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的痛苦之后，隋唐时代终于实现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的统一。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地位，不得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政策上不得不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豪门士族的势力。自隋代开始，士族势力逐渐削弱，隋末农民大起义更给士族以沉重的打击。隋唐实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官田、无主地、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一部分农民。对地主豪族过多地占有土地也有限制，某些豪族逾限占有的土地曾被没收，一部分农民就从地主豪族的部曲转为政府的均田户。在生产发展中，租佃剥削方式的庄园地主经济，逐渐代替了奴役部曲剥削方式的豪门地主经济。租庸调税法的实行，赋税、徭役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地主阶级逐渐抬头，劳动人民的处境也有一些改善，再加氏族志的重修，户等的重新划定，士庶界限逐渐消失，豪门士族的势力更日益衰微了。正由于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唐代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从贞观至开元一百多年中，农业、手工业生产不断上升。贞观时期，斗米值三四钱，成为历史佳话。手工业方面，绫绵、陶瓷、纸张、金属制品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杜甫《忆昔》诗描写说：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唐代极盛时期势力所及的范围，东北至朝鲜半岛，西北至葱岭以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城市的空前繁荣，更标志着当时封建经济的发展水平。唐代首都长安城，周围约有三五.五公里，其规模之巨大，为当时世界所少见。全城人口共三十多万户。南城商业区布满“邸店”(旅店)和“商肆”(店铺)，聚居着中亚、波斯、大食等国的外商。长安有五条大道通往全国各方。水路则“旁通巴汉，前诣闽越”，“控引河路，兼包淮海”。除长安外，洛阳、扬州、广州、成都、凉州等城市也都非常繁华富庶。对外交通也非常发达，陆路有北、中、南三条路通往中亚和印度。水路上，中国海船可以远航至红海、印尼、日本。当时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和中国有经济文化上的往来。而朝鲜、日本、印度、中亚各国和中国的关系尤为密切。

隋唐统治者为了扩大统治基础，除经济方面采取措施而外，在用人方面也一反魏晋以来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通过明经、进士等常科以及其他种种名目的制科考试，选取官吏。许多宰相、大将都是科举出身，这就在许多中下层地主阶级文人面前展开了比较宽广的出路，激发了他们对功名事业的种种幻想。在宗教和文化上，唐统治者对儒、道、释三家思想都很重视，儒、道经典都列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佛教也得到武后、宪宗等的提倡，其他宗教和学说也未受排斥，这对文人思想的活跃也是很有利的条件。作家的队伍扩大了，许多作家都来自中下层地主阶级，生活上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磨炼，他们对社会情况、人民生活都比魏晋六朝那些上层文人更为熟悉，思想感情、精神面貌也比他们充实而健旺。“遍观百家”、“好语王霸大略”、“喜纵横任侠”成为唐代许多文人共同的风尚，在政治上，他们更往往高谈“济苍生”、“安社稷”、“致君尧舜”。韩愈的辟佛老，俨然以天下为己任，柳宗元的《封建论》更在肯定君权前提下倡言“公天下”。这种思想活跃的状况，对文学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儒家的仁政思想，对杜甫、白居易等现实主义诗人的创作有明显的好影响，道家蔑视礼法，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思想，在李白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里也焕发了光彩。此外佛教的流传，除对王维等作家的思想有影响外，对变文及其他讲唱文体也有很大的作用。当然，儒道释思想对文学也各有消极的影响。

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对文学繁荣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唐初文人更明确地提出南北文学应“各去所短，合其所长”(《隋书·文学传叙》)的要求。这种愿望终于在统一局面下实现了。盛唐的诗歌，中唐的古文，正体现出南北文化汇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时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也使作家生活视野扩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韩、柳等都走过很多地方，都有许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这是六朝文人，乃至许多两汉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在中国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十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绘画方面也吸收外国色彩、晕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王维的山水诗，号称“诗中有画”，显然受到山水画的积极影响。音乐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诗歌的入乐传唱，还直接促成了词的诞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唐人精神生活大大地丰富了。我们读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可以看出当时艺术创作饱满的内容，新鲜的活力，也可以看出当时作家们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鲁迅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坟·看镜有感》)这种魄力和信心，正是来自国家的强大和统一。

