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6-11 11:36
《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是国家文物局为保护国家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于2002年1月18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印发的文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文物出国(境)展览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但是也由此加大了文物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对文物的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对此,2002年国家文物局根据地方文物部门和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确定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重要文物共64件(组)。
此目录出台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六章第四十九条,即“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禁止出境展览。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的目录,由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公布。未曾在国内正式展出的文物,不得出境展览。”
新石器时代。陶质彩绘,器高47cm、口径32.7cm。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出土,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陶缸绘有鹳鸟衔鱼,旁边竖立一柄石斧的画面,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画面效果粗犷有力,绘画具有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造型特征,是一件罕见的绘画珍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陶鹰鼎》陶制,新石器时代雕塑,高36厘米,出土于陕西华县太平庄,现收藏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现在已知的我国最早的雕刻作品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雕塑,其中以陶制品为最多,也有用玉、骨、牙等材料雕刻的。题材主要是人物和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这些作品有的是独立的雕像,有的则附属于日常使用的器具。这件《陶鹰鼎》就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作品之一。 这件作品属于中国原始社会仰韶文化,出土于一个成年妇女的陵墓。
后母戊鼎(旧称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1939年初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此鼎形制雄伟,832.84千克。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利簋,西周早期青铜器。为周武王时官吏利所作,故名。因其铭文中有“珷征商”字样,又被称为“武王征商簋”。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侈口,鼓腹,双兽耳垂珥,方座圈足,器形与天亡簋相似,为典型的西周早期风格。簋腹和方座饰有饕餮纹、夔纹,圈足饰有夔纹、云雷纹。腹内底部有铭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通高1021mm;口径784mm;腹深490mm;重153.5kg。形制为:立耳;深垂腹,腹上部饰曲折角兽面纹;足上部饰外卷角兽面纹、出脊,足下部略呈蹄形。鼎内铸有铭文19行,共291字。铭文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记载了周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传世铜器虢季子白盘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器。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
这顶凤冠于 20世纪 50年代出土于定陵陵园,饰有金龙、金凤各 9 条, 镶嵌了100余粒红宝石以及 5000多颗珍珠。根据《明史•舆服志》,洪武三年定:“(皇后)受册、谒庙、朝会,服礼服。其冠圆匡,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数如之。两博鬓十二钿。”永乐三年定制: “其冠饰翠龙九,金凤四,中一龙衔大珠一,上有翠盖,下垂珠结,余皆口衔珠滴,珠翠云四十片,大珠花、小珠花数如旧。三博鬓,饰以金龙、翠云,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饰珠宝钿花十二,翠钿如其数。托里金口圈一副。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环一对。”
嵌绿松石象牙杯商代后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杯身用中空的象牙根段制成,因料造型,颇具匠心。侈口薄唇,中腰微束,切地处略小于口。杯身一侧有与杯身等高的夔龙形把手。杯身有雕刻精细的花纹且具有相当的装饰性,上下边口为两条素地宽边,中间由绿松石的条带间隔为四段,第一段为饕餮纹三组,两侧有身有尾,眼、眉、鼻镶嵌绿松石。第二段是杯身纹饰的上体部分,二组饕餮纹面部结构清晰,兽口下面为一个大三角纹,三角纹两侧有对称的夔纹,头朝下尾向上。饕餮的口、眼、鼻及三角纹都镶嵌绿松石。第三段刻三个变形夔纹,眼部镶嵌绿松石,第三、第四段是用三道绿松石带相隔。第四段的三组饕餮纹眼鼻同样是镶嵌绿松石。一、二、四段都是饰以三组饕餮纹,但形态却各异。这件象牙杯,采用了浮雕、线刻、镶嵌等多种手法,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套14件)
