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在商代甲骨文

9．我国商代最早的军事通信方式是击鼓传声。到了纣王时，才有了使用烽火的记载。

10．商周时，在传递边疆紧急军情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声、光”通信相结合的通信方式，即烽燧大鼓。

11．我国周代的军事通信包括两部分：一是边防通信，以烽火台为主；二是战役通信，即在攻防作站中的声光通信。

12．从西周开始，中国的通信组织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两套有组织的通信：一是烽火为主的早期声光通信系统，二是以步行乘车为主的邮传通信系统。

13．周代战争频繁，军事通信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为著名的是阴符与阴书，这是古代最早的密信。

邮传制度已大大发展起来，成为家喻户晓的事情。

15．西周的交通工具不断进步，首先在通信上使用了传车。

16．周朝，在通信方式上，除了边境通信（如烽火信号）是明显的接力传送外，主要是采取以专使为主的方式。

17．周王朝为使军令、政令准确迅速下达，建立了以西周首都丰镐为中心的邮传网路。

18．节是我国古代使用的一种用以传达命令、调兵遣使的凭证。早期的节名目较多，周代有龙、虎、人、符、玺、旌六节，后逐渐简化为一种路节，供使者或商人途中使用。

19．符节出现后，成了封建政权集中于君主的象征。在《周礼》中规定：山国用虎节，泽国用龙节。

20．进入春秋战国后，烽火台演变为绵延不断的长城，这是早期声光通信的一个飞跃。

21．春秋时，由于通信者的频繁往来，在干线道路上设置了馆、遽，供来往者使用。

22．春秋时主要的通信工具是车传。

24．战国时代封建经济不断发展，君主集权不断加强，各国派遣使者时，要由君主颁发一种信物---节。

25．有组织的规模较大的通信，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才开始出现的。

27．我国古代邮传发展到战国普遍应用了通信信物---符节。

28．兵符是战国时调兵遣将的信物。

29．秦王朝的建立，使通信方式发生了一种革命性的转变，这就是由过去的以专使通信为主改为以接力通信为主。

30．在秦朝，作为主要通信机构的是邮亭。

31．秦代邮传的特点是实行接力传送、路线固定、以律（邮驿的律令）保证。

32．1974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发掘出来的大量秦代的竹简，其中有关于邮律的记载，这是我国最早的“邮政法”。

33．为了解决通信接力传递诸多中转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秦朝制订了我国第一部有关通信的法令---《行书律》。

34．木牍

35．驿置和邮亭是汉代主要的通信组织。

36．汉代邮驿通信的三大要求是迅速、准确、安全，这与现代邮递的要求是一致的。

37．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国际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开始建立国际邮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丝绸之路。

38．有关汉代邮驿重要的史料来自出土的木简。

39．汉代的烽火燧通信是军事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严格规定和检查制度，一般说来，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

40．在公文封发方面，汉代实行了封泥方法，即在竹简外面的绳结处加封特制的粘土，并在泥上盖印，防止私拆泄密。

41．驿置是汉代递送文书的通信组织，但以传递紧急而重要的公文为限。传递方法以轻车快马为主，在交通干线上，每隔30里左右设立一置。

42．根据出土的汉简内容反映，汉代邮驿的具体工作过程包括封发、运递、时限与检查等三项内容。

43．汉代邮驿除了接待过往官员和运送货物外，主要是负责公文和书信的传递。

46．魏晋南北朝结束了秦汉时代的传驿分设，开创了隋唐时代的馆驿合一；这在中国邮驿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48．在通信牌符方面，曹魏除继承汉代的铜龙符、竹节使外，还创造了另一种信物---信幡。

