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5-08 16:32
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是从建立在航海、商业、殖民基础上的海上文明中孕育催生出来的。晚清中国社会，在绵延了2000多年的专制主义政制的荫庇下，在西方列强兵临城下的炮火淫威中，不得不被迫开始对前来挑战的海上文明做出回应。1866年，经左宗棠等晚清重臣的竭力倡导和说服，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接任筹建福建船政局。为船政之需，沈葆桢于1866年在福州城内于山白塔寺（即定光寺）开设“求是堂艺局”，这就是马尾船政学堂的前身。1867年该学堂迁往福州马尾港，马尾从此成为福建船政局的基地和中国近代海军事业的摇篮。
马尾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主要学习如何制造船舰，后学堂主要学习如何驾驶船舰。无论是福建船政局还是其所辖属的马尾船政学堂，其设立的目的都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政府和官员士绅们，希望在“技”的层面上回应海上文明。号称当时远东第一大造船厂的马尾船政局，直接担负起了试图使中国社会能够拥有自己的坚船快舰猛炮的重任。
晚清中国以造船练兵为主要手段的“洋务运动”，只是努力在“技”或“器”的层面上回应海上文明的挑战。至于“政”和“教”的层面的回应几乎没有展开。原因是：执政的清廷担心因“政”的回应而导致王权的瓦解，所以不愿意在“政制”层面上有所变革以回应海上文明的威胁；中国的广大士绅骨子里固守中国本土文化的优越感，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沁入骨髓，所以在文化价值理念等“教”的层面上也难于回应海上文明的挑战。
然而，仅仅局限在追求“富强”的“技”的层面对海上文明进行回应，这对中国社会近现代化的变革是远远不够的。当时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主张变法的王韬认识到，马尾船政局等在“技”的层面上回应海上文明本身就有局限，因为所有的“技”都由“西人指授”，用今天的话说，洋教习们掌握着核心技术，中国学来的永远是人家二流或三流的已被淘汰的“技”，这样中国永远跟在海上文明的身后亦步亦趋，永无出头之日。中国的“急务”是要致力于培养出有自主创新变革能力的人才。
那么，如何改变唯“技”是求的局限性呢？王韬等人认为“技”的回应只是“末”，关键应该在“内本”——“政”和“教”上有所作为。但王韬等有识之士所理解的“政”与“教”依然是持守中国本土的，他们都还不能深入思考为什么中国社会现实的“政”“教”状况与孔子以来所主张崇尚的“政”“教”理想之间悬如冰火两重天。直到从马尾船政学堂走出了第一届的毕业生严复，中国近代士人才开始了从“政”与“教”的层面回应西方海上文明的努力。
尽管福建船政局和马尾船政学堂只是清廷被迫在“技”的层面回应海上文明的产物，但是，它客观上为中国社会培养造就出了一批试图在“技”“政”“教”多领域全方位回应海上文明、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发展开出新路径新境界的民族精英。船政洋务培养造就了严复、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萨镇冰、陈寿彭、王寿昌、詹天佑、马建忠等诸多人物，他们不仅是中国近代海军事业发展的先驱，更是试图在“技”“政”“教”多领域回应海上文明卓有建树的风流人物。
1874年日本出兵侵占台湾。马尾船政第一届毕业生严复、林泰曾、刘步蟾等，随沈葆桢入台保台，他们到台东沿海探测港口、地形、气象、海况和日本的海陆军情报，为清廷驱逐日军保台成功作出了贡献。严复等人留欧归来后，多成为李鸿章兴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和北洋舰队的中坚人物。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主持教务和校务长达20年，为中国海军培养了大批将士。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全面溃败。严复痛定思痛，认为“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
随后，严复在1895年2月至5月间持续发表了4篇政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深刻针砭了中国社会在长期的专制政体下的种种弊端，指出中西方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待“自由”的不同上，鼓吹中国社会的变革应该树立“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治理念。同时，严复对阻碍思想创新的科举制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提倡“黜伪而崇真”、实事求是的精神，并试图用“自由”和“人道”的理念教化中国大众，以期开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中国社会新境界。严复试图在“政”“教”的层面上回应海上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中国社会如何在列强纷争的复杂国际局势中求变革，严复有清醒的认识。他希望中国社会稳健地回应海上文明。面对咄咄逼人的海上列强，严复主张中国自身应建立强权政府，以避免被海上列强蹂躏瓜分的厄运。他认为，应通过聚精会神地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和致力于知识“学问”的创新，以建设强权政府，这样才能挤入国际社会竞争的游戏平台“公道”中，与海上列强相抗衡，这是严复对当日中国政府的期待。
