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墓石雕群及陵墓的总体布局都是富有象征意义的。 作品始终没有直接描绘霍去病的形象和具体的战争场面，特别是主题雕刻《马踏匈奴》更以象征的艺术手法，用矫健沉着的骏马和马腹下作垂死挣扎状的匈奴形象概括出霍去病英勇抗敌、安定边疆、沟通西域的赫赫功绩。东汉石刻的新成就，主要体现在造型劲健的大型石辟邪上。洛阳及伊川出土的一对石辟邪，姿态雄健豪迈。南阳崇资基出土的石天禄与石辟邪，咸阳出土的一对石兽，于雄健中蕴涵着秀丽灵动的格调。此外，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石辟邪，亦属东汉晚期造型凝重. 器宇不凡的优秀遗例，对后世陵墓装饰石雕具有深远影响。

现存的南朝陵墓雕刻有31处，分布在南京及附近丹阳一带，以石兽为多， 也最有特众色。置于帝王陵前的石兽，通常头上有角，双角的称天禄，独角的称麒麟。王侯墓前的石兽无角称辟邪。这些石兽都不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动物形象，而是传说中神异的瑞兽，是墓主的保护神和权威的象征。因此石兽均造型高大厚重，昂首挺胸，瞪目张口，肩部双翼微展，作阔步前行状，气势极为威武雄壮。

中国古代陵墓雕刻的艺术成就除上述的以寓意象征的手法表达特定的主题外，还表现在其独特的雕刻技巧和深沉雄大的气魄上。它们都是根据天然整石雕凿而成，继承集圆雕、浮雕和线刻于一体的商周传统以及我国传统玉石雕刻因势象形的手法。整体造型稳定而强劲，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独的民族风格。这种深沉雄大的气魄也体现出中国封建盛世豪迈进取的时代精神。

三国两晋南北朝雕塑主要有陵墓雕刻、俑、宗教造像，还有些供玩赏的小型雕塑品，用于建筑或器皿上的工艺雕塑也很普遍。由于处于长期分裂动荡的阶段，各民族不断接触、斗争、融合，又大量从异国的艺术特别是宗教艺术中汲取了养分，因此雕塑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新面貌，为其后隋唐雕塑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对邻国特别是朝鲜、日本的雕塑产生了影响。

陵墓雕刻 帝王陵墓地表上的石刻群雕，以南朝保存较好，分布在南京附近,现存31处,有宋、齐、梁、陈诸代的作品，以齐、梁两代为多。从保存较完整的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及梁安成康王萧秀墓前石刻观察，南朝陵墓石刻群雕一般由成对的石兽、神道石柱和石碑所组成。石兽有翼，一般呈蹲伏状，劲健有力，造型雄伟，是以整石雕成的立体圆雕,体长和高度多在3米以上。若与汉代陵墓前石刻，如霍去病墓石刻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雕造技艺的长足进步和完全不同的时代风格，即由凝重古朴转向优美生动。神道石柱是在双螭盘曲的底座上树起多楞的柱体，有的是24面体，有的多达28面，楞面刻成下凹的瓦楞形状,因而避免了直立造型的呆板,柱体上都是有铭刻的方形石额，柱端托一刻仰莲纹的圆盖，盖顶中央蹲一小型石兽，整体造型秀美挺拔，端庄而又富有变化。石碑体形巨大，圆额有穿，座于龟趺之上，稳重有力。这3种石雕组合在一起，显得颇为庄严宏伟,但又生动多变，表现出南朝大型纪念碑性质的雕刻艺术的高度水平。

在北方，帝王陵墓地表的石刻群雕没有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实例，只有在洛阳邙山上砦发现有身高超过3米的石雕文吏残像,可能是北魏孝庄帝静陵前石雕群中的遗物。但是发现有帝王陵墓地下墓室中的精美浮雕作品，在山西省大同市方山清理了北魏文明皇太后冯氏永固陵的地下墓室，在石门拱券门楣两侧的龛柱上都有浮雕，题材是口衔宝珠的孔雀和手捧莲蕾的赤足童子，刀法圆熟，造型生动，是罕见的北魏浮雕艺术精品。

