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21 17:20
高名凯（1911-1965），福建平潭县人。著名理论语言学家、汉语语法学家和文学翻译家。早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入法国巴黎大学专攻语言学，获博士学位。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编委等职。高名凯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吕叔湘齐名，他在介绍西方语言学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中国20世纪语言学的研究起到了引领作用，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11年生于福建省平潭县苏澳镇先进土库村。1918年（7岁）入私塾读书，1921年秋（10岁）入平潭开宗小学，1923年（12岁）由堂兄高诚学先生带到福州，改入福州进德小学，1924年（13岁）转入福州英华中学小学部。1925年考入英华中学。1931年秋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毕业后升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哲学部学习。
1936年受燕京大学派遣，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在导师马伯乐的指导下，1940年完成毕业论文《汉语介词之真价值》，获博士学位。留法期间，曾参加巴黎语言学学会和亚细亚学会。
1941年回燕京大学国文系任助教，1942年任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研究员。1945年起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语言教研室主任，直到病逝。1955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政协委员，1957年应邀赴波兰讲学并作文化访问。曾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编委，民盟中央科技委员，民盟北京市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65年1月3日，高名凯病逝于北京。
高名凯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理论语言学家，他在探索汉语语法理论，介绍和研究语言学理论，培养中国理论语言学人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语言理论方面用力甚勤，做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他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语言、分析语言、总结语言规律。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他同样做过大量的研究，有重要的贡献。早在1941年，他就批驳了汉语没有语法的错误见解，他认为汉语语法是在结构里，在词的功能上表现出来，他提出语法是研究关系、研究结构形式的。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成为语法研究中一条重要原则。高名凯先生十分关心语文工作，写了大量文章，论述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问题。
高名凯的学术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时期：解放前，主要从事汉语语法研究；解放后，主要从事普通语言学理论研究。
在法国留学期间，在法国语言学家马伯乐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汉语介词之真价值》。回国后，陆续发表一些汉语语法方面的学术论文，1948年出版汉语语法专著《汉语语法论》，与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和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同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反对模仿通俗拉丁语、英语语法，用普通语言学理论作指导进行汉语语法研究的最重要著作。该书理论上主要受法国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的影响，认为研究汉语语法不应象研究印欧语语法那样偏重词法，而应该注重句法，这是汉语的特点决定的；西方语言有一个句子必须有主语的语法定律，如果句子没有主语，也可以用所谓中性代名词（如英语的it , 德国的es，法语的il）做为形式上的主语，而汉语中这种中性代名词是不存在的，这表明汉语是着重主题（话题）而不重主语的语言；按照句子谓语的不同，把汉语的句子分成“名词句”和“动词句”两大类；根据语法意义，把汉语虚词分成十类；认为汉语只有“体”的范畴，没有“时”的范畴，动词没有主动态与被动态的区别，没有内动词与外动词的区别；把句型分为否定命题、疑惑命题、命令命题、感叹命题五种，讨论了各种命题的表达方式。
高名凯在国内语言学理论方而作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有很大的影响。从1954年到1963年，他先后出版了《普通语言学》（上册1954年，下册1955年，东方书店）、《增订本普通语言学》（1957年，新知识出版社）、《语法理论》（1960年，商务印书馆）以及《语言论》（1963年，科学出版社）等几部规模较大的著作。
所著《语法理论》是一部全面系统的普通语法学理论著作，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语言的论述，特别介绍了斯大林的语言学说，积极普及语言学知识；评介了国内外众多语法学家，对普通语法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并提出应该区分语法形式学和语法意义学等观点。《语言论》是高名凯语言学观点的总结，评介了语言学史上许多语言学家的观点，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严格区分了语言结构中的各种“位”和“素”，提出了一整套分析语言系统的单位以及各种单位的变体；在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中，从形式和意义两方面提出“词位音位”、“词位义位”等；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变体。对于汉语词类问题，主张汉语的实词虽然具有不同的词类功能，但划分不出词类。在语言学理论方面受索绪尔影响较深（曾翻译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主张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等，并积极介绍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
高名凯先生在介绍西方语言学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影响整个20世纪语言学发展进程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经典性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是高名凯先生翻译的。50年代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的很多苏联学者有关普通语言学，语法理论、风格学等方面的著作和论文也是高名凯先生翻译的，如契科巴瓦的《语言学概论》。除此之外他还写了一些介绍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等西方语言理论和西方语言学家的文章，这对国内大多数不能直接阅读国外语言学文献的读者来说是受益匪浅，而对培养年轻一代语言学家来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名凯还发表过一些哲学著作和译著，如《现代哲学》（1936年，正中书局）、《哲学大纲》（译著，罗素著，1948年，正中书局），翻译出版了二、三十种巴尔扎克的小说，与吴小如合译了《巴尔扎克传》。
高名凯先生著述宏富，计有自编自著的语言学专著（包括与人合作的，包括修订本，增订本）18部，语言学译著6部，语言学文章80多篇，零散译文4篇，以及哲学著作，文学译著（以翻译巴尔扎克作品为主）等。
为了“生存的挣扎”而翻译巴尔扎克
在《汉语语法论》（开明书店，1948）的自序中，高名凯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任教的燕京大学被日军查封，只好迁居北平城里，担任中法汉学研究所研究员：“我每日到所和甘茂德子爵（Vicomte de Kermedec）共同研究中国文字，翻译中国小文，六小时的疲惫工作之后，白天的剩余时间又得花费在生存的挣扎上。所谓“生存的挣扎”，读高译《杜尔的教士》的序言就会明白，指的是翻译巴尔扎克小说。那年头，物价高涨，薪酬无多，“几乎没有一天不在经济的压迫之下”，于是，应朋友之邀，高名凯开始为上海的书店译巴尔扎克小说。每日到所工作六小时，“回家时还能抽出时间来翻译，平均每日译四五千字”。这撰于1946年9月20日的译序，结尾处专门提及：“我译巴尔扎克小说集时，得吾妻陈幼兰女士的帮助甚多。她给我解决了许多疑难的问题，甚至于替我翻译了好几段。”高太太陈幼兰女士，婚前乃法国里昂大学图书馆馆长助理，曾获里昂大学艺术史硕士学位，除图书管理，还喜欢文学与艺术。在抗战的漫漫长夜中，身处沦陷区北平，夫妇俩翻译、讨论、品味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算是难得的欢愉时光，而不全然是苦役。
高名凯一生刻苦勤奋，致力于学术研究，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在语言学、哲学、文学等几个领域都留下了足迹。他长年从事教学，严于律己，直到1964年下半年逝世前，虽然身患肝炎，还同时开两门课。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他培养了许多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他指导学生，热情耐心，提携后辈，不遗余力。他对我国的语言教学和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语言学家》编写组
纵观他的四部著作，即《汉语语法论》《普通语言学》《语法理论》和《语言论》，以及根据其重要散篇论文汇编的《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均可见到一个“论”字贯串始终。——语言学家徐通锵
名凯先生不仅以他丰硕的学术成果闻名于世，他还是一位一贯追求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北京大学教授 石安石
高名凯先生在探索汉语语法理论、介绍和研究语言学理论及培养我国理论语言学人才这三个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做出重大贡献。——语言学家 胡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