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3月，饶孟侃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1916年，才十几岁的饶孟侃就进入了旧制清华大学读书。在这里，他逐渐成长为一个文学青年，和朱湘、杨世恩、孙大雨并称为“清华四子”，其文学才华已经初露锋芒。1923年5月，他加入了清华大学文学社。文学社于1921年11月20日成立，两个多小时的成立大会结束后，选举结果是：干事梁实秋，书记闻一多，诗歌组领袖也是闻一多。1923年5月21日，文学社开“送旧迎新会”，送的是闻一多等出国留学，迎的便是饶孟侃等七人入社。

新月派诗人徐志摩

针对闻一多发表在《清华生活》的《园内》，饶孟侃发表《评一多“园内”》，盛赞了长诗的成功。他在文中说：“在批评《园内》之先，我要把作者的个性略说一说：他是一个极端的唯美主义者，相信艺术是专为艺术的”，“《园内》是一首变形的，放大的律诗”。最后，饶孟侃这样作了结论：“周作人先生曾经说过：‘今日的新文艺很难定目标，只有将成功的作品拿来分析方能得着一个恰当的定义。’一多的《园内》可算是一篇成功的长诗，所以我也根据周先生的意思不惮烦的将全诗分析一下，为海内同志之助，这就是我评一多君的《园内》的本意。”

在清华，饶孟侃还参加了新月社的活动。新月社成立于1923年3月，据徐志摩讲，新月社前身是聚餐会，后来发展为有固定社址的俱乐部。目的是想集合大家的力量，自编戏，自演剧。社名是徐志摩根据泰戈尔《新月集》所取，地址就在北京西交民巷西头松树胡同七号。活动除了每两周聚餐一次外，还自编自演小戏，举行新年年会、元宵灯会、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等。当然，这里的新月社与后来的新月派并无联系。

1924年7月，饶孟侃从清华毕业，因为膳食不洁与斋务一外籍职员发生争执，职员以阻止留学相要挟，一怒之下，他放弃留美，呆在北平，与朱湘等同住，每日吟诗作文，不亦乐乎。

1926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诗人中最早作出反应的是饶孟侃和闻一多，他们相继发表了揭露敌人暴行、歌颂爱国志士的诗篇。同年3月25日，离惨案不到七天，饶孟侃率先在《晨报》上发表了22日写成的《三月十八日——纪念铁狮子胡同大流血》，充分表达了诗人难以压抑的愤怒。

1926年4月1日，《晨报·副刊·诗镌》创刊，饶孟侃和闻一多成了最卖力的人，他们经过不懈地努力，把《诗镌》创刊做成了纪念“三月十八血案的专号”。值得注意的是，《诗镌》第一号发表了饶孟侃旧稿改成的《天安门》：“前面那空地叫天安门，如今闹的却是请愿和游行。不知道爱国犯了什么罪，也让枪杆儿打得认不得人？——身上是血，脸上发青，好不容易长成个人！……”这首诗与闻一多的《欺负着了》相互呼应，呼喊着正义之声。这次“诗歌之和”是饶孟侃和闻一多等倡导文艺运动与爱国运动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在当时影响颇大。

1931年1月，徐志摩等人创办了《诗刊》，饶孟侃和闻一多依然是最卖力工作的人。徐志摩在《“诗刊”放假》中这样写道：“实际上我虽则忝居编辑的地位，我对《诗刊》的贡献，即使有，也是无可称的。在同仁中最卖力气的要首推饶孟侃与闻一多两位。”

当然，徐志摩本也是位勤勉的人，他这样说包含有谦虚的意思，但他说的的确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徐志摩在《“诗刊”放假》的结尾又写道：“孟侃从踢球变到做诗，只是半年间的事，但他运用诗句的纯熟，已经使我们老童生们有望尘莫及的感想，一多说是‘奇迹’，谁说不是？”

