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商品市场配额均衡”分为两节。第一节是数量—价格调节下的商品市场均衡。第二节重点论述了商品市场上数量—价格调节措施的运用，即数量调节与价格调节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配合。此外，这一节还简要解释了广义和狭义的数量—价格调节、数量调节、价格调节与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之间的关系。

第六章是“经济非均衡条件下供求矛盾的缓解”。在第一节中，作者对政府价格调节的逆效应进行了分析。第二节则是在上述供求矛盾论述的基础上，提出要缓解供求矛盾和结构性失衡，必须先对企业运行机制进行改造，因为价格改造具有渐进的特性，即企业改革比价格改革更关键。

第七章“产业结构调整”共分为三节。第一节主要是讨论产业结构调整的国内资金来源问题，即挖掘国内资金潜力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第二节论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行为的长期化。第三节则是论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的不平衡增长问题以及非均衡条件下政府配额均衡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第八章则介绍了“政府对农业生产的调节”问题，这也是分两节来介绍的。第一节，作者先对非均衡条件下的农产品供求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政府如何进行调节的具体措施。第二节阐述了农产品供求均衡的趋势，即农产品供求双方行为的长期化是关键的因素。另外，作者在此还进一步地讨论了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问题。

第九章分两节讨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的建立”问题。第一节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建立的必要性和困难。作者明确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的含义，讨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的建立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第二节则是建立商品经济秩序过程中的利益调整问题。由于经济中的刚性造成制度创新中不同主体之间存在预期纯利益的冲突，需要政府在这一方面发挥作用，以缓和制度创新中的利益冲突，对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利益调整。

第十章“制度创新的规范化”。第一节是政府在制度创新规范化中的作用问题。因为中国商品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违约现象和垄断现象，作为制度创新主体和经济纠纷裁决者的政府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第二节讨论了制度变型问题。最后，作者还讨论了制度创新后的制度相对稳定的问题。

厉以宁以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就是他系统阐述该理论写成的著作。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主要从非均衡经济的特征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作者首先提出了非均衡的概念。认为经济的非均衡有两类。第一类非均衡指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第二类非均衡指市场不完善以及企业缺乏利益约束和预算约束条件下的非均衡。指出当时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中。人们应当力求使经济先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然后再使第一类非均衡中的非均衡程度逐渐缩小。

接着作者分析了这种均衡使中国经济呈现的特点和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滞胀的可能性、结构失衡、增长波动和企业刚性。在非均衡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中有可能发生“滞胀”。“胀”分两类：公开的“胀”和隐蔽的“胀”（指表面上物价未变，实际上有价无货）。“滞”也分两类：公开的“滞”和隐蔽的“滞”（指表面上总产值增长，实际上有效供给并未增加）。于是“滞胀”可能有四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为了防止和治理“滞胀”，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相应的措施。结构因素在当时中国经济失衡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产业结构调整之所以困难，与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病、企业行为短期化、以及社会行为短期化有关。因此，只有加速企业运行机制的改造并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才能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在非均衡经济中，经济的波动是常见的。走出以产值增长率计算的“低谷”比较容易，因为通过政府直接采购产品或企业在信贷支持下采购产品，可以使产值增长率回升。但要走出以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率计算的“低谷”，远非易事。必须着手企业进行机制的改造，才能使国民经济真正走出低谷”。非均衡经济中存在着各种“刚性”。但在当时中国的非均衡（第二类非均衡）经济中，除了有“工资刚性”“就业刚性”“福利刚性”等等以外，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刚性”——“企业刚性”。这是指企业实际上不负盈亏或负盈不亏，从而企业破产难以实现。经济中的许多困难都与此有关。不消除“企业刚性”，中国经济只可能长期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中。

作者对中国非均衡经济的着眼点，在于使中国经济走向均衡。认为中国所能作到的只能是从第二类均衡向第一类均衡转轨——消除企业状况造成的非均衡，同时继续推行价格双轨制，实现短缺商品的配额平衡，待企业体制改革取得进展，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结构明显改善，供求关系趋缓，才能进行价格改革，健全市场体系，走向完全的市场均衡。因为在商品短缺条件下，如果存在着较大的资源约束那就不可能取消短缺商品的价格双轨制。否则，即使表面上取消了两种价格（计划价格与非计划价格）之差，但实际上又会形成新的两种价格（公开价格与地下价格）之差。因此，在条件尚未成熟之时就过早地全面放开价格，只可能引起社会经济的动荡，并导致一些人利用公开价格与地下价格之差牟利。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某些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由于这种稀缺性而引起的独占，会长期存在。政府应对此进行调节，如向独占稀缺资源的生产者征收一定的资源税等。但必须注意到政府不应把这些生产者所获得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收入全部取走，而只应取走其中的一定份额，否则不利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作者最后指出，在中国的非均衡经济中，有必要进行经济改革的深化。但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即新的制度和政策都容易走样（该书称之为“制度变型”），这主要与制度创新的不规范、企业和居民个人预期的变化、市场的不完善等等有关。只有从这些方面进行调整，“制度变型”问题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在1998年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2009年入选“中国文库·新中国60周年特辑”。该书系统地阐述了非均衡经济理论，给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厉以宁（1930年11月22日-2023年2月27日），经济学家，出生于江苏省。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环境经济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