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月，大同学院迁入南车站路401号自建校舍上课，有学生126人。

1916年7月，增设英文、数理两专修科，开始招收女生，是全国最早开放女禁的普通高校之一。

1919年5月7日，上海爱国师生在南市体育场召开大会，大同学院的校长、教员和全体学生230余人参加大会，声援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行动。

1921年春，增设大学文科和理科。

1922年9月，大同学院被北洋政府立案，改称大同大学，为私立性质，有学生563人，增设商科、教育科及大学预科。大同在国内首倡男女同校同班，率先采用学分制与选科制，以校风整肃著称。它还拥有现代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实验室，聘请了中国第一个留美的数学博士。大同一校，日后能出39名两院院士，与其一贯重视通识教育有内在关系。

1928年，大同大学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

1928年，增设测绘专修科（开设一期）。同年9月，大学部文理商各科改为文、理、商三个学院，文学院设文学、教育、政治3学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3学系；商学院设经济、会计、商业3学系，分普通科为高中、初中两部。

1928年2月12日，立达学社会议决定：立达学社社长不得并任校长；校长不得并任立达学社社长。通过校董会组织大纲。拟聘校董：马相伯、吴稚晖、蔡元培、胡孟喜、杨荫杭、张澹如、杨杏佛、陆伯鸿、赵晋卿、徐新六、张菊生。票选社员为校董：叶上之、平海澜、朱香晚、华绾言、吴在渊、胡刚复、胡宪生、曹惠群。8月5日，立达学社票举朱香晚为社长。同年，胡敦复辞去校长职务，推选曹惠群为校长。私立大同大学实行校董事制。校长之上设立校董会，目的在于“为大同大学设立者立达学社之代表负经营大同大学全责”。 校董定额为十五人。

1930年，由平海澜于1922年在蓬莱路独立创办的海澜英文专门学校停办并入大同大学，平海澜为大同大学教授并兼任中学部主任。

1930年，大同大学南车站路校址扩至110余亩，先后落成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科学实验室、学生宿舍等17座建筑，拥有运动场、绿地等，建筑颇具规模，图书仪器充实完备，学生人数近千人，教育事业大有发展。

至1931年，中学生已达600多人，大学生200多人。抗战前夕，大中学生达1000余人。

1932年2月6日，上海市教育局准予中学部立案，改称附属中学，除教室、宿舍分开外，行政和经费仍与大学统一办理，大学预科停办。

1934年８月15日，上海市教育局与国立交通大学、私立大同大学合办本市中等学校理科教员暑期讲习班当日结束。讲习科目分算学、生物、物理、地学四组，讲习内容注重各科之发展及教法、教材、实验与设备之研究。

1935年，《三十年之上海教育》对大同大学的评价：“该校办理，处处经济，绝不浪费。教员刻苦耐劳，精神贯注，学生朴素好学，教师辅导学生自动研究，尤为可贵”。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同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增设工学院，先办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同大学已是沪上学科门类较齐全，颇具规模的知名私立大学。由胡明复、胡刚复、吴在渊领衔的数、理及电机系蜚声学界。

1937年8月28日，日机轰炸高昌庙江边码头一带，又炸毁南火车站，大同部分校舍被炸（后来原校址被日军占为养马场）。9月19日，复旦、大同等4所大学商议设联合大学内迁，教育部准予迁校。9月下旬，大同退出联大，在沪开学。10月，华界沦陷，大同被迫从南市迁至租界，借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及位育小学继续上课。大同师生没有经济实力转移到后方，胡敦复只好率领部分师生留守孤岛上海，再次依靠立达学社社友员、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在学校董事会的支持下，开始了第二次艰苦的创业历程，使“大同”获得了新生。

1938年，工学院增设土木工程学系。1938年9月，租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律师公会大厦为临时校舍。中学部979人，大学部850人。后大学部改借公共租界光夏中学校舍。1939年9月，新闸路新校舍建成，并附设附中二院（高中部），律师公会校址称附中一院（初中部）。

1940年，曹惠群校长辞职，胡敦复再次担任大同大学校长一职。

1942年，胡敦复继曹惠群任附中校长。同年，大同大学化学系师生开办育发化学厂，生产化学试剂，由大药房收购经营。

1945年11月，校长胡敦复辞职，校董会推胡刚复为校长。11月3日，胡刚复由渝飞沪到校视事。

1946年6月20日，大同大学暨附中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大同反内战委员会。决定立即停课7天，延期考试，进行反内战宣传。200余名武装警察前往围攻殴打大同学生。22日，学生举行反内战演讲会，提出“考试可以延期，和平不能耽误”。

1946年11月，原上海南市大同校舍修复部分竣工，附中一院（今上海市大同中学）移回南车站路，大学部和附中二院（今上海市五四中学）仍留新闸路。

1948年，工学院增设机械工程学系。1948年下半年，大学部有教授75人，副教授21人，讲师15人，助教5人，职员22人，工警28人，班级99个（男生2008人、女生698人）。

至1949年上海解放时，大同大学共有四个学院、十四个学系，即文学院，下设文学系、哲学教育学系、史地政治学系；理学院，下设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商学院，下设经济学系、会计学系、工商管理学系、银行学系；工学院，下设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土木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外加英文、数理两个专修科。大同以培养理工人才为主，曾以理科而著称于国内外。

1949年10月，校长胡刚复北上（1950年辞去校长），由秘书长平海澜担任代理校长。

1950年春，史地政治系及英文、数学专修科等停办，哲学教育系改称教育系。2月25日，大同校董会与校务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推请平海澜继任校长。同年，成立政治教学委员会，下设社会发展史及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两个教研组。

1951年2月，中共蓬莱区委调闻人馨来校任党支部书记、政治教师。

1951年秋，文学院撤销，文学系并入圣约翰大学。

1952年5月，华东毛泽东思想学习委员会所派干部李佐长出任大同大学党委书记。

1952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大同大学被取消建制，商学院（经济系、银行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并入复旦大学，教育系、物理系（部分教师）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土木系并入同济大学，机械系、电机系并入交通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化工系、化学系（部分资源）以及该校所有职工并入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原校长平海澜转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理学院原院长戴岂心教授调入上海水产学院（现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市档案馆保存了大同大学的档案全宗。

1949年，大同大学创办人、两度出任校长长达20余年的胡敦复已过花甲之年，在上海解放前夕应儿子之邀去台湾休养，后接受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之聘出任客座教授，1962年在该校退休。晚年的胡校长，力图在台湾和美国恢复大同大学，但始终未果。1978年12月1日，他带着“淡淡的遗憾”，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终年92岁，安葬在西雅图华兴利长青公墓。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曾有人看见，他独自坐在正午的窗前，拿着一张大同创办初期教工合影的黑白照片，用手指摩挲了一遍又一遍。

中国知识分子创办的大同大学

马学强（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本文是为纪念上海大同大学创办100周年所撰）

◎1912年3月，胡敦复等人在上海创办大同学院，到如今，大同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在其四十年的大学历史中，大同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国私立大学中的翘楚，素有“北有南开、南有大同”之说。

◎1920年代的教育部报告称：“综合言之，此次视察六校（复旦、沪江、大同、大夏、光华、暨南），……据视察结果，办学精神，极为贯注者，为大同、沪江二校。理学院办理较有成绩者，亦为沪江、大同二校。……”

