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30 14:07
浙江鄞县人，父亲马裕藻，母亲陈德馨。一九零三年父母双双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父亲在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进日本目白女子大学学博物，经过七年苦读，一起毕业。
一九一〇年马珏出生于东京，在日本期间马裕藻曾与鲁迅等人一起听章太炎讲文字音韵学。一九一一年马裕藻回国后，担任浙江教育司视学。一九一三年至一五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讲授文字音韵学。一九二一年任北大国文系主任，一九二〇年八月六日，《鲁迅日记》云：“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是两人共事于北大之始。
马珏晚年在《女儿当自强》一文中，这么回忆着：“鲁迅先生一度在北大任教，与我父亲是同事，他们性格相投，过从甚密。鲁迅先生经常来我家做客，与父亲一谈就是半天。”在1925年间，年仅十五岁的马珏写下了《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刊登于1926年3月的《孔德学校旬刊》上，那是马珏所就读的学校刊物。马珏晚年回忆道：“不久，鲁迅先生来孔德学校，读到那期《孔德旬刊》，我没想到，先生看到我那篇小文章后，十分高兴。他夸我写得好，说我写的都是实话。后来先生把它收进了他亲自编选的《鲁迅著作及其他》一书中。他还送书给我。过了几天，父亲还带我去八道湾鲁迅家去玩。从那时起，鲁迅先生到我家，常问起我；如果我在，便和我说几句话。我们还多次通信。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我向鲁迅先生请教的信和鲁迅先生的回信自1926年元月3日至1932年12月15日，通信持续六七年之久。1926年元月3日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夜，得马珏小姐信。’这封信是我对元月一日先生寄赠《痴华鬘》一书的道谢信，信中也表达了对先生敬慕和渴望指教的热烈愿望。鲁迅先生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几乎每信都回。非常令人痛惜的是我珍藏的那些鲁迅的亲笔信，在30年代初白色恐怖中被烧毁了。” 今查《鲁迅日记》中记有马珏者，共有五十三次之多，其中马珏给鲁迅信有二十八封，而鲁迅回信有十三封，另有送书。
马珏又大约在1926年给鲁迅写信，如实地把学农的志愿告诉了他。复信接到也很快。鲁迅先生在信中热情支持和鼓励道：“女孩子学农的不多，你想学，我赞成。”1928年春，马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0年转入政治系本科。对于她后来上政治系，完全因为父亲的关系，父亲让她上政治系，二妹马琰上法律系，是认为“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他还对马珏说：“你出来可以当公使。过去当公使的都是男的，他们带夫人出国。你开个头，由女的当公使，你带丈夫去赴任嘛。”又对二妹说：“你可学习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1929年5月17日，鲁迅从北平给上海的许广平写信中说：“今天下午我访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渔，他未回，马珏因病进了医院许多日子了。”到了5月29日，他给许广平的信又提到：“晚上是在幼渔家里吃饭，马珏还在生病，未见，病也不轻，但据说可以没有危险。”鲁迅对马珏是十分关爱的，马珏后来才读到《两地书》的这些文字，她表示十分的感动。马珏还说，“鲁迅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为我起了个号，后来觉得字过于生僻，就通过父亲转告我，可写成大家都认识的‘仲服’。称仲，是因为我排行第二。”
1932年11月13日鲁迅从上海返回北京探视母病，马氏父女曾来看他，鲁迅铭感得很，他在11月20日给许广平的信就说：“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
马珏长得非常漂亮，在北大被称为“校花”。北平曾流行过一句话：马裕藻对北大有啥贡献？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北大生了个漂亮的女儿。马珏有多漂亮？马裕藻一位学外语的朋友曾这样赞美：“像大理石雕出的那么美。”据说马珏在北大读书时，每天收到十几封情书，甚至有装订成本的。
马珏被尊为北大校花，马氏一门与北大的渊源也很深。其父音韵学家马裕藻与章太炎、蔡元培交情甚笃，是北大著名的教授，马珏的女儿与女婿在在北大任职。马裕藻与其弟马衡、马鉴、马准、马廉都跻身北大，成为著名学者，世称鄞县“一门五马”。
1933年3月13日鲁迅在上海“得幼渔告其女珏结婚柬”。马珏嫁给天津海关职员杨观保，在当时又是一件盛事，《北洋画报》还刊登了他们的结婚照。据说杨观保与马珏相识已久，他对马珏颇为忠恳，每星期返平一次，经过长期交往，终获佳人芳心。但又有一说，指杨君（杨观保）能赢得美人归是疑有天助者，即此时有谣言发生，马珏不堪同学之讥笑，于是毅然与杨君结婚，当时马珏都还没有毕业。
十几天后，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今日寄上《萧伯纳在上海》六本，请分送霁（李霁野）、常（常惠）、魏（魏建功）、沈（沈观，沈兼士的儿子），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太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一天的工作》不久可以出版，当仍寄六本，办法同上，但一本则仍送马小姐，因为那上本是已经送给了她的。倘住址不明，我想，可以托幼渔先生转交。”
对于马珏的结婚，鲁迅不再送书给她的事，李霁野也说：“一次送书给我们时，他托我们代送一本给她，我谈到她已经结婚了，先生随即认真地说，那就不必再送了。”李霁野说他当时认为鲁迅太过于小心了。而后来他知道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污蔑鲁迅对她无礼，而导致兄弟失和的创伤之巨，因此导致出他过度的“防范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