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洛于1919年9月从战俘营返回巴黎，重新被拉斐耶特的糕点铺老板雇用。这时,杜克洛加入法国总工会的糕点工人工会，又同哥哥一起加入了亨利·巴比赛于1917年创建的反战组织“共和退伍军人协会”。自从1914年大选见到加香以来，杜克洛始终注意阅读加香任社长的《人道报》，以极大的关注读了加香在众议院为黑海起义英雄进行辩护的演说，这次起义给杜克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人道报》上，杜克洛得知共产国际一大召开，读到了列宁在大会上报告的摘要，特别是列宁所谈到的十月革命的意义和性质，以上这些都给杜克洛在支持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方面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9年时，杜克洛还不是社会党党员，但他跟随一些社会党朋友经常去参加社会党第十区的区委会议。他作为第十区选民，为同年11月大选中争取加香领头的社会党候选人获胜做了积极的努力。当社会党内展开了是否加入共产国际的辩论时，杜克洛站在加香一边为加入共产国际进行了斗争。1920年12月25日图尔代表大会召开，经过多日的激烈辩论,终于通过了加香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动议。杜克洛于当日加入了共产国际法国支部(即法国共产党)。当时社会党内从上到下展开辩论:是加入共产国际，还是响应勃鲁姆的号召:保护社会党“老家”?杜克洛积极参加了基层的政治辩论，并当选为区委书记。

法共在成立后的许多年内，仍旧保留着社会党的传统习惯和组织形式。党内存在着不同派别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保留着社会党以选区建立区委作为党的基层组织的形式。每次区委会议有200——300人参加，争论不休。杜克洛根据共产国际的建党原则，在所在地区汉达伊车站建立了法共的第一个企业支部，跟着又在发电厂建立了第二个企业支部。在改造社会党组织成为共产党组织方面,杜克洛做出了贡献。

杜克洛加入法共后，继续担任共和退伍军人协会的工作，1925—32年曾先后担任该协会的领导成员和副主席。在巴比赛于1923年加入法共之后，有不少著名法共知识分子参加该协会。共和退伍军人协会很快便成为法共影响下的团结退伍军人的群众性组织，在以后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1921年的立法选举中，杜克洛曾做为法共的候选人第一次参加竞选。1922年法共在波比尼开办中央党校，杜克洛被首批推荐入校学习。他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列宁的建党观点,政治经济学、工人运动史、苏联十月革命。他还特别认真地学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杜克洛入党后未脱离工会工作，1926—29年被选为法国糕点工会主席。

1926年杜克洛做为法共在巴黎第二选区候选人参加大选获得胜利。这次选举的结果在国内有很大反响，它象征着民主力量的胜利，因为杜克洛所击败的对手是右派的重要人物保罗·雷诺。许多选民要求认识一下这位击败右翼人物的晚辈，于是法共委托杜克洛出面组织了一次群众集会，这次集会使他一举成名。从1926—32年，1936—40年杜克洛连续当选众议院议员，并从1936—39年担任众议院副议长。

1926年法共召开第五次党代表大会，杜克洛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杜克洛在当选议员后，又当选议会军事委员会委员，负责发行面向士兵的报纸《兵营报》的工作。当时的士兵和军官都无选举权，无权过问政治，但杜克洛负责的《兵营报》却提出了政治问题和维护士兵的权利的问题。因而他于1927年被捕入狱，经法庭审讯被判处六个五年徒刑(即30年)。议会对这次判刑进行了干预，以265票对220票通过释放被捕人员的动议。杜克洛等议员获释。但事后法庭重新追捕杜克洛。法共决定，凡同《兵营报》一案有关的党员都转入地下。杜克洛经比利时到达莫斯科，在那里,他做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

1928年法国举行新的大选,杜克洛秘密返回法国,在巴黎二十选区秘密参加竞选,以8,199票对6,801票击败莱昂·布鲁姆而当选众议院议员。消息传开后，警察立即对杜克洛进行搜捕,迫使他不得不再次流亡国外。流亡的3年间，他曾到过德国、比利时、西班牙。1931年法国议会再次以272票对257票通过停止对《兵营报》有关议员的判刑决议后,杜克洛得以重返巴黎。

1931年7月，杜克洛当选法共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成为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32年共产国际书记处委派杜克洛作为共产国际西欧局成员到柏林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西欧局负责人)一起工作。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法国的法西斯组织趁机活动,出现了暴力骚乱。在法共的号召下，在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杜克洛返回法国，为反对日益增长的法西斯威胁，他同多列士一起争取一切民主爱国力量，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他作为法共代表团成员，在同社会党谈判建立人民阵线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7月，法共同社会党等建立起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并在随后的大选中获胜，建立了法共支持的、由社会党人勃鲁姆组阁的人民阵线政府。杜克洛当选为人民阵线政府的议会议长。