49．晋代邮驿是由法曹主管，渐转为由兵曹或驾部郎管理的过渡时期。

50．在通信符节上，从中央到地方，南朝虽然仍保留了金虎符、竹节符，但更多的是靠尚书符、诏书。

51．北朝的通信组织基本上是朝着传驿合一的趋势发展。

52．隋初，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得到了加强，在通信方面，建有馆、驿、台传。

53．隋代的邮驿机构称为驿传，隶属兵部，唐代改属驾部；宋代大致沿用唐代的方法，另增设急递铺，专门办理紧急军邮。

54．隋唐的邮驿与前代的最大区别是传和驿完全合一。

55．隋唐的国内驿路以长安经洛阳至江淮的驿路最为重要。

56．隋唐建成了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路网。

57．隋唐的驿铺设于驿路之上，一般兼有通信机构和官方招待所的双重作用。

58．隋唐时的文书性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央发往地方的诏旨、文书；另一种是地方上报中央的文书。

59．隋唐时期，在边境和作战时的通信主要是烽火通信，与驿密切相联。在内地，军事文书除露布是派遣专人传递外，一般都交驿发递。

60．隋唐时，北方的各少数民族相继建立地方政权后，也有自己的通信组织，如突厥在没有文字时，用金镞箭以为信契，用蜡封印。

61．隋唐的邮驿制度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包括行政和监察两大部分；唐代邮驿的中央管理机构是尚书省。

62．隋唐的文书一般是囊封，也有函封或用竹筒封装的，运递人员把它装进身背的口袋内进行传递。著名的《宋国夫人行图》就是一幅珍贵的描绘驿使背着信袋运送书信的壁画。

63．隋唐馆驿的规模大小不一，在《唐六典》中有严格的规定：都亭驿可拥有75匹马，配备驿夫25个；诸道第一等驿可以有60匹马，20个驿夫。

64．隋唐时期，坐落在山南西道梁州（今陕西省褒城县）的褒城驿

65．唐代邮驿的中央管理机构是尚书省的兵部，这就改变了汉魏历代由法曹兼管邮驿的体制。

66．隋唐邮驿的规模相当大，唐代全盛时共设驿1639个，其中陆驿1297个，水驿260个，水陆相兼的驿86个，从事邮驿的人员达2万余人。

68．由于中日往来频繁，唐驿的组织也被引进到日本；日本后来所建立的邮驿，其任务、设备、工具、方式都大体上仿照此；到北宋初年，日本已有414个驿。

69．唐代驿站遍布全国，其中陆路行程为每日马行70里，车行30里，急递则必须飞骑日驰300里。

70．唐代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报纸---《开元杂报》，它是直接交驿后再传递到各道州或节度使的。

71．宋代邮驿

72．宋代主管邮驿的机关有二：一为兵部，一为枢密院。

实封

74．北宋时，递铺的基本限程分四种：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

75．收集在《永乐大典》中的《金玉新书》是两宋递铺法规总集，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古代较为完整的一部通信法规。

77．金字牌急脚递，始设于宋神宗时，是为军事需要服务的。

79．北宋建立的一套较为健全的递铺组织，特别是急递铺组织，为以后各朝所继承，一直延续到清末。

80．驿站是传递政府公文的机构，很长时期禁止寄送私信。直到公元985年，皇帝宋太宗才诏令臣僚，允许臣僚把他们的家信交驿附递。

81．我国现存的姑苏驿亭遗址，位于苏州，建于宋代绍兴14年。清代同治十年为该驿亭题写的著名对联是“客到烹茶旅舍权当东道，灯悬待月邮亭远映胥江”。

82．宋朝为了确保邮驿的传递速度，在机构设置方面“均地理”（按照地理条件）；在时限方面要求“谨时刻”；在布局方面要“亭传相望”；在监督检查方面“分置巡辖”，制度相对较为完善。