西周厉王时期。编钟为成组的青铜乐器。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上都刻有规整的文字,共刻铭文355字,最后两钟为2行11字。铭文都是用利器刻凿,刀痕非常明显,铭文可以连缀起来,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中发现此套编钟14件,并抢救回.1993年初,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大克鼎西周晚期。西周孝王时期器物,原器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大克鼎又名克鼎和膳夫克鼎,与此鼎同出的还有小鼎七件、盨二件、钟六件、鎛一件,都是膳夫克所作之器。因此称此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西周孝王时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由于窃曲纹如同浪峰波谷环绕器身,因此又叫波曲纹。鼎腹内壁上铭文共28行290字,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此鼎系周孝王时期铸器,历见著录,流传有绪,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珍贵资料。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大克鼎与大盂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并称为“海内青铜器三宝”。
通高50.7厘米,口径 23×36厘米 铭文细部图西周康王时期青铜礼器。四足方鼎。直耳,耳上有垂角双兽,作攀附状。腹壁四隅起棱脊,腹饰兽面纹及垂叶纹。柱足饰兽面纹,有棱脊,中部附圆盘。造型优美独特,铸造工艺精湛。内壁有铭文“大(太)保铸”3字。太保,官名,即辅助周王的要臣召公奭(shì,音事)。 据传此鼎为清道光、咸丰年间山东省寿张县梁山出土,同出的尚有敦、甗、彝等,即著名的“梁山七器”。该鼎历经李宗岱、丁麐年、徐世昌等名家收藏,是享誉海内外的青铜重器,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极高,堪称国之瑰宝。徐世昌著《水竹邨人集》中有专为此鼎所作的《得鼎歌》,倍加赞颂。 1958年徐世昌孙媳张秉慧捐献。现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朱漆木碗,新石器时代,食器,1978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口径9.2-10.6厘米,底径7.2-7.6厘米,高5.7厘米,木胎,浙江省博物馆藏。1977年河姆渡遗址T231出土。它由一块木头镟挖而成,因壁厚而显得较为笨拙。口部内收、腹线较深及圈足较高的造型,也透出了几分古朴,口部的残缺更标示出岁月的沧桑,几条若隐若现的外壁腹线,使碗的整体造型呈瓜棱状,又平添了几许灵气。木质、敛口,呈椭圆瓜棱形,圈足略外撇。外壁均有一层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有光泽。经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鉴定为生漆。朱漆碗的发现,说明至少在六、七千年之前,我们的先民已将天然漆用于装饰生活器具的表面。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分布于浙江宁(波)绍(兴)平原东部的一种原始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文化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木质文物表明,宁绍平原的先祖们有着十分发达的木器制作手工业。木器广泛应用于建筑、生产及日常生活领域。独特的气候和地质条件使这些几千年前的木质器具保存下来,因此我们才有缘得见这件貌不惊人却身价不凡的木碗。
良渚出土玉琮王
新石器时代。高8.8厘米 射径17.1---17.6厘米 孔径4.9厘米。黄白色,有规则紫红色瑕斑。器形呈扁矮的方柱体,内圆外方,上下端为圆面的射,中有对钻圆孔,俯视如玉璧形。琮体四面中间由约5厘米宽的直槽一分为二,由横槽分为四节。这件玉琮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许慎在《说文解字》注:“琮,瑞玉,大八寸形似车 车工 两字合成一字 。这是对琮的最早定名。根据《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琮是一种用来祭祀地神的礼器。看良渚文化的玉琮, 它的形状内圆外方,中间为圆孔。专家们推测,它可能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方象征着地,圆象征着天,琮具有方圆,正是象征天地的贯穿。在当时,每当丰收或祭日时,就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良渚先民就用它来与天地神灵沟通。因此,玉琮是良渚人所用的宗教法器。 1986年浙江省余杭县反山12号墓出土,出土时,平正地放置在反山第十二号墓墓主关骨的左下方,是一件神圣崇高的玉制礼器。这件玉琮的制作,技术高超,可称神工鬼斧,是良渚文化玉器的瑰宝。现藏于:浙江省考古研究所。
战国水晶杯此杯1990年出土于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杯高15.4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5.4厘米。敞口平唇,杯壁斜直呈喇叭状,底圆,圈足外撇,酷似今天我们使用的玻璃杯。杯身通体平素简洁,透明无纹饰,整器略带淡琥珀色,器表经抛光处理,器中部和底部有海绵体状自然结晶。 此杯是用整块优质天然水晶制成的宝用器皿,国内罕见。它不仅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器形最大的一件,就其制作技巧与工艺水平而论,实令人惊叹,堪为无与伦比的珍品。 此杯现珍藏于杭州历史博物馆
淅川出土铜禁,春秋中期。通高28.8厘米器身长103厘米,宽46厘米。禁为承置酒器的案,其器身以粗细不同的铜梗支撑多层镂空云纹,十二只龙形异兽攀缘于禁的四周,另十二只蹲于禁下为足。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用失蜡法铸造的时代最早的铜器,其工艺精湛复杂,令人叹为观止。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1978年,河南省文物部门对楚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出了大小春秋楚墓24座,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其中仅下寺2号楚墓就出土大型青铜礼器80余件,车马器、兵器、玉器、金箔、骨贝等6000多件。在这些国宝中,就有这件被誉为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的云纹铜禁。云纹铜禁主要用作尊、卣、壶类酒器的器座。铜禁在传世器和考古中都很少发现,而此件云纹铜禁可算得上是禁类青铜器中的精品。
