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体乾 - 知识百科

高体乾

更新时间：2024-09-26 20:18

高体乾（1911年11月11日—1998年5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辽宁省建平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建国前曾担任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第十二支队队长，山西高平游击大队队长，山西壶关游击第一支队参谋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九团参谋长、九团团长、七团团长、纵队参谋长，太行军区第三、五军分区参谋长，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参谋长，太岳军区参谋处长，太岳支队队长，辽西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东蒙人民自治军骑兵第二师通鲁警备区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司令员，蒙汉联军司令部副司令员，辽吉军区第四（洮南）军分区司令员，西满野战军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参谋长，第四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4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军参谋长，赣西南军区参谋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5军参谋长，中南军区副参谋长兼训练处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役研究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他还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11年11月11日，高体乾出生于热河省建平县（现辽宁省建平县）孤山子乡白银代沟村（白银代为蒙古语音译，汉语是富裕的意思）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高赞兴，字化如。祖辈从山东潍坊逃荒至此。其父高景春是一位老实忠厚的农民，养了6个子女，因为生活负担很重，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以便将来成为高家的顶梁柱。高景春老人格外看重二儿子高体乾，便只送他一人进了私塾。高体乾自幼聪明好学，勤奋读书，很快完成了学业。后又到建平县高等小学读书，于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土地革命时期

1930年春，在父母、兄长和老师的资助、支持下，高体乾考取了收费较少的辽宁省沈阳第一师范学校，继续学习。高体乾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接触到了一些进步同学，其中一个叫管玉齐的同学给他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英勇善战的故事，以及国共合作，蒋介石背叛革命等时政要闻。这些内容，高体乾在穷乡僻壤的家乡从未听过，虽然一些名词术语一时还难以理解，但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特别是联系热河军阀汤玉麟压迫老百姓的实际，使他初步产生了反帝反封建的意识，开始憧憬革命。高体乾已不再满足于课堂上所学的课程，开始自学一些社会政治学方面的书籍，读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社会科学概论》《懒惰的富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概述》等著作，为他后来投身反帝反封建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打下了思想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高体乾正在沈阳读书，随后流亡到北平，在东北学院（东北中学）学习。日军耀武扬威举着太阳旗进入沈阳的情景，使高体乾心灵受到很大刺激。一次他出沈阳城，看到日本兵强迫行人向他们鞠躬，稍有迟缓便遭毒打，心情无比沉重，加深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决心宁死不作亡国奴，誓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东北沦陷后，当地兴起了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由张学良暗中支持，流亡在关内的东北上层人士出面组织，联络东北各界人士在北平成立了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筹集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

1932年1月，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在北平成立军政训练班，培养义勇军的军事干部，高体乾因找不到党组织，便积极报名参加了军政训练班，接受军事训练，在一个月受训期满后，即准备赴东北参加组织抗日义勇军的活动。5月，高体乾找到第一师范同学王旭（王新三，中共地下党员，建国后曾任煤炭部副部长）。王旭告诉他：胡友之（开国少将，建国后曾任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与共产党有联系。高体乾经与胡友之联系后，终于与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6月，中共热河特别支部派一个叫赵玉琪的同志找高体乾谈话，进行党纲教育，不久后，高体乾被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新成立的热河特别支部中，高体乾被选为支部委员，实现了他寻找共产党组织进行抗日救国的愿望。此后，时任中共热河特别支部书记的赵玉琪和高体乾等来到建平，任务是改编和组织东北义勇军，组织武装暴动，组建红军，建立苏区等。经过一个月的工作，他们秘密组织起一支200多人的队伍。高体乾等人的活动引起国民党热河省政府的注意，省主席汤玉麟下逮捕令，他们不得不于7月末撤回北平。8月，北平的救国会派彭振国任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司令，到热辽边境统一指挥各路义勇军。党组织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可以利用彭振国的合法名义到热东去组织队伍，于是再派高体乾回到朝阳进行活动。高体乾随彭振国出关，经青龙县、建昌县到达朝阳的六家子镇。9月15日，彭振国指挥各路义勇军4000余人袭击锦西县城所在地——江屯，激战到午后，锦州日军派来飞机助战，对义勇军阵地进行轰炸和扫射，义勇军队伍受到一些伤亡。黄昏前，又得到锦州的日伪援军即将到来的消息，彭振国看到义勇军难以取胜，便下令撤退。高体乾率领从家乡带来的20多人参加了这次战斗。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高体乾在建平、朝阳和敖汉等地组织了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编成8个团，其中有朝阳县大平房李景才一个团，炮手营子李希奇兄弟一个团，奈曼高家父子两个团，建平县小塘巩泽民一个团，公营子钱锡久一个团，王子庙田兴一个团，下洼地区张某某一个团。11月，高体乾回北平向组织汇报工作，组织决定派王旭和高体乾一同回建平开展工作。高体乾向彭振国汇报了组织义勇军的情况，彭振国授予这支义勇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第十二支队”的番号，任命高体乾为支队长。高体乾将这一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组织决定让高体乾继续在第一军团的合法旗号下开展抗日活动。