83．递捕在宋代是直接承担通信的组织。

84．宋代用于通信传递的组织还有递铺，可分为三种，即：步递、马递和急脚递。

85．同两宋时期的驿所相比，递铺有三个长处：一是距离短、机构多；二是昼夜不停、接力传送；三是深入内地，形成规模庞大、四通八达的通信网。

86．为了沟通中央与地方、后方与前线的通信联系，南宋王朝在东南沿海及边防要地先后建立了“斥堠”与“摆铺”、急脚递，传送紧急文书。

87．我国最早开办的古代地方邮驿机构是摆铺，供传递文书和私人信函，创设于南宋。

88．我国史传中，最早成功地利用鸿雁传递书信的是南宋时期的郝经。

89．元朝因袭旧制，由兵部管理驿站；同时元政府又在中央设立了专门机构---通政院，管辖全国驿站。

90．元代驿站是以路（府、州）为枢纽设置的。

91．元代专门传送官方普通文书的组织是急递铺。

92．元代常用的驰驿牌符有金银字圆牌、海青牌及铺马圣旨等数种。

93. 明代中央管理邮驿的机关为兵部车驾清吏司。

94．在明代，除了兵部外，还有一个与邮驿有密切关系的机构，即通政司。

95．站、递、铺三者紧密结合、互相补充，成为明代邮驿的三种基本组织形式。

96．“符验”是公差人员驰驿的证明（凭证或护照），没有符验的人严禁驰驿。明代的符验包括符验、勘合、火票三种类型。

97．明代洪武年间创建的明驿是从正驿名、开驿路、恤邮传、定驿制、严法纪、惩贪官等方面着手的。

98．明代的急递铺网路以县（州）前总铺为中心，向四方辐射，逐铺相接，形成遍布全国的递铺网路，并与水马驿站相衔接。

99．明代在地方上，邮驿受布政使与按察使双重领导，而以按察使为主。

100．明初的会同馆，设于首都所在地，为全国驿站的部枢纽。

101．明代邮驿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一是征收驿银，横征暴敛，累害于民；二是支应驿差敲诈勒索，营私舞弊。

102．清代的邮驿，由驿、站、塘、台、所、铺六种组织构成，统称邮驿。

103．清代邮驿确定程限的基本原则是：因程设限，依限传递；因地制宜，区别对待；选择捷径，分泌必争。

104．清代的通信联系是通过以驿站为主体的水旱驿路网和急递铺为主体的步班递铺网两条渠道进行的。

105．清代的皇华驿是京师所在地的驿站，也是全国驿传的总枢纽。

106．在清代，内外衙门的寻常文书，均交急递铺传送。

107．清代传送公文，根据其性质与内容，可分三种方式：一是经驿站传送，二是派专差传送，三是由急递铺传送。

108．为在古代的驿路上实现一种更高的传递效率，清政府对邮驿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改造，首先是“裁驿丞，归州县”。

109．滚单即排单，是传送紧急公文时随附的单式，始用于清朝嘉庆年间。

110．为了解决通信需求的广泛性与驿递设置的局限性的矛盾，清政府在无驿的州县普遍设立“县递”，用以联系地方间的通信，弥补干线驿路的不足。

111．清代邮驿的设置较前朝更为普遍，由近2000个驿站、7万多驿夫和14000多个递铺、4万多名铺兵组成的清代全国邮驿组织，规模庞大，星罗棋布，网路纵横，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

112．在清代，“马上飞递”的出现，使驿站从间接地为通信使者服务到直接地承担通信事务接受并传递紧急文书，从而使驿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

113．清代官方的两大通信系统，一个是以“驿”为主体的驿递通信系统；另一个是以“铺”为主体的步递通信系统。

114．清代递铺通信组织呈现半瘫痪状态后，大量普通公文拥向马递，于是出现了所谓“附驿递送”。

115．“凡发递各辨以缓急”和“视事之轻重分别邮程之缓急”是清代公文传递的基本原则。

116．疏附衙是太平天国传递文书的机构。陈庆甲的《金陵记事诗》中写道：“剩瓦颓垣驿路斜，文书一骑来去赊。封头紧急加云马，心煞当差疏附衙”。这是对疏附衙和驿差的生动写照。

117．我国民信局产生于明代永乐年间，至1935年1月1日，国内民信局全部停歇。

118．民信局就其传递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传递国内信件和汇兑为主的信局，另一类是以传递海外华侨与其家属通信及汇兑为主的信局。

在我国古代，把骑马送信称为邮驿。据甲骨文记载，商朝时就已经有了邮驿，周朝时进一步得到了完善。那时的邮驿，在送信的大道上，每隔34里设有一个驿站，驿站中备有马匹，在送信过程中可以在站里换马换人，使官府的公文、信件能够一站接一站，不停地传递下去。我国邮驿制度经历了春秋、汉、唐、宋、元的各个朝代的发展，一直到清朝中叶才逐渐衰落，被现代邮政取代。