春秋中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原器通高126厘米,口长30.5厘米,宽24.9厘米。此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有盖、双耳、圈足,重心在下腹部,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在春秋时期青铜器艺术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有的是以鸟兽合体的形式表现,虬屈蟠绕,布满壶体。圈足上每面饰相对的两虎,器盖口沿饰窃曲纹。壶颈部四面均有龙(兽)形耳,两正侧面作回首反顾之龙形,有花冠形角,体积很大,冠与身躯均有镂空的精美花纹。壶腹下部四角又有附饰的有翼小龙,作回首向上攀附之状。兽角翻卷,角端如花朵形。圈足下有双兽,弓身卷尾,头转向外侧,咋舌,有枝形角。承托壶身的兽,和壶体上所有附饰的龙、兽向上攀援的动势,相互应合,共同在观者视觉上造成壶身轻盈、移动的感觉。1923年于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国大墓出土。此壶原为一对,一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藏于河南省博物馆。
齐王墓青铜方镜,西汉时期。镜长115.1厘米,宽57.5厘米,重56.5公斤。背部有五个环形弦纹钮,两短边又各铸二钮。每一环钮四周饰柿蒂形纹。背又饰有夔龙纠结图案,卷曲交错自如。这件大型铜镜大概要用柱子和座子加以支撑,镜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就是与柱子和座子固定时用的。1980年山东淄博大武公社窝托村南古墓五号陪葬坑出土。现藏于:山东省淄博博物馆。
又名楚大鼎或大铸客鼎。战国。楚国青铜炊器,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耳高36.5厘米,腹深52厘米,腹围290厘米,足高67厘米,重约400公斤。圆口,方唇,鼓腹,圆底,三蹄足。颈侧附双耳,耳的上部外侈。腹饰一周突起的圆箍。箍上饰模印花纹,双耳和颈部外壁饰模印菱形几何纹,足根部饰浮雕旋涡纹。鼎口平沿刻铭文12字,刻铭开头即是“铸客”二字,故依惯例以开始二字名之,前足和腹下均刻有“安邦”二字吉语,又因此鼎在数千件楚器中最为雄伟,堪称楚王重器,特冠一“大”’字,是现存周代以来最大最重的鼎。1933年寿县朱家集(今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
漆木屐,木胎,一对,屐板基本呈椭圆形。趾部有一穿孔,根部有二穿孔,为系绊带所用,绊带均朽不存。屐板髹黑红漆,剥落严重,残存漆皮为素面。长20.5厘米、宽8厘米、厚0.3厘米、重50克。漆木屐前面是有一个孔栓绳子,后面有两个孔作成木屐的形态。这个漆木屐和当代木屐样子差不多,在日本、韩国展出时还引起了轰动。由此也可看出,早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中日之间就有了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朱然墓漆木屐没有出土以前,一般认为漆木屐是日本人最早发明的,通过朱然墓漆木屐的发现,木屐在中国通过唐文化东传到日本,最后被日本逐渐使用。
朱然墓贵族生活图漆盘 三国(吴)
1984年6月安徽马鞍山市雨山乡(现为雨山区)朱然墓出土“彩绘贵族生活图漆盘”,盘径24.8厘米,底径22.5厘米,高3.5厘米,重200克。平沿直口,浅腹平底,沿与腹下各有一鎏金铜扣。盘内壁及底髹红漆,外壁及底髹黑红漆。盘内绘十二人,分为三层。上层为宴宾图,画面五人。中间一豆形器,内有一勺,左边一男一女当是主人,一侍女立于一旁,右边是两男宾。宾主都跽坐在圆形坐垫上,似正畅谈。底座前有一矮足圆盘,上置食物。中层也绘五人。左边是梳妆图,画中有一女子跽坐在镜架前梳妆,旁置一奁,盖已揭开。中间画对弈图,两男子分坐两边,中间置一棋盘,前有矮足圆盘,上置食物。中间画对弈图,两男子分坐两边,中间置一棋盘,前有矮足圆盘,上置食物。右侧画驭鹰图,两人对坐,手臂前举,各架一鹰,中间置矮足圆盘,上置食物。以上四组活动都在室内,有门窗和屏风的设置。下层似为出游图。画面二人,一人骑羊,一人跟于羊后,羊前有一山丘。
现藏于:马鞍山市博物馆
相关文献: 朱然墓位于安徽马鞍山雨山乡。发现于1984年6月,已在地下沉睡了1700多年。朱然墓总长8.7米,宽3.54米,最高处2.94米,自南向北分别墓道、封土墙、前室、挡土墙,后室等几个部分组成。整座砖室墓结构严谨,布局合理,显示出三国时高超的建筑技术。附近的家族墓与之互相映证,丰富了我们对当时葬俗及社会意识的了解。 该墓虽经盗掘,仍出土随葬品140余件,绝大部分为漆木器。其中描绘宫廷生活的“宫闱宴乐图”漆案,道德礼教题材的“百里奚会故妻图”、“伯榆悲亲图”漆盘等为漆器珍品。还发现“蜀郡乍牢”漆器铭文,可据以推测漆器产地。
北魏。每块长约 80厘米,宽约 20厘米,厚约2.5厘米。,漆屏风用木板制成,出土时较完整的有五块,遍读朱漆然后作画,有黄色墨书榜题和题记。屏风两面原皆有画,入葬时朝下的一面腐蚀严重,原貌难以辨别,向上一面保存较完好。图中所示为尚能拼合的第一、第二块向上的一面。第一、二块屏风画用栏界分为四层。第一层六个人物,为帝舜格守孝道的故事;第二层三个人物为周太王妃太姜、周武王母大姐、周文王母太任的立像;第三层两个人物,为鲁师春姜及春姜女像;第四层六个人物,为班捷仔辞成帝同乘辇故事。以上故事多出自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帝舜事迹见《史记?五帝本纪》。所画内容与汉代以历史人物故事喻世教民的传统相承袭所画人物用黑线作铁线描,脸、手涂铅白,服饰器具用黄白、青绿、橙红、灰蓝等色渲染,画风与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十分相似,面相则已见南朝“秀骨清相”之端倪。而以漆或油彩作画比在纸、帛上作画更为不易,可见漆工技艺高超。这件屏风不但在当时属于上品,在现存北朝文物中也是难得的精品。与屏风同出的还有四个石雕屏趺,当初是插立屏风用的,每件边长约 32厘米,高6.5厘米。屏趺雕刻极精,但内容与屏风画没有联系,均与佛教有关,说明当时北魏佛教十分兴盛。现藏于:大同市博物馆。
