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1956年7月—1987年12月退休，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高泳源进入前中央大学地理系学习。其时，美国著名地理学家戴维斯倡导的地貌过程理论，风靡西方。戴氏从历史观点出发，阐述了地貌与构造、营 力和阶段之间的函数关系，充满着理性的机敏和丰富的想像力。高先生怀着极大的兴趣选择了地貌学作为他大学时期用力最多的课程；同样，也是带着这种对地貌学的特殊感情和憧憬，在1940年进入原中国地理研究所。地貌学是高先生终生喜爱的领域，即使到了晚年也乐此不衰。?

生活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本来，根据他的学识，完全可以成为一位地貌学家。但是，后来多年缠身的肺结核向他警告，应该立刻与艰辛的野外调查和心爱的地貌学告别。?

1949年春，南京解放。原中国地理所并入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一个向广大群众普及地理常识的杂志——《地理知识》在南京诞生。它是刚刚获得解放了的地理科学工作者联系群众的纽带，也是地理科学面向社会的窗口。包括高先生在内一些地理学家，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编辑工作，共同分享着知识分子能为社会作出一份贡献而带来的喜悦。编辑人员年年都有更换。但是，自始至终，把自己一生全部献给编辑事业的只有高先生一人。 ?

高先生为人严谨，有深厚的地理科学基础，再加上文学和外语方面的修养，使他负责的各种编辑工作，都那样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50年代中期起，高先生生接手编《地理知识》；以后又曾担任过《地理学报》的编委、《地理译丛》的副主编；中科院地理所文革前绝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和许多著名地理学家的学术文稿，也都要经过高先生的审订，才能和读者见面。?

文革后期的1972年，笼罩在中国上空的阴霾还未消散，高先生毅然提出恢复停刊已久的《地理知识》。不久，在高先生精心指导下，一本薄薄的地理普及杂志在广大读者手中流传开来，给“四人帮”甚嚣尘上的中国带来一点点生机。复刊后的《地理知识》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革新内容和版面，面貌一新，深受广大读者普遍欢迎。?回顾上述漫长的历程，高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学业上的转向，历来被认为一大憾事。可对我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喜事呀！编辑工作把我带到一个广阔无垠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流下了我的汗水，也结出了丰收的果实。?

“理解”是当今世界一个时髦的字眼。青年要理解，战士要理解，对于编辑工作者又何尝不需要理解呢？

在谈到编辑甘苦时，在编辑战线工作30年的高先生感慨万端。他告诉，有史以来，编辑一直是人类社会文化事业重要的一环，在沟通思想和传播知识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令人遗憾的是，对编辑工作者所付出的劳动以及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今天，也不是谁都理解。?

拿《地理知识》来说，32页薄薄的一本小册子，要容纳近6万字、二三十篇文章，几十幅照片和地图。而每篇文章，不论文章长短，都要经过选题、组稿、改稿、定稿、编排、校对等许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来不得半点马虎。因此，一个合格的编辑，应当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严肃的社会责任感。?

高先生操着一口浓重的苏州方言，说出了饱经风霜的老编辑的心声。他说，尽管发表的文章都是各位作者的成果，但当我阅读每期送来的样本，回想经过编辑部们的劳动，怎样把一篇篇手稿，变成一颗颗铅字，最后装订出一本本整整齐齐的杂志，内心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同时，还有几分紧张，生怕出现差错。虽然也可以用“文责自负”去自我辩解，或用“更正”的方式来弥补；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一种难堪的自责又油然而生。?

《地理知识》经常涉及到政治、经济、疆域和国际形势等十分敏感的问题，做《地理知识》编辑就有一定的风险性。特别是”四人帮”横行的年代更要冒大的风险。? 高先生举出两个例子。1972年，编辑部编发了一篇题为“月球的面貌”的文章，文中利用美国阿波罗登月收集的最新资料，吸引不少读者。事后，同行们告诉高先生，真为你捏了一把汗，竟敢冒“崇洋媚外”的罪名，发表这样文章。