1933年1月底，彭振国携带着大批军需弹药到辽西，装备义勇军各部队，高体乾带第十二支队百余人到驻凌南的兵团部领了500套军装。2月，热河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抵抗了10天即撤走，仅有128人的日军先头部队于3月3日占领热河省会承德市。第十二支队被日军分割在建平地区，与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失去联系。高体乾、王旭率部向西转移，在八里罕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会合。第十二支队随第二军团进入宁城以西霍里霍川（今黑里河镇）大山后，第二军团被投降日军的热河自卫军包围并发生激战。高体乾率第十二支队担任后卫，离主力较远，未被日伪军包围。听到前面枪声激烈，高体乾判断是主力与日伪军交火，立即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第十二支队进了霍里霍川的川口，川口两侧的村庄和山上有人向支队射击。因分不清敌我，为避免发生误会，高体乾命令支队不要开枪，快速前进，一冲而过。进川后渐渐地看清了义勇军的军旗，第十二支队与军团主力会合。在得知前面的义勇军被日伪军分割成数段、川口两侧村庄有伪军防守的情况后，高体乾带第十二支队返回刚才经过的川口村庄，欲打破日伪军的包围。村中的伪军未料到第十二支队会杀回马枪，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第十二支队顺利地占领了村庄，掩护主力撤退。部队休整了一整天后继续行军，行至霍里霍川坝上，又突遭日伪军的伏击。高体乾带领30多人，在火力掩护下，连续攻占两个山头，敌军被击溃。高体乾在战斗中左臂负伤，战斗结束后军团部发给他500元慰问费，他将这笔慰问费全部分给了第十二支队的战友们。霍里霍川战斗是高体乾第一次带队冲锋陷阵的战斗，令高体乾一生难以忘怀，他曾写过一首《霍川战后题》的七言诗，记述当日战况：弃书学剑抗倭兵，投笔京华共出征。铁骑纵横辽热路，霍川大战显精英。霍里霍川战斗后，4月，部队经隆化、丰宁到察哈尔东部、沽源以南的独石口地区驻训。谢子长、阎红彦两人被派到高体乾部视察，并指示高体乾要尽力巩固和扩大这支武装。6月，由于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被国民党政府取消，第二军团粮款无着，被国民党军队孙殿英部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收编。7月，蒋介石为了破坏孙殿英与冯玉祥的同盟军联合，将第四十一军调到西北陕甘地区屯垦。第二军团的战士们闻讯后，纷纷要求返回热河前线，继续抗日。高体乾一面表示服从国民党第四十一军、第二军团的命令，一面秘密地做脱离第四十一军的准备工作。准备就绪后，高体乾以部队拉练为借口，率第十二支队轻骑夜行军150里，脱离了国民党第四十一军，率十二支队返回热西，在围场、丰宁、隆化一带游击。不久，被孙殿英改编的义勇军项国学部来到热西，十二支队便同项国学部联合活动。在得知冯玉祥、方振武等领导的抗日同盟军收复了察哈尔省很多失地后，高体乾派人与抗日同盟军取得联系，随后率第十二支队加入同盟军的战斗序列。在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下，冯玉祥被迫离开抗日同盟军出走。方振武、吉鸿昌和中共掌握的部队共15000人转移到张北，决定向南发展。高体乾率第十二支队随同盟军汤玉麟部由独石口、赤城南下北平，途中遭到国民党军刘桂堂部的袭击。在与刘桂堂部的激战中，高体乾左臂、胸部负伤。抗日同盟军在日、伪、国民党军的夹击下失败。汤玉麟的部队到达沽源一带时，被宋哲元部改编。高体乾率第十二支队退回独石口，与项国学部又单独在沽源、大滩一带活动。同年冬，十二支队给养发生困难，遂接受东北军骑兵第五师改编，驻防在龙关一带。12月，该师奉命移防河南省驻马店，高体乾所部于1934年夏在驻马店被遣散。高体乾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带领原十二支队的几十名被遣散的士兵离开。