◎1922年大同学院正式立案并改称大同大学。经过第二次立案后，私立大同大学的行政体系逐步完善，院系设置基本成型，进入繁荣时期。

◎1928年起，大同大学已经成为中国第一流私立大学，大学科有文学院、理学院与商学院，下设九系，普通科有高中、初中两部，全校占地90亩，大的建筑物15座，有学生八百余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大同大学毅然创办工学院，下设电机、土木、化工三系，1948年添设机械工程系。至1948年，大同大学部学生已逾2700人，中学部学生逾2500人，为沪上私立大学榜首。从1941年至1952年，工学院共毕业学生2228人，这些人后来成了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从大同学校走出来的两院院士就有39位。

◎1952年，大同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撤并，大学部分被并入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仅中学部分在继续发展。1952年以后的大同中学，随着时代的波涛蜿蜒向前。

民国学校的类型多样，创办人的教育背景与社会经历亦各异。上海大同大学是一所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创办的学府。大同大学的创立，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与人文积淀，以胡敦复为首的大同创始者，大多源自江南世家、诗礼之族，潜移默化，传承沿袭，秉承悠久的士大夫办学传统；但同时也彰显了时代的演进，他们中大多数人有出海留洋、就读于欧美名校的经历，颇具世界视野，深得西方办学的精髓。出入中西之间，兼通新旧之学，所以自办的大同大学，格局与气象非同一般。

立达学社与大同大学

清王朝覆灭，民国创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民国元年（1912），在上海陆续涌现了一些新式学校，大同学院（1922年改称大同大学）即为其中的一所。大同学院创办之前，上海已经有不少各类性质的学校。翻阅商务印书馆所编、民国元年出版的《上海指南》，其中列举了7所“大学校”，分别是：南洋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公学、震旦大学院、神州大学、圣约翰大学堂、浸会大学堂。还有一批中学校、师范学校、小学堂、幼稚园、女学校及其他各类学校。这一时期上海的学校，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由传教士或其他外国侨民开办的学校；二由中国人自己所办的学校。国人自办的各类学校中，又有公立与私立之分，所谓公立学校，“是指公款筹办并直接受上海地区教育局管辖的学校”。而私立学校，在经费上均需自给，但也要受教育局的监督。1912年3月胡敦复等人在上海南市创办的大同学院，就是一所由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学校。据吴在渊的《大同大学创办记》记载：“大同经费，向持不募捐款，不取官中津贴之旨，故全恃立达之补助，立达则仰给于社员。”

大同的创办与一个叫“立达学社”的学术团体密切相关。1911年夏，在清华学堂任教的胡敦复与一批主要来自江南地区的教员朱香晚、华绾言、顾养吾、吴在渊、顾珊臣（丞）、周润初、张季源、平海澜、赵师曾、郁少华诸人，有鉴于其时教育尚未发达，决定取《论语·雍也》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成立“立达”学社，以“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为宗旨，推举胡敦复为社长。

立达学社成立后，社员们讲学励志，非常关注时局，尤其关心通商都会上海的动态。由于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的一些事务均受制于美国公使馆，在教学方式与生活待遇上，中美教员之间也多有隔阂与差距。1911年秋，因不满清华学堂外国主事者的办学方式，胡敦复以不能遵办辞职，离开清华来到上海。不久，武昌起义爆发，上海响应光复。立达学社其他社员相继离京，与胡敦复会合于上海，他们在这里积极筹建新学校。

胡敦复抵沪后，受老师马相伯先生的特聘，赴复旦公学担任教务长，同时，与立达学社成员保持密切联系。后因一琐事引发复旦学生罢课，复旦校董会重组校务，胡敦复借此离开，与立达学社成员专心致志筹办自己的学院。经数次商讨，立达学社同仁决定创办大同学院，以“研究学术，明体达用”为宗旨，以“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为校铭。为何定“大同”为校名？据郁少华在《大同大学校史》中的记载，“系取义礼记礼运篇，揭大同之意”。（《礼运·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

在大同学院开办前的1912年2月，立达学社存有224.548元。学校开办后，费用上升，1912年7月，有一项“特别捐”即达1961元。此后，社员们投入的钱不断增加，用于大同学院不断增加的各笔开支。立达学社社员缴纳的社费（社金）成为大同办学初期资金的主要来源，对此，立达学社社员郁少华后来回忆：“（大同）所有任教任职，均不支薪，其在他埠服务者，并以所得薪水百分之二十，为立达学社之经费，亦即为大同之经费，另以所得薪水百分之一，为社员应缴之社费，其在大同任职，同时在他处兼职者，所得之薪水亦如之。”社员们还把在其他地方其他学校任职的薪水拿出来作为立达学社的经费，也就是大同学院的经费。

从北京到上海，立达学社成就的最大一项事业就是创办大同。早期立达学社的社员大多年富力强，最大的是朱香晚，44岁，最小的是顾珊臣，仅24岁。他们怀抱理想，准备在上海一展宏图。立达学社的同仁一致推选胡敦复为校长，“资其学广闻多，擘画周密，以遂其素所志（主）张分科崇实之志”；而推年长的华绾言为教务、庶务员，“资其以身作则，德化诸生，以遂其素所主张以诚感人之道。”立达与大同密不可分，初期大同学院的教师，实际上大多数也就是立达学社的社员。

无锡胡氏家族的办学渊源

无论是立达学社的组建还是大同学校的发展，其核心人物无疑是胡敦复。胡敦复长期兼任立达学社社长与大同校长，其地位可想而知。

胡敦复，来自江苏无锡有着深厚人文底蕴的江南世家，其先祖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北宋名儒，也是一位教育家，世称安定先生。宋景佑年间，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设学讲授儒家经术，经范仲淹的引荐，胡瑗以布衣身份，得到仁宗召见，被授试秘书省校书郎。范仲淹经略陕西时，被举荐为丹州（今宜川县）推官。后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胡瑗在地方重教兴学，卓有成效，名声远播。曾为太子中舍。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治太学。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后胡氏一支就定居于无锡。

胡瑗后代秉承家风，崇文重教。至胡瑗的第二十九世孙胡和梅，幼承家学，禀性仁厚，操行至清，急公好义。曾以恩贡生任桃源县（今江苏泗阳）教谕，清末被举为江苏咨议局议员。有子四，其中长子尔平（后改名壹修），次子尔霖（字雨人），三子尔洽（字合如），四子保如。胡壹修即为胡敦复之父。

在家族中，对胡敦复影响较大的是他的仲叔胡雨人。胡雨人生于同治丁卯（1867），光绪十七年（1891）中秀才。后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曾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历任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校长、江阴南菁书院院长、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常州中学、宜兴中学等校校长，并在家乡创办胡氏公学及图书馆。妻王氏于结婚三年后病故，继娶王氏表妹周韫玉为妻。周韫玉亦热心教育，曾任教于丽则女校和苏州振华女校，举凡修身、国文、历史、地理均能胜任代课。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协助雨人在北京创立女子师范学堂，以斋务长兼教修身，曾赴日考察女子师范学校。有二子一女：宪生、健生，女儿胡卓。按胡敦复之子胡新南的说法：胡雨人“在教育界和马相伯、吴稚晖都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和他们齐名。因此家中的教育工作，所有子侄辈包括媳妇在内，都由雨人公负责带领”。

胡壹修、胡雨人兄弟重视教育，始自家庭。所以胡家子弟，入学较早。胡敦复的启蒙教育，受教于叔叔胡雨人。1897年，当胡敦复12岁时，南洋公学开办，胡雨人即让侄儿考入学习。后进入震旦学院，师从马相伯、蔡元培、吴稚晖等诸名士，并学习拉丁文。后在胡雨人的鼓励下，与大妹胡彬夏同赴南京参加“江宁学务所”举办的官费留学考试，双双考取。家族重教育的传统，使胡氏子弟无论在延续旧学抑或接受新式教育方面均“捷足先登”，受惠良多。尤其提及“女子教育”，胡家也是开风气之先。后来大同学院创办，招收女生，与胡氏的家族传统不无关联。