还有一篇介绍伦敦的文章，文章中第一次向国内读者披露，由于英国当局的治理，泰晤士河河水已经变清了。结果引来个别读者“愤怒谴责”，说杂志为西方资本主义涂脂抹粉。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高先生认为，科普杂志就要讲科学，难道宣传科学还有罪吗？正是由于《地理知识》坚持了宣传科学、不赶浪头的方针，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地理知识》复刊以来的15年间，发表了数以千计的稿件，总字数达千万字以上，其中有不少文章为国内外报刊转载、摘发，有的甚至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高先生总是告诫，的杂志资料性强，又有一定的权威性，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更应该兢兢业业，吃透国家政策，不厌其烦地去核实材料，力求准确无误，绝不能因为的失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不应有的损害。10多年来，《地理知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没有出现差错。应该说，这一成绩的取得，凝聚着高先生大量心血。杂志永远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出版物。怎样在不断变换中，保持自己的风格和优势，极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阶层读者群的需要，使之年年常新，月月常新，生机盎然，畅销不衰，这在报刊如潮的今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高先生说，在他担任主编期间，主要抓了宏观构想和微观务实两件事。具体地说，就是要永远追赶着时代的脚步，注视着国内外时事和地理学动态，把握住读者的脉搏，利用各式新颖充实的稿件，向尽可能多的读者提供大量、高水准的地理知识和信息。对每一篇稿件，从三四千字长文到几百字的小稿；从资料、数字的核实，到文字的润饰和标点符号的使用，都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高先生不但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的。多少年来，《地理知识》发行量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大起大落，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主编工作的实际效果。互补

人们常说，编辑工作“为人作嫁”，整日辛辛苦苦，出来的却是别人的成果。他说：“从我30年切身体会，并非如此。”?

他说搞好编辑工作并不容易。一个合格的编辑，除了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严肃的社会责任感还要有渊博的知识、广泛的兴趣、文字的修养以及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却不一定能当好编辑。

他讲了两件往事。一年，中国出版界老前辈陈原先生对他说，有人不专心编辑工作，其实“编杂志最能锻炼人”。高先生深有同感。他说，世上的事物总是相辅相成的，编辑绝不是单向地输出，也有它的反馈作用，就看你如何利用罢了。多少年来，编辑要处理的稿件何止千万，它 们内容丰富多样，形式五彩缤纷，有你永远学不完的知识。书山有路，学海无涯。高先生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比如，他受一篇叫《药王山》纪游短文的启迪，认识到那些历代保存下来的名胜古迹，并不是与地理毫不相干，而是“人化了的自然”，从而启发他去考虑“地理学性质”这个深刻的命题。整整一部地理学思想史，不就是在反复讨论这个庄严的命题吗？?

在编辑工作之余，高先生研究和写作不辍。他曾先后涉猎过有关自然区划、中国边疆历史地理、中国地理学史、地理学思想史、城市历史地理等许多领域，发表不少有水平的学术论文和评价文章。高先生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既然教与学可以相长，那么编与学也同样能够相互促进。对于有人说，编辑是个杂家，高先生毫不介意。在当今世界学科愈分愈细的情况下，更需要通晓多门学问的“杂家”。何况，地理学本身就是一个广博浩瀚的学科。很难想像，一个知识面狭窄的人能够胜任《地理知识》的编辑业务。?

高先生谈到另一件往事是：在一次座谈会上，长于写作又有丰富编辑经验的邓拓说过，“要枪毙(舍弃不用)一篇稿件容易，但要救活它，就要看编辑的水平了。”多么深刻的至理名言！高先生曾为之一震，并把这句话当成鞭策自己的座右铭。?

他经常叮嘱大家，要爱惜作者每一篇稿件，千方百计地把那些虽有问题、却又可以“救活”的稿件改好。这就要编辑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知识，懂得在较短量长中取精用宏，使文稿糟粕剔尽，锦上添花。对于稿件中一些尚不明了的问题，除请专家审阅外，可先找一些材料阅读，作些必要的核实、查证。这样不但学到不少原来不懂的知识，而且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沟通作者、编者的心扉，使编辑更加成熟。?高先生指出《地理知识》是集体劳动的结晶，他个人不过作为集体的一员，尽了一点绵力而已。

《中国农业区划方法论研究》(与邓静中、孙承烈、侯学焘等合作)，科学出版社，1960年。?

《大陆漂移浅说》(美)塔林(Tarling，D.)，塔林(Tarling，M.)同着，科学出版社，1978年。?

“从《姑苏城图》看清末苏州的城市景观”，《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15卷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