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龌:(wò)

2.龊:(chuò)

3.狷:(juàn)

这篇文章是作者性格的告白，他的个性本来就较奇特，以倔强、高洁自许，其人性有癖洁至如此，对他人及事物的看法也就较常人不同，于是，仕途的蹇滞，与同僚上司之间的矛盾，加上子女的亡去，家中的贫困，种种命运上的坎坷都极大地刺激了李贽，使其越发地不容于世，思想极易走向极端，举动也常常超出常人理解范围之外，如其曾带领一班僧人入女性房中宣经，在佛堂中挂孔子像等等，以致为人所诟病，埋下了日后因“异端”而被世俗排斥的导火线，而此也成了其人生悲剧性结局的一大诱因。

文章的深层内容可分两个方面分析。第一，挑战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批判道学家的虚伪。李贽敢于打破千百年来人们对孔子的迷信。在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代，李贽提出了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理论。认为，是非应随时代变迁发展而改变，不应以孔子的话作为永久不变的定论。他还认为，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的六经不过是史官过分的“赞美之语”和孔孟之徒“记忆师说”的残缺笔记而已，根本不是什么至尊理论。同时他尖锐地揭露道学家“阳为道学，行若猪狗”。第二，抨击封建社会的一些传统观念，强调个性发展。首先他反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现象，追求平等、个性。他称赞汉朝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自由恋爱，赞扬寡妇再嫁；并公然称赞武则天是杰出的女政治家。他赞扬改革，肯定农民起义。第三，批判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强调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认为人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动去谈仁义道德，主张人应该享受正当的私欲

我性格喜欢高雅脱俗，喜好高雅脱俗便有傲慢不恭、不能降低身价之嫌。但是，我不愿降低身价，是不愿在那些倚仗权势和财富者面前降低身价啊；否则，哪怕稍有一点长处或好处的人，即使是别人的奴仆，我也没有不愿拜见的。我的性格喜好心灵纯洁，喜好心灵纯洁便有心胸狭窄、不能容人之嫌。但是，我虽有不能容人的毛病，不能容忍的却是那些趋炎附势、谄媚权贵富豪的人啊；否则，果真有一点小的长处或好处，纵使身为王公大人，没有不把他当做朋友的。能降低自己身价，所以虚心；虚心的人，所以收获的就多，所以那人的品格也就更加高尚。这样看来，说天下能降低身份的人，原本说的就是天下最喜欢高雅情趣的人啊。我爱好高雅情趣，不也适宜吗！能取人之长，一定不会遗留人家一点长处，不遗弃人家一点长处，没有什么人不能容纳的；没有什么人不能容纳，那心灵就没有不干净的了。这样看来，说天下能容纳他人的人，原本也说的是天下心灵极其纯洁的人了。我喜欢心灵纯洁，不也很应该吗？

现代社会肮脏龌龊，都认为我心胸狭窄、缺乏容人胸怀，傲慢不恭、不能屈居人下。说我自从到了黄安以后，整天锁着门让方丹山有“好一个四方访友不遇”的讥笑；自从住在龙湖后，虽然不锁门，但是人家到门口却遇不见人，抑或见着面也不以礼相待，纵然有一两个以礼相见者，不久就厌弃了。这些世俗人就是这样谈论我啊。殊不知我整天闭门谢客，整天有想见见超过自己的人的思想啊；整年独坐家中，整年都有见不着知己的遗憾啊。这些很难和你们这些人谈啊。那些很和我说得上几句话的，又认为我缺乏知人的目光不了解人，所以最终被人欺骗；由于偏爱而待人不公，所以最终不能和人长久相处。他自认为拨开毛发便可看见皮肤，吹开绒毛便能看见毛孔。他谈的好像是正确的，其实和社会上肮脏龌龊者相比只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啊，哪值得谈论呢？我犹如身居空寂的山谷中，听见了脚音，见到了像人的动物还高兴不已呢，居然说我不愿见人，有这种道理吗？只怕他们还没有变成人啊！假使略微像人形，我当即下拜，忘记了此人的低贱；为之奔跑，忘掉了这人的尊贵。因此，我往往见到人家的长处，忘掉了人家的短处。不只忘掉他的短处，还将拿隆重的礼仪来像对待老师样对待他，何况知道我这纯属一种偏爱啊！为什么呢？

