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伯鸿擅长经营，有实干精神，所兴办的企业不仅盈利甚丰，且多为上海城市建设必须的公共事业，为上海的近代化打下基础，并给华人企业家作出楷模。下文所述由陆公经营的企业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地位，有的至今仍发挥着作用。

华商内地电灯公司，后为上海南市发电厂，2007年关停。1897年，上海县兴建南市电灯厂。1906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李平书等人发起成立商办内地电灯公司，将该厂接归商办。第二年，在十六铺里街紫霞殿（现紫霞路）兴建的新发电厂。但由于经营不善亏损严重，1911年便由李平书推荐，陆伯鸿接办濒临倒闭的上海内地电灯公司，由于管理有方，扭亏为盈，并扩大了经营规模。数年内南市中国地界的电灯数由原1000余盏激增至7万盏，成为当时上海继英、法经营的电气事业之后第三大发供电公司，迅速缩小了中国地界和租界在市政建设方面的差距。民国7年初（1918年），内地电灯公司与华商电车公司（陆伯鸿创办）合并为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上海华商电气公司每年的获利达到100万元。解放后改为上海南市发电厂，2007年出于世博会建设需要，发电厂关停，原厂房成为世博会城市未来馆，紧邻厂房的那根大烟囱则被装扮成巨型温度计，成为世博会气象景观塔。

上海开埠后，租界越加现代繁荣，而华界却越发拥堵局促。19世纪末，南市在黄浦滩一带筑成外马路（本案东侧），此为华界第一条新式马路。辛亥革命后，环绕县城的城墙被拆除，建成了环城马路（即人民路、中华路环路）。城墙拆除后，华界和租界连成一体，也有条件开通电车运营。英法租界计划要将电车线路延伸到华界，均遭到时任上海市政厅民政总长的李平书的拒绝，他主张南市的电车一定要由国人承办。1912年4月，李平书推荐陆伯鸿出面，经办南市的电车开行事宜。陆伯鸿经多次考察、反复论证，向社会各界集资2 0万元，设立南市电车厂。这条线路沿线都是上海的老市区，人烟稠密，预计很快就会有可观的客流量。据《上海轶事大观》记载：“上海南市电车创于一九一二年四月，主之者为陆伯鸿，奔走运动，竭力提倡，得官厅之许可、资本家之协助，于是集二十万金而成此伟大计划，亦即华人破天荒之自办电车也。”

1913年8月11日，华商经办的第一条有轨电车正式通车，最初线路是从十六铺到沪杭火车站，里程仅为4公里，时速每小时19公里，全程约20分钟到达，车厢也分头等、二等两种，以后又陆续建立了四条电车线路。南市电车车头的上端，均安装了“绿、白、红”三色的三盏电灯，据说是陆伯鸿名字的谐音，南市居民对此引以为自豪，乘客日众。

民国7年（1918），华界电车公司与内地电灯公司（陆伯鸿经营）合并。

1935年，在南市半淞园兴建新电厂。

陆伯鸿在电力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使他得以担任全国民营电业联合会委员长。

八一三事变后，因战停业。

1913年11月，陆伯鸿又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市场钢铁价格猛涨的机遇，在浦东周家渡创办和兴铁厂，生产生铁。1921年，他又与德商合资，扩建成和兴钢铁厂，能生产品质上乘的竹节钢，曾供应建造江海关大楼、沙逊大厦、闸北水电厂、法商自来水厂和南京中山陵的需要。1949年以后改为上海第三钢铁厂。

1910年，两江总督上书曰：“查上海北市水源不洁，有碍卫生，与英商接管购水，莫如设厂自办。”得清廷核准。由李平书领衔创办闸北水电公司，宣统三年（1911）水厂竣工落成。后苏州河原水污染，管理不善，出厂水质浑浊，供水水压不足以致救火缺水，导致火灾中百人丧生的惨案，舆情喧嚣，要求水厂改归商办。民国13年（1924），商办闸北水电公司成立，陆伯鸿为董事。公司股本扩充至400万元，并修建新厂，收回北四川路供水主权，特许经营江湾、闸北等区域。现为闸北发电厂。

1924年，陆伯鸿和朱志尧、杨在田等合办，资本40万元。订造新轮鸿大、隆大，后续建志大、正大。有4艘轮船，经营“小长江”航线，与大达轮船公司发生竞争。后双方达成协议，联合经营，垄断“小长江”航线。民国26年（1937）淞沪抗战爆发，陆伯鸿将其中一艘轮船自沉于江阴附近长江之中，阻止日军西进。抗日战争胜利后，鸿大、隆大两轮恢复营业，改航沪汉线。1953年公私合营。

陆伯鸿在兴办实业上的突出成就和个人威望，使他担任了许多行业协会及地方事务机构中的领袖。其中最重要的是担任了法租界5名华人公董局临时委员会委员之一，成为上海2个租界中最早的华人董事。

陆伯鸿是第一批进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法租界市政当局）的5名华人董事之一。1927年1月15日，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发生大革命的形势下，法国驻沪总领事那齐任命陆伯鸿等5名华人为公董局临时委员会委员，成为上海2个租界中最早的华人董事（1928年上海公共租界才开始有华董），改变了上海租界长期以来只有外籍董事的状况。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是在1930年以后才取得进入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会的资格。