胡氏家族与大同的关系，从立达学社的成员构成与演变中也可窥知一二。自立达学社成立以来，虽陆续吸收了一些新社员，但选择颇严，故入社者甚少。其社员变动情况如下：1912年，有王君宜、陈士辛、吴步云、曹梁厦（惠群）4人加入。1913年加入者，仅顾勗哉一人。以后十余年，并无人加入。直至1927年，追认胡明复为社员，并延请叶上之、胡宪生、胡刚复，及胡范若4人为社员。1937年又公议延请胡卓为社员。同年，还延请关实之、陶慰孙为社员。此后，无新社员加入。

四十余年来，入社者总计只有24位，其中11位为最早一批社员，后陆续加入的仅13位，其中来自胡敦复家族的有：胡明复、胡刚复、胡宪生、胡范若、胡卓5人，连胡敦复在内共6位。换言之，立达学社24位社员中，胡氏家族成员占了四分之一。其中，胡明复、胡刚复为胡敦复弟弟，胡范若为胡敦复妹妹；胡宪生、胡卓为胡雨人的子女，即胡敦复的堂弟、堂妹。敦复、明复、刚复与宪生等，曾相继留学海外，而胡家的女儿如胡范若、胡卓等，也“均留学日本、美国，有声于时”。

胡氏家族中的不少成员与子弟，或执教于大同，或就读于大同。以1927年为例，胡敦复主持大同大学，成立校董会，推马相伯为第一任董事长，呈请国民政府立案，当时文学院院长由胡宪生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由胡卓担任，理学院院长为胡刚复，下设数学系，主任胡刚复兼，哲学教育系，则由胡敦复自任，其他家族成员也各有职务。此时大同大学，“规模大具，校誊蒸蒸日上”（杨恺龄：《胡敦复先生行述》，载无锡村前版《胡氏宗谱》，1998年刊印）。胡敦复、胡刚复、胡宪生的子女也大多就读于大同。据胡新南回忆：“小学毕业后我就跟父亲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大同大学附中念初一。……我在大同高中毕业以后，也想去报考公立大学。记得那时我向继母要钱去报名，她问我要钱做什么用？我说要去报考清华大学，正在这时候，父亲刚好走过来，问说：‘他要钱做什么？’母亲说：‘他要去考清华。’父亲听了就说：‘不要给他钱！’又很严肃地对我说：‘我自己办的学校你不念，谁还去念？’被父亲这么一说，我也就没去成清华了，于是进入大同大学化学系就读。”胡氏家族不少子弟的经历与胡新南相似。这体现出胡敦复办学的自信。

无锡胡氏家族与上海大同大学的创办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同办学的社会资源

郁少华在《大同大学校史》中提到：“此缔造艰难之大同，经数十年之经营努力，对于社会，略有贡献。虽由于创办人不辞劳瘁，培养孕育此赤子，然亦有赖于校内教职员之同心一德，及热心赞助本校，如马相伯及吴稚晖先生等指示提携之功，并穆、竹二君协助之力也。”文中提到的马相伯、吴稚晖，曾先后担任大同大学校董会董事长，而“穆、竹二君”，穆指的是穆湘瑶（字恕斋），竹指的是竹淼生，他本身是大同学生，后任大同大学校董。

要办好一所学校，背后的“社会资源”非常重要。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与大同办学有关的人与事，其内在联系也逐渐被揭示出来。从立达学社社员尤其是胡氏三兄弟的教育背景及主要社会经历可以梳理出多条脉络：

其一，近代上海学校发展的脉络。胡敦复从小随其叔胡雨人读书，12岁到上海，先后从马相伯、蔡元培诸名师游，相继就读于南洋公学（后改称交通大学）、震旦学院、复旦公学等，并在徐汇公学从马相伯学拉丁文。胡敦复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社会经历，“故中英文、数学之根基深厚，新旧学无所不通”（杨恺龄：《胡敦复先生行述》）。明复、刚复也在很小的时候来到上海，均曾在南洋公学学习。后刚复入震旦，以“震旦预科”通过庚子赔款留美生考试，入哈佛大学。胡氏兄弟在上海所接受的这段教育，与晚清上海教育的格局有关，既有教会学校，也有国人自办的学校，从徐汇公学到震旦学院，从南洋公学到复旦公学，这是上海早期新式教育涉及的几所重要学校。胡氏兄弟从上海起步，相继赴美国留学，其中胡敦复早些时候即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而明复、刚复后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三兄弟先后回到上海，从事他们的办学活动和教学研究工作。他们在自办大同大学的同时，后皆任交通大学教授。其中，胡敦复一度任复旦公学教务长，后兼任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在交大任职长达15年（1930-1945年）。从某种程度上说，胡氏兄弟的经历较完整地反映出近代上海学校发展的轨迹与历程。

其二，近代留学生的脉络。胡敦复于1907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天文、数学等学科。此时，正值清政府外务部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之钱款成立游美学务处，并创办游美肄业馆，招收优秀学生资送留美深造。胡敦复先是在游美肄业馆任教，后受聘为游美学务处（设于北京清华园）教务长，负责招生事宜。不久，游美学务处借北京清华园故址自办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成立后，胡敦复接任教务长。1909年8月，招考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对象为二十岁以下的高中生，在美先读一年预科，而后再去各大学就读。这一批共录取程义法、梅贻琦、程义藻、王琎、胡刚复、徐佩璜、张廷金等47名学子先行资送放洋赴美留学，胡敦复还陪同前去安排他们入学。第二批在1910年7月举行，考取赵元任、竺可桢、胡适、胡达（明复）、胡宪生、过探先、周象贤等70人，同年赴美留学。第三批是在1911年8月考试，考取梅光迪、陈长蘅、姜立夫、王赓、卫挺生、王求定等63位赴美深造。这些品学兼优的菁英，在美取得学位后回国，很多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科技各学术领域的开拓者或领导人。清华的这三批直接留美生共180人，其中，胡刚复、胡明复为胡敦复的弟弟，胡宪生为胡敦复堂弟，过探先娶胡敦复堂妹胡竟英为妻，姜立夫娶胡敦复妹妹胡芷华为妻，他们与胡敦复关系紧密自不必说。而其他的一些留美学生，不少人与胡敦复也一直保持密切联系。

无论是近代上海学校的传承体系，还是与胡氏兄弟有关联的那个留学生网络，均与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

以大同大学校董会为例。1928年至1952年，大同共有校董35位，仔细分析其构成，有几类：一为立达学社社员与胡氏家属成员，如胡敦复、朱香晚、吴在渊、平海澜、曹惠群、郁少华、华绾言、胡宪生、胡刚复、王志莘（胡敦复的妹夫，胡六英之夫）等；二为胡敦复早年在上海就读时的老师，如马相伯、蔡元培、吴稚晖等；三为清华的早年留学生，如竺可桢等；四为大同的校友，这是大同创办以后发展衍生出来的，如竹淼生，大同大学新闸路校舍，“乃得校友竹君淼生之协助，在新闸路质得基地五亩许，自建四层楼新校舍，于民国二十八年秋季落成，即于八月间迁入。”五为社会名流，如宋汉章等。