在古代其它国家也存在过这种骑马送信的邮驿制度。14 世纪时，中亚地区曾出现过一个强大而又短暂的帖木儿帝国，是由蒙古人的后裔建立的，控制着包括现在的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地的广大地区。帖木儿帝国制订了严格的邮驿制度，规定驿使每天必须走500 里路程，而且还赐与驿使一项特权，行路中需要换马时，不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寻常百姓，只要驿使提出换马的要求，都要用自己的马和驿使交换，如果拒绝就有杀头之罪。在一段时期内帖木儿的大军开疆拓土，屡战屡胜，与邮驿制度健全，信息灵通是分不开的。

邮驿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许传送官府的文件，而不允许传送私人信件。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人们对通信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出外经商的、做工的以及战乱年代被迫出征的战士和远离家乡逃荒避难的人们，都需要和家人亲友通信。特别是各地商人，为了互相交流商情、商谈贸易、寄递帐单等都迫切需要通信。于是民间传递信件的业务就应运而生了。大约在唐朝的时候，长安、洛阳之间就有了专门为商人服务的“驿驴”。

当时还有一种叫飞钱的办法，就是各地商人可以把在长安贩卖货物挣的钱存入各地方官府驻长安的机构。这些机构发给商人存钱的收据，商人拿着收据回到地方后，再凭收据到各地方官府取钱，这样就免除了路上被强盗抢走钱财的风险。明朝初年，在西南地区出现了叫“麻乡约”的民邮机构。那时候许多外省人移居到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的四川省，尤以湖北省孝感的人最多，他们虽然定居在四川，但仍很想念家乡的亲人，所以每年都定期举行集会，并推举代表，回乡探亲，同时也帮助同乡捎带书信和包裹，天长日久，就成了传统。于是人们干脆就成立了叫“麻乡约”的商行，专门负责替人传递包裹和信件，兼营货物运输。

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民间出现了专业民邮机构——民信局。民信局的出现是民间贸易、民间交往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民信局首先出现在著名的港口城市——宁波。那里工商业发达，是水陆交通的重镇，当地有许多人外出经商做官。当时的宁波绍兴一带人士遍布全国各地，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非常频繁，但托人转代非常不便，一封信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到达收信人手中。在这种背景下，民信局产生了。由于适应了形势的需要，所以民信局发展很快。不久，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大城市和一些沿海口岸相继建立了许多家民信局。这些民信局一般都有一定的管辖范围，路途遥远的邮件常常需要几个民信局互相合作，才能把邮件传递到目的地。当时的民信局经营范围很广，既能传递信件、包裹，也能汇兑银钱，甚至还能托运一些大件物品。民信局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全国大小民信局多达数千家。在广东、福建的沿海地区还出现了专门为海外侨胞服务的民信局——侨批局。那时候许多穷苦百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飘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去谋生，虽然身在海外，但仍心系故土，需要和家乡的亲人通信联系，也需要给家人寄回金钱和物品。民信局为了满足这些人的需要，成立了专门为侨胞办理通信和汇款业务的机构，只是因为福建方言中把“信”说成“批”，所以才叫“侨批局”。

具有现代意义的邮政局——大清邮政是于1896 年正式成立的。它是由当时霸占我国海关税务大权的英国人赫德一手创办的。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帮助我国发展邮政通信事业，而是为了进一步掠夺中国的财富。以后几十年，从英国人赫德到法国人制黎、铁士兰，帝国主义列强一直控制着中国的邮政，并从中榨取了不尽的财富。但是当他们迫不得已将这项主权交还中国政府的时候，却声称中国政府反欠他们184 万余两白银。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侵犯我国邮政主权的另一方式是他们纷纷在中国开办叫“客邮”的机构。这些机构名义上是为在华的英、法、美、德、俄、日等国的侨民提供邮政服务，但实际上却是他们用以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情报的情报网。在帝国主义的排挤、压制下，我国的民邮组织逐渐被削弱了，并最终于1935年停办。1949年解放后，邮政事业才真正获得了新生，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国邮政业务的覆盖面得到了迅速扩大。