1935年1月，由于北平党组织已遭严重破坏，一时很难找到，高体乾又回到家乡。这次他用了4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南至建平县的公营子镇，北至敖汉旗的下洼，西至奎德素镇、平庄煤矿的五家煤窑，东至敖汉旗的老虎山，方圆几百里的广大地域留下了他抗日救国的足迹。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揭露日蒋勾结，造成国破家亡的罪行，秘密组织了50余人的抗日武装队伍。6月初，他再次去北平找党组织。事后，赵玉琪和高体乾带领原义勇军战士六七人回建平开展武装抗日游击活动。不久，这支抗日武装就发展到七八十人，活动在建平县的罗福沟以东地区。1935年，建平县已被日寇占领了两年多。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并村联保”的统治措施，强化治安，抗日游击活动进入非常艰难时期。有时游击队白天宿营隐蔽不好，一旦走漏消息，地主武装、警察和日伪军就会很快包围过来。有一次，他们途经石佛沟时，决定在一个小山村宿营，不慎走漏了消息，拂晓时敌伪军占领了南山上的制高点，并疯狂地向村中射击。高体乾立即率队抢占石佛沟村的北山，边打边向东边的高山上转移。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他们凭着对地形的熟悉，与敌人在荒山野岭中周旋了一天。黄昏时，部队冲出了重围。在安置好伤员以后，他又率队转移到勿心吐鲁东山的水泉沟。天刚刚亮时，来到抗日骨干马云龙家隐蔽，以后又辗转到敖汉旗炮手营子以南地区进行游击活动。当时，还有另外两支抗日武装活动在建平、朝阳地区。一支是刘震东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两三千人活动在朝阳南部，另一支是蓝天林领导的抗日救国军两三千人，以北票县与敖汉旗交界处的大黑山为根据地，活动在敖汉旗的倒阁老营子以南地区。当时高体乾组织的抗日武装已发展到七八十人，正在罗福沟以东地区活动，他得知蓝天林部也在附近活动的消息以后，便主动与其联系，蓝天林当即表示愿意联合，两支抗日队伍从此联合抗日。此时，蓝、高、刘三股抗日武装力量，严重地威胁了日伪的统治。8月中旬，侵华日军决定进行秋季大扫荡，企图彻底消灭活跃在朝阳地区的抗日武装。日军精心组织了这次秋季扫荡，他们调集6个县的伪军，配合日军，分兵四路包围大黑山；指令各地自卫团（地主武装）配合警察，村村设卡，步步为营；又组织反动蒙古王公的骑兵跟踪追击，分头围歼抗日武装。9月13日，日伪军开始秋季扫荡，调集6个县的伪军，由日军配合，动用飞机、大炮，分兵4路扫荡大黑山。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两支抗日队伍与日伪军展开了殊死战斗，终于突破重围。在转移途中又经历数十次大小战斗，部队受到损失。为了保存实力，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抗日。10月底，高体乾在去北平寻找党组织途经朝阳时被伪警察抓获，他父亲用100块银圆将他赎回。

1936年3月，高体乾回到北平。此时，日军在北平近郊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到处挑衅，制造事端，战争一触即发。驻守北平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官兵抗日情绪高涨，坚决回击日军的挑衅，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抗日。北平党组织决定发动群众协助他们抗战，保卫北平。高体乾等经党组织安排，在北平市委的兵委会做秘密的士兵工作。8月，党派他到商都王英部秘密工作。11月，党又派他到冀东自治政府保安三总队当班长，任务是广泛地联络总队中的党员和进步士兵。其间，高体乾虽然肋膜炎病复发，但仍坚持参加集体操练，学习基本军事知识，多接触士兵，替士兵们写信、办事，很快就赢得了士兵们的信任，顺利地打开了工作局面。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于7月29日撤退。党组织派张希尧告知党员：市委决定党员同志到西山一带去开展游击战争。高体乾找到旧部十余人，于30日出城到西山打游击。途经八大处西边时，遇到二十九军300余名散兵，高体乾等人向他们宣传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介绍在东北进行游击战争的经验，并与他们一起联合抗日，组成抗日游击总队，不久编入冀察游击纵队。部队进驻房山县附近时，国民党军队从良乡向南撤退，冀察游击纵队也陆续撤到石家庄附近。9月初，部队撤到山西高平县，此时党在高平县已建立起群众抗日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高平县牺盟会缺少军事干部，冀察游击纵队党总支介绍高体乾担任高平牺盟会的游击队长，不久又担任中共高平县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高体乾有组织抗日义勇军的经验，到任后即带领十几名游击队员宣传群众，动员参军，一个月后游击队发展到100多人。11月，太南区党委决定他任高平县工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