再以几位具体人物为例。1897年10月，胡敦复入上海南洋公学刚设立的外院学习。1898年春，南洋公学成立中院，他即考入中院学习，至1901年中院毕业。时值南洋公学新设特班招生，胡敦复又被选入。其时，蔡元培为南洋公学特班教习。1903年，在南洋公学执教的蔡元培商请在徐汇公学的马相伯开办学校，教授西学。“先是，蔡孑民先生等以求西学必先通其语言文字，而西人教会学校及国人自办之学校但会童蒙设法，因袭成规，径迂时缓，不合成年人求学之用，乃邀约同志胡敦复炳生贝季眉寿同诸君，请先生讲拉丁文。至是，先生以来求学者众，……”（《上海各界追悼马公相伯大会特刊》，“马相伯先生百岁年谱”，1940年刊印）从这些资料来看，胡敦复与马相伯、蔡元培等先生早已相熟。1903年，64岁的马相伯联合南洋公学师生数人创办震旦学院。随后，胡敦复也转入震旦公学读书。在《震旦校友》中记载：胡敦复，学年癸卯（1903），后为大同大学校长。1905年，马相伯创办震旦未久，即因“外籍教授（南从周等）以耶稣会派之教育统治学校，以陶冶宗教意志为主旨，关于训练则采取严厉干涉主义，与初创学院时养成自治之风不同”（盛成中：《马相伯先生荣哀录》），于是率领学生离校，于吴淞另创一校，这就是复旦公学。胡敦复追随马相伯，又成了复旦公学的学生。1911年胡敦复在辞去清华学校的教务后，因老师马相伯的邀请，曾一度主持复旦教务。在了解这段历史后，就知道了胡敦复与马相伯、蔡元培等人之间的渊源。

作为胡敦复参与的清华考选留美学生，胡适于1910年赴美留学，获得多个学位，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与胡适一起留学的还有胡明复，1910-1914年间，两人均有一段康奈尔大学的共同经历。后来，胡适来沪，曾几次拜会胡敦复、胡明复兄弟。1926年3月，值大同建校十五周年，胡敦复还曾邀请胡适来校演讲。

除胡敦复兄弟外，其他立达学社的社员，均有一定的社会交游与关系网络。大同办学的社会资源丰富，与海外著名高校，以及国内的主要大学、学术机构如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北洋大学等都有密切联系，大同的不少教师本身就是这些大学的教授，他们共同为近代中国新知识传播、新学科构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华理“身世”之脉系：大同大学简介

1911年11月，任教于北京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的胡敦复、平海澜等11名教师，因不满学堂外国主事的办学方式，辞职南下上海成立了立达学社，并制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旨，力图改革中国旧式教育。翌年春，立达学社同仁募捐私款在上海南市肇周路南阳里租屋。

创办了大同学院，西文译作Utopia School（意为改良的新式学校）。学院以“研究学术，明体达用”为办学宗旨，当年招收学生91人，由立达学社社长胡敦复亲任院长。1914年1月，学校迁址南车站路，至1922年9月，大同学院被政府立案，改称大同大学，为私立性质，在校生约600人。

“八·一三”后，日本侵略者轰炸高昌庙江边码头一带，大同大学部分校舍被毁。继后华界沦陷，大同大学被迫从南市迁往租界，暂借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及位育小学继续上课。1938年9月，学校又搬至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律师公会大厦，其时中学部、大学部有近2000人规模。1939年9月，大同大学迁入新闸路新校舍，遂结束了长期“居无定所”的困境。

大同大学早期办学无比艰辛，因为其办校经费不向社会募捐，不接受私人或团体赠款，仅靠立达学社社员自筹，所以几乎难以为继。后来学社同仁改变了“但忧毅力不充，不患度支之不足”做法，开始接受社会资助，学校各方面才得以有较大发展。也正是办学经费的紧张，造就了大同教员刻苦耐劳、精神贯注和学生朴素好学、奋发向上的优良传统。至1940年代，大同大学已发展有商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四个学院，下设14个系，学科涵盖史、地、文、哲、经济、会计、化学、化工、土木、电机、机械等领域，成为一所享有“北南开，南大同”美誉的综合性大学，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在大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大同于1928年开始创办附中，至1939年又分附中一院和二院，其分别是以后上海大同中学和五四中学的前身。

1952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大同大学撤消停办，其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文学院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理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工学院相关科系分别并入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和华东化工学院。

附记：1952年8月12日，华东化工学院建校筹备小组第一次会议在大同大学召开。大同大学化工系调来学校教师17名、学生163名，另有42名大同大学职工也调来学校工作，调入人数位居各校之首。

教师严沛霖，1946年毕业于大同大学化工系，同年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后任学校院办主任、教务处长；陈松茂，1939年留学德国，曾任大同大学化工系主任，三级教授；曹一华、张我裁、周昌寿均为学校三级教授。

大同书院

华东理工大学原名华东化工学院，1952年10月由交通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东吴大学、江南大学五校相关科系合并组建而成。2008年五四青年节，华理在奉贤校区成立五大社区书院，各书院命名整体体现了悠久厚重的历史和殊途同归的渊源，分别命名为“南洋书院”、“震旦书院”、“大同书院”、“东吴书院”和“江南书院”。

附记：1935年毕业于大同大学化学系的老校友、原台湾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胡新南先生曾多次前往华东理工大学访问，并通过设立“立达学社基金会奖学金奖教金”、“胡新南奖学金”等方式支持学校发展。1993年，由胡新南等老校友赞助，大同大学化学化工系校友会在华理徐汇校区内竖立了刻有大同大学校训的纪念碑。

2009年6月8日，96岁高龄的胡新南先生在大同大学化学化工系校友会会长郏其庚先生、大同大学校友邵廷琥先生、胡新南先生三子胡兆强先生的陪同下访问华理奉贤校区，并为大同书院题词“发扬大同精神，福国利民”。

海上依稀大同梦—上海大同大学

大同大学是民国时期上海十分有名的私立大学之一，尤以理工著称，有“北南开，南大同”之美誉。另一方面，立达学社——致力于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团体——创办与维持大同大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大同可谓“爱国办学的范例”。

中国人自己的大学

此非吾愿别京华

1911年1月，清政府批准成立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该学堂专门培训在全国选拔的留美学生，胡敦复被任命为清华学堂第一任教务长。

胡敦复（1886—1978），数学家、教育家。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其父胡壹修及仲叔胡雨人都是清末民初在当地兴办新学有影响的教育家和水利事业家。1907年，胡敦复与大妹胡彬夏皆通过考试，成为我国首次公派的留美学生。9月，胡敦复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1909年毕业后，适逢清廷成立游美学务处，即被招回国参加留美学生选派工作。从1909年8月至1911年6月，他在游美学务处主持考选了仅有的三批直接留美学生，共180人。他们中后来很多人都成为中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如梅贻琦、竺可桢、胡刚复、胡明复、胡适、赵元任、姜立夫等，说明胡敦复选才有方。

当时，清华学校里美国教员与中国教员待遇悬殊，不仅工资有近十倍之差，居住条件更有天壤之别。而且，由于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的许多工作都受制于美国公使馆，在教学上稍有不合美国人心意的，公使馆便横加干涉。美方一定要在清华开设美国史地、政治、公民等课程，并要学生将美国历届总统、历史上的名人，以及所有的州、州府，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川都一一背诵出来。这一切，引起了中国教职员的强烈不满，也让身为教务长的胡敦复十分愤懑。

为维护自身权益，胡敦复与同在清华任教的平海澜、朱香晚、吴在渊、顾珊臣、郁少华、张季源、顾养吾、华绾言、周润初、赵师曾等11人，于当年6月组织立达学社。学社以“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为宗旨，胡敦复任社长。据创办初期颁布的《立达学社简章》，其主要社务分三部分：教育事业，“或建设，或补助，或刊行着撰，但不妨碍政界，力之所至，节次进行”；常务每年暑期举行大会议事，每月召开常会讲习；杂务“裁答书函，收支款项”。简章并没有专门创办高等学校从事教育的意向，主要是通过包括入社费、捐助等社费来补助或资助教育事业等，但其后的遭遇促成了他们最终结缘与创办私立高等教育。