1935年，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杜克洛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行局委员。1936年7月佛朗哥在西班牙发动政变,西班牙内战开始。世界反战和反法西斯会议在巴黎召开,决定派代表团去西班牙调查援助事宜，杜克洛是代表法共参加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城市组织多次集会揭露法西斯政变阴谋，抨击英法政府的不干涉政策，呼吁并组织了对爱国力量的国际援助。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爱德华·达拉第政府以《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法共按共产国际指示行事为由颁布法令，宣布法共为非法，撤销法共全体议员资格并开始逮捕共产党人。为继续进行斗争，杜克洛等44名法共议员组织工农议会党团，但再次遭到镇压，军事法庭开庭审判44名法共议员，其中26名被捕，被判5年徒刑。从1939年10月2日起,杜克洛转入地下，直到1944年8月法共恢复合法为止。

1940年6月由 亨利·菲利浦·贝当 组阁的法国政府向希特勒投降，在维希建立了傀儡政权。7月10日杜克洛和莫里斯·多列士共同署名发表了著名的致法国人民呼吁书，号召法国人民起来同德国占领者和法国傀儡政权进行斗争。他们指出，法兰西民族绝不做奴隶，绝不屈服，法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在整个抗德战争期间，多列士由于被判重刑移居莫斯科，杜克洛是直接领导法国本土最大的抵抗运动的统帅，他同贝诺瓦·弗拉商和加香一起领导全党，进行英勇不屈的反对纳粹占领和贝当投降政府的长期武装斗争。

1940年6月德军占领巴黎后，局势对处于地下状态的法共尤为复杂和困难。许多党员被监禁。杜克洛重建了处于地下状态的各级党组织和全国的联系网，逐步建立了法共领导的法国义勇军游击队。这支队伍由夏尔·狄戎任司令，后者同杜克洛保持直接联系。从城市到农村到山区逐步建立了游击队小组和爱国民兵。法共领导的义勇军游击队和抵抗运动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国内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为团结全民抗战，法共倡议并建立了包括各爱国党派参加的民族阵线，之后又建立了全国抵抗委员会，地区和省级抵抗委员会。为加强抵抗运动的宣传，法共出版了各种地下报刊:党的机关报《人道报》、共青团机关报《前卫报》、游击队机关报《法兰西第一》、工会机关报《工人生活》、农民报纸《土地报》、理论刊物《共产主义手册》等。敌人进行残酷的镇压，多次查封法共印刷厂，但大量的报刊继续发行。法共还协助成立了在法苏联战俘中央委员会，组成30个游击队同法共游击队一起战斗。1943年在法共协助下又成立了西部自由德国委员会，组织大部分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进行反对希特勒德国侵略的宣传和斗争，从而瓦解法西斯占领军的士气。

在杜克洛领导下,法共的义勇军游击队同社会党的抵抗运动及天主教的抵抗运动建立了统一战线。随后夏尔·戴高乐派代表同法共代表会晤,达成准备共同举行全国武装起义的协议。1943年成立了戴高乐、法共等爱国党派参加的全国解放委员会(它是临时政府的前身)及各级解放委员会。1943年2月杜克洛发出指示:“大规模地、迅速地发展义勇军游击队运动”,提出“团结、武装、战斗”的口号,号召“夺取敌人的军火库武装自己，不等外援，以一切手段进行战斗”。杜克洛在巴黎领导了法共在全国各条战线的斗争，并同伦敦、莫斯科取得联系。敌人到处搜捕他,但没有成功。杜克洛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蓄起了大胡须，使我老了十几岁，我拿着一份建筑师的身份证，使我可以跑到很远的工地上去……。尽管如此,杜克洛必须经常变换住址，冒着极大的危险领导党在各方面的斗争。

1944年是决定性战斗的一年。6月10日法共中央发出号召:各地建立解放委员会，举行群众性示威，游击队加紧活动,发动工人罢工，准备全民起义。在这之前主要由法共党员领导的科西嘉义勇军游击队已成功进行了解放科西嘉岛的武装起义。之后又成功地参加了解放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战役,击退了诺曼底的敌人。

1944年8月19日开始了巴黎起义的战斗。经过激烈的街垒战，义勇军游击队占领了市府大楼，升起法兰西共和国国旗，21日杜克洛发表声明：“在解放的首都欢迎盟军”。经过6天激战, 25日巴黎完全解放。德国巴黎防卫司令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上将投降，杜克洛在贝勒蒂埃街44号法共总部同弗拉商、狄戎、加桑诺瓦等党的领导人胜利会晤。31日，第一次合法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杜克洛做报告指出：法共证明了它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摧毁的，因为它同人民有着血肉的联系。杜克洛批驳了巴黎起义过早的谬论，指出法共为成为“巴黎起义的灵魂而感到自豪。”