中国北齐墓室壁画。娄睿墓位于今山西省太原市晋祠王郭村,1980~1982年发掘。该墓是由封土、墓道、甬道和墓室4部分组成的砖构单室墓。墓主鲜卑人,北齐世祖高欢妻娄太后兄壮之子,武平元年(570)入葬。 壁画共71幅,无榜题,总面积200.55平方米。内容分为:①墓道、天井、甬道及墓室四壁下层,绘墓主人生前奢华的生活场景。②甬道、墓门及墓室中、上栏,表现其死后升仙的虚幻境界。壁画分若干小段,每段均前有导骑2人,后有群像1组,各段又相互呼应,以长卷式构图组成一幅人间生活、古代神话传说与儒道释合流一体的宏伟壮丽的画面,其手法写实,洋溢着生活气息(见彩图[娄睿墓壁画《出行图》(北齐)山西太原])。壁画继承顾恺之“以形写神”的艺术传统,沿袭汉魏壁画单纯、粗犷的风格,线条洗练遒劲,注重表现仪卫人物的神采和动态;晕染法运用得相当纯熟,以淡红晕染,突出凹凸明暗的立体效果,具有实体和空间感。此外壁画融合了外来艺术成分,丰富了民族传统绘画的表现技法,突出体现了单线勾勒、重彩填染的中国传统绘画特点。同时延续了汉代墓室壁画、汉代帛画所流行的天上、人间、地下的表现程式,布局和内容又受当时盛行的寺观壁画的影响,包含着南北朝晚期佛教思想因素。 娄睿壁画技艺的精湛和涉猎事物的浩繁,是衡量北齐绘画发展水准,研究北齐音乐、服饰、内廷、丧葬等礼仪制度的重要例证;亦是北朝中原地区壁画艺术的卓越代表。据史籍记载,北齐绘画成就颇高,名家辈出,曾影响隋及初唐。而从娄睿家族的显贵地位估计,壁画当出自熟悉北方戎马生活的宫廷画师之手。故有的研究者推测它可能是当时宫廷画家杨子华的作品。
石雕碑高302厘米 宽87厘米厚25厘米 山西省博物馆藏 涅盘变相碑,原为山西猗氏(今临猗)县大云寺遗物。 寺宇早毁,碑于1957年移入山西省博物馆陈列。 碑为螭首龟趺。额部雕众神将护持之须弥山。碑正面雕涅磐故事六图,上部四图—左面为“纳棺”、“临终遗戒”,右面为“荼毗”、“送葬”。
收藏在山西博物馆。像高一点五米,以白石雕造,形象丰颐,神态和穆。右手持扇,左手扶几,盘坐于长方石座上。座的四面刻有铭文及供养人姓名。其形像优美,技法娴熟。四川一城山天师洞三皇石刻像,造于唐开元十一年。轩辕皇帝,高一米,着朝服,戴冠,一手扶膝,一手握腰带,坐于石座上,其神态端庄,衣纹流畅。伏羲像高一米,头上有肉髻、卷曲长发披肩,着树叶连成的被肩和围裙,手抱八卦太极图,象征伏羲制《易》。神农像高一米,头部有二肉髻,须发均为卷曲,着树叶制的被肩、田裙,手持草药,双唇半开,神态自然,好像正在尝百草。三像形态各异,生动地反映了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和职能。
商代前期。玉质仪仗器,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仅1厘米,堪称“玉戈之王”。1974年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大玉戈是礼玉中的精品,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这样的玉器只有在高级别的贵族墓葬中才能见到。大玉戈在北赵晋侯墓地的晋侯墓中多有出土,羊舌M1的墓中也不例外。大玉戈和玉璧出土于墓主人棺内,分置墓主人身上和身下,有七、八件之多,精美异常。
曾侯乙编钟为战国早期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成功发掘。出土后的编钟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这套编钟出自湖北随州南郊擂鼓墩的曾侯乙墓。墓主是战国早期曾国的国君,同期出土的还有其它乐器近百件。曾侯乙编钟数量巨大,完整无缺。按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8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最上层3组19件为钮钟,形体较小,有方形钮,有篆体铭文,但文呈圆柱形,枚为柱状字较少,只标注音名。中下两层5组共45件为甬钟,有长柄,钟体遍饰浮雕式蟠虺纹,细密精致,外加楚惠王送的一枚镈钟共65枚。钟上有错金铭文,除“曾侯乙作持”外,都是关于音乐方面的。(在鼓中部和左面标出不同音高如宫、羽、宫曾等22个名称,另一面铸有律名、调式和高音名称以及曾国与楚、周、齐、晋的律名和音阶名称的对应关系。另有一件镈钟,位于下层甬钟中间,形体硕大,钮呈双龙蛇形,龙体卷曲,回首后顾,蛇位于龙首之上,盘绕相对,动势跃然浮现。器表亦作蟠虺装饰,枚扁平。镈钟上有铭文,记述此镈钟乃楚惠王赠送的殉葬品)。此外,更为神奇的是,一般的物体只能发出一个乐音,但是编钟的每件钟都能发出两个乐音,并且互不干扰。
战国。曾侯乙墓“外棺” 曾侯乙墓位于今湖北随州,1977年发现,1978年由湖北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发掘,其外棺采用透雕、浮雕、圆雕等技法,彩绘色彩艳丽、对比强烈,用笔自然流畅,文饰有云纹、三角形纹等,尤其以龙纹变化复杂,最具特色,系铜框架里嵌厚木板构成,重七吨半外棺的装饰并不华丽,但设计者十分细心:外棺一侧的下方,还开了一个门洞,有人猜测,这也许是为了让主人的灵魂能够自由出入。此外馆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结构最复杂、器形最大、体量最重,并与金工结合的一件特大型漆器。 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战国的青铜尊盘,1978年随县曾侯乙墓出土,酒器,尊盘口沿的镂空附饰采用熔模铸造工艺制成。由尊与盘两件器物组成,出土时尊置于盘中。尊是盛洒器,盘则一般作水器用,也可置冰,名为“夷冰盘”,于大丧时使用。二者合二为一器,浑然天成。上古时人往往在尊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祭祀酌以献尸,礼宾时酌以饮客,是重要的礼器。出土时盘内“曾侯乙”的铭文系改刻而成,表明该器曾为曾侯乙的先君所用。 失蜡法制作的尊盘,装饰繁缛,工艺精巧,堪称极品,尤其是镂空装饰多层相扣,表层纹饰互不连接,由内层铜梗支撑,内层同梗又分层联结镂空铸铜技术,楚文明伟大得不得了! 失蜡法是熔模铸造青铜器的一种方法。所谓“失蜡”法,是制作一个略小制成品的粘士模型,在它上面涂上一层蜡,在蜡上雕刻花纹后,再加上一层粘士,然后进行整个加热,蜡熔化后留下空隙,然后将青铜注入空隙。在我国失腊法有使用仅见于楚国。
战国。通高15、长51、座宽12、屏厚3厘米。此座屏为木质,周身髹黑漆,用朱红、灰绿、金、银等色漆彩绘。外框长方形,其中透雕和浮雕了五十一只动物,包括大蟒二十条,小蛇十七条,蛙二只,鹿、凤、雀各四只。透雕部分由两约对称的图形组成,两组图形完全相同,构图十分稳定。每组图形都以双凤。双鹿围绕着一个中心——鸷鸟搏蛇。底部浮雕以纠结的蛇、蟒和蛇吞蛙为主要内容。除边框为直线外,鹿。凤和蛇的轮廓均为曲线,形成有动感的韵律。各种鸟。兽、蛇、蛙都以写实方法表现,但它们的动态和身上的羽毛、斑纹毕竟是理想化的,因此比自然更具有规律,也更美。如左右两只鸷鸟各衔蛇两条,我们可以想像在乌嘴下挣扎的蛇是如何丑陋,但这两条蛇都盘成对称的花结,委婉自由、玲珑剔透,是座屏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这件座屏在艺术上极为成功,历来被艺术史家看成是楚国漆工艺品的代表作。1965年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牛河梁的女神庙。庙址由南、北两组建筑组成,其中北组为主体建筑,南北十八米余,东西宽近七米。墙壁经过彩绘,室内发现有大量的人物塑像碎块,有头、肩、手以及乳房等部位的残块,均属女性。头部真人大小,面涂红彩,双眼镶嵌青色玉片。这是中国最早的女神像。现藏于:辽宁省考古研究所。
