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时，他心身受到极大摧残，罹病在身，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众多困难，完成了美国科学院编著的《植物病害的发生与防治》一书的翻译。

1979年，他主持筹建成立了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研究室，任研究室主任，后继任植物生态工程研究所所长。

陈延熙以渊博的学识、创造性的工作和深刻的辩证分析能力为同行所称赞。他历任北京市植物病理学会、华北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一、勇于探索 善于创新

陈延熙是一位有创见的科学家。他善于钻研，思维敏捷，勇于创新，重视理论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对中国植物病理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早在1941年他于金陵大学植物病理系毕业时，他的“小麦叶斑病研究”论文就证明附球菌的弱寄生性。1942年他的硕士学位课题——真菌生理的研究，发现柑桔青霉菌的孢子萌发需要生长素，这一发现较国外早十多年。1949年他的“腐霉菌的无机营养”论文发表，其后进一步研究该菌的营养问题，发现氨基酸的毒害作用，较国外又早十余年。

50年代初期，中国东北苹果树腐烂病暴发，为害严重，陈延熙应生产急需赴东北与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合作，对该病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发现该病是由于树体抗病性下降而引发流行的，这为苹果树腐烂病的防治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提出的以加强栽培管理、提高苹果树势为主体的防病策略，在生产中推广应用后取得了巨大成功。

他还对苹果锈果病及炭疽病进行了研究并有专著和论文发表。苹果生长后期发病严重的炭疽病，经他的潜心研究，发现病原菌并非仅在苹果生长后期侵染，在幼果期即开始侵染，但病害并不立即发展，病原菌在幼果内呈潜伏状态。

在果树病害方面，陈延熙还对柑桔黄龙病进行过研究，虽然当时误认为是病毒所致，但却也发现中国存在柑桔速衰病毒，而且具有无症体内带毒现象。他在研究甘薯黑斑病时，也发现类似现象，尤其是甘薯干腐病菌不仅具有潜伏侵染特性，而且可与黑斑病菌复合侵染甘薯。在他指导的林木树皮腐烂病研究中，也得到类似的结果。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植物病理学关于病原物侵染的认识。

二、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的开拓者

植物病害生物防治是从土传病原菌生态学的研究发展起来的。早在40年代，陈延熙就对土传病原菌——腐霉菌生理进行过研究。50年代中期，他对中国橡胶病害，尤其是根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

他发现，海南岛没有橡胶白根病，并建议种植三叶橡胶。数十年的生产实践证明，他的建议是正确的。为了系统介绍国外关于土传病原菌生态学及土传病害防治新进展，他将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专著《根病真菌及其防治》一书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学术界。50年代后期，陈延熙在德国进修期间，重点研究植物病原物的拮抗菌。

60年代前半期是陈延熙形成独特学术思想的重要阶段，他在果树、林木、大田作物病害的研究中，揭示了多种病原物存在潜伏侵染及植物无症带菌现象，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片面强调病原物在致病中作用的唯病原观点对植物病理学发展的有害影响，成为后来他提出“植物体自然生态系”新概念的基础。联系到当时国际植物病理学界将生态学观点引入植物病理学，在土传病原菌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发展生物防治的观点，可以说陈延熙已与这种观点不谋而合。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他在这方面的探索。

1978年，陈延熙较系统地查阅了国外植病界的文献，决定进一步开展土传病原物生态学的系统研究，并且发现棉花导管中不仅有病原菌，还存在为数众多的多类微生物。同年，他在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召开的阳朔会议上作了题为“现代植物病理学及其发展”的报告，对中国植物病理学的恢复起了推动作用。他的报告融合了他的学术观点，即植物病理学中的生态学观点。

为了更有力地推进植物病害生物防治领域的学科发展，在陈延熙主持下，1979年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研究室，主编了内部刊物《植病生防》，组织编译了《土传病原物生态学研究法》、《丝核菌的生物学与防治》、《微生物生态》等书，这些材料和书籍至今还为同行们参考应用。

除招收研究生进行专题研究外，在他主持下，生物防治研究室还举办了为期3年的植物病害生物防治进修班，指导校内外青年植保工作者进行以开展研究工作为主、边研究边学习的培训；在大田、蔬菜、果树、林木及药用植物等广阔领域进行全面探索，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为新学科的建立提供了科学依据。

研究发现，植物体表和体内存在多种多样的微生物，其中也包括能侵染植物造成病害的微生物、不浸染植物但对植物有害的“害菌”，及能抑制病原物减轻病害或刺激植物生长发育的“益菌”。这些微生物之间，以及微生物和植物之间在一定环境下存在互作关系。基于这些研究结果以及数十年科研、教学经验，参考国内外有关文献，提出了植物体自然生态系的新概念，并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创造了大面积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增产菌”。1984年，在他主持下在江苏无锡召开了中国规模空前的“土传病害与生物防治”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的研究和发展。1986年，他为研究生开设一门新课——生态植物病理学，系统地介绍这一新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他的研究得到各级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并于1988年由农业部批准成立了植物生态工程研究所。

三、急农业生产之所需，作农民的忠实朋友

陈延熙认为，植物病理学的生命力，在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在于能够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植物病害防治问题。他不仅这样教育年轻一代，而且身体力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苹果产区苹果树腐烂病严重流行，损失惨重，各级领导部门号召科技人员赴第一线研究解决造成农民饥苦的病害。陈延熙毅然走出高等学府深入实际，不辞辛苦实地调查研究，走访果农，取得第一手资料，并与其他技术人员一起，经数年的艰苦研究最终解决了该病的防治。