暑期开学后，胡敦复即主张清华学生应多读理工科课程，这与美籍教员瓦尔德主张多念英文和美国文学、美国史地的意见发生分歧，于是，美国公使出面干涉。他遂以“不能遵办”愤然辞职，随即离开清华回到上海。吴宓评价胡敦复“为人才学极富，且就任以来办事亦极有条理，但诸种举动皆嫌过于专制，自拿主意，不与众商量，所以同那些美国教员很不和睦，而且性气高傲。”如此看来，辞职也是在情理之中了。10月，辛亥革命爆发，立达学社十余名社员也集体辞职，南下申城，与胡会和。

心怀大同聚申城

1912年3月19日，由立达学社创办的大同学院在上海南市区肇周路南阳里挂出了牌子，这天正是其首任校长胡敦复先生26岁生日。

当时的上海，新学虽比较发达，但除了南洋公学等少数官办的带有大学性质的学校外，绝大多数都是教会学校，而少数官办学校请的也是洋教员，用的也是洋教材。另一方面，作为教育工作者的立达社员们颇能看清时弊，办学者敷衍了事，不重学生德育之培养，学生在校专攻洋文为留学作准备，并不注意科学与传统学问之吸取。对此，《大同创办记》有这样记载：

在慨社会不良，官立学校办事者皆以外粉饰而内敷衍为事，偏重智育而置德育于不问，才乃为济恶之端。教授成绩，以学生之能否全行升级为标准。课程中体操、图画、手工、唱歌等项，无九十以下分数。学生于重要课目，或成绩虽劣，乃无降级留级之患。所重专在外国语文，而科学、国文退居附庸之列．教育都类机械，而学者天赋之能力无自发展，以为无人出而改良，种族将日就退化。

因此，创办一所不附庸于洋人，在学术上独立，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大学，不但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更要培养学生们健全的人格，使他们具备崇高的道德修养——成为早已萦绕在胡敦复等立达人心头的志向。“大同”，系取义《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是为大同”之意，以“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为校铭，以“研究学术，明体达用”为宗旨。大同学院是中国知识分子执着追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道路的产物；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我国最早成立的一所高等学校。

“爱国办学的范例

众人拾柴火焰高

经费短缺是民国教育事业的通病。1912—1916年，全国公私立大专学校每年经费不过500万元，一些公立学校长期罢课请愿，才勉强领到部分薪水。北京政府“十余年来，全国教育沦于破产，教育经费未能保障独立，军需支出浩繁，动辄牵及教费。罢课罢教，时有所闻”。

作为上海地区一私立大学，大同学院既没有政府的扶植，又没有大资本家的援助，凭借的完全是这十多位知识分子的捐助。创建早期，为维持扩展校务，立达学社不断修改章程，以筹集款项。

开办费就是他们自己的捐款，而所有的钱也就是228元。就靠这笔钱，他们租下了几间民房作为教室，教具是临时凑的，书籍仪器少得可怜。后因时疫，迁南市丰记码头陈姓房屋内上课。

为了积累资金，扩大学校规模，身为校长的胡敦复多方奔走筹集资金；立达学社社员们也约定，在大同教书和办公，不取分文报酬，大家的生计则靠在外面兼课来维持，不仅如此，他们还自愿将在外面所得报酬的20%捐给大同，以补贴各种经费开支。

吴在渊曾回忆道：

创办大同之议初兴，社员戚戚知之者，殆无不自以为狂而交相劝沮。同人以为苟能段力有余，即不患度支不足。乃相约定议，同居沪渎之同人皆委其身于本校，一年以内，即冻馁亦不可离校而行。教者不假外求，薪俸全行捐纳，经费即勿庸有所顾虑。同人皆慷慨乐行，而敦复、在渊且愿终身服务皋校。于是一切不顾，救然进行。

一年之后，大同学院将所收学费和社员捐薪加在一起，有了一定数目的积蓄，便在肇周路附近的南车站路北首购地九亩，自建校舍。

落成的第一座楼，题名“近取楼”，是为纪念立达学社，取之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近取诸身，远譬诸人”句，铭志学社耕耘；第二座楼，题名“自考楼”，是为纪念校长胡敦复的功劳，取之于易经“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第三座楼，题名“自试楼”，是纪念“大同”的有功之臣、数学家吴在渊，取之于易经“鱼跃在渊，自试也”。 1914年夏天，大学学院学生迁入南车站路401号新址上课。

困厄危难显精神

为了“大同”的建设发展，这些本应生活得很好的优秀知识分子，节衣缩食，住斗室，穿敝衣，吃粗羹，乘电车，不得不生活在困厄之中。

截止到1916年7月31日，立达学社15位社员中，捐款超过千元的有9人，发起人中只有3人捐款不足百元，可见大多数社员非常关心社务特别是大同大学的发展。其中胡敦复贡献最大，捐款超过万元，占总数的1/4强。其次吴在渊到此时捐款达5500余元，他在大同大学工作20余年，生活困顿，穷巷陋室、家徒四壁，木箱当桌，食盐代菜，却日则教书，夜则译着，乐此不疲，有重金聘他，亦婉言谢绝。曹惠群虽然不是发起人，但他与顾珊臣、平海澜一样，到此时捐款超过4000元。

张季源与平海澜堪称伯仲，情谊不啻兄弟，大同开办第二学期，两人迫于家计而又不欲放弃义务，于是由平海澜在大同任课，张季源就事于外，所得薄俸，除捐助大同外，又量力补贴平海澜，颇具古人之风。可以说，这些早期立达学社社员为大同的发展可谓鞠躬尽瘁。当然，后来入社的社员，如胡明复，对大同的捐款也不少。

但另一方面，为了大同的发展，社员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积劳成疾。到1935年，已有顾珊臣、华绾言、吴在渊及后来发展的胡明复四位社员不幸英年早逝，为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耗尽了心血。他们爱国忧民的赤忱、坚定办学的决心、百折不挠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值得钦佩。

董事会制度

随着大同的进一步发展，其社会影响日益增大，社会捐助、政府资助成为重要的款项来源，立达学社社员们后来不再捐款，大同也日益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

1928年2月12日，立达学社会议决定：立达学社社长不得并任校长，校长不得并任立达学社社长，曹惠群、朱香晚分别担任了大同校长、立达学社社长。并通过校董会组织大纲，成立董事会，拟聘校董：马相伯、吴稚晖、蔡孑民、胡孟喜、杨荫杭、张澹如、杨杏佛、陆伯鸿、赵晋卿、徐新六、张菊生，票选社员为校董：叶上之、平海澜、朱香晚、华绾言、吴在渊、胡刚复、胡宪生、曹惠群。

董事会作为学社代理机构管理大同，将大同与学社的关系进行了法律上的界定，大同由独立的董事会管理。到1930年代，大同收入一般由政府拨付、学生缴费、社会捐助、租息、杂项收入和其它等项组成。

大同的经费来源表明：创办人并没有将大同作为一个赢利的机关或企业来经营，反而需要社员常常捐助巨款来维持其发展。可见，即使在这样一个民穷财尽、动乱不堪的年代，一批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工作者们，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方法，提高国人的文化素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贡献，因此大同也被誉为“爱国办学的范例”。