北燕。长20.5厘米、腹径5.2厘米,重70克。1965 年9月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淡绿色玻璃质,质光亮,半透明,微见银绿色锈浸。体横长,鸭形,口如鸭嘴状,长颈鼓腹,拖一细长尾,尾尖微残。背上以玻璃条粘出一对雏鸭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各粘一段波状的折线纹以拟双足,腹底贴一平正的饼状圆玻璃。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得放稳。此器造型生动别致,在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树干高384厘米,通高396厘米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树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树座略呈圆锥状,底座呈圆环形,上饰云气纹,底座之上为三山相连状,山上亦有云气纹。树干接铸于山顶正中,干直,树根外露。树干上有三层树枝,每层为三枝丫,枝丫端部长有果实,一果枝上扬,果上站立一鸟,两果枝下垂。在树桠和果托下分别铸有火轮。在树的一侧,有一条龙援树而下,龙身呈辫索状马面头,剑状羽翅。从造型来看,该青铜神树应是代表东方的神木“扶桑”。
商代。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含底座、树身、龙三部分。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底座圈上三个拱形足如同树根,主干上三层树枝,均弯曲下垂,树枝尖端有花朵果实,其上均有立鸟,全树共九只鸟。主干侧有一身似绳索的残龙。这株铸造于3000年前的青铜神树,极为壮观,真可算是独树一帜,举世无双。三星堆遗址出土。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出土“玉边璋”三星堆玉边璋 商代。通长54.5公分,遍体满饰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祭祀场面。图案上下两幅对称布局,内容相同,最上一幅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戴铃形耳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脚穿翘头鞭,两脚外撇站成一字形。第二幅是两座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在圆的两侧分别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在山形图案的低部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仿佛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第三幅是两组S形勾连的云雷纹。云雷纹下的一幅也是三个人,穿着和手势与第一幅相同,所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脚呈跪拜的姿势。第五幅又是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幅相同,所不同的是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璋,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勾状物横在两山之间。这些图案反映出古蜀人在祭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和大山,而且天神已有反应,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这是要赐福于下界的表示。三星堆遗址出土。 现藏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出土玉遍璋
东汉。通高198厘米。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共二十九种部件衔接扣挂而成。基座为红陶质,树用青铜浇铸。树冠可分七层,顶层饰凤鸟为树尖;其下二层的干与叶合为一体,饰西王母、力士和壁等图案;下部四层插接二十四片枝叶,向四方伸出。饰龙首、朱雀与犬、象与象奴、朱雀与鹿以及成串的钱币等图案。树杆直径约1厘米,叶片最长约15厘米,最短为10厘米,每片树叶厚约2毫米,树高度应在1米左右,为三向八枝。所谓三向,即为摇钱树枝杆被分为三层共八片枝叶,呈对称分布。 特别有意思的是树杆上有造像,高约5厘米,宽约2.5厘米。两侧各有一条飞龙,龙长约6厘米。人像站立状,身着袍衣,双手下垂合于腰前,整体造型美观而大方。 细看枝叶,每两片为一对,有如芭蕉叶的,叶片上铸有圆形方孔钱,每钱相互连接,铸有一人作弯腰伸臂捡钱状,叶片外侧四周犹如太阳的光芒,延生出许多长短不一的万缕细丝;有如椭圆形的,一头为乒乓球大小的圆环,两侧铸有飞龙,龙头顶着钱币,两龙之间用钱币连接,叶片外侧如同刺猥般的短刺所包裹。1990年四川省绵阳市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现藏于:四川省绵阳市博物馆。
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马超龙雀”,为东汉青铜器,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东汉时期镇守张掖的军事长官张某及其妻合葬墓中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奔马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马踏飞燕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燕。一匹躯体庞大的马踏在一只正疾驰的龙雀背上,小龙雀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其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令人叫绝。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刹那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该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十分精湛;不仅重在传神,而且造型写实。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无一处不合尺度。
