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19 10:33
“我”和老余在西南边区的一座山上迷路了，遇到一座小木屋，这座小木屋里有柴、有米、有水，是专门给路过的行人落脚用的方便之所。“我”和老余特别感动，想要找到主人表示感激之情，在三番两次的误会中，我们才得知这小屋子是当年解放军无偿修建供行人使用的，后来经过梨花姑娘、梨花妹妹等人的维护，一年又一年地起着作用。
1950年春，彭荆风随同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进入云南后，为了建设边疆，几十年来，多数时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工作、战斗，足迹遍及红河、怒江、澜沧江流域。边疆地势险峻，人民性格淳朴，风俗特异；那一时期一般人难以经历的战斗生活和民族工作，更是深刻地留存于彭荆风的记忆中。作为一个作家，彭荆风也有责任把边地人民勇于告别旧时代，热情拥抱新生活的过程，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他的许多作品，如在1955年、1956年先后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两本短篇小说集《边寨亲人》《佧佤部落的火把》，197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鹿衔草》以及与人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边寨烽火》《芦笙恋歌》，都真实地表达了彭荆风对云南边地的美好感情。
彭荆风表示：“我从前走在云南的哀牢山、无量山、乌蒙山、澜沧大黑山那些大山里，尽管山野荒僻，四周无人，但是都会在关键的地段，突然遇见这样无人看守、却能长久在风霜雨雪中存在的小茅屋，一颗悬着的心也顿时得到了安定。小屋的出现告诉我，今夜有了安全的宿处了，不必为无处歇宿而担心。在边地行走时，在深山大岭间错过了站头，不得不进入这类山间无人小屋过夜时，那份如在茫茫大海里获救的心情，是何等激动！所以，每一次经过那些小屋，每一次的歇宿，都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不仅也会在临走时积极地参与拾柴、维修小屋；而且在离开后还会时常想着，应该怎样通过文学作品去描述这些好人好事，把边地人民这种流传已久的朴实美德传播开去，与新中国成立后新社会正在提倡的新风尚相融合。”
“文革”中彭荆风经受了许多磨难。打倒“四人帮”后，彭荆风本来有许多痛苦的遭遇可以写，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伤痕文学”特别走红，彭荆风的7年监狱生活更是走俏的题材，但是彭荆风却没有写这些。因为作家总是急于抒写他最关注的事，所以彭荆风“文革”后写的第一篇作品是传递美好情感的《驿路梨花》。
1977年初春的一个下午，彭荆风正在读《宋诗选》。宋代大诗人陆游那美妙的诗句“驿路梨花处处开”，是那样令人神思遐想，也有力地撞开了彭荆风记忆的闸门，使彭荆风想起了从前在边地山林行走时，遇见的许多美丽的梨花林以及有关的人和事；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创作激情，冲击着彭荆风，于是他立即伏案疾书。
人物、事件熟悉，构思极快，写起来也就很顺手；那天下午3时开始写作，傍晚6时左右就写完了。虽然写作过程只不过两三个小时，却是经过了彭荆风几十年生活的积累和孕育；特别是经历了“文革”岁月、监狱生活的折磨以后，彭荆风表达了作为一个作家对人性美好的眷恋与追求。
“我”
故事叙述者“我”是一个带路人，读者在“我”的眼光指引下，沿着线性叙述顺序，跟着“我”经历了在小屋借宿的经过，也看完了“我”所看到的老猎人、哈尼族小姑娘等人助人为乐的行为和高贵品质。因为是严格的第一人称限知性叙述，“我”所不知道的、没有搞明白的事，读者也随之不知道，于是故事产生了一波三折的叙述效果，悬念迭起，引人入胜。
雷锋精神
《驿路梨花》的转述内容中出现的解放军战士是故事的焦点。他们是林中小屋的最初建造者，是“为人民服务”精神在小说文本中最初的践行者和发起者。瑶族猎人和哈尼族小姑娘是这一精神的传承者，而“我”和老余则不仅见证了雷锋精神在少数民族居住区得到认同、传递的事实，也亲身投入其中。三类角色共同完成了叙事链条的一个完整循环，即从旅行过程中完成了自我和他者身份的构建和再现，同时也完成了意识形态教化以及合法性论述的完整过程。而隐含在故事背后的“雷锋精神”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则作为缺席的在场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族国家