1938年1月，高体乾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使高平县游击队由原来的一个班发展到具有3个中队的游击大队（300多人），高体乾任队长。游击队发展迅速，引起高平县政府反共顽固派的刁难。以高平县县长刘翰森为首的顽固派采取停发粮食等手段，极力瓦解牺盟会、游击队。高体乾认为，对顽固派的刁难，只有采取强硬的态度。于是他把游击队拉到县政府，逼着县长如数发放了军粮。高体乾在游击队内积极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当时在牺盟会工作的共产党员身份保密，可是在发展一位排长入党时，党员登记表不慎落到县长刘翰森手里。刘以此为证，把高体乾告到阎锡山处。2月，党组织将他调离高平县到壶关县任县委书记。县长张恒业（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外语学院院长）、公道团（阎锡山控制的抗日团体）团长、牺盟会会长都是共产党员，工作开展得很顺利。高体乾到壶关县不久，日军占领了长治，这时他就带领两个中队在长治、壶关两县的广大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相机打击日本侵略军。此时与壶关相邻的平顺县顽固派和公安局发动武装叛乱，乘日军进攻之际，杀害共产党员和牺盟会干部。壶关县公安局局长是反共顽固派，掌握着几十名警察，见状也蠢蠢欲动。高体乾当时正带领两个自卫中队打游击，看到事态紧急，便带部队回到县里。县长张恒业向他汇报了情况，高体乾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稳定住警察不发生意外。他提议将县政府仅有的几千元作为薪饷发给警察，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稳住他们。张恒业有些舍不得，说这些钱留在关键时刻再用。高体乾认为眼前就是关键时刻，否则反动分子煽动闹饷，局面就不可收拾！张恒业这才意识到情况严重，赶紧召开警察大会，宣布发薪。这一措施果然稳住了警察们的情绪。高体乾随后向警察晓之以理，希望他们顾全大局，不受汉奸和坏人挑拨，维护好地方治安。紧张局势终于缓和了下来。3月，太南区党委决定把壶关县自卫队编成壶关游击第一支队，高体乾任参谋长，实际负责支队工作。高体乾还兼任壶关县警察局局长。阎锡山为了控制第一支队，派了一个检查团，来调查中共在部队里的活动，并提出检阅部队，高体乾极力抵制，只派参谋处长去主持检阅。当时党组织在这支部队不公开活动，高体乾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由于占领长治的日军不断下乡抢粮，先在长治城附近抢，后来又抢到壶关县境内。一天，群众向第一支队报告：一小队日军到壶关境内壶口、长井周围的村庄抢粮，要求游击队消灭这些鬼子。高体乾判断敌人第二天还会出城抢粮，于是连夜把一个中队埋伏在壶口至东长井大沟两侧的山坡上。第二天上午9时，日军10余人，坐着六七辆大马车来到壶口村抢粮。日军认为中国军队早已溃败，这一带没有对手，便毫无戒备，将马车停在村口，也不设警戒哨，有的日军还把枪留在马车上，徒手径直进村抢粮。高体乾命令一部分战士隐蔽地接近村口，将马车赶走，又命令两个排袭击进村的日军。毫无提防的日军当即被击毙数名，徒手的鬼子想到马车上拿枪，见马车已没有踪影，便向长治方向奔逃。进村的两个排穷追不舍，又歼敌数名。几名残敌逃入大沟，被埋伏在山坡上的中队用步枪、手榴弹击毙。这次战斗全歼了抢粮的十余名日军，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军大衣，还有指挥刀和大洋马。长治城内的日军遭此打击后，因不知虚实，一段时间内不敢到壶关村一带抢粮了。壶关游击队打胜仗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群众掀起了劳军的热潮。县里召开了祝捷大会，远近参加大会的老百姓人山人海。驻扎在这一带的东北军国民革命军第53军官兵也很佩服游击队第一支队，特派来一个营到会祝贺。游击队带着战利品进入会场时，第53军官兵起立举枪敬礼。他们一方面佩服共产党抗战有方，另一方面也佩服这位同操着东北口音的“高司令”。高体乾在会上讲了战斗的经过，说明只要动员群众，军民一致，坚持抗日，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就可以打败日军！祝捷大会振奋了群众的抗日热情，提高了党的声望，树立了游击队的威信，团结了友军，鼓舞了士气，祝捷会开得很成功。5月，壶关游击第一支队转隶山西省第五专署保安司令部建制，编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改称保安第九团，最初由阎锡山派来的旧军官于文华任团长，高体乾任参谋长兼一营营长，后查出于文华有向日本特务机关提供情报的嫌疑而被撤职，高体乾接任团长。高体乾还从抗大要来了一批营连排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田维新、吕士英就是此时调入保安九团的。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又称晋西事变），进攻山西新军，策动决死第三纵队部分旧军官发动部队叛乱，摧毁抗日民主政权，屠杀抗日干部和共产党员。高体乾在壶关树撑村主持召开了反对阎锡山进攻新军的誓师大会，号召全团官兵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支持抗战，反对妥协，坚决以武装自卫反击阎锡山的武装进攻。他率领的九团和老红军雷震任团长的决死第三纵队游击第十团经受住了考验，屹立不动。