铜制,高104.2厘米,全长328.4厘米,马高92厘米,总重约1200公斤,创作于秦朝,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通往地宫的甬道中。 现藏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盘,用于承接水,一般和匜配套组成盥洗器,匜之水浇于手,以盘承接弃水. 该盘圆形,浅腹,方唇,双附耳,圈足.腹墙盘饰凤鸟纹,圈足饰纹似云雷纹。西周中期青铜器。为微氏家族中名墙者为纪念其先祖而作的铜盘。因作器者墙为史官而得名。
西周文物。通高122厘米,口径83厘米,重226公斤,是目前已知的西周铜鼎中最大最重的圆鼎 现鼎身上的主体图案,正是牛头蜴身龙纹。牛的头型,牛的眼睛,牛的鼻孔,牛的双角;这只牛头的两侧,却分别长出大晰蜴龙的身躯,有一肢体,分出四趾,浑身长满鳞片,尾巴卷曲向上。也许是为了更明确地昭示这是一只牛头蜴龙,在这一龙头下面,还铸造了一个完全写实、明确无误的牛头。鼎的上口,还分别雕有四条鳄型原龙。其造型高大魁伟,纹饰庄严神奇,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卓越的艺术造诣。1979年出土于咸阳市淳化县史家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中国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一名何姓贵族所作的祭器。1965年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塬出土。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腹足有精美的高浮雕兽面纹,角端突出于器表。体侧并有四道扉棱。造型浑厚,工艺精美。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记述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之事,与《尚书·召诰》、《逸周书·度邑》等古代文献相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藏于宝鸡市博物馆。
西汉茂陵霍去病墓之大型石刻,是一批具有无穷艺术魅力的古代石雕艺术珍品,是两千多年前汉文化遗产,举世无双的古代雕刻艺术杰作。 茂陵石雕之马踏匈奴(图) 西汉。高168厘米,长190厘米,是霍去病墓上最具纪念意义的石刻作品,马的气势轩昂,庄重有力,威风凛凛,一个战败的匈奴仰面倒在马下,手持弓箭,呈恐惧状,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霍去病战功的赞扬,象征着正义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雕刻手法朴实浑厚,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大胆的想象力。现藏于:茂陵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 河姆渡文化,纵:53厘米 横:38.5厘米 河姆渡遗址。修复夹砂红陶。口如箕形,腹内壁有对称柱形提梁,圈足。外壁上与内壁垫档对应处,有托手。收藏单位:浙江省博物馆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国宝级文物),唐建中二年( 781年)僧景净撰,吕秀岩书并题额。高 279厘米,宽99厘米。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唐代。记述景教在唐代流传情况。此碑于唐建中二年(781年)由一个名叫景净的波斯传教士撰刻树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吕秀岩书并题额,立于大秦寺的院中。碑高279厘米,宽99厘米,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仿皮囊式银壶
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 唐朝。此壶仿游牧民族的皮囊式水壶造型,通高18.5厘米、口径2.2厘米、足8.8*7.1厘米。扁圆腹,莲瓣纹壶盖,弓形提梁,一条细镀连结着壶盖与提梁,上口敛而底部呈扁弧形,壶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同心结”图案一周,系模仿皮囊上的皮条结,圈足内墨书“十三两半”,是壶的重量,周身看不到焊缝。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壶身中央,壶腹两侧面用模具冲压舞马图,突出于壶面的、金色的、奇异的马。这匹马身躯健硕,长鬃披颈,前肢蹦直,后肢弯曲下蹲,口中叼着一只酒杯,其上扬的马尾和颈部飘动的绶带显示出十足的动感。据考证,这是一匹正在舞蹈的马。1970年10月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唐代窑藏出土。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唐兽首玛瑙杯,又称镶金兽首玛瑙杯、兽首玛瑙杯。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长15.5,口径5.9厘米。选材精良,巧妙利用王料的俏色纹理雕琢而成。杯体为角状兽首形,兽双角为杯柄。嘴部镶金帽,眼、耳、鼻皆刻划细微精确。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通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研究者坚信,此杯出自唐人之手。兽首杯在制作之初,可能也想摸拟西方风尚采用羚羊之形,可由于对题材的生疏,所以最后成了这一面目。据估计,它的制作年代当在8世纪前期。
唐代。西安钟楼。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的重要标志之一。始建于明代(公元1384年)。钟楼原先悬挂的巨钟是唐代景云年间铸造的“景云钟”(现藏于碑林博物馆)。据说,迁到今址之后,虽然楼的式样大小并没有改变,景云钟却怎么也敲不响了。无可奈何,只有另换。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十二环锡杖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由唐懿宗供养,长1.96米,重2.39公斤,用金2两,银58两。比藏于日本正仓院号称“锡杖之王”的白铜头锡杖还要大。杖身4轮套12个环,中饰柿蒂状忍冬花结座,上托流云仰莲,5钴杵及智慧珠。锡杖尊体由复莲八瓣组成,锡杖下端有三栏团花纹饰,栏之间以珠纹为界,极为精细,杖身中空,通体衬以缠枝蔓草,上面錾刻圆觉十二僧,手持法铃立于莲花台之上,个个憨憨可掬,神情动人,锡杖下端缀饰蔓草、云气和团花。杖首用银丝盘曲成双桃形两轮,轮顶有仰莲流云束腰座,上托智慧珠一枚。其中四个大环象征四谛:苦、集、灭、道;十二小环则代表十二部经。工艺制作精致,可谓法器中的至宝。