从叙述方式和故事发生的语境背景来看，《驿路梨花》当可归入20世纪70年代末期创作的“边地小说”。这一小说类型以边疆地区的风土人情构建故事，以边地风情和独特的文化景观生成文化意义。《驿路梨花》的文本更侧重于以统一的意识形态整合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想象，这是小说实现其道德伦理价值的重要条件。小说世界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此不是作为纯粹的幻想出现，而是构成小说推动现实社会的关键因素。创作者的写作策略是面向一种可操作的道德实践，并期待以此整合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族群的家国观念。文中身处地理边疆、文化边缘的少数民族人士对这一道德价值的接受、认同和自觉实践，勾勒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文化共同体得以维持的方式。换言之，《驿路梨花》对于边疆的书写既从文化和地理两个角度勾勒出中原文化的“他者”形象，也构建了“民族国家”这个隐而不显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凸显于小说中的旅行故事，本身就是作家参与社会生活并借以理解一个时代的手段。
社会主义道德
《驿路梨花》推出的主题是社会主义道德的传递，它围绕道德主题构建了一个美好的多民族混居社群，并与理想的公有制社会形态联系在一起。林中小屋是给陌生的旅行者居住的空间，由于共同信守的价值信条，陌生人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小屋没有锁闭的门、门上写着的“请进”许可所有路过的陌生人进入，屋里的东西允许任何人使用，消除了对于“他者”的警惕和区隔。“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原则在故事的世界里具体化为可操作和可传递的生活实践，构建起一种富有亲和力的伦理。
标题和主题的独特性
《驿路梨花》的标题具有美感，隽永悠长，有“一石三鸟”的效果。“驿路”就是那个“前不着村后不挨寨”的小路。以“雷锋精神”为主题的文章，已经很少了。作者重翻旧主题，表现出作者独出心裁的创作理念。“梨花”不仅指大自然中的梨花，同时也象征着雷锋精神世代相传，寓意着哈尼族小姑娘。作者通过对美好生活场景的描述，以及“梨花”等人物的描述，歌颂“雷锋精神”。
人物的精神美
《驿路梨花》描述了小茅屋里的人物，特别是小茅屋的主人，他们都有一种雷锋精神。这个已经在崇山深处保留了十年之久的小茅屋里，充分体现了小说人物对其的照料，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小茅屋里的人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品质，更好地阐释了雷锋精神，表现小说人物的心灵美。虽然在整篇小说中，“梨花”这个主人公没有出现，但是到处都有梨花助人为乐的故事。文中那些景物的描述，其实也是为了烘托梨花的精神品质。比如在小说开头：“山，好大的山啊！起伏的青山一座挨一座……消失在迷茫的暮色中”，作者通过赞美大自然的景色，来表达自己的赞叹之情。
情节描述悬念跌宕
《驿路梨花》主要围绕“我”和夜宿在小茅屋的老余而展开，同时还不断抛出悬念，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戏剧性非常强。“我”和老余发现了一个门板上写着“请进”的小屋，这里产生了悬念。当一个手提明火抢、须眉花白的瑶族老人出现时，“我”和老余认为小屋的主人就是他，之后老人跟我们说这个茅屋是方便人们打猎又饥饿又疲惫的时候住的。接下来又抛出了一个悬念，老人提到，这个茅屋的主人是一个哈尼小姑娘，名叫“梨花”，她非常喜欢帮助别人。之后，在“我们”给茅屋添草、挖排水沟时，出现了一群可爱的哈尼族小姑娘，“我”和老余认为那个“红润的脸，弯弯修长的眉毛，一双晶莹的大眼睛”是老人口中的梨花姑娘。此后又设置悬念。介绍这个小茅屋是如何被解放军建造的，以及这些小姑娘，和被梨花姑娘悉心照顾的小茅屋。整个小说围绕“谁是主人”这个话题进行讲述，之后引出解放军建设小茅屋的情景。小说中出现两个插叙，作者是通过“设置悬念——释悬——推出新悬念”将故事打开，层层递进、环环相扣。
精炼简洁的语言
《驿路梨花》语言简练，句子虽然比较短，但是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用词恰当，充分体现出人物性格特征和当时的情境。比如：在描述梨花和其他哈尼族小姑娘出场时的场景时，写她们从树林中“闪”出来，一个“闪”字充分表现小姑娘朝气蓬勃、活蹦乱跳的样子。而文中“驿路梨花处处开”的描述，不仅与小说题目呼应，也是提挈全文的一笔，达到了深化主题的目的。
1978年，《驿路梨花》被收录到初中语文教材中。
2017年，《驿路梨花》再次选入人教版七年级下册语文义务教育教科书第四单元第14课（2021年1月教材修订后变更为第15课）。
1977年，彭荆风发表于《光明日报》的短篇小说《驿路梨花》，是他在特殊年代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折磨、重新舒展开写作的双翼后，情不自禁抒发的对在云南边地与朴实、纯洁的少数民族人民诚挚相处时光的怀念，及对美好未来的呼唤。（《光明日报》评）
《驿路梨花》最初发表于1977年11月27日《光明日报》，后收录于彭荆风出版的小说集中。
彭荆风（1929年11月22日—2018年7月24日），出生于江西省鄱阳县，祖籍江西省萍乡市，中国当代军旅作家，历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代表作品有《驿路梨花》《鹿衔草》《断肠草》《师长在向士兵敬礼》《绿月亮》《解放大西南》《今夜月色好》《孤城日落》《太阳升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