蔡中郎“双鲤尺素”

东汉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他的名字叫蔡邕，汉献帝曾称他为左中郎将，所以后人以蔡中郎称之。在《玉台新咏》中收录有汉代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一首，署名为蔡邕。诗中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首诗抒发了离别夫妻的思念之情，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在民间广为流传，诗中的“双鲤鱼”是指用两块板拼起来的一条木刻鲤鱼，它就是秦汉时期的信封。这种信封和现在用纸糊成口袋形的信封不同，是用两块鱼形的木板做成的。而“素书”，就是用素帛写的书信。“双鲤尺素”就是汉代常见的信封和书信。这种通信形式在汉代被广泛使用。直到唐代，人们还将尺素结成双鲤之形，作为书信标志，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寄令狐郎中》写道：“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可见，直到唐代，“双鲤”还是通信形式的代称。

陆士衡“黄耳传书”

西晋灭吴后，晋武帝为粉饰太平，延揽天下文人。时有江南大文豪，姓陆名机，字士衡，应诏到京都洛阳，做了著作郎。

陆机来洛阳时，从家乡苏州带来一只狗。这只狗通人性，受人喜爱，所以，陆机给它起了个美妙的名字——“黄耳”。

陆机在京师洛阳住得久了，一直没通家信，怀疑家有不测。有一天，他对黄耳开玩笑说：我很久不能和家里通信，你能帮忙传递消息吗？不想，这只狗竟摇着尾巴，连连发出声音，似乎表示答应。陆机大为惊诧，立即写了一封信，装入竹筒，同时装了一袋作盘缠的零钱，都绑在黄耳的颈上，放它出门。

黄耳顺着驿道向着东南方向而去。肚子饿了，就到路边驿馆里求食。驿馆里的人都感到惊奇，款待黄耳，让它吃饱喝足。离开时，它伸着脖子，示意付钱，否则不走。需要渡河时，它就在码头上嘶叫，待船靠岸，一跃而上。下船时，伸着脖子，示意付钱，否则不走。这样水陆兼程，一路来到苏州老家门口，一面吠叫一面衔起竹筒，看着陆机的家人从竹筒里取出书信。黄耳不在家中久停，临行前来回走动叫声不断，似还有所求。于是，家里人写了回信放进竹筒，装好钱袋，重又系在它脖子上，放它上路。黄耳沿着原路，昼夜不停返还洛阳。黄耳不仅把信送到了陆机的家里，还把家人的回信带了回来。家乡和洛阳相隔三千里，人往返需50天，而黄耳只用了20天。从此，黄耳就经常在洛阳和苏州之间的驿路上奔跑，为陆机传递书信，真真成了信使。

黄耳死后，陆机把它埋葬在家乡，刻石纪念它的传书之功。黄耳的坟墓，村人称呼为“黄耳冢”。黄耳传书的故事在洛阳和苏州两地代代相传，固定为成语“黄耳传书”。

母子相见石像驿

石像驿，即龙门驿。武则天崇拜龙门佛像，自称龙门驿为石像驿。该驿馆位于伊阙要塞之北，北对神都定鼎门，南向伊河小平原，东临伊水，西傍西山北麓，既是陆驿，又是水驿。以浮桥连接东西岸，供车马畅通龙门南北的是陆驿；以舟船来往与石像驿和彭婆馆十里伊水之上的是水驿。

这是神都洛阳通往南国的第一驿，地当洛（洛阳）楚（南国）大道要塞，水陆交会，行旅往来，人气之旺，堪比洛河天津桥畔。

公元657年，武则天抱着一岁的婴儿李显从长安移居洛阳。龙门山水，万尊佛像，深深地吸引着未来的女皇：春暖花开季节，漫步在伊水侧攀；酷暑盛夏之时，乘凉于香山寺内。660年唐高宗染疾，武则天代为理政，每当闲暇之余，常带僚属和子女来游览。当时，尚在童年的李显，跟随母亲左右，每次都不例外。