唐代。是唐懿宗赐赠的,函内盛放着一枚供奉舍利,最外层是一个檀香木函,里面套装着三个银宝函、两个金宝函、一个玉石宝函和一座单檐四门纯金塔,但因最外层为檀香木银棱(录皿)顶宝函出土时已残朽,故只见七重。层层相套的宝函其质地分别为金、银、玉、木,每层宝函外均用银锁锁上,并以丝带或绢袱包裹,金塔基的银柱就是套放供奉舍利的地方。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唐代。浮屠即塔、精舍,模铸成形,平面呈方形,分为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塔基为须弥座,其外有三层渐收的护栏,每面护栏正中弧形踏步。塔身单层,四面各开一门,正面门外左、右各列一力士,门两侧为直棂窗,门额以上铺作人字形斗拱。顶单层,四角攒尖形,每面铸出瓦拢,角垅起翘。塔刹高耸,刹底为须弥座,其上6个相轮由下往上依次渐小。塔内盛放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一枚。第四枚佛指舍利就在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的棺盖内。1987年4月,封闭一千多年的神秘法门寺地宫之门被打开,此铜浮屠随着被发现。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四龙四凤方案
战国。通高36.2厘米,上框边长47.5厘米,环座径31.8厘米,重18.65公斤。“错”,是金银镶嵌的一种工艺。“案”,是古人所用小桌,漆制案面已朽。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下部有两牡两牝四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1974年冬,平山县出土。现藏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山王铁足铜鼎 战国时期。 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中山王鼎为王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铜身铁足,圆腹圜底,双附耳,蹄形足,上有覆钵形盖,盖顶有三环钮。鼎身刻有铭文469字。据鼎铭得知,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中山王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也是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战国青铜器。铭文字体瘦长,清秀挺拔,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 1977年于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出土。 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的殓服,按等级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等。皇帝的玉衣用金缕。中山靖王刘胜是诸侯王,也使用了金缕玉衣。出土时,衣内仅见几枚牙齿珐琅外壳和一些粉末状骨渣。故玉衣和九窍塞并未能保存尸体不朽。 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 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中国汉代青铜器。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宫灯灯体为一通体鎏金、双手执灯跽坐的宫女,神态恬静优雅。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公斤。宫灯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宫女一手执灯,另一手袖似在挡风,实为虹管,用以吸收油烟,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此宫灯因曾放置于窦太后(刘胜祖母)的长信宫,故名。现藏河北省博物院。
西汉。立于屏风两侧转角的顶上。
朱雀
顶上有管状的插座,是用来插雉鸡羽毛的。朱雀昂首展翅,伫立在方座之上,全高26.4cm,双翅距24.5cm。其通体鎏金,自颈以下及双翅遍刻鳞片状羽饰,方座四面饰有火焰形纹。朱雀为汉代四神之一,主南方,以朱雀作顶饰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思想观念。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西汉。高16.7,宽56.3,厚4cm,两面造型一致,为双面兽形。双目圆突,高鼻,张口露齿,状若微笑。头顶出双角,两眉和耳后鬓发飘向两边,如三束飘带相互绞缠,正中和两侧各伸出一根圆管形插座,插入雉羽为饰。下鄂两侧伸出插榫,以固插在屏风顶横枋上。整器通体鎏金,兽面顶的双角、眉毛、卷云纹均用黑漆勾勒轮廓线,管壁上刻有顺序数目。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人操蛇屏风
铜托座
西汉。通高31.5、横长15.8cm。结构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两个大小相同的扁长方套筒组成的活页,可作90度展开,为屏风右翼障的下转角构件。下半部为力士托座,取自“越人操蛇”的传说。力士身着右衽褐衣,短裤,跣足。两眼圆瞪,眼珠外突,口咬一两头蛇。双手操蛇,双足跪坐夹蛇,五条蛇相互绞缠,玲珑通透。是两千多年前越人抓蛇吃蛇形象的再现。原通体鎏金,并有黑漆绘线,现仅留斑点。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蛇纹屏风
铜托座
西汉。高23.4、长46.45、宽29.4cm。是屏风正间两边的托座。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套筒,如“之”字形,用来套入屏风的柱、枋;二是支托,由三条相互绞缠的蛇组成,蛇体正中两面各伸出一个,以保持屏风的平稳。蛇是古代越人崇拜的图腾,由此可见这是一件有地方特色的器物。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蟠龙屏风
铜托座(一对)