1940年，保安第九、十两团合并为九团，加上游击第十一团、十二团，重建了决死第三纵队，保九团改称决死第七团，高体乾任团长，不久升任决死第三纵队参谋长。决死第七团随决死第三纵队一起，列入了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建制，解放战争时期被编为晋冀鲁豫军区二十三旅六十七团。二十三旅在临汾战役中荣获“临汾旅”称号，至今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历史荣誉的光荣部队之一。作为“临汾旅”创建人之一，高体乾与这支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直到晚年仍然关心着这支部队的建设，曾写信给部队指战员，介绍部队成长壮大的历史，激励后来者为祖国为人民再立新功。1986年，高体乾赋《忆临汾旅和高治国同志》诗一首，抒发了他对老部队的关爱和老战友的思念之情：太南烽火抗倭顽，拒虎打狼共历艰。往日青丝今日雪，汾旅茁壮苦亦甜。八路军总部发动百团大战后，决死第三纵队在一二九师编制内作战。八路军总部给决死第三纵队的任务是：向长治、潞城地区之敌进攻，配合一二九师主力破击正太铁路。这时决死第三纵队司令员缺编，副司令员李寿轩因病休养，部队工作由政委董天知和高体乾主持，军事上由高体乾负责。决死第三纵队各团过去都是分散游击，这次是集中起来参加大规模战役，而且要在南线独挡一面，任务很艰巨。高体乾先派侦察人员了解日军各据点的情况，组织部队进行了攻坚训练。他初步确定：决七团攻微子镇据点，决八团、决九团进攻潞城和黄碾镇。部队行动前，高体乾到各团检查了战斗准备情况。8月18日，高体乾带领决死第三纵队前指（前进指挥所）与决九团到漳河边准备渡河。漳河水雨后暴涨，19日下午部队才得以涉水过河。当夜第三纵队前指进至潞城以北的王郭庄宿营，位置较突出。王郭庄的汉奸向潞城日军报告，村中进驻了八路军指挥机关。20日拂晓，日伪军300多人突然袭击王郭庄。高体乾命警卫连在村边顽强抗击，阻敌进攻，亲自指挥纵队机关人员从村内撤出。然后，他又带领通信排占据村口有利地形向日伪军射击，掩护机关冲出包围圈。日军的进攻被迟滞了，高体乾命令通信排边打边撤，从山沟中突围，纵队机关终于脱离险境。这时决死第三纵队董天知政委带领决九团1个营赶到，冲击日军左翼。黎城、潞城县大队也主动赶来参战。日伪军逐渐不支，向潞城撤退。高体乾指挥部队乘胜追击，歼灭日伪军数十名。不幸的是，董天知政委在战斗中牺牲。10月，百团大战进入了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高体乾与纵队领导一起率决死第三纵队的3个团在黎城以北阻击进攻桐峪镇八路军总部之敌。高体乾命决七团和决九团扼守从黎城到桐峪的大山道口，决八团掩护八路军前方总部转移。部队与敌人苦战一天，胜利掩护总部转移后，才向黎城至桐峪大道的西侧山地转移。高体乾带领部队进山后，遇到八路军总部直属机关、抗大、炮兵团等单位和人员。他们见到高体乾和部队，有了安全感，都欢呼起来。山里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的单位，住宿有困难，高体乾让部队露宿在旷野中，把房屋留给总部机关和抗大学员住。深夜，彭德怀副总司令忽然从总部来到高体乾处。高体乾将白天战斗的情况及日军去向作了汇报，彭德怀听后说：“我们要在关家垴集中兵力歼灭日军的一个大队，你们的任务是继续控制黎城至桐峪的大道，阻击增援，保证主力歼灭关家垴之敌。”高体乾根据彭德怀的指示，立即在大道两侧部署了兵力。关家垴战斗打响后，黎城日军出动四五百人增援，高体乾指挥决死第三纵队堵住了大道。日军过不去，拼命向大道两侧山地进攻，甚至使用了毒气弹。决死第三纵队伤亡虽大，但始终坚守阵地，一步不退，确保了关家垴战斗的进行。后来，日军又从黄烟洞出动1500多人增援关家垴，八路军总部命令各部队撤出战斗，关家垴残敌才被接应走。黎城桐峪大道上的两次阻击战，使重建的决死第三纵队在残酷的战争中得到了锻炼，成为敢于打硬仗的部队。百团大战后，决死第三纵队并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连续战斗，又粉碎了日军数次“扫荡”，高体乾兼任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参谋长。反“扫荡”结束后，上级决定让高体乾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年。

