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6-02 09:32
陈恩焘（1861—1956），字幼庸，福建福州人。出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自幼天资聪颖，其父甚为喜爱，“尝亲自教授经书，勖以孝悌传家、忠勤爱国，及修身涉世之道”，对其期望之殷可见。就在陈恩焘出生的那一年里，中国社会正悄然发生着变化，两江总督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中国第一代科学家徐寿、华蘅芳开始着手试造蒸汽轮船，近代海军建设的萌芽初现。经历两次鸦片惨痛教训的中国，开始了旨在图存自强的洋务运动。
同治五年（1866年）夏季，经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清政府下令在福州设总理船政衙门，制造西式蒸汽轮船、军舰，为创办西式海军获取技术装备，史称福建船政局。与之配套，次年，以培养海军人才为目的的求是堂艺局搬迁至福州马尾，改称福州船政学堂，开创了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先河。光绪元年（1875年），和很多闽省子弟一样，年仅14岁的陈恩焘考入了这座当时中国海军的最高学府，成为后学堂第五届学生，学习军舰驾驶、指挥，同届有林帮光、程璧光、梁鸿春、王涟、张珍、石文铭、陈宗器、丁澄澜等共9人，后来尤以程璧光、陈恩焘最为著名。
福州船政创设之初，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为制造学堂，主要学习船舶建造，目的在于培养船舶设计和建造人员；而后学堂是驾驶学堂，实际才是真正的海军军官学校。后学堂的教学，分堂课与船课。堂课主要学习英语、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论等课程，使学员掌握成为一名海军军官必备的理论知识，均采用英文教学；在此基础上，学生还必须登上练习舰进行为期2年左右的实习，学习实际操舰、各项船艺、枪术炮术等各项船课，全部科目合格后方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海军军人。
通过堂课的培训，陈恩焘具备了成为一名海军军官的理论基础，而且船政学堂开办之初，创始人左宗棠、沈葆桢就反复强调本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对学堂学生爱国精神的养成起到了很大作用。堂课结业，陈恩焘等被派往福州船政自行建造的二等巡洋舰“扬武”号作练习生，随舰前往南洋各港口历练、实习，开始船课学习。因表现出色，被正在筹办北洋海防事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选中，调往当时中国装备最先进的舰队——北洋水师任职。积功累迁至旗舰“定远”号驾驶大副，成为令人羡慕的铁甲舰上的高级军官。
时值中法战争结束后不久，清政府受马江海战失利的刺激，痛感以往海军建设力度不够，进展缓慢，“有名无实”，乃大下决心惩前毖后，全力整顿、建设海防。与开展变台湾为行省、组建北洋海军等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海防建设活动同步，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政府派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海军留学生（第三届），人数达34人，由华监督周懋琦、洋监督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是年5月，这位为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法国人在家乡病故，由帮办洋员斯恭塞格De Segonzac继任）领队。与往届海军留学活动不同的是，第三届海军留学生人选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海军学校的在校学生，而是扩大到了现役的海军军官，这样让有充分海军生活积累和实践经验的现役军官去国外进修，对于人才养成裨益更大，成效更著。陈恩焘因此前在北洋水师服役过程中表现出色，作为现役军官入选，这批留学生里，日后闻名于海军史的还有刘冠雄、郑汝成、沈寿堃、黄鸣球、贾凝禧、周献琛等，可谓人才济济。
1886年，第三届海军留学生乘商船抵达英国后，陈恩焘被分配主修“测绘海图、巡海练船、兼驾驶铁甲兵船之学”， 11月派往英国东非舰队（The East African Station），随“依及利亚”号军舰（H.M.S.Egeria）前往印度洋及斯里兰卡一带实习，历练铁甲舰驾驶、测量、绘图等技术。中途不幸染病，于1888年3月返国，被迫提前中断了留学生涯，仍回北洋水师服役。留学期间，清政府在英国订造的“致远”、“靖远”等新式巡洋舰完工，急需管理、驾驶人才，北洋水师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Lang William M曾建议调陈恩焘回国担任管带，李鸿章则认为，陈恩焘在英国的学习刚刚开始，“若令遽归，前功尽弃，未免可惜”，从造就人才的角度出发，决定让陈恩焘学成后再归国，遂罢议。
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888年10月3日），经过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直隶总督李鸿章等的努力，清政府批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化的军规，由此也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海军——北洋海军正式建军。刚刚回国的陈恩焘受李鸿章亲自提名，被任命为总管全军军械，授游击衔，直属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提标，负责考核、稽查北洋海军的军械、弹药等事项。