唐代文学的繁荣，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先秦到汉魏六朝，文学经历了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遗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不同文体特征的探索，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唐代作家对文学遗产所采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隋及初唐时期，齐梁形式主义诗风虽然还占统治地位，但初唐四杰已开始对它表示反对，到了陈子昂，更大力扫荡齐梁诗风，标榜“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的传统，在复古之中实现革新。李白继承着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一面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又学习楚辞和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的诗风，完成诗歌革新的使命。到了杜甫，更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主张，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注意内容精神，又注意声律形式。正因为如此，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才能够“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负起了继往开来的任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散文方面，韩愈一方面指责六朝文风：“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但是他并不全废骈俪，而且他的“陈言务去”的主张，也受南朝文人“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启发。这些唐代杰出作家在对待遗产上，都体现了一种既批判又继承的共同精神。虽然他们批判的标准、继承的目的和我们显然不同，但是这种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向古人学习的精神，使他们借鉴而不流于摹仿，继承而又能有所创造。这是非常值得珍贵的。

唐代的君主，很重视诗歌，也大都能诗，太宗、玄宗的诗曾为某些文人所称赞。武后宴集群臣，宋之问赋诗最佳，曾获御赐锦袍；王维死后，代宗曾关心他诗集的编纂工作；宣宗并曾写诗悼念白居易，这对倡导作诗风气，提高诗人声誉，是颇有作用的。我们知道，唐代特重进士之科，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摭言》)的谚语。在进士科考试中，诗歌是重要内容之一，所谓“丹霄路在五言中”。这种制度对一般文人普遍重视诗歌技巧的训练及诗歌形式的掌握，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唐代人民群众爱好诗歌成为普遍风气。《全唐诗》中收录了很多和尚、道士、尼姑、宫人、歌妓，以及无名氏的作品，可以看到诗歌在唐代的确不是少数文人的专利品。唐代小说不少引用诗歌，变文和其他通俗文学大量应用五言、七言诗歌作唱词，都说明群众对诗的喜爱。高适、王昌龄、王之涣在旗亭听歌妓唱诗的故事，以及白居易的诗传诵于“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的事实，更可以想见著名诗人作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盛况。这种诗歌和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是过去的诗人所无法想象的。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对诗歌创作也是一种促进的力量。

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了汉末以来四百年的分裂混乱局面，社会一度出现繁荣的景象。到了隋炀帝继位，却穷奢极欲，又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不数年便弄得经济雕敝，民怨沸腾，隋王朝也就在四面八方的人民起义中灭亡了。

隋朝前后只统治三十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唐代过渡的特点。

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全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以高适、岑参为主，并有王昌龄、李颀等人共同形成了边塞诗派，这是浪漫主义中一个重要流派。他们的诗表达了将士们从军报国的英雄气概，不畏边塞艰苦的乐观精神，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战士们怀土思家的情绪，揭露了将士之间苦乐悬殊的不合理现象，使唐诗增加了无限新鲜壮丽的光彩。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受佛老消极思想影响较深，在政治失意后过着退隐生活。他们的作品以描写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为主，思想虽然不高，但艺术上很有成就。他们的诗使晋宋以来形成的田园、山水诗更加丰富，在文学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

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不愧是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安史之乱发生后，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对动乱的现实也很少反映，杜甫却和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写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了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象一面镜子，照见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首先，王朝统治的力量衰微了，无力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些藩镇拥有土地、人民、甲兵、财富，“喜则连衡以叛上，怒则以力相并”。王朝权力所及的地域大大缩小，百姓们饱受他们的屠杀掠夺。在王朝内，宦官也掌握了军政大权，任意废立皇帝，政治极度腐朽混乱。在官僚中，旧门阀世族的代表和新科举出身的代表又分成两派，势同水火，这就是所谓“牛李党争”。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晚唐，对许多文人的生活也有很大影响。宦官和官僚之间，有时互相勾结，有时又彼此对立，使中唐以后中央政权长期处在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下。帝国的边患，也日益严重，使唐王朝疲于应付。