新月派诗人

《诗镌》在11期后停刊了。新月社解散，大家纷纷南下。饶孟侃也来到上海，任教于复旦大学。1927年6月，饶孟侃在上海和闻一多、胡适、潘光旦等共同筹办新月书店。书店于7月1日在环龙路别墅四号正式开张，总发行所开始设在望平街，次年迁到四马路中市九十五号，编辑所设在麦赛尔蒂罗路一五九号。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沅为经理兼编辑主任，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饶孟侃、叶公超、胡适等11人为董事。

与此同时，新月同仁开始筹办《新月》月刊。经过半年多努力，在1928年3月10日，《新月》在上海创刊，编辑署名为：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新月》一出版，便给人以清新的印象，风靡一时，很快销路赶上了《东方杂志》。然而，其内部的矛盾和问题也随之而来了。

饶孟侃在其未刊稿《关于新月派》中说道：“不久闻一多因去南京教书，离开了上海。虽说轮着他集稿，还是一切由他作主，但更多的具体安排不得不由我暂来代替，事实上我便多编了一期。因此又起了矛盾，原来胡适便想趁机抓住这个已经有了号召力的刊物，因闻一多去南京，月刊已经显得力量薄弱，原议由他另办一个《苦茶月刊》，岂不是更分散了精力吗？所以不如趁机合作，而得其便。胡事前没有料到他竟会如此遭到反对，碰巧这时他所推荐的一部（陈衡哲写的）诗集也被我这个审稿人否决了，因此大发雷霆，扬言要抽出他那一部已排印了一半的《白话文学史》，似乎真的要和大家决裂。其实这仅仅是一种姿态，大家也没有被他吓倒，于是徐志摩、余上沅便来出面转旋，劝我们同意改组月刊，把三人改为五人（亦加上梁实秋和叶公超）来敷衍他的面子，这算是第二次的分歧。”

面对新月派内部日益复杂的矛盾，饶孟侃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刊物只登文艺创作及学术理论，不陷入政治纷争，特地写信征询闻一多的意见。闻一多完全赞成他的主张，并建议“日后多写作，努力教书，最好一有机会便离开上海。”这个劝告，深深影响了饶孟侃，使他和新月派逐渐脱离。

接到信不久，他便和刚从美国归来的朱湘一起去安徽大学教书了。饶孟侃说：“老友的劝告使我毅然决定于1930年8月和朱湘一道去安徽大学教书。这一走不仅与‘新月’日益疏远，而且把我的诗性也带走了，因为从这时起，我已很少写诗、译诗，并决定绝不出诗集。”

1931年9月，陈梦家编辑的《新月诗选》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其中选饶孟侃诗有：《呼唤》《蘅》《招魂》《走》《无题》《三·一八》等六首。陈梦家在序文中指出：“……同样以不苟且的态度在技巧上严密推敲，而已单纯的意象写出清淡的诗，是饶孟侃。澄清如水，印着清灵的云天。《呼唤》《蘅》《招魂》，全一样皆是清淡可喜的诗。四行《走》有他试创的风格。”

之后，子离(即饶孟侃)真的没怎么写诗了。他曾讲：“整个三十年代，我只写了两首诗给《学文》。这说明我在刚转入三十年代时已经事实上退出文坛了。

饶孟侃离开上海之后，先后到安徽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任教。1939年8月，应国立四川大学聘，他到成都任外文系教授，一直到1954年9月。他在外文系主要讲授英国文学、英诗和莎士比亚，最后还担任过系主任一职。在这整整十五年时间里，他与川大和成都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1939年4月21日，《半月文艺》创刊，这是由四川大学学生方敬等人组织的文艺研究会主办的，刊物延至1942年9月15日，共出版10期，其活动达5年之久，在当时川大师生间影响颇大。在这段时间里，饶孟侃对这些文学青年给予了很大的鼓励和帮助。林栖在《五年来的文艺研究会》一文中说：“文艺的空气，这时也特别的活跃，文研会的会员由三十九人猛然增加到一百多名，我们的导师也增加了有顾绶昌、饶孟侃、周熙良、刘盛亚诸先生，他们给了我们许多的帮助，忠实热忱地指导，是大家同学感激不忘的。”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暗杀，举国震惊。1946年8月18日上午9时，成都各界借西顺城蓉光大戏院举行为领导民主运动而被暗杀的李公仆、闻一多两位烈士开追悼会。张澜、李璜、邵从恩、李伯申、范朴斋、马哲民等各界人士二千余人到会。李璜、朱自清、张澜等相继发言，张澜慷慨演说，主张严办凶手及幕后主使人。会后，一伙暴徒尾随张澜，以大玻璃瓶等猛掷，导致其头部受伤。在如此白色恐怖之下，与闻一多有着深厚友情的饶孟侃，不顾生命危险，参加了追悼会。老友虽逝，但饶孟侃的愤怒和思念并未随时间的磨损而减少。

