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随手拍照”的技术架构，可以发现非常简练，而且组织一次相似的活动所费不多。该活动的发起人之一曾多次在微博上公开招聘专职人员负责技术支持，建设技术平台，但实际上，这一平台的构建技术门槛并不高，无非是一个入口用来接收上传的图片，一个数据库用来整合、存储、响应查询需求，再开放一个查询界面。所有这一切，基于发达的互联网和各类免费服务，几乎都能实现。

例如，拍照后上传的工作，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有许多免费的云储存服务，可供存储图片，视频等信息，包括微博；而且又有很多开放编程接口，可以自行开发程序，取出图片，重新排列、展示，供有需要的人或部门进行查询、加工。

由于微博的技术特点，网友参与这一行动十分便捷，只要有一个可以拍照的手机或便携式相机，拍到乞讨儿童直接用手机将照片上传网上，或者回家将相机里的照片上传。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举手之劳的一桩小事，但对于那些失踪孩子的家庭来说，就可能是极为珍贵的线索。

不仅如此，“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官方微博已经引起了广州等地公安机关的重视，并对网友的这一义举进行支持，帮助不少乞讨儿童核实了身份。

公民本来就享有批评、监督社会不公现象的权利，而随手拍照就为这种权利提供了便利的技术平台。在微博上，随着随手拍照解救被拐儿童活动的声势日大，用随手拍照来解决公车滥用、城管粗暴执法、野蛮拆迁等问题监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技术平台完全一致：一台智能手机，一张3G电话卡，几个国内外微博的账号，就可以完成基本的监督，而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汇总、分类并发布随手拍照的结果，促请相关司法、行政部门介入，就能在相当程度上改良社会的现状。

也可以预计，随着“随手拍照”监督社会不公活动的兴起，相关产业也将得到新的发展机遇。可以预计，具有高像素拍摄能力的智能手机，提供3G服务的移动运营商，国内的各大微博平台，以及免费图床、免费图片数据库和各类寻找题材和卖点的小网站，都会在这场公民监督运动中，寻找到新的机遇。

有人认为儿童行乞就等于自行放弃了隐私权，那么小学生走在大街上或者参加运动会呢？可以把这些小学生作为被拐嫌疑人传阅并建档吗？长期关注底层政治的于建嵘教授，不应该忽略这里面涉及到的是弱势人群极易被剥夺的人格权问题。又有人找出法律依据，说组织儿童乞讨是犯罪行为，因此拍摄乞儿没有问题。这个说法也得到警方的支持。我觉得奇怪的是，应该曝光并建档的到底是犯罪者还是受害者呢？拐卖妇女也是犯罪，你可以把被拐妇女而不是人贩子的照片贴出来传播吗？而且，“乞讨犯罪说”跟打拐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于是这个活动的支持者戏剧性地辩解道，“随手拍照”即便无助于打拐，也有利于禁乞。应该看到，这个活动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正是因为它跨越了两个现象：拐卖儿童令人愤怒，儿童行乞令人痛心；假如两者之间还有交集，那必然是人神共愤。问题是，如果说“随手拍照”让家长辨认还有想象中的操作可能的话，它又怎么实施禁乞呢？让警方通过乞儿照片找出他们的父母来予以惩罚吗？更何况，儿童是否有乞讨的权利，取决于社会的儿童福利政策。假如没有基本的福利保障，贫困儿童只能在挨饿和乞讨之间选择，你会支持哪一项？

这两个问题倒还真有同一个待解的结，但那决不是网友随手拍照，而是政府部门承担职责政府没有理由让儿童不行乞就只能挨饿。在这个前提下再来打击那些好吃懒做的父母和心狠手辣的人贩子，恐怕才更有效果。

至于打击拐卖儿童的事，千万别相信警力和经费不够的说辞。这只是一个是否排上议事日程的问题。各地在对付拒绝强拆居民或其他上访民众的时候，警力和经费是多么的充裕，何等的浪费！彭高峰的辛酸寻子故事，恰好给“随手拍照”活动一个反讽：警方早已用纳税人的钱在大街小巷“随手拍照”，当初只需要调出监控录像来看一看，彭家就有可能免除这四年的痛苦生活。然而警方轻易拒绝了彭家的请求。

评论者无意否认参与活动者的善心，也看到网络对于社会运动的作用。但是发动群众并不等同于建设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核心不是善心，而是权利意识。活动组织者一再宣称，有行动总比没有行动好。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反对质疑者的继续行动，那就是让全社会都以开放的姿态把这场讨论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