雄厚师资

胡敦复：着书立说，率先垂范

从1911年底酝酿创办大同至1949年离开大陆，将近40年中，胡敦复一直把创建、发展大同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两度出任校长（1912-1927、1941-1945）共长达20年，还一直担任大同大学董事会董事。胡敦复作为校长和立达学社社长，其主要精力放在尽可能多地为大同积累和募集资金上。除社会活动外，他还以身作则尽量在外多兼课兼职，不仅受马相伯之邀，去主持复旦公学（后改大学）教务，还长期在南洋大学（后改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任教。不仅如此，在编写教科书方面，胡敦复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本世纪初，我国新学刚开始兴办，学制、教材多照搬日本或欧美。因此，胡敦复和立达学社社员以亲身的经历感受到，自主办学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国争独立的学术地位。在与吴在渊合着的《近世初等代数学》一书的序言中，胡敦复剖明心迹：“自立之道奈何？第一宜讲演，第二宜翻译，第三宜编纂，第四宜著述。”其中，首要的就是，“务使初学科学之人，可尽脱外国文之束缚，而多得参考之材。学者研究既多，自能群趋于发明之一途。”“今尚宜从中学之教科书入手，渐及参考之书，层累而上，以至高深之学。材料不妨浅近而说理务宜精详，结构不必宏大而见地须有独到，务使中学之士，先得观摩之益；至盈科而进，而后引入百宝之林。”因此，大同的教学特色之一，领导教师编写教材和教学参考用书。

大同学院成立不久，胡敦复便领衔成立了“大同学院丛书丛刊”编辑部，编辑成员有胡敦复、朱香晚、吴在渊、胡明复、胡刚复等14人，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大同所用的教材和参考用书，大都由他们自己编写。

胡敦复率先垂范，先与其夫人、早期留美生华桂馨女士最早合编了初中算术教科书，之后与吴在渊合编了《算术》1册（1922年）、《几何》2册（1923年）、高中《几何学》1册（1925年），都是针对当时初中采用的新学制教科书混合数学而编写的，该书可以补足初中几何未竟之学程，采用的学校较多，后均由中华书局出版。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他与荣方舟合编的《平面几何学》、《立体几何学》。1935年，他和范会国、顾澄合译的《积分方程式之导引》，被商务印书馆列为我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丛书”之一。他独立编写的《新中学几何学》被教育部审定为高级中学用教科书。40年代，他编写的《英文宝库》第1～5册，被教育部审定为中国初中教科书。此外，他还为多部教科书和教学参考用书作序或校订。他的这些工作，为我国早期的中学教材建设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胡敦复编写教材，一般都经过亲自试讲，是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结合。在苏步青眼里，“胡敦复是很好的教育家”。上海市原市长汪道涵说：“我曾听过胡敦复教授讲授微积分，胡先生学识丰赡、讲课清晰。当年创校时，以‘大同’为名，就有着美好的深意。‘大同’很有名气，培养出许多人才。”胡敦复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李立柔、黄正中教授回忆说：“这门课（指微积分）他教了多年，已经熟透了。但是，每次上课前仍然必须备课，从不马虎上阵，学生们都愿意听他讲课。”

胡敦复博闻强记、精力过人，他在“大同”，除教数学外，还先后教过英语、拉丁语、哲学、国学、物理等多课，哪门课缺教师，他就教哪门课，人称“全能教授”，而且教学效果都很好。苏步青曾评价胡敦复：“非常和气，非常聪明，当时我们议论，数学家中英语最好的就是胡敦复先生，他的文学也非常之好。”

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设置部聘教授，以奖励在大学任教授10年以上，且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对于所任学科具有特殊贡献者。经反复酝酿，决定第一批部聘教授在24个学科中遴选30人，其中中国文学、数学等6科各2人，其余各科皆1人。在这30人中，还包括当时在敌占区暂不正式公布姓名的2人。胡敦复当选为数学科和敌占区的两个2人之一，在记录的名单中，敌占区的部聘教授实际只有胡敦复1人，这是对他过去30年教学成绩的充分肯定。

助力发展

在胡敦复的动员下，他的弟、妹胡明复、胡刚复、胡范若、胡芷华，堂弟、妹胡宪生、胡卓，子女胡宜南、胡新南等亲属，在国内外学成后到大同大学服务多年，他们也都全力支持父、兄的事业。其中尤以被元济称为“奇童”的胡明复（1891—1927）、胡刚复（1892—1966）兄弟贡献最大。

1910年，胡明复顺利通过了第二批庚款留学直送生的考试。赴美后，胡明复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文科，1914年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数学，并于1917年获博士学位，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数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具有边界条件的线性积分——微分方程》，在《美国数学会会刊》发表，也是中国学者在国外发表的首篇现代数学论文。

胡刚复则于1918年夏获哈佛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统称为“X射线的研究”，在当时是世界科技前沿课题。后论文分为三篇在权威杂志《物理评论》上发表。他是我国第一个从事X射线研究的科学家。

学成之后，等待他们的当然是锦绣前程。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都向他们发来了聘约，同时，他们的美国导师也希望他们留校工作，继续他们的研究。可是，兄弟两人却责无旁贷地于1917年底和1918年秋先后回到上海，加入了大同学院的创建队伍。他们在大同同样不取薪水，同样须将在外面代课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学校做资金积累。胡刚复在寄给美国母校的信中说：“1918年夏我的研究工作暂告完成……我终于决定离开我愉快逗留过8年多的美国回到自己的祖国担任教师一职了。我国十分贫困，物资缺乏，生产落后，急需振兴实业。由于经费和物资短缺，致使教育事业也难以推动……今后我的一生将面临艰苦的斗争了。”

胡明复到大同伊始，便全面挑起了校务和教学工作的重担。为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办好大同，胡明复住进了学校，从教学安排、人事调配，到学校的基建改造，他一一过问。那时，大同的基建任务十分繁重，有些新开设的系科就等着教室上课。为加快进度，节省资金，胡明复就自己动手设计，仍坐落在新闸路、西康路口的大同大学旧址校舍，就是胡明复亲自绘制图纸的。大同的经费一直入不敷出，为维持正常教学，胡明复不得不将自己的积蓄垫入。他们这些早期庚款生留学期间，每月生活费就有80美金，同学中有人因为善于攒钱甚至成了“小财主”。胡明复则早已将省下的一部分生活费用在了创办《科学》杂志上，后来他又将几乎所有的积蓄都投进了学校。有人统计，他10年间垫费总数达2万余元，真可谓“毁家兴学”了。

胡刚复则着力创办和主持大同物理系，当时，国内的物理学教授可谓凤毛麟角。他通过南通实业家张謇父子的捐助，在大同创建了我国最早的近代物理实验室，其中有用以测定光波和光的折射率的迈克耳孙干涉仪，有测量电子电荷的密立根油滴仪等，其设备之先进与丰富，在国内私立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同时，胡刚复也是大同在外面兼课最多的教授，长年累月地在沪宁和南北地域之间穿梭奔波，风尘仆仆，异常艰辛。他曾兼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上海交大、厦门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北洋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还创办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系，并在抗战期间主持浙大文理学院，被李约瑟博士称为可与牛津、剑桥和哈佛相媲美。作为开创中国物理学教育的一代宗师，胡刚复可谓桃李满天下，为我国科学和科学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早期学生有吴有训、严济慈等，稍晚有钱学森、吴健雄、卢嘉锡等，都是中国现当代科学界叱咤风云的人物。

理工立校

与一般私立大学主要发展方向为文商法不一样，大同大学一直以理工闻名沪上。大同这一办学特色自然与立达学社社员教师群体的学问背景有极大的关系。社员教师群体中前期是文理各半，后期以理工为主，总体上是以理工背景为特色，如在中国近代数学发展史上有重要贡献的胡敦复、吴在渊、胡明复，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胡刚复，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曹惠群、陶慰荪等。