北洋海军成军后不久，因受到颐和园工程、户部请奏停购外洋船炮等事件影响，海军经费捉襟见肘，装备更新被迫停止。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直视中国为假想敌，要“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的日本曾乘此机会，通过举国上下齐心协力，最终在海军建设上超越了中国，日本海军一跃而为亚洲第一。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借朝鲜问题，挑起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史称甲午战争。中国海陆将士奔赴前敌保家卫国，北洋海军被历史推到最前台。9月17日，作为舰队司令部成员，陈恩焘随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乘坐“定远”舰参加了黄海海战，在这场人类史上第一次蒸汽铁甲舰队进行的大规模海战中，陈恩焘作战英勇，受重伤，“仅免于难”，体现了一名中国海军军人的尊严和价值。
尽管中国广大爱国将士浴血卫国，但囿于腐败的政治和落后的战略、战术思想等因素，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随着马关一纸降书。洋务运动30年的建设结晶——北洋海军，也在刘公岛尽付敌手，全军覆没。后世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对这段历史评价道：“……海军大东沟一役，彼此鏖战五点余钟，西人观战者咸啧啧称赞焉。虽其中有如方伯谦之败类，然余船之力斗者固可以相偿，即敌军亦起敬也。日本是役，惟海军有敌手，而陆军无敌手。及刘公岛一役，食尽援绝，降敌以全生灵，身殉以全大节，盖前后死难者，邓世昌、林泰曾、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虽其死所不同，而咸有男儿之概，君子愍之，诸人者皆北洋海军最要之人物也，以视陆军之全无心肝者何如也，陆军不忍道矣……”
据北洋海军“广甲”军舰管轮卢毓英在回忆录中称，刘公岛外援断绝的最后日子里，陈恩焘曾受提督丁汝昌之命，起草英文降书。“十八日(即1895年2月12日)丁统领命候补直隶州借补游击海军军械委员陈恩焘作英文情愿输服之书，并请释海军士卒，命‘广丙’管带都司程璧光乘‘镇北’蚊船悬白旗献于倭舰统领陆奥。先是海军仅剩‘镇’、‘平’、‘济’及‘康济’、‘广丙’五艘并蚊船六艘，盖以军伙已罄，军粮已绝，无可如何，乃问计于陈恩焘。陈曰，外国有情愿输服之例，遂引某国某人有行之者，丁意遂决，命陈书而献之。”
作为战争失败的牺牲品，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下令撤销海军衙门，取消北洋海军的编制，所有海军将领一并革职，听候查办。陈恩焘和幸存的大批北洋海军官兵一起被革职遣散，随即因人才难得，又获启用，参与到重振海军的工作中。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1895年7月18日），受命与留学英国时的同学刘冠雄一起率中国海军官兵乘德国“拜晏”号商船，由上海出发前往德国，接收在伏尔铿造船厂定造的“飞鹰”号巡洋舰，于八月三十日（9月21日）安全驾驶回华，抵达大沽交舰。
庚子事变后，1901年，清政府内顽固派认为海军靡费无用，提出撤售“海天”等5艘主力舰的方案，经叶祖珪与陈恩焘力谏争辩始寝。后因时局艰难，“……目击时艰，痛清室之昏庸，喟然叹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尚不发愤图强，左沈诸贤苦心筹划数十年累寸积铢之功，废于一旦矣……”，遂萌生退意，离开海军界，杜门不出，潜心研究海政与教育。
后受政府力请，改往教育界工作，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先后在山东、天津等地主持山东高等学堂（今山东大学）、北洋译学馆、直隶大学堂，创办新式教育，培养人才。山东大学堂1904年易名山东高等学堂，学堂管理总办改称监督，第一任监督由原管理总办陈恩焘继任，所以山东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就是陈恩焘了，他从1902年任山东大学堂管理总办到1905年离任监督，其校长任期最长，长达三年。清末时，受命前往福州担任对外交涉委员，后任闽江口要塞司令。
1911年，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至深的辛亥革命爆发，顺应历史潮流，陈恩焘毅然率部起义，响应革命。福州光复后，任福建都督府外交司司长。1913年任厦门海关监督兼外交部特派厦门交涉员。民国肇始，陈恩焘重入海军界，1914年6月28曰，授海军少将。1918年任海军海政司司长、军务司司长，1921年10月又兼海军海道测量局局长。陈恩焘为中国收回海道测量权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北京政府海军部、外交部认为领海划界事关重大，决定设立海道测量局，培养自己的测量人才，自行丈量经纬度及测绘外海、内江图，以便收回被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所窃取的测量制图主权。1921年10月，海道测量局成立，在英国曾经专门学习测绘海图的陈恩焘，成为中国第一任的海道测量局局长。中国海军海道测量局一成立，就照会各国驻华使团：以后未经我国政府许可，各国不得自由测绘中国领海。陈恩焘历任要职，最终官至海军中将。
1947年以年迈请退，蛰居北京。1956年11月7日在北京因病去世。
元配周夫人，生子陈长鋆、陈长桐（中国银行总经理，世界银行董事），女陈烨、陈瑞文；继室魏夫人，生子陈长济、陈长津，女陈韵辉、陈韵熙（适严复之子）、陈韵修、陈韵仪（适林则徐后人林其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