好友难以遇着啊，如果不是我尊敬礼仪的尽心，师侍的至诚，那么，那些聪明贤德的才干之人，又怎肯成为我的朋友呢！一定想要和他成为朋友，那就不得不尽到我隆重的尊敬的礼数。可是，普天下真正有才学真正聪明的人实在少啊，往往我尽到了尊敬的诚意，而那些所谓的聪明的有才干者，最终不是真的，那么，从那情势看又不得不和他疏远啊；更何况不但不真，还是一些奸邪的小人呢，那从情势来看，又不得不一天天地和他疏远啊。因此，大家都认为我有眼无珠。假使我真的有眼无珠，那一定不能和他保持长久；假使我果真偏爱有私心，那一定终生护短。所以认为我有偏心。有眼无珠的谈论，都属于表面看来正确而实际是错误的。现在黄安有两位高人到这儿来，人们一定将认为我是出于偏心了。二位高人他们务必和我始终保持友好关系，不要让我受有眼无珠的骂名！二位高人实在了解我的苦衷，实在知道我的孤单和有苦难言啊，实在知道我求人超过人家求我啊。我不仅因为二位高人有好的才干，而实际上还因为二位高人有美好的品德啊；不仅因为他们聪明，而实在还因为他们淳厚朴实啊。所以说，有美德者一定会淳厚朴实，淳厚朴实者一定有美德。面对这二位高人，我还担忧什么不能相处长久呢！二位高人跟从李寿庵学习，李寿庵跟从邓豁溪学习。

邓豁溪志坚如钢，胆大如天，学习知识用心领悟，智慧超过了他的老师。所以，他招收的门徒弟子一定像自己的老师，他的徒孙一定像自己的学生。我凭这些来揣测，便可知道二位高人一定能像我一样一个鼻孔出气，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写下了这篇好高好洁的文章来赠送他俩。

李贽（1527年-1602年），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号卓吾，又号笃吾、宏甫、温陵居士等，是明朝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晋江（今福建泉州）人。李贽的七世祖林驽从事远洋贸易，乘船往来于泉州与忽鲁模斯（今伊朗的阿巴斯港）之间，并娶当地女子为妻，可能为此改信了伊斯兰教。到李贽的祖父辈时其家庭已不再是穆斯林。 博士（从七品），但到任数月，即丁父忧，守制东归，随后的北京国子监博士（补　礼部司务，官秩从九品，是一个比国子监博士待遇更低的职务）也同样如此，上任不久，祖父殁，讣又至，又得回泉守孝，而李贽又因贫困，只能只身回乡，留下些许家用，将妻女安置在河南，可就在他回乡的前后三年中，由于天灾人祸等种种原因，妻女的生活面临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母女只能一边参加田间劳动，一边买棉织布，自己面对艰难的环境，当李贽守孝制满，回辉县与妻子重新聚首之时，才知道次女、三女已相继饿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如此打击不可谓不大。而当李贽日后任姚安知府之时，已然51岁，要想有所作为，却力不从心，并在一段时期内仍然是贫困不已，甚至在其所历任官职的过程中，李贽或因其性格，或因公事屡屡与上司不和。

李贽在反对政治腐败和宋明理学的过程中，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

① 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李贽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他蔑视传统权威，敢于批判权威。他自幼“便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不应盲目地随人俯仰。“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焚书·续焚书·答周二鲁》）。他认为要获得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须打破孔孟之道及其变种宋明理学的垄断地位，冲破封建经典所设置的各种思想禁区。李贽把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孔丘，认为孔丘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话并不都是千古不易之理，不能以他的是非为是非,每一个人都应该自为是非。为了打破孔丘提出的是非标准，李贽编写了《藏书》和《续藏书》，用自己的是非标准，重新评价了历史人物。

② 提倡人类平等。李贽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老百姓并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贵的地方；侯王贵族并不高贵，也有其卑贱的地方。他说：“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李氏丛书·老子解下篇》）。

③ 反对封建礼教。李贽还对被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经典进行抨击，认为儒家经典的六经，如《论语》、《孟子》并不都是圣人之言，是经过后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当作万年不变的真理。他反对歧视妇女，当有人说：“妇女见短，不堪学道”的时候，他驳斥说，人们的见识是由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并不是先天带来的。他指出：“夫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 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他主张婚姻自由，热情歌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恋爱的故事。

④ 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李贽揭露道学家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都是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 （《焚书·续焚书· 夏焦弱侯》），仁义道德不过是掩盖他们卑鄙龌龊的假面具，“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同前）。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从功利的观点出发，李贽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四书评·大学》）。针对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现象，他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 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李氏丛书·孙子参同》）。他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李卓吾批点皇明通记》），说“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焚书·续焚书·兵食论》）。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⑤ “至道无为”的政治理想。针对明王朝的腐败政治，李贽提出了“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 的政治理想。他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常常发生动乱，是统治者对社会生活干涉的结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 则是“因乎人者也”，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