杜克洛曾在法共理论刊物《共产主义手册》(月刊) 1945年4月号发表文章，批判美共总书记厄尔·白劳德解散美共。他指出,美共的解散“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是“取消美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是“对马克思主义明显的修正”。杜克洛认为,这种修正表现在：白劳德鼓吹在美国将实行长时期的阶级和平，战后时期有可能取消阶级斗争和建立劳资和协。杜克洛说：白劳德歪曲了作为外交文件的德黑兰声明，“散布危险的机会主义幻想，如果不对这种幻想进行必要的反击，它将对美国工人运动产生消极的影响”。文章发表后，在各国共产党中反应强烈。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向法共索要文本。为此，法共中央决定在6月份印刷杜克洛文章的单行本。在共产国际业已解散的时刻，杜克洛率先批判白劳德的修正主义，对捍卫马克思主义，坚持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立场起了重要作用。 但他的这种态度也深深的刺激了美国统治阶级，麦卡锡主义随之在美国流行。

由于在抵抗战争中的贡献，战后几年法共享有很高的威信，党员人数从1938年的318,000人(战前最高数字)增至1945年的600,000人，到1947年达到906,727人。总工会会员达到500万人。在1945年和1946年的大选中分别得票500万和550万张，获得议席150和186席，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战后初期法共同社会党进行合作，先后参加过五届政府。杜克洛代表法共始终战斗在议会讲坛上，根据中央各个时期的政策路线，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他于1944—45年被任命为法共在临时谘询议会的代表，从1945—1958年连续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并在议会中任法共议会党团主席，1945—46年任两届立宪议会副议长，1946—52年任国民议会副议长，1959年当选法国参议院议员，1968年再次当选参议员并长期担任法共在参议院的议会党团主席。在长期的议会斗争中，他始终密切联系劳动群众，是国内享有盛名的劳动群众的代言人。

1947年法共被排挤出政府，同年9月杜克洛出席在波兰召开的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明确了战后两个阵营斗争的新形势。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3月多列士患病去莫斯科治疗，杜克洛代理法共总书记职务。自1950年以来,在他领导下，法共为反对马歇尔计划、反对美国的扩军备战和侵朝战争、反对法国政府进行的越南战争进行了有力的斗争。1952年美军驻远东司令李奇微被任命北约组织美国武装力量司令抵达巴黎时，杜克洛于5月28日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晚警察搜查了杜克洛的轿车，借口车内有两只死鸽(被指控为进行情报活动的信鸽)将他逮捕入狱，并搜查了法共党部及一些省委，引起各国共产党及进步人士的抗议。 7月初法国议会以证据不足通过决议释放杜克洛。

1953年斯大林逝世，法共组成以杜克洛为首的7人代表团(多列士因病在苏治疗)去莫斯科,参加了葬礼。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以多列士、杜克洛为首的4人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会议。杜克洛回国后在向巴黎地区党员传达二十大会议情况时，表示赞同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对外政策，认为所提出的新思想具有国际意义，对斯大林问题，杜克洛认为赫鲁晓夫是“以某种夸大的方式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他说，斯大林的功绩，像他的缺点和罪行一样,也将载入史册。他认为当一个领导班子未表现出他们的责任感时，个人崇拜才会出现。 1956年9月杜克洛和居约代表法共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表示赞同我八大政治总方针。杜克洛代表法共两次出席了1957年和196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1969年，在他73岁的高龄时,他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参议院议会党团主席、党刊《新民主》的负责人，同时又致力于写回忆录。尽管身体不好,工作繁忙，他仍然接受了党中央的决定，做为法共的候选人参加1969年的总统选举。在这次竞选中，他参加了繁忙的竞选活动，有500万选民投票支持他(占总选票21.52%)，表明他在法国人民中所享有的威望。1971年在杜克洛75岁诞辰时，获得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的列宁勋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授予的卡尔·马克思勋章，同年又获得保共中央授予的季米特洛夫奖。

1973年，杜克洛撰写的回忆录的最后一卷出版，他在总结中写道：前途是属于人民的，他们的创造性活动使社会具有生命力，同时为未来创造条件，至于我，只要我仍有力量，我希望继续斗争，直至我生命最后的一息。1974年4月在他逝世前夕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我的信仰》。书中表示他“那么热爱生活”，尽管他知道他剩余的时间不多了，他仍充满乐观精神与坚强的革命毅力，他写道：“对我说来,重要的是继续我的征途，什么也不能阻止我的前进”。 1975年4月25日杜克洛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他被安葬在拉雪兹神甫公墓。 杜克洛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为共和国而战斗》、《狱中札记》、《民主的未来》、《从拿破仑第三到戴高乐主义》、《第一国际》、《在法国看1917年十月》、《无政府主义今昔》、《冲天的巴黎公社》、《杜克洛回忆录》一至六卷、《什么是共产党人》、《我的信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