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兵器常见的有戈、矛、戟、刀、弓、剑、钺（yue）、镞，甲胄等。这些兵器都是车战所必需的。车战是古代战争的主要形式，车是作战的基本单位，车上有车兵，车下有步卒，戈、矛、戟、弓、矢都是车战的主要兵器。戈，用于钩杀戮击，是杀伤力很强的武器，也是衡量当时军事技术发展提高的重要标尺。商代的戈分为直内戈、曲内戈和有銎戈三种形式，一般没有胡。西周多短胡戈，有一至三穿，以后胡加长穿就逐渐增多，有四穿的，使柄绑扎得更为牢固。商代的矛形体较大，以后逐渐向细长发展。戟是戈、矛的合体，更为先进，既能刺杀，又能钩砍，既具戈的钩击作用，又具矛的刺杀作用，是军事发展的产物。剑是短兵相接用的“匕首”，可手持和佩带，最早见于周初，到战国、秦汉普遍盛行。钺，既是兵器，又是刑具。商代青铜钺为武器中最大者之一。钺有二个穿孔，供扎结用，安长柄后手持砸击对方。钺上纹饰为若干夔纹组成的饕餮纹，很精美。商代中期已出现铁刃铜钺，据科学分析，此铁刃系陨铁锻制而成，说明商代就把陨铁用于制作兵器了。

至于青铜生活用具就更多了，到西周演变成体现当时社会等级的“礼器”。周公“击礼作乐”以后，规定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这种制度渗透到当时社会各个角落，人人都必须遵守，本来日用的青铜食器、水器、乐器等，此时又成了“礼器”，用于祭祀天地先祖。例如鼎、簋由本来的食器演变成了奴隶主权力的象征。

青铜礼器有炊器、水器、酒器和乐器等，器型有鼎、簋、鬲、簠（fu）、盨（xu）、敦（dui）、豆、匕、爵、角、觚（gu）、觥（gong）、尊、卣、盉（he）、勺、罍（lei）、壶、盘、匜（yi）、鉴、缶、盂等。许多青铜器都模仿各种动物进行造型，栩栩如生，生动有趣。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牛尊、它盘，周原博物馆的折觥，宝鸡青铜馆的三足鸟、象尊，国家博物馆的鹗（xiao）尊，以及流落在美国华盛顿斯密斯博物院弗利尔博物馆的觥，日本东京白鹤美术馆的鸟卣等等，都形象逼真。

青铜乐器有铙（nao）、钟、镈（bo）、铎、句耀（gou diao）、錞（chun）于、铃、鼓等。天子可用钟四组，诸侯三组，卿大夫两组，士一组。钟是由钲（zheng）发展而来的，有编钟、甬钟、钮钟、特钟之分，其大小依次递减，具有不同的音律。 青铜花纹多在器盖、颈、腹、圈足等部位，一般可分几何形、动物形和人事活动三大类。几何纹主要有弦纹、乳钉纹、云雷纹、重环纹、三角纹等。

随着时代的推移，青铜花纹的艺术风格也有演变。商代早期的铜器除素面外，已铸造饕餮纹、夔纹等。到商代中期(即从武丁到祖甲)饕餮纹、夔纹、鸟纹、龙纹、圆滑纹、联珠纹、乳钉纹等，成了流行纹饰。同时新出现了用云雷纹衬地的复杂花纹，其风格圆浑、凝重，富有神秘感。商代晚期的青铜纹饰更为繁褥细腻，饕餮纹变化多端，形状各异，往往配以浮雕的龙、虎、羊首、蛇首、牛首等动物形象，显得格外精美，富有想像力。从每幅图案花纹的总体看，似虎，似牛，又似兕（si）。从局部看，有的似龙，有的似鸟。这种整体中包含局部，各局部又谐和地统一于整体之中，动中有静，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另外，夔纹、蝉纹、蚕纹、涡纹、小鸟纹、瓦棱纹和乳钉纹等，一般都用云雷纹衬地，层次多，线条细，典雅富丽。

西周青铜器花纹分为三期。早期(从武王到昭王)饕餮纹仍占主要地位，但花纹种类增加厂。新出现了成条的长鸟纹和单个大鸟纹，在有的器物上全身施花纹，构图复杂，纹理细腻。中期(从穆王到夷王)新出现了窃曲纹、瓦纹、重环纹、环带纹和双头兽纹等，早期常见的蝉纹、蚕纹、象纹绝迹，饕餮纹成了附饰，鸟纹的身子与尾巴逐渐分离。晚期(从厉王到幽王)，以环带纹、重环纹和瓦纹为主，配以弦纹、蟠龙纹、双头兽纹和窃曲纹等，花纹风格流畅、浑朴。到春秋战国，青铜器花纹的艺术风格又有所变化。

春秋早期花纹粗疏简陋，战国则精巧细腻、繁褥纤细。以往的宗教神秘色彩淡薄了，而具有动态的和灵巧的动物形象增多了，并新出现了宴乐、射箭、狩猎、战斗等图案吗，画面丰满，人物生动，富有生活气息。

装饰在青铜器上各种各样的纹饰，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都有极高的价值。如周原博物馆珍藏的刖刑奴隶守门鼎。口下饰窃曲纹，四棱各铸一条顾首卷尾的爬龙，方座后面和两侧均有方格窗，座前有双扇门，可以启闭。门栓为一砍腿的刖刑奴隶。四座足外伸呈曲尺状，上铸钩喙怪兽。它是西周房屋建筑科技和当时刑法的再现，非常有价值。

