廷聘请陈宜禧为农工商部四等顾问,尊称为资政大夫,官阶由正三品晋升至正二品,陈宜禧获得了当时全国铁路界最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1910年1月21日,新宁铁路第二期工程正式动工兴建。为了能令火车过渡潭江,陈宜禧向香港定制一艘长105.57米的铁船,船上铺设三条轨道,每次能载一列五节长的列车,成为中国第一条使用火车轮渡的铁路。
1920年3月20日,全长28.6公里的第三期工程竣工。5月12日,新宁铁路最终全线通车。新宁铁路全长133公里,以台城为中心,北通公益,从牛湾过潭江入新会至江北街,南至斗山,西抵白沙。沿线有车站46个,桥梁215座,涵洞236处,另外建有公益码头、北街码头、牛湾船坞、新宁机器厂、新宁印刷厂等一大批交通运输点和工业点。
修建新宁铁路以前,台山县交通十分闭塞,新宁铁路建成通车后,对台山以及新会、江门、开平等侨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旅行称便,货畅如流,推动了沿线各乡镇的经济发展,更可喜的是,四邑侨乡从此有了一支新的产业工人队伍。在铁路全线通车后,新宁铁路董事局为了表彰陈宜禧的功绩,特在台山总站东面为他铸立铜像,以作永久纪念。
1920年新宁铁路完全建成时,陈宜禧已76岁高龄了。但他仍雄心勃勃,计划一定要把新宁铁路干线北段自江门延至佛山与广三铁路衔接,南段自斗山延至赤溪半岛南端,在铜鼓湾开辟一个商港,西段从白沙至阳江达雷州半岛遥接海南岛。这一宏伟计划得到孙中山大元帅的支持,并委任陈宜禧为筹建铜鼓商港的专员,全权负责建港事宜。可惜不久孙中山病逝,此计划遭到国民党右派的破坏而半途夭折。
在新宁铁路建成后不久,由于客运量不大、利用率低、管理费用、维护费用高,新宁铁路公司未能达到预期的经济收益,经营开始陷入困顿。此外,铁路所需的机车、设备、燃料等一切皆由西方市场供应,铁路公司经常因为国际煤炭价格波动而蒙受巨大损失。而地方军阀对新宁铁路公司的敲诈勒索更加令其财政雪上加霜。当时孙中山严令不准军队坐霸王车。但大小军阀对孙中山的法令不予理睬,导致勒索之势愈演愈烈,有增无减。1925年,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每月向铁路公司“借饷”一万元,驻江门的第一军则收五千至七千元,铁路公司更加入不敷出,到了1926年,公司累积欠款已达140余万。
1926年11月,由于新宁铁路公司经营不善、发生工潮,债务人纷纷要求提早还债。11月11日,广东省政府以“工潮迭起,管理不善”为由,省建设厅派出陈延炆、钟启祥、刘鞠可三名官员会同公司推举的两名董事组成新宁铁路整理委员会,接管铁路一切权力,进行为期六个月的管理。此事立即引起股东们的反对并致电到广东省政府要求收回成命,但政府不顾民意,仍然派人接管铁路,股东们反对陈延炆等人接管权力,只同意他们担任顾问,陈宜禧更加拒绝交出总理权力。
1927年2月21日,陈延炆向江门警备司令部调遣一连军队对铁路公司进行武力接管,强令公司每月支付三千元军饷作为酬劳。4月20日,陈宜禧被迫离职,返乡避居。
陈宜禧多年来一直为新宁铁路奔波操劳,为了公司周转早已将自己在美国的资产全部变卖,在掌管新宁铁路公司的二十多年中廉洁奉公,甚至为了补贴公司亏损而自掏腰包。离职后,除了故乡的祖屋外,已是一贫如洗。
而国民党右派以武力强行接管新宁铁路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走马灯式地调换了三任主管,每任官员都只顾巧取豪夺,根本不关心铁路事业的发展,也不理会陈宜禧继续修筑铁路的提议。新宁铁路管理更加混乱,股东们纷纷退股,铁路运营陷入瘫痪,最后广东省政府不得不将铁路权交回。但陈宜禧此时已是耄耋之年,由于积劳成疾和忧愤过度,回乡后很快便病倒,无法再站出来主持大局了。
看到自己后半生的全部心血被一帮贪官污吏夺取,重病中的陈宜禧心力交瘁,开始出现精神失常,终日望着屋顶上自己从美国带回来铺铁路用的钢梁,呼喊“铁路建成了!”“铁路通到铜鼓和上川、下川了!通到佛山了!通到雷州了!”,并要家人抬着他出去看铁路。
1929年5月18日,陈宜禧满怀忧愤地离开人世,享年85岁。出殡之日,万人送行,有挽联道:“遗恨弥深,铜鼓商埠犹未辟;伟人已逝,阳江之路待谁成?”
英国人珀西·肯德在1907年出版的《中国铁路发展史》一书中曾断言:中国人现要自集资金,并由中国工程师监造铁路未免为时过早;让中国人的公司取代外国公司修造中国铁路,还得“花上五十年功夫”。仅在两年之后,由詹天佑主持的京张铁路和由陈宜禧主持的新宁铁路几乎同时建成,它们南北呼应,在中国人自力修筑铁路的历史上率先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新宁铁路通车后客运量每年达300万人次,货运量达10万余吨,引起海外的强烈反响。美国《西雅图星期日时报》用整版篇幅刊登陈宜禧修建新宁铁路的宣传画,标题为《陈宜禧——中国的詹姆斯·希尔》。在文字说明引用Frank Carpenter的评价“一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铁路正在广州西南兴建,它用中国人的资本,中国人的劳力和智慧,这就是新宁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