1942年春，高体乾从抗大毕业，一二九师首长命他到皮定均司令员领导的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任参谋长。

1945年春，高体乾被任命为太岳军区参谋处长。10月，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命令太岳军区第五军分区组成五个干部团，为太岳支队，高体乾任太岳支队队长，进入东北，接收沈阳新民等地。12月，辽西军区第五军分区在新民组建，高体乾任司令员（至1946年4月）。

1946年3月，第五军分区转移到通辽。5月，东蒙人民自治军骑兵第二师通鲁警备区联合司令部成立，高体乾任副司令员（司令员乌力图）（至6月）。6月，高体乾升任东蒙人民自治军骑兵第二师通鲁警备区联合司令部司令员（至11月）。12月，蒙汉联军司令部成立，高体乾任蒙汉联军司令部副司令员（司令员阿思根）。

1947年，通辽地区失守后，第五军分区机关、部队转移到洮南，高体乾又改任辽吉军区第四（洮南）军分区司令员（1月至5月）。3月，东北民主联军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使国民党“南攻北守，先南后北”各个击破东北民主联军的计划破灭。在东北战场上，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战略反攻。4月，西满部队以辽吉军区为基础，成立以邓华为司令员、陶铸为政委（后为吴富善）的西满野战军。高体乾调西满野战军参谋长。之后，西满野战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在东总指挥下机动作战。由于部队刚由地方部队上升为野战部队，司令部很不健全，参谋人员业务不熟练，机关游击习气严重，很不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高体乾到任后，按照东总“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要求，采取言传身教的方法，使司令部工作走上正轨。高体乾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过参谋长，积累了丰富的司令部工作经验。战前，他考虑问题细致周到，连细小的问题都不放过。一次部队过辽河，高体乾带领参谋人员在详细探测河流流速、查清河床硬度后，才确定渡口，使部队安全渡过辽河。高体乾在工作作风上深受刘伯承元帅的影响，使司令部工作做到情况准确、计划周到深入，保证了邓、陶首长迅速定下作战决心和实施指挥。第七纵队组建后，在秋季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七纵破坏北宁铁路交通线并阻止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军北返。高体乾考虑部队深入北宁线，易受敌腹背夹击，部队不仅完不成阻敌任务还会受到损失，但东总的命令又不能违抗，要坚决执行，遂建议邓、吴首长，采取轮战方法，3个师交替掩护，逐个夺取沿线敌防守薄弱的城市，巩固后方，向北宁线推进。邓、吴首长定下决心后，七纵3个师远程奔袭，连夺法库、彰武、新立屯、黑山、阜新、新邱6个县城，迫使国民党新六军未敢出动，积极主动地完成了东总赋予的作战任务。东总特致电七纵，以示祝贺和嘉奖。东北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后，高体乾与邓、吴首长，带领七纵参加了伟大的辽沈战役。七纵从南下北宁线开始，到扫清锦州外围，攻克锦州城，参加辽西会战、营口之战，一直到解放全东北，打了许多硬仗。东北全境解放后，高体乾顾不上洗尽身上的烟尘，随部队进山海关，到达唐山、北塘一带集结，准备参加平津战役。