俑 这一时期的立体圆雕作品中，以俑的数量最多，绝大部分是涂彩的陶塑，也有少量的釉陶俑、青瓷俑以及石雕作品。从西晋时开始，出现了以镇墓兽、甲胄武士、鞍马、牛车和男仆女婢组合成的俑群。以后南朝的俑群大致沿袭西晋旧制，数量较少。北方有所不同，从十六国时期起,就在继承西晋旧制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俑群内容增多、数量增大，一般包括以下4组内容：①驱邪镇墓的镇墓兽和全装甲胄执锐按□的镇墓俑；②模拟墓内死者生前出行的仪卫,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包括人和马均披铠甲的甲骑具装俑、身负箭□的步兵、骑马的鼓吹乐队、骑马和步行的属吏，以及仪仗、仆从等；③模拟墓内家居享乐的大量舞乐和男奴女婢；④模拟庖厨中执炊操作的奴婢，以及灶、碓、磨、井等模型，还有各种家禽、家畜的形象。其数量从西晋时的10余件扩大到几十件，乃至成百上千件。例如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土各类陶俑近400件,而东魏茹茹公主叱地莲墓中出土陶俑多达1064件。陶俑的塑制也日渐精美，多为先制模具，然后合模成型，入窑焙烧后再贴金绘彩。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也日益提高,从西晋时的呆滞古拙，转向生动自然；从仅具轮廓，转向注意细部刻画。人物的面相也随时代的审美标准不同而变化,从西晋到北魏早期,面相宽方。北魏太和(477～499)以后,面相趋于清瘦,至晚期更加瘦削。东、西魏时,面相由瘦削又转趋圆润,直至北齐、北周，遂开唐代圆润丰颐之先河。人像的体态也是神韵日增，出现不少生动传神的作品。例如北齐库狄迥洛墓中出土的胡装舞蹈老人，面目传神,姿态生动,颇具艺术特色。陶塑动物中以骏马和骆驼的塑造最佳，骏马多是鞍辔鲜明，挺立欲嘶，劲健异常，这可能与古代鲜卑族对骏马的特殊喜爱有关。

西晋青瓷骑马乐俑

宗教造像 宗教雕塑的发展，在南北朝时期是空前的，这与佛教在中国的兴旺紧密联系在一起。佛教造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石窟寺的造像，另一类是一般放置于寺庙或宫室、民居的供养像。石窟寺造像主要分布在北方，著名的石窟寺如云冈、龙门、敦煌莫高窟以及麦积山、炳灵寺、巩县、响堂山、天龙山等都有这一时期的雕塑作品。其中石质宜于雕刻的,造像采用石雕,一般主尊为立体圆雕或后背与后壁相连的圆雕，龛楣、宝床、壁面则为浮雕。石质不宜雕刻的，则采用泥塑敷彩的塑像，龛楣、壁面常有成组的小型影塑。石窟雕像中最宏伟的,当属云冈石窟第20窟的坐像,高13.7米，造型雄伟,气魄浑厚,显露出北魏石雕艺术的时代风格（见彩图云冈石窟第20窟石雕佛像（北魏））。彩塑中最受人推崇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坐像,含蓄微笑的神态，给人以恬静的美感。放置于寺庙或宫室等的供养像，主要材质有铜、石和泥塑等，均为立体圆雕，风格与石窟造像相同。泥塑多随建筑物的毁坏而不能完整保存。经考古发掘获得的残像中，以在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残像造型最为精美，塑工细致，面目传神，是现存北朝雕塑中的精品（见洛阳永宁寺雕塑）。一般官民所造的佛像，形体较小，多为铜像和石像。在河北省曲阳县修德寺废址出土的2200多件石刻中,有年款的共247件，主要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是研究北魏、东魏、北齐乃至隋唐雕刻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见曲阳修德寺雕刻）。河北省藁城县发现的一批北齐石像，汉白玉石质，刻工精细，像上仍保留着原来的彩绘和贴金，可窥知当时石像敷彩后的本来面貌。在南方,石窟的开凿不盛,仅存南京栖霞山一处，且已被后人损毁，难窥原貌。在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废址出土的红砂岩造像中，发现有纪年明确的南朝造像，使人从而了解到南朝石造像的一些特点，与北方比较，其表现手法细腻,衣着装饰繁缛,显示出纤巧华美的风格（见成都万佛寺石刻）。除一般造像外，北朝时又流行造像碑，在碑石上开龛造像，其造像风格与同时的石窟造像相同（见北朝造像碑）。这时期的道教造像，也有少量遗留，除衣饰面相稍有不同外，造型手法与佛教造像相同，无甚特色，缺乏艺术价值。