683年十二月，唐高宗崩于贞观殿，太子奉遗诏继承帝位。

李显本无治国之能，一切听命于皇后韦氏,甚至公然声称，要把国政委托于韦氏父亲韦玄贞。一句话触怒母后，被贬为庐陵王，发配房州自省。

从被贬之时起，李显便带着妻子和仆人，按照母后的“安排”，暂居石像驿馆。684年四月，李显夫妇在卫队“保护”下。

这帮落泊之人，千里辗转鄂西房州(今湖北房县)，住进深藏于原始森林中的庐陵王府。从此，李显与世隔绝，在焦虑中度日，在绝望中挣扎。

光阴荏苒，一晃就是14年。14年间，李显备尝人间辛酸，度日如年；14年中，母后文经武纬，由 乱入治，君临天下，改唐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女皇。14年的岁月，将李显送进中年，同时将武皇送入晚年。也许是“人之将老，心慈手软”，眼见朝中大臣武姓日多，天下人议论纷纷，再有狄仁杰的语重心长的苦劝，念子之情，屡屡从女皇心中升起。

698年三月，武则天终于开恩：还李显以太子之位，派员外郎徐彦伯到房州迎接庐陵王；同时，下令装饰石像驿馆，设置仪仗，张灯结彩，择吉日率百官，迎接太子还朝。月底，李显一路风尘，回到当年悄然离开的石像驿前。一时间，礼炮齐鸣，彩旗飞舞，人海浮动，武皇下辇召唤，太子跪拜问安，母子之情，洋溢在伊阙山水之间。

白居易疏通龙门驿

龙门是帝王出巡南国和发兵南征的南大门，处在其中的龙门驿，事关军国大计。但是，伊水两岸边车道狭窄，浮桥承载有限，龙门驿这个“天下咽喉”经常梗塞。为医治这一结症，隋炀帝时开辟了水驿交通：在龙门、彭婆两点设置水驿馆，建造中小型船只，招雇当地船工，日夜穿梭于伊水之上，及时将洛京的邮物从龙门水驿转载南国，将南国邮物从龙门水驿转到京城。

水驿交通开辟后，龙门驿水陆兼用，畅通无阻。此后，武则天统治时期和唐玄宗统治前期，责成洛州和洛阳县维护龙门驿设施，确保水驿昼夜不息。历经隋炀帝、武则天、唐玄宗三帝的“恩遇”，龙门驿持续繁荣，犹如天子之行宫。然而，随着“安史之乱”地爆发，龙门驿瘫痪，水驿中断8年。“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帝国元气大伤，水驿交通断断续续，直至白居易的到来才得以改观。

公元829年，58岁的白居易卸去官职，隐居龙门香山寺。

诗人到香山不久，便把目光投向山下的河面上：水势深深浅浅，不时有嶙峋怪石突出水面，驿船在水面上颠簸，经常触石遇险；船夫在岸上拉纤引船，严冬酷暑，日复一日。

香山寺僧告诉他，“安史之乱”以来，阙塞河道年久失修，河床高低错落，形成八个段落，船行于此，险象环生，人称“八节滩”。国家无钱改善，还要求水驿畅通无阻。一旦驿路中断，官府便要治罪，船工轻则受罚，重则下狱……听了这段诉说，诗人心泪不止，不能兼济天下，怎能独善自身？他暗自发誓，疏通八节滩，解除船夫疾苦。

诗人与好友智僧商议，决定募集疏通河道的经费。两人四方游说，走乡串村，劝有钱人出钱，无钱人出力。

就这样，两人奔走募捐长达16年。其间，白居易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变卖了自己心爱的皮袄和好友元稹赠送的银鞍玉带。

846年，伊河驿道终于疏通：怪石消失，险滩削平，伊水浩荡，驿船如梭。见到这一景象，诗人欣然挥笔，写下了《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

其一曰：铁凿金锤殷若雷，八滩九石剑棱摧。竹篙柱楫飞如箭，百筏千艘鱼贯来。振锡导师凭众力，挥金退傅施家财。他时相逐四方去，莫虑尘沙路不开。

其二曰：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