1948年12月底，中央军委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委员会命邓华司令员指挥3个纵队攻击塘沽。高体乾率参谋人员在勘察塘沽地形和了解敌情后，发现塘沽外围是一片盐田，无掩蔽物，如果发起攻击，部队伤亡很大，而且敌人军舰停在海上，我军难以从海上包围全歼塘沽之敌，遂将此情况报告邓华。邓华与高体乾商量后，建议总前委不打塘沽，改攻天津。高体乾认为这是抗命之举，打塘沽是军委决定，要慎重行事。经过一夜考虑，他又请兄弟纵队指挥员刘震司令员等观察了塘沽地形，大家一致同意邓华意见，高体乾遂起草电文，经纵队首长签字后，将不打塘沽的建议报告总前委。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在了解实际情况后，采纳了不打塘沽的建议，决定转攻天津。

1949年1月14日，攻打天津的战斗打响，东北野战军30万兵力参战，仅29个小时就攻克了天津。天津解放后，北平不久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七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4军，高体乾仍任参谋长。第四野战军部队南下前，他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军任参谋长。4月下旬，第48军开始南下，高体乾协助军长贺晋年、政委陈仁麒组织部队南下。7月上旬，部队由九江对岸小池镇渡过长江，向赣南地区急进。7月27日，解放军发起赣南战役。战役中，第48军以微小代价，解放了老革命根据地江西南部地区，解放县城14座，歼灭国民党军8000余人。9月，高体乾协助军队长官组织第48军经营赣南地区，兼任赣西南军区参谋长，集中兵力剿匪。部队先后消灭伪江西省第八绥靖区兼豫章山区司令黄镇中、伪江西省井冈山绥靖区第一纵队司令肖家璧为首的大股土匪，剿匪万余人。10月，赣南地区各县、乡全部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将第48军144师432团在豫章山区翠微峰地区全歼伪江西省第八绥靖区专员兼豫章山区司令黄镇中匪帮的战例编写成剧本、拍摄成影片《翠岗红旗》。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反映我军剿匪作战的影片，向全国人民介绍了第48军在赣南剿匪的情况。

1953年1月，第55军奉命移防雷州半岛接替一二六师防务，执行雷州半岛桂东南防务任务，军部由桂林迁到湛江。

1954年，高体乾被调到中南军区司令部任副参谋长兼训练处长。

1955年9月，高体乾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0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叶剑英元帅，指名调高体乾到军事科学院工作。高体乾从此开始了长期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先后任军事科学院战役研究部副部长，战争理论研究部副部长、部长。

1982年，高体乾离休。他壮心不已，老有所为，闲暇静坐书房，孜孜不倦地潜心研究古今中外的著名军事著作，挥笔著书立说。他首先整理了自己在中央党校写的学习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笔记，以及为给学员讲课编撰的提纲，修改补充后以《军事唯物辨证法》为书名于1985年出版。然后又耗费了数年心血，于1994年出版了《战争与战略》一书，高体乾在前言中写道：“1975年，我由于做胆囊手术后，半年疗养期间，开始编定初稿。病愈后，因忙于组织领导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时断时续。1982年我退居二线后，得以集中一些时间来进行撰写。”从前言中可以看出，他编撰战争与战略问题的著作是早有准备的，他想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战争经验和对战争、战略的认识总结成册，供后人参考，可谓呕心沥血，笔耕不辍。期间，他病重、病危数次，每次危险过后，又提笔疾书。一些同志劝他请组织出面组成写作班子，帮他完成编写工作。他说：“战争和战略问题关系国家安危根本，是一件严肃的事，不可让人代劳。”高体乾认真务实的精神受到军科研究人员的一致称赞。《战争与战略》一书的出版，是高体乾晚年生活中最大的安慰，他感到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战争经验和对战争、战略的认识留给后人是最大的快乐。

高体乾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98年5月16日，高体乾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1955年，有两位从东北义勇军中走出的将领被授予少将军衔，一位是高体乾，另一位是李钟奇，都是辽宁建平人。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