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一、二号青铜神树大致的形态基本一样，总体都是下端山形底座，有挺拔直立的树干，也有树枝、果实和鸟，但是细节处则各具特色。

一号神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

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

三星堆遗址共发掘出6棵青铜神树，其中最完整的是1986年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号神树”。它高3.96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它刚出土时残破不堪，共计2479块碎片。

二号神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三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神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神树。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的遗物在被掩埋之前就已经被人为敲碎砸扁，又在燎祭中经历了火焚，再投入坑内填土，层层夯实。等到重见天日的时候，它们已经变形、扭曲、破损得十分严重，散布于坑内。青铜神树树干断成三截，树枝断成十八截，其余的鸟儿、果实碎片不计其数，破损十分严重。

一号青铜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全树采用分段铸造法制成，运用了套铸、铆铸、嵌铸、铸接等当时最为先进的手法，可谓青铜铸造工艺的集大成者。

修复完整的一号青铜神树底座呈穹窿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三面间以内擫势的三足相连属，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树铸于“神山之巅”的正中，卓然挺拔，有直接天宇之势。树侧有一条缘树逶迤而下的身似绳索相辫的铜龙，整条龙造型怪异诡谲，莫可名状，刀状羽翼显得威风凌厉。铜龙的爪子、腹部和神树紧紧相连，非常吻合，从正面看是优美的S形，从侧面看也是同样的S形，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青铜神树当可视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绝、天人感应、人天合一、人神互通之神话意识的形象化写照。由于年代久远，其艺术和考古价值难以估量。

青铜神树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它在古蜀人的神话意识中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特殊功能，是中国宇宙树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伟大的实物标本。

关于青铜神树的内涵，在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但将铜树界定为“神树”，则是共识：一种意见认为，这株铜神树的造型与内涵应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建木”相关，铜树是古蜀人沟通人神、上下天地的天梯，反映了古蜀人交通于天人之际的特殊宗教权力被古蜀国神权政治集团所独占的情况。与此相对的观点则认为青铜神树并非建木，从其构型分析，更多的与《山海经》描述的“若木”相似。另一种意见认为，青铜神树具有“社”的功能，与载籍所记“桑林”一致，应为“社树”。一种意见认为，铜神树为古蜀人的宇宙树，反映了蜀人的世界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青铜神树起源于古人对日晕现象的认识，代表东西两极的扶桑与若木。

在古代“十日神话”中，太阳的运行是由自在飞翔于天宇的鸟背负而行，这是先民对太阳东西移行现象富有想象力的“解释”。古代很多民族都将鸟的形象作为太阳的象征，这在文化人类学资料中有大量记述。中西考古资料中也有不少鸟日并见的图像。三星堆铜树上所铸的神鸟当即神话中金乌（即太阳）的写照。三星堆神树三层九枝及其枝头分立九鸟的形象，符合“扶桑”和“若木”的“上有十日”这一最为显著的特征。铜神树铸饰九鸟，或原顶部有一只鸟，也可能制作者表达的构型意图是另有一只鸟在天上值日。同时铜神树也具有“建木”的特征和功能，载籍描述建木有树叶、花卉、花果与“黄蛇”，铜神树的形式构成中同样有花果与神龙，而铜神树它所在的位置恰好是古史神话传说中所谓“天地之中”的成都平原，“天地之中”意即“世界中心”，表征这是一株挺立于大地中心的神树。

因此，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三星堆神树应是古代传说中扶桑、建木等神树的一种复合型产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即为“通天”。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神灵藉此降世，巫师藉此登天，树间攀援之龙，或即巫师之驾乘。

2002年1月，商青铜神树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