西汉。通高33.5、通长27.3cm。是屏风两边屏障下的托座,原有鎏金。半蹲在托座上的蟠龙,昂首曲体盘尾,四足踏在由两条蛇构合成的一个支座上。两蛇各卷缠一只青蛙。蛙张口暴目,力图挣脱状。龙口大张,口内有一只两前肢攫住龙的口缘,头向前伸,好像逃脱了恶蛇的侵袭,得到龙的保护,状态安详。此将龙、蛇、蛙三者结合一起,是一件极具造型艺术之美的文物精品。蛇、蛙曾是古越人的图腾,而龙是中原人崇拜的四神之一,蛇缠青蛙,龙踩住蛇保护青蛙,似乎在讲述某个传说中的图腾神话故事。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制造年代: 西汉 材料: 新疆和田玉材 规格: 通高18.4厘米,口径5.8—6.7厘米 杯形如兽角,口椭圆,杯底有细软弯转的绳索式尾,缠绕在杯身下部。杯口沿阴刻弦纹一周,杯身以浅浮雕和双钩法饰勾连云纹。器体轻薄,抛光琢制俱佳。口沿上微残,青玉质,半透明,局部有红褐色浸斑。仿犀牛角形,中空。口呈椭圆形,往下渐收束,近底处成卷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纹饰自口沿处起为一立姿夔龙向后展开,纹饰绕着器身回环卷缠,逐渐高起,由浅浮雕至高浮雕,及底成为圆雕。在浮雕的纹饰中,还用单线的勾连雷纹作填空补白。一夔龙缠绕器身,集浅浮雕、高浮雕、圆雕艺术为一体,是明代以前唯一一件汉代遗作,在玉器史是占绝对重要的地位。汉代之绝品1983年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收藏地: 广州市南越王墓博物馆。
战国中期晚段。长37.5厘米,宽28厘米。画幅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兴棺材之间,应是引魂升天的铭旌,因年代久远已呈棕黄色。描绘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僵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龙首轩昂,龙尾翘卷,龙身为舟,迎风奋进。龙尾之上立有长颈仙鹤,龙体之下有游鱼。帛画中的华盖飘带与巫师衣带随风飘动,表现巫师乘龙飞升的动势。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画上有的部分用了金白粉彩,是迄今发现用此画法的最早作品。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子弹库一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南博物院
又名《晚周帛画》、《夔凤美女图》,1949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一座战国楚墓中。“帛画”是指古代绘在丝织物上的图画。画中描写一端庄高髻的妇女侧身而立,双手合掌,细腰,袖口宽松,长裙曳地,体态优美。妇人脚踏一半月状物,似为龙舟,亦可释为弯月,妇人前上端绘有高颈昂首、尾翎卷翘、轻盈飘逸向上飞跃的凤鸟,与凤相对应处绘有伸脚卷尾,躯体弯屈,扶摇升腾的黄龙。 出土地点:湖南长沙楚墓 外形尺寸:长31厘米,宽22.5厘米 制作年代:战国中期晚段 现藏于:湖南博物院
西汉。交领、右衽、直裾式、袖较宽,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重49克,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织造技术之高超,真是天工巧夺。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幕出土。 现藏于:湖南博物院
马王堆汉墓是中国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位于湖南长沙东郊。共3座。1972年发掘马王堆一号墓,一号墓墓主应是利仓妻子,下葬年代在文帝十二年以后数年至十几年间棺椁:棺椁用巨大的木板制成,置于墓底正中。现藏于:湖南博物院
西汉。出殡时张举的一种铭旌,长205厘米,上端宽92厘米,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充分反映了汉初绘画艺术的风格和成就,而且以神话与现实、想象与写实交织而成的诡异绚烂场景为构图,极具文化内涵,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描写西汉当时现实生活的大型作品。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幕出土。现藏于:湖南博物院。
日天锦
北朝(公元439年--581年) 尺寸:长48、宽28厘米。 描述: 锦幡残片,组织为1:1平纹经锦/图案以日天(太阳神)及狩猎纹为主,并织有“去”、“昌”等文字。 价值:此织物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格,十分珍贵。 1983年青海都兰县热水乡血渭吐番墓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本续》纸本
西夏。出土经书共九册,完本者有封皮、扉页,封皮左上侧贴有刻印的长条书签,书名外环以边框;封皮纸略厚,呈土黄色,封皮里侧另背一纸,有的纸为佛经废页,背时字面向内。全页版框纵30.7厘米,横 38.0 厘米,四界有子母栏,栏距上下 23.5 厘米,无界格,半面左右 15.2 厘米。版心宽 1.2 厘米,无象鼻、鱼尾。上半为书名简称,下半为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 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红瓷仓
元代 楼阁式瓷仓是一件在景德镇出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这是1979年9月,丰城县文化馆在省文物商店的协助下征集到的。青花釉里红瓷仓 ,在仓后两柱间有正楷直书墓志。 现由江西省博物馆收藏,
砖印模画
南朝 长244厘米,宽88厘米,由300多块古墓砖组成,出土时分东西两块,一块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另一块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这幅砖画纯熟地发挥了线条的表现能力,人物造型简练而传神,八人席地而坐,或抚琴啸歌,或颔首倾听,性格特征鲜明,人物之间以树木相隔,完美地体现了对称美学。1960年江苏南京西善桥南朝墓葬 南京博物院
护膊
1995年10月,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座时代为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织锦色泽鲜艳,组织结构繁缛,织样诡秘神奇,文字激昂,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浓厚兴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是尼雅遗址出土的一件圆角长方形绢缘缀系带护臂类物品所用面锦,长16.5厘米,宽11.2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