所以在办学方针上，也以吸引理工人才为主，例如数学方面的张镇谦、高扬芝、范会国等，物理、化学与工学方面的顾静徽、叶蕴理、戴岂心、曹简禹、郑昌时等，此外，物理研究先驱吴有训，数学家、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何鲁，数学家、吴文俊恩师武崇林、无机化学家顾翼东等人都曾在大同任教。教师群体的理工特色与学校发展的方向也是一对互相促进的因素。与发展文商法仅需一本讲义、一张黑板、一支笔不一样，发展理工必须花费大量经费购置实验仪器与设备，这是大多数私立大学不发展理工科目的主要原因。但正是由于大同在整个私立高等教育系统独树一帜，发展理工，致使其在吸引有志理工的学生方面尤其独到的优势，这自然适应了教育市场的需要。

发展高潮

1912年学校创办时，首期招收学生仅91人，教职员10余人。初设普通科和预科,开国文、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课程,学生可根据文化程度自由选读。普通科设高中、初中（高中2年，初中4年），预科设文、理科（均2年）及英文、数理两专修科（均5年，招初中毕业生）。1914年迁址后有学生126人，同时因感国家急需人才，决定再办大学预科，为出国留学作准备；自1916年起，先后增设英文和数理两个专修科，后来又设大学文科、理科及商科。

鉴于“大同”十年的发展，1922年，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大同学院改名为“大同大学”，有学生563人，增设商科及教育科。校长一职仍由胡敦复担任，直到1928年曹惠群出任大同第二任校长。1928年，增设测绘专修科，9月大学部的文理商各科相继正式改为文、理、商3个学院。文学院设文学、教育、政治3学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3学系；商学院设经济、会计、商业3学系。1932年2月6日，上海市教育局准予中学部立案，改称附属中学，除教室、宿舍分开外，行政和经费仍与大学统一办理，大学预科停办。1937年增设工学院，设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各系。其中数理、电机两系的教学质量更蜚声全国。

20世纪20年代，大同大学成绩显着，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社会中人无不知大同之敦复先生者”，称“胡敦复为中国第一流教育家”。到了30年代，学校已成为上海地区极具规模的私立完全大学，其规模和教学质量均可列入国内第一流高等学府。基地发展到110余亩，建有校舍17座及运动场、绿地等, 建筑颇具规模，图书仪器充实完备，全校大、中学生近千人，其中大学部学生300多名。1935年，《三十年之上海教育》对大同大学的评价：“该校办理，处处经济，绝不浪费。教员刻苦耐劳，精神贯注，学生朴素好学，教师辅导学生自动研究，尤为可贵。”

此时的“大同”主要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①资金自筹，教学自主，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②在国内首倡男女同校同班，胡敦复的堂妹胡卓是“大同”的第一个女生，1916年入学；③从开办之日起就采用学分制，是国内率先采用学分者，为国家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创造了条件；④师资队伍整齐，虽然至1916年，全校教职员总共21人，到1932年才32人，但精兵简政，个个学有专长、人人都能登讲台授课，大家齐心协力、团结合作，确保了良好的教学质量。

第二个发展高潮

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因连天炮火和飞机轰炸，大同学府被毁于一旦。10月，华界沦陷，大同师生没有经济实力转移到后方，胡敦复只好率领部分师生留守孤岛上海，再次依靠立达学社社友员、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在学校董事会的支持下，开始了第二次艰苦的创业历程，使“大同”获得了新生。

他们从南市迁至租界，借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及位育小学继续上课。1938年9月，租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律师公会大厦为临时校舍，此时，中学部979人、大学部850人。后大学部改借公共租界光夏中学校舍。1939年9月，新闸路新校舍建成，并附设附中二院，原在律师公会大厦的附中改称附中一院。抗日战争胜利后，附中一院迁回南车站路劫后校舍，即今上海市大同中学；大学部及附中二院（即今上海市五四中学）仍在新闸路。

1945年11月，校长胡敦复辞职，胡刚复任校长，并于1945年11月3日由渝飞沪到校视察。至1948年，大同大学部学生人数已达2700人，中学部学生达2500人，在当时上海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占第一位，是1912年初办时学生人数的50倍。1949年10月校长胡刚复北上，由平海澜担任代理校长。1951年2月，中共蓬莱区委调闻人馨来校任党支部书记、政治教师。

无限风流尽吹散

1952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大同大学建制被取消，其中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理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工学院相关科系分别并入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和华东化工学院，文学院并入华东师范大学。

如今，“大同大学”虽然已成为名词，但是那段辉煌却铭刻于史册。在我国内忧外患频仍的年代，胡敦复带领十多位教书先生，白手起家创建“大同”，在没有外援、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两度将其发展成为一所我国著名的现代高等学校，其特殊性在我国别无多得。上世纪70年代后期，胡敦复在美国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了大同大学办学的六条经验：“1.降低办学费用，使有更多的钱用于教学与科研。2.有一支热情而有能力的工作班子，使开支降低而工作效率增强。3.有一个能事先规划周详的领导班子。4.有良好的信誉，博得人们的信赖。5.取得广泛的信誉后，需要的时候，就容易向外筹款。6.组织一支良好的教师队伍，他们不为名利，热心教育。”他的成功的办学经验，对于我国当今的高校建设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大同大学图书馆

大同大学原名大同学院，民国元年3月创办。民国11年9月改名。建校时开始筹建图书馆，至民国10年初具规模，正式开馆。馆址车站路新建校舍内。抗战前夕，藏书已达36495册，包括中文图书22734册，西文图书13761册。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侵占南市，大同大学大部分校舍被毁坏，图书受到严重损失，少量珍贵书籍因提前运出得幸免。民国28年4月，学校在新闸路复校，图书馆重新建立，藏书获得补充，当时有中文图书15429册，西文图书22613册。民国35年春，图书馆随校迁回原址。至1949年9月，馆藏各类图书共计36744册，分为文学类、哲学类、自然科学类、实用科学类、社会科学类、语言文字类、史志类、新闻杂志类及其他，1952年增至40025册。

1952年，大同大学停办，各院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图书馆藏书随各专业院系调往有关院校图书馆。

大同大学于1912年成立，但现存的档案，都是抗日战争以后的，而其最早的文件，例如该校设立者“立达学社”的会议记录和校董会的会议记录，都从1928年才开始，财务账册则从1937年开始。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战时的学校文卷，都存放在校长室内，“八一三战役”时，大部分校舍毁于炮火。而且“该校为减少开支，少聘工作职员，没有建立专门的档案分类制度，大部分档案存放凌乱，且部分出现虫蛀残缺现象”，见《私立大同大学历史事实考证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241.1.1-2，第12—16页。 1949年后大同大学的相关情况，史料相当完备，如学校与高等教育处及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的来往函件、校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校董事会会议记录、课程表及授课大纲、学生杂志、学期总结报告等，都十分全面，无所遗漏。

1928年，教育部考察私立学校，对大同有高度评价。其综合报告称，凡考察复旦、沪江、大同、大夏、光华与暨南共六所大学，“据视察结果，办学精神极为贯注者，为大同、沪江二校。理学院办理较有成绩者，亦为沪江、大同二校”。换句话说，那时大同的质量，在上海私立大学中，名列前茅，其地位在复旦、大夏、光华与暨南大学之上。如果除开作为教会大学的沪江不算，大同在上海私立大学中名列第一。

