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7-14 08:14
崇祯十年以后，活动在中原地区的各支义军经历了一个你败我起、时分时合的过程。
十二年以后，农民起义转入高潮，一部分义军集中在湖北郧阳、襄阳附近，形成了以（八大王）张献忠、（假曹操）罗汝才为核心的集团；另一部分则活动于安徽、河南、湖北三省的交界地区，最后形成了以（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争世王）蔺养成五营联合作战的比较稳定的集团，又称“革、左五营”。
革、左五营的实力相当可观，时任明朝安、庐、池，太巡抚（简称皖抚）的郑二阳在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中称：“革、左之狡横不下于献、操，能操善战者不止数万。”
郑二阳又指出，革左五营主要是依托大别山脉（史称英霍山区）辗转游击，那一带形势险要，且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
“东面对大明帝国的陪都南京构成威胁，东北方向则可直向凤阳皇陵，西面同张献忠、罗汝才等部义军相距不远，可以起到相互呼应的效果。”
当时不少与革左五营作战过的官军将领都有称，革左五营机动灵活，使官军常常疲于奔命、处于被动，史载：
“回、革善购土人为间谍，星卜市贩之流多为所用。官兵多则窜伏，少则迎敌。搜山清野则突出郊关，及列阵平原又负险深箐。贼为主，兵反为客，是以多败。”
明廷素对革左五营极为重视，为了保卫南京和凤阳、泗州祖陵，崇祯皇帝特意指定朱大典、史可法等人集结军队加意以守。革左五营在此地极大牵制了江南、山东一带官军的力量，客观上对其他各支义军是个有力的支援。
崇祯十三年冬，当时杨嗣昌“十面张网”打的计策初步收到成效，张献忠的大西军新败，正在集中兵力追击张献忠、罗汝才等部义军的时候，朝廷也根本拿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对付革、左五营。
明监军道杨卓然深知革左五营中蔺养成、马守应等人想被招安的意图，遂亲自跑到潜山、太湖山区，面见五营领袖蔺养成、马守应，以口舌之功诱使他们接受朝廷的招降。
蔺养成回答说：“吾等皆有绝世之才，朝廷无所用，余故皆因饥荒为盗。若国家处置得宜，焉知不可为忠义之士乎？且吾闻刘国能、李万庆十余营前后归诚，为国家效死，戮力行间，顾余独不能乎？但吾众且十万余，置之何地？而主之何人？饷从何出？而以何等官爵待吾也？”
杨卓然答应在没有回禀朝廷的情况下满口答应，指定黄州府属山区为革、左五营的安插地，以蕲水（今湖北省浠水县）、广济、蕲州加派的新饷给之，号曰“新民”。
蔺养成等人因此满意，双方暂时停止了军事行动，甚至革左五营内部已经在考虑若投官军，先打何部义军的计策。
崇祯十四年，东林党人因种种顾忌，在招安问题上犹豫不决，更有甚者纷纷弹劾杨卓然，使招抚革左五营之功臣去职而去，革左五营因此在招安一事上产生动摇。
此时李自成初起，攻克洛阳，烹杀福王朱常洵，又名“福禄宴”。张献忠部义军又在这年初取得了攻克襄阳的惊人战果，农民战争业已转入高潮。革、左五营领袖看到明廷内部矛盾尚无法调和，心知不能长久，彻底打消招安之意。
《怀陵流寇始终录》载：“革、左称降，劫掠自如。杨卓然每掩覆之以自解。及襄阳、洛阳皆破，闯、献并横，革、左大肆攻剽。诏谕兵部：革、左肆毒，扫荡无期，必分地责成，庶克底定。今命刘元斌扼光山、固始，卢九德控潜山、太湖，宋一鹤截蕲州、黄州，郑二阳驻庐州，牟文绶防凤阳、泗州，钱中选护承天，张懋爵往来颍州、寿州、亳州、宿州稽核功罪，杨卓然赞画搜剿，朱大典进总督，节制各路抚镇等官进兵英山、霍山，专理督剿。”
崇祯十五年，革、左五营向东进军，连克巢县、含山、全椒等县，兵锋一度直指南京，引得江南震动，各路官军望风披靡，后来革左五营同张献忠部义军配合，攻取六安、霍丘、无为、庐州等府州县，声威大振，明安庐巡抚郑二阳、凤阳总督高斗光因此被革职逮问。
这年十月，李自成和罗汝才联军粉碎了孙传庭的进攻之后，已经在河南站稳了脚跟。革、左五营乃决定离开安徽，北上河南同李自成、罗汝才联营。史籍中保存了五营移往河南时的一些情况，如《新蔡县志》记载：“革里眼引兵数万来投闯贼，经蔡城北，甲兵精骁，自卯至酉，行营未尽。”
《沈丘县志》记载：“十月初三日，流寇老回回、左髻王、格料雁、一斗谷等由固始、新蔡而来，如风雨骤至。”
这些描述说明五营的兵力是相当强大的，根本不弱于同时期的李自成、张献忠，革左五营的五位领袖来到河南同李自成、罗汝才部汇合，甘愿为下，共同举事，是明末农民战争中各支义军由分散作战，走向统一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