青铜器具上铸刻的文字，称铭文或金文。这种文字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史料价值、文字学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上。金文是研究商周历史文化的第—手资料，皆是真实事件的实录。郭沫若说：“这些古物正是目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绝好资料，特别是那铭文所记录的是当时社会的史实。这儿没有经过后人的篡改，也还没有什么牵强附会的疏注的麻烦。我们可以短刀直入地便看定一个社会的真实相，而且还可藉以判明以前的旧史料一多半都是虚伪。我们让这些青铜器说出它们所创生的时代。”

西周时的金文急剧增多，内容更为丰富。武王灭商时的利簋，32字，记载武王伐商的年代；西周初期的大丰簋铸铭76字；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达122字，记载了成王营建东者口洛邑的事。恭王时期的曶（hu）鼎有铭410字，记载了五个奴隶相当于—匹马加一束丝，或等于百锊的价格；同时期的墙盘铭文284字，前段记载了文、武、成、康、昭、穆、恭等7位周天子的功绩，后段记载了徵氏家族七代世系经历。同时期的卫盉、朕匜等岐山董家出土的37件重器，其中30件有铭文。卫盉铭文132字，记载了交换土地、刑罚和诉讼。朕匜腹底和盖里有铭文157字，记载曶的下属牧牛违背誓言，被鞭打1000下。经过宽赦，改为500下，罚铜300锾（合汉代125斤）。这是我国最早的法律文书。字体优美，亦是书法杰作。宣王时期的多友鼎287字，记载了“宣王中兴”时期征伐严狁的详细情况。同时期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所记材料胜似一篇《尚书》。又如在陕西宝鸡眉县杨家村出土的27件青铜器，每件都有长篇铭文，总字数3000多字，是历年来出土西周窖藏青铜器铭文最多的一次。其中来盘铭文有372字，仅次于毛公鼎。宣王四十二年来鼎铭文280字，四十三年来鼎铭文310字，这些长篇铭文记载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孝王、厉王等12王的事迹，而盘铭中把孝王写作考王，厉王称为刺王，这当是在西周时期的真实称谓。同时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来鼎铭文，证实《史记·周本纪》宣王在位年数四十六年是正确的。

铭文的书体，在商代与殷墟甲骨文相似。西周，扣晚期，特别是孝王、夷王以后的铭文，字体变得长方，笔道均匀，结构和谐、精到，章法布局严谨规整。到春秋战国时期，则向多样化发展，并将铭文安排在器物的显著部位。文体多用韵文，惯用瘦长体，笔道纤细。在吴越还出现了鸟虫书，书写自由，可以随意增笔减画。秦国文字沿袭了西周的金文书体，经过改造，逐步发展为小篆。秦北私府椭量(方升)，上有秦始皇诏书40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该诏文系后补刻，已是标准的小篆。

了解中国青铜文化的概况对加深认识鉴赏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是大有裨益的。

世界上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是两河流域和埃及等地，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

张光直院士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明确指出夏、商、周三代为鼎盛期，而后还有春秋战国时代，现存至今的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上罕见的大型青铜器。不过依照杜正胜院士在《古代社会与国家》的看法，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生产工具其实还没有突破性的发展，只有阶级和社会的转变，因为青铜器主要作为礼器和兵器是政权的象征。

根据考古的发现，商朝前期，以郑州的二里岗为中心，辉县的琉璃阁、洛阳的东干沟等殷商时期的遗址属于这个时代；商朝的后期，以安阳的小屯村为中心，郑州公园区的上层、洛阳的泰山庙遗址和墓葬属这个时代；周朝前期（西周），主要代表遗址以西安市丰镐村地带、宝鸡西周时期的墓葬；春秋时期以洛阳涧滨（涧滨）为中心、上村岭虢墓、新郑郑墓、寿县蔡侯墓为这个时期的代表；战国时期，洛阳涧滨为中心，辉县琉璃阁、古围村，长沙和唐山的战国墓地属于这个时代。

根据最新的发掘成果，中国南方也在商朝前期进入了青铜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是湖北武汉的盘龙城遗址，湖南长沙的炭河里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等的出土青铜器，证实了长江流域也有发达的青铜文明。

在青铜时代，中国已经建立了国家(但这是郭沫若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分法，如果依照Willian T.Sanders 与Barbara J.Price所提出的四个阶段：游团、部落、酋邦、国家，那么照此论述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有两个，一是血缘关系在国家组织上被地缘关系所取代；二是拥有合法的武力，那么商文化可能属于酋邦而非国家)，有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并且汉字也已经发展成熟。

即青铜时代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大约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到了商代，青铜器的应用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青铜工具的锐利远胜于石器，加以当时的铸造技术可以制作出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各种手工工具和农具，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拥有众多人口的都邑出现了。在这些都邑中，建造起巨大的宫殿；修造大型王陵；构筑起城垣与壕沟之类的防御设施。在都邑与各地之间有马车与舟船等交通工具相连结；还出现了契刻的甲骨文，用于记录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天文、历法、医学等科学也发展起来。青铜工具用于采矿业，可以采出更多的矿石。冶炼业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使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使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所创造的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2011年以来，考古人员近年来在燕山北麓滦河中游地区新发现一系列青铜文化遗存。文物专家表示，这些发现有助于对燕山南北从滦河到西辽河广大范围内的青铜文化整合研究。在当地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新发现10余处青铜时代遗址，其中对四全地和魏家沟两处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另有3处遗址做了试掘，新发现一系列青铜文化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