1926年，选为上海总商会会员及闸北商会董事；

1928年，成为上海航业同业公会执委；

1937年，由于在民族电力工业方面的成就，使他担任了全国民营电业联合会委员长；

……

陆伯鸿在同龚神父接触期间，转变成为一名热心的天主教徒，他虽然并非神职人员，却经常和一批信仰天主教的实业家（共19人），从1912年起，以热心教友的身份，乘坐简陋的交通工具，外出到上海附近各处农村传教，陆续新建了一批教堂、诊所和学校。陆伯鸿曾担任公教进行会会长。由于他在传教工作方面的成就，教皇授予他“剑袍勋爵”称号，并邀请他参加1926年在美国芝加哥以及1937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两次国际圣体圣事大会。

陆伯鸿同海外人士交往密切，积极从事宗教活动，关心社会慈善事业。他先后操办了新普育堂、上海普慈疗养院、圣心医院、中国公立医院、南市时疫医院、杨树浦诊疗所、合办北京中央医院7所慈善机构。此外,他还创办5所男女中小学校。法国作家琼·麦森颂扬陆伯鸿“能以事业上之长才与宗教上之热诚,融为一炉,反映其作为企业家、慈善家的才能。”

普育堂原是1865年由上海地方官府支持的旧式慈善机构，位于上海大南门外的陆家浜南岸，负责向贫死者施舍棺材、向穷人施舍衣食、免费诊病发药、埋葬死去的穷人和倒毙在路上的死者、向寡妇和孤老提供生活补助、收养弃婴等，卫生条件极差，蚊蝇孳生。辛亥革命以后，当局已经无法维持500人的救济工作。1912年，陆伯鸿得到允许，利用拆除下来的城砖，将其翻建成一组现代化的建筑群，分设学校、工场、医疗、养老、育幼、残废、疯癫（精神病）等各部，请天主教修女为看护。

比较特别的是，为了实现自己幼有所养的目标，新普育堂在堂内的收容机构中分别设立了男贫儿院与女贫儿院，并且一改老普育堂时期单纯的以养为主的被动式救济，授人以渔，规定收养的男女贫儿必须进入该堂设立的小学和工艺传习所中读书，读书期间教授他们几们工艺课程品( 如刺绣、雕刻品、印刷品等)，而男女学生生产的工艺产品则直接进入市场销售，或举行义卖。工艺课达到一定水平的学生再进入工艺专科学校。该校生产的工艺品可以卖较高的价钱，这样，被收容的幼童既能学到一定的文化知识, 更可学到一门或几门足以谋生的工艺, 使他们回到社会后能够自食其力, 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标本兼治的效果。在生活方面，新普育堂从堂内仅有的四座大型建筑中单独挤出了一座提供给儿童们居住，并配以厨房、洗衣房等配套设施。慈善部还聘请了仁爱会的修女照顾其留堂孤儿的饮食起居，这些修女不畏艰难困苦，坚定的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即使在战场期间随时可能面临死亡的威胁她们依然不离不弃，将孤儿们照顾的井井有条。

开办初6年中，先后收养男女102525人次，施医给药者达2194070人次。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最大的收容社会弱者的设施。

位于上海东北部杨树浦鄱阳路的工人聚居区内，旁边还建有一所小学和一座小教堂（圣心堂）。

* 中国公立医院

* 南市时疫医院

* 杨树浦诊疗所

* 北京中央医院：1917年建立。

陆伯鸿虽然早已是名闻上海的巨富，但本人还是经常来到新普育堂，系起围裙，亲自服侍那些肮脏的病人，而且还让他的几个儿子站在一旁，以便他们学会怎样善待穷人。

此外，他还创办了包括金科中学（位于上海胶州路，交给美国耶稣会管理）在内的5所男女中小学校。

1937年8月13日，中日在上海爆发淞沪会战，3个月的战事中，有上百万的来自上海中国地界（闸北、南市）、虹口日本势力范围和附近江南地区的难民涌入上海面积有限、而且原本就人烟极为稠密的两个租界，造成空前严重的难民危机。虽然陆伯鸿自身的企业在这次战争中也全都陷于瘫痪，并且还遵照政府安排，将自己的一艘客轮自沉于江苏省江阴附近的长江中，以阻止日军向西进犯南京。连陆家居住多年的南市董家渡一带也沦为战区，被迫迁居上海法租界震旦大学所在的吕班路（重庆南路），成了圣伯多禄堂的教友。但这时陆伯鸿仍然不愿放弃他的慈善事业，他不甘心对数以百万计的这些不幸者无所作为。于是他主动与日本占领军接触，试图解决严重的难民危机，同意参加上海地区改组委员会。

1937年12月30日，陆伯鸿在吕班路住宅前乘车准备帮新普育堂办事时，遭到两名伪装成卖桔子的男子袭击身亡，终年62岁。他的死因一直是个谜，可能与他接触日本人有关。

陆伯鸿在1910年建造陆伯鸿故居（陆宅），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北施家弄，近老码头和黄浦江，距今超过100年历史，反应了民国时期上海豪门大族的海派建筑风格。现保存在黄浦湾项目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