与严复同为马尾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的陈季同，是晚清中国外交界声名和影响力仅次于曾纪泽的外交官。陈季同谙熟国际法，他在欧洲处理外交事务期间，不但首以法语著作在法国报刊上宣传介绍中国社会，让罗曼·罗兰等法国人士深为服膺；更努力通过国际法等国际社会通行的游戏规则处理中外事务，在国是日艰的形势下，试图通过国际“公法”争取和维护中国利益。1897年，他和梁启超、汪康年、经元善等倾向变法维新的人士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学会书塾，这是近代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
陈季同的弟弟陈寿彭是马尾船政第三届学生，毕业后曾游学日本、欧洲，回国后成为两江总督周馥的幕僚，入宁波办“储才学堂”，和兄陈季同一起勘测疏导永定河，翻译了《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并在上海和妻子薛绍徽共同翻译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外国列女传》等，造就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女翻译家、女学士薛绍徽。陈季同兄弟家人和朋友同道的作为，代表了中国社会有识之士为在“技”、“政”“教”领域全方位回应海上文明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与陈寿彭同为马尾船政学堂第三届学生的王寿昌，则直接促成了好友林纾对《茶花女》的翻译。林纾不懂外语，精通法语、日语的王寿昌亲自为林纾担任《茶花女》的口译。正如陈季同造就了创作《孽海花》，对法国文学深有了解的曾朴、陈寿彭造就了女翻译家薛绍徽一样，王寿昌催生了作为翻译家的林纾和林译小说。而无论是曾朴、薛绍徽，还是林纾，他们的文学成就为开启中国社会的新民智，为重塑国人的情感、信念、文化价值等，为中国社会在“教”的层面上回应西方海上文明，都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马尾船政学堂和它所造就的民族精英都飘零在了历史的风雨中。然而，他们的精神遗产至今仍可为国人汲取养分，至少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勇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精神。马尾船政学堂走出的一代精英绝大多数都有敢于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开拓精神。严复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人物。在举国上下努力建设创新型社会的今天，培养有开拓进取精神的一代新人依然是中华民族变革图强的关键所在。
其二，稳健变革的精神。以严复、陈季同等为代表的马尾船政学堂的一代精英，都主张中国社会必须在“技”“政”“教”多领域全方位地积极变革，以回应海上文明的挑战。他们同时主张变革必须是稳健的，而不是冒进的或守旧的，他们致力于中国社会以开放的姿态融入近现代国际社会，试图在近现代国际通行公约即国际法，或中国社会本身确立的符合现代文明进程的“法”的框架下，有序地变革中国社会，他们对中国社会应走渐进式的法治理性变革之路的认识近一百年来多被以革命为主流的国人所误解。当前，有必要重新梳理和认识以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稳健变革的理论和思想。
为船政之需，马尾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主要学习如何制造船舰，后学堂主要学习如何驾驶船舰。无论是福建船政局还是其所辖属的马尾船政学堂，其设立的目的都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
1866年在福州城内于山白塔寺求是堂艺局
1867年该学堂迁往福州马尾港，成为福建船政局的基地
1952年8月全国院系调整，并入福州工业学校、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福建航海专科学校）、上海船舶工业学校
前学堂：魏翰（造船专家、民国时任海军造船总监、福州船政局长）。
后学堂：刘步蟾；邓世昌；严复；叶富；罗丰禄；林永升；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詹天佑；刘冠雄。
以上为在前学堂，后学堂毕业的历史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