闻一多

1965年6月15日，他在外交学院写了《夏夜忆亡友闻一多》（七律两首），发表在1965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再一次表达了对老友的哀思。其诗如下：

一、

书生宁不计安危？耻见千家泣路歧。志定自甘蹈虎尾，德尊方赖树熊旗。

红旗已指凌霜径，青史应图斗雪枝。浩气长存君亦在，和云伴月耀神奇。

二、

感旧年年发邃思，蝉鸣稻熟燕飞时。繁英铺地疑调色，巨浪滔天想怒姿。

楼耸龙坑湮“死水”，花开艺苑茂新诗。此情欲报无星使，故向滇南奠一卮。

--吊亡友杨子惠

来，你不要迟疑，

趁此刻鸡还没有啼；

你瞧远远一点灯光，

渔火似的一暗一亮--

那灯下是我在等你。

来，你不要迟疑!

来，为什么徘徊?

我泡一壶茶等你来。

你看这一只只白鹤，

一只只在壶上飞着，

是不是往日的安排?

来，为什么徘徊?

来，用不着犹夷；

趁我在发愣没想起，

你只管轻轻的进来，

你落叶飘下了庭阶，

冷不防给我个惊喜。

来，用不着犹夷!

有一次我在白杨林中，

听到亲切的一呼唤；

那时月光正望着翁仲，

翁仲正望着我看。

再听不到呼唤的声音，

我吃了一惊，四面寻找；--

翁仲只是对月光出神，

月光只对我冷笑。

饶孟侃是著名的“新月”诗人，也是“新月”著名的诗歌评论家。在新诗创作中，他始终遵循其诗论主张。他的诗意象单纯，感情浓重，朴实自然，既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也反映了他在创作上的一贯追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

饶孟侃的学生王星泉

王星泉先生从小受到良好的中西文化教育，他的老师新月派诗人饶孟侃在他小时就鼓励他研究神话，使他有了明确的人生目标。老师告诉他：“神话是一个民族人格的展示，心灵的表白，对待客观事物的精神准则。”从1944年到1966年王星泉先生钻研中国神话20多年。他查找古籍、文献，在民间收集传说，访问700多人。

王星泉又跟随父亲的挚友、新月派诗人饶孟侃学习英语，所用的教材是希腊和罗马的神话，他觉得这些神话中充满一种浪漫而豪迈的美，并为此感动不已。一次，饶孟侃表情凝重地对他说：“孩子，这些神话很美吧，其实中国也有神话，更有一种壮丽的美，但是散失在民间了。希望你长大了能以毕生精力去收集、整理和研究中华民族的本源神话。”

闻一多《死水》是一首广为传诵的诗作，关于它的写作缘起，闻一多的朋友饶孟侃解说道：“《死水》一诗，即君偶见西单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有感而作。”若饶说确凿无疑，那么闻一多心中的“死水”形象应当产生于触景生情的那一刻。但是，诗中“死水”不能被轻易断言就是二龙坑的那个死水，或者说是不是二龙坑的死水已经不重要了。它进到作品中被添加了深刻的思想感情，只不过这种思想感情很含蓄，以致历来为人们所不断探寻，有论者总结了“死水”的三大象征意蕴：从创作时间看象征腐败的美国社会（其时诗人尚未回国），从发表时间看象征北洋政府（其时诗人回国后正在北京），从诗集出版时间看象征黑暗的中国社会（诗人理想失落，退出诗坛）。因此我们说，“死水”形象是客观内容与主观情思相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