小型雕塑 供佩戴、玩赏的小型雕塑品，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玉石、琥珀等，上面多有穿孔，可与珠饰串联在一起。小的仅长2～4厘米，大的也不超过10厘米，除习见的璜、□等物外，最具时代特点的是一些小型圆雕的神兽像。神兽为兽首人体,肩附飞翼，四足有利爪,均蹲坐状，在南朝和北朝墓中都有发现，形体虽小，但造型呈现出小中见大的气势。如南京甘家巷南朝墓中出土的滑石像，全身肌肉凸张，巨乳硕腹，双手按膝，两肩上耸，头微下缩，如顶负重物，造型浑厚有力，整体轮廓呈立方体，态势极为稳重，形体虽不大，看来似能力负千钧。此外，六朝墓中经常出土石雕的伏猪，多成双放置，即东晋墓出土衣物券中所记的“玉□”。东晋墓中出土的石猪，生动写实，以后日渐抽象化，至南朝晚期有的仅把石材修治成长条状，再施加简练的几条刻线以代表猪形，反而显得别具情趣。

装饰雕塑 大量施用于各种器物上面，以铜镜和陶瓷的装饰雕塑最具有艺术价值。东汉晚期在南方开始出现的神兽镜和画像镜，至三国孙吴时有了很大发展。镜背纹饰呈高浮雕状，极为精美，多为人物、车马、鸟兽及神仙、神兽等，神仙中多见东王公、西王母，而且在神仙中还出现了佛教造像。陶瓷器的雕塑装饰，南方和北方在风格方面有些不同。这一时期正是青瓷器烧造的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的青瓷器的造型极为优美。例如水注，常在圆硕的注腹前面塑出蛙头，后面塑出蛙尾，两侧各塑二足，活现出一只浮于水面的蛙，颇为生动。再如羊形水注,器呈卧羊形，体腔中空可储液体,羊的姿态生动,加以釉色晶莹,使人喜爱。也有的青瓷器皿造型奇伟，如江苏省宜兴县西晋周氏家族墓群出土的神兽尊。此外，当时南方还流行一种陶瓷制的谷仓罐（也称魂瓶），其上盖常有许多小型人物塑像，多仅具轮廓，刻出鼻口耳，形象古朴生动，并塑有楼阁及鸟兽，罐腹则贴塑各种人物、神兽、凤鸟、鱼、鳖等，还有的谷仓罐上塑有趺坐的佛像。这些谷仓罐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也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陶瓷雕塑艺术品。在北方，不见谷仓罐和南方那种造型较灵巧的青瓷艺术品，但一些陶瓷器上的贴塑或模印的图案显得更浑厚古朴。例如北齐娄睿墓出土的黄釉陶器上的贴塑花纹，由莲花、忍冬、宝珠所组成，繁缛厚重。最具特色的是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上面有凸起的模印图像，是由乐队伴奏下起舞的胡人，颇为生动传神，反映出当时北方人民喜爱的舞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