50年代中期，南方柑桔疮痂病发生严重，急待解决。陈延熙亲赴浙江黄岩，经试验证明，波尔多液有良好防治效果，很快在大面积柑桔园中得到应用，其后又进一步在南方各省得到推广。甘薯是重要粮食作物，由于黑斑病猖厥，构成甘薯生产的重要限制因素，有的省份，甚至耕牛因喂食生有黑斑病的甘薯而中毒死亡。陈延熙应生产之所急立即投入研究。在深入东北病区开展广泛的试验研究中发现，采用硼砂浸甘薯种薯，能有效地减轻黑斑病为害。

之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向领导部门、技术人员及群众进行宣传，作出示范，很快为群众所接受并在大面积上得到应用，减轻了黑斑病的为害。

90年代初，中国对日本的外贸出口板栗在运输过程中发生大量干腐病，病栗外观症状不明显，但果仁干缩而不堪食用，严重影响板栗外销。陈延熙领导的研究组，投入研究，并很快找出了板栗干腐病的病因，发现其为多种病原菌复合侵染，在运输过程中因板栗失水，抗病性下降而导致发病。他们提出通过控制生态条件抑制发病的措施，解决了这一国内外的难题，保证了中国板栗出口。这项研究成果受到日本同行的高度赞扬。

陈延熙对中国农业生产的最大贡献，当属增产菌的研制和应用。他根据植物体自然生态系的概念，选出对植物有益、对病原物有害的微生物，增殖后用于植物，改善植物自然生态系，以达到提高作物产量的目的。他还提出开展植物—微生物生态工程研究的设想。他所指出的这一方向具有鲜明的应用意义。70年代以前国内外对生防菌的筛选，主要自土壤和根际采样分离，以平板抑菌作用为指标。

研究对象则主要是抗逆能力不强的荧光假单胞菌。他和他的助手们发现，植物体表和体内存在大量抗逆能力很强的芽孢杆菌，其中一些菌株不仅与植物亲合力强，而且具有防病和促进植物生长的作用。因此，他决定重点对芽孢杆菌进行研究。他的这一决策是出自强烈的要将研究成果用于农业的愿望，因为国外对荧光假单胞菌的研究受其抗逆力不强而难于大面积商品化应用。关于有益微生物的筛选方法，他强调用植物活体，因为只有这种微生物对植物的生长发育有利，也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对其有效性的判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陈延熙认为大田多点对比试验兼设小区对比试验的田间试验方法，可减少小面积土壤间差异的影响而具有生产部门和生产者都能看到，具有示范作用，易于为群众理解和接受等优点。陈延熙为掌握第一手材料，亲自去各省检查试验，尤其是1986年以后，在不同省市对水稻、棉花、小麦、油菜、花生等作物增产菌应用试验示范进行专家现场评议会时，他必定亲自到现场进行调查。此时，他已是年逾七十并由于胼骨软化而不得不手拄拐杖行走于田埂的老人，同行领导、专家和农民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增产菌的田间试验、示范取得成功以后，为能尽快将这一科研成果大面积用于农业生产，他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向领导汇报，并举办各地技术人员培训班，出版增产菌通讯等，进行宣传和技术培训。同时，还由他亲自主持成立“增产菌试验研究联合体”，组织全国推广应用。通过共同努力，增产菌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令人嘱目的作用。据统计，在陈延熙辞世的1990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54种作物上已使用了增产菌，累积面积达2620 公顷，取得了良好的生产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了使这一技术不断发展，更好地为农业服务，他一再强调必须保证菌剂质量。当他身患重病，已不能口述时，还在病床上用手写给去看望他的同事们，可见他一片服务于农业的赤诚之心。

陈延熙致力于科学研究服务于农业生产，源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对农民来信十分重视，有问必答。当他收到农民来信，称他为“农民的忠实朋友”的时候，他满怀感情地说：“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主要论著

1、陈延熙：《小麦斑点病》，《农林新报》，1941，18（16～18）：38～40

2、陈延熙，林传光：《卵菌生理之研究，阴离子对于腐霉菌的抑制作用》，Chinese Jour Agr..1949（1）：143～152

3、林传光，陈延熙：《Pythium aphaniderm atum（Edson）Fifz之氮素营养与数种氨基酸之抑菌及拮抗作用》，《科学》，1950（32）：219

4、陈延熙：《甘薯黑疤（斑）病（植病丛刊第二种）》，上海：中华书局，1951：1～22

5、陈延熙：《神秘的茭白和不难消灭的玉米黑穗病》，《大众农》，1951（5）：184～186

6、陈延熙：《甘薯黑疤病的苗期防治》，《农业科学通迅》，1951，3（7）：20～21

7、陈延熙：《谈苹果树腐烂病的刮治问题》，《农业科学通讯》，1951，3（6）：5～9

8、陈延熙：《苹果树腐烂病》，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9、陈延熙：《土传病害与生物防治》，《世界农业》，1984（8）

10、陈延熙等：《增产菌的应用与研究》，《生物防治通报》，1985，1（2）：22～23

曾先后获部委级科技进步奖7项、专利奖1项，1983年被评为农牧渔业部部属重点高等农业院校优秀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