为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虽然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德宗时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华，歌楼妓馆，更加发达。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更助长官僚、地主的享乐欲望。安史乱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以前的许多均田户，逐渐沦为庄园地主的佃户，有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王朝的税收办法，也不能不适应土地兼并迅速、无数田园易主的形势，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租庸调为两税法。这个新的税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负担，一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加以航运的恢复，江淮物资能够顺利北运。宪宗时，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曾经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个藩镇，其余藩镇也开始表面上归附中央。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两税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负担又越来越加重了。到穆宗时，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德宗时增加了三倍。其他杂税徭役，更有增无已。皇帝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人民起义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终于在僖宗乾符元年在山东爆发了王仙芝、黄巢的大起义。这支势力雄厚的起义军，风驰电掣地扫遍了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各个地区，诛杀贪官、摧毁暴政，并攻入长安，沿途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起义虽然被唐王朝和藩镇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但唐帝国也终于在藩镇割据势力更加猖狂的火并中灭亡了。

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安史乱后，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派而外，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是盛唐诗风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笔，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青年诗人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的浪漫幻想的传统，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和追求。刘禹锡的学习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愤，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

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相当浓厚的感伤情调。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在黄巢起义前后写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但感情更愤激，批判的锋芒也更尖锐，从他们诗里，我们看见了唐朝国势摇摇欲坠的景象。

初盛唐文学主要是诗歌，中晚唐文学却有多方面的发展。除诗歌风格流派更加复杂多样而外，古文运动在这时期取得了胜利，传奇小说也发展到了全盛的时期。变文等通俗民间文学也有更大的发展，从民间诞生的词，也逐渐转入文人手中成为新的诗歌形式。

古文运动的胜利，也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六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虽然自隋代李谔、王通，到初唐陈子昂、盛唐李华、萧颖士等都曾经努力反对，却一直很少改变。到中唐时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政治思想的斗争趋于尖锐，骈文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韩愈首先发起了复兴儒学的运动，幻想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遏制佛老思想的流行，加强中央集权，并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文章上他也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受到一些人拥护，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在文体改革上，却得到和他政治见解颇不相同的柳宗元等人的支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除写了许多政论外，还写了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以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锤炼精粹的语言，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终于使骈文在文坛上失去了统治的地位。

晚唐骈文虽然继续流行，但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继承韩、柳散文的传统写出了许多富有战斗锋芒的讽刺小品，也显示了散文的艺术力量。

唐代传奇小说，其源出于六朝志怪。初盛唐时期的传奇，作品不多，并且还有六朝志怪的浓厚影响。到了中唐时期，作者增多，创作达到了极盛阶段。由于城市的繁荣，社会生活的复杂，作品也更多地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志怪的色彩渐渐淡薄。文人对功名富贵的梦想，文人和妓女的爱情，成为新的题材，有的作品还流露浓厚的市民生活情调。情节的委曲细腻，人物的生动鲜明，也大大超过了初盛唐时期。这是我国短篇小说达到成熟的标志。

由于唐代帝王提倡佛教，当时寺庙中讲唱佛经故事之风相当盛行，于是产生了变文。后来更产生了讲唱历史故事和时事的变文。这种讲唱文学，初盛唐已经存在，中晚唐更为盛行。除讲唱结合的变文外，还有只唱不讲的词文，以及只讲不唱的话本。这些通俗讲唱的文学，故事情节多想象夸张，语言多铺排渲染，艺术比较粗糙。但对后来的白话小说、讲唱文学有较大的影响。唐代民歌流传下来的虽然不多，但形式短小，现实性很强，值得我们重视。

在唐代城市繁荣，音乐发达，歌楼妹馆大量出现的情况下，出现了配合“胡夷里巷”歌曲的曲子词。现存敦煌曲子词，多数是中晚唐时代歌妓们传唱的民间词。内容相当广泛，有歌楼妓女的辛酸，也有征夫思妇的痛苦。中唐时代开始有文人词出现。到晚唐时代，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文人词，内容偏于艳情，成就不大，但艺术上有独创性，影响较深远。

唐亡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延续下来，成为五代十国分裂混战的局面。当时北方战争频繁，文学毫无成就。南方十国之间，虽然也有战争，局势仍相当稳定。南唐、后蜀两国国势较强，历史较久，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词的创作成就有新的发展。后蜀在温庭筠直接影响下，出现了花间派词人。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绮罗香泽之词，但有少数词人风格颇有变化。韦庄词有较多个人抒情意味，风格清丽疏雅，有一定意义。南唐词人有冯延巳和李璟、李煜。他们的词内容仍然很狭窄，感情也不够健康，但较少浓艳的脂粉气。李煜在亡国以后写的一些词，能直抒胸臆，写个人国破家亡的感受，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对词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