下面是《一九三三年之上海教育》所载民国政府教育部视察上海大同大学报告的摘要。

教育部派国立编译馆编审陈可忠，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张绍忠等赴沪视察上海暨南、大同、沪江、复旦、光华、大夏六大学，并写报告呈复教育部，其大同大学报告内容如下:

私立大同大学：该校校舍占地103亩，建筑物年代略嫌久远，尚堪应用，新近添造体育馆及教职员宿舍，图书馆、科学馆亦在计划建筑中，全校职员20人，教员专任22人，兼任13人，学生334人，各院学生均必修数理化学科目，理学院设备比较完全，该校办理，处处经济，绝不浪费。教员刻苦耐劳，精神贯注，学生朴素好学，教师辅导学生自动研究，尤为可贵。年度决算，岁入经费12.6万余元，而支出则年有亏欠。编制分文理商3学院，并附设英文数理两专修科。该科修业年限及入学资格，不合规定，课程编配，尚称切要。唯有若干课程大学中学同时上课，教授殊成困难。学生注意听讲，缺席极少，各类考试，皆能严格举行，图书2.4万余册，各项仪器间有感觉缺乏，然大致尚称完备。

历任校长（1912-1952年）

1912年——1928年：胡敦复

1928年——1941年：曹惠群

1941年——1945年：胡敦复

1945年——1949年：胡刚复

1949年——1952年：平海澜

徐慕云：原名徐长虞，著名戏剧理论家、戏曲教育家。毕业于大同大学文学专业。

林迪生：原名林攸绵，教育家。1921年考入大同大学专修英文。

周煦良：著名英国文学翻译家、教授、诗人、作家。1924年毕业于大同大学。

何挺颖：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925年考入大同大学数学系。

林淡秋：原名林泽荣，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1922年考入大同大学。

钱临照：物理学家，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29年毕业于大同大学物理系。

许思园：原名寿康，号思玄，著名学者。16岁考入大同大学。

顾功叙：地球物理学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和中国地震学会的发起人之一，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29年毕业于大同大学物理系。

杨承宗：放射化学家。1932年毕业于大同大学化学系，

葛一虹：原名葛曾济，字作舟，著名戏剧理论家、翻译家、戏剧史家、出版家，新中国戏剧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32年考入大同大学专攻物理化学。

黄文熙：水工结构和岩土工程专家，中国土力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在大同大学理预科学习。

侯毓汾：女，著名染料化学家，中国染料化学专业的创始人。1935年毕业于大同大学化学系。

于光远：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32-1934年在大同大学学习。

殷之文（1919-2006）：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在大同大学土木系学习。

徐光宪（1920-2015）：无机化学家和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亚洲化学联合会原主席。1930年代就读于大同大学附中。1939年考入大同大学化学系。

朱维衡：电机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被称为中国磁浮列车之父。1942年毕业于大同大学电机系。

吴学蔺（1909-1985）：冶金学家、机械工程学家、光学仪器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30年毕业于大同大学物理系。

陈敬熊（1921-）：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7年毕业于大同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

钱正英（1923-）：女，水利水电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2年肄业于大同大学土木系。

周毓麟（1923-）：计算数学家、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同附中毕业后进大同大学，1945年毕业于大同大学数学系。

沈天慧：女，半导体材料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8年进大同大学附中学习，1949年毕业于大同大学化工系。

查全性：著名电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2年大同附中毕业并入大同大学深造。

丁石孙：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原校长。1944-1947年在大同大学电机系学习。

徐志磊：核武器工程设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2年毕业于大同大学机械系。

倪嘉缵：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2年毕业于大同大学化学系。

陆钟武：中国冶金热能工程学科创始人、工业生态学开拓者、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0年毕业于大同大学化工系。

姚溱：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原副会长，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42年肄业于大同大学文学系。

唐翔千，香港知名实业家，前全国政协常委。1945年毕业于大同大学商学院。

陈太一：通信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0年考入大同大学物理系。

赵梓森：光纤通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在大同大学电机系学习。

黄辛白：教育家，教育部原副部长。肄业于大同大学电机系。

屠善澄：自动控制技术专家，中国人造卫星工程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1945年毕业于大同大学电机系。

叶培大：著名微波通信与光纤通信专家，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原名誉校长。1933年进入大同大学物理系就读。

李家治：著名古陶瓷与特种玻璃材料科学家，国际陶瓷科学院院士，毕业于大同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

胡新南：实业家、化学家，大同大学创办人胡敦复之子，留美回国后曾任交通大学、大同大学教授，台湾中国海湾公司、中美和石油化学公司、中国石油公司原董事长，十二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退休后任台湾大同大学校友会会长，回沪后任大同大学化学系化工系校友会名誉会长、上海大同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1935年毕业于大同大学化学系。

宗必泽：高级建筑师，曾任辽宁省建委设计处处长、辽宁省建设厅总工程师、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土木建筑学会理事长等职。1945年毕业于大同大学土木系。

李光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原党委书记、离休干部、红军老同志，曾任包头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中国稀土事业的积极推动者和奠基人之一。1937年毕业于大同大学物理系。

叶懋英：女，著名数学教师，原同济大学附中校长，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师、上海市先进工作者，是上海市最早的中学特级教师之一。1938年毕业于大同大学数学系。

顾重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研制纵横制电话交换机的开拓人之一，中国通信学会会士，原中国通信学会电话交换委员会主任。1952年毕业于大同大学电机系。

华藻：原名华之毅，曾任中国驻智利大使馆一等秘书办公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副处长等职。1939-1942年在大同大学商学院学习。

汤逢：中国油脂化学、食品化学届的知名专家，曾任中国粮油学会油脂专业分会名誉理事长，无锡轻工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37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1943—1951年在大同大学任教。

诸葛濂：华东理工大学实验室现代化管理的奠基人，原全国高校实验室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刊《实验技术与管理》副主编、实验室管理干部培训中心主任、上海市高校实验室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 1945年毕业于大同大学化工系。

王嘉振：化工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获颁上海市科学技术专家荣誉证书，曾任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工商联常委、民建上海市委科委副主任。1946年毕业于大同大学化工系。

姜英波：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开林造漆厂技术科科长、副总工程师、中试室主任、总工程师、技术办公室副主任等职，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三次）、全国化工行业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1947年毕业于大同大学化学系。

李主一：革命烈士，捐资创办曙光中学，曾任中共曙光中学支部组织委员、中共奉贤县委组织部长等职。1925年入大同大学读书，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唐长孺：历史学家，1932年毕业于大同大学文科。武汉大学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等。

陈绍沂：浙江省水利厅原厅长。1950年毕业于大同大学土木系。

蒋司勋：华东化工学院数学系首任系主任。1951年毕业于大同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此外，大同大学附中也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翻译巨匠傅雷、漫画家华君武、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曾培炎以及隧道与地下工程专家刘建航院士、工程热物理学家和热工教育家王补宣院士、天文仪器与方法专家朱能鸿院士、半导体和光电子专家高鼎三院士、环境工程学家顾夏声院士、变压器制造专家朱英浩院士、电子工程专家孙俊人院士、物理学家叶铭汉院士、压力加工学家阮雪榆院士、核物理学家胡济民院士、森林生态学家蒋有绪院士、硅酸盐专家姚熹院士、通信与信息系统专家王越院士、工程力学家徐芝纶院士、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专家杨奇逊院士等都曾就读于此。

以下为曾任职于大同大学的部分知名教师名录

周志宏：冶金、金属材料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1952年任大同大学机械系主任。

严济慈：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0年代任大同大学教授。

顾翼东：无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任大同大学化学系教授。

苏元复：化学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8年兼大同大学化学系教授。

陈学俊：热能动力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同大学教授。

吴有训：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同大学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