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墨子有备而来，利用策略说服公输，是因为早知公输的为人，通过语言的技巧必然可以逼他说出“吾义固不杀人”这句话。“春秋无义战”，以楚王为代表的统治者是不可能把“义”放在其行为取舍的首位的，最终折服他的还得靠实力。所以，坚守“吾义固不杀人”的鲁班与宣称“不然，公输班为我为云梯，必取宋”的楚王之间，其道德水平的高下是有明显区别的。事实上，听完墨子一番义正词严的劝诫之后，鲁班就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之所以没有立刻答应墨子“胡不已乎”的请求，是因为他面临道德上的难题：继续制造云梯是为不义，停止制造却是失信于人（即楚王或称为荆王）。这样看来，他并不是一个是非不分、首鼠两端的小人，而是一个审慎周密、知错能改的忠厚长者。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通过《鲁问》中的记载来进一步印证。

公输子谓子墨子曰：“吾未得见之时，我欲得宋。自我得见之后，予我宋而不义，我不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见子之后，予子宋而不义，子弗为，是我予子宋也。子务为义，翟又将予子天下。”

以上这段对话显然发生在“止楚攻宋”之后，鲁班虚心向墨子请教对“义”与“得”（即“利”）的看法，推心置腹地交流对“止楚攻宋”一事的心得，隐含忏悔。鲁班比墨子年长至少20岁（一说是40岁以上），却能向墨子认错，可见他确实是一个知错能改、宽厚诚实的长者。同时，也使我们对《公输》中关于墨子推测公输欲杀人取胜的情节产生怀疑。事实上，在《公输》中，当墨子提出“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的推断以后，并没有记述公输的反应。表面看来，这样是把公输阴谋杀害墨子一事做成了铁案，可以更进一步反衬墨子的英明果敢。其实不然，既然记述者故意剥夺了当事人公输在文中申诉的权利，那么，这件事情（公输阴谋杀害墨子）就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我们看到，在《公输》中称“墨子”为“子墨子”，显然是墨家弟子所述、所记，虚构一些情节以进一步烘托墨子的高大形象也在情理之中。参看《吕氏春秋》、《战国策》、《尸子》等书对这件事情记载，我们发现：《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提到了演示攻守的情节，但未提公输欲杀人一事；《战国策》和《尸子》则连班墨演示攻守的情节也未提到，墨子成功全靠的是三寸不乱之舌，是语言和逻辑的魅力，是“义”胜而非“力”胜。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推定，在墨子“止楚攻宋”一役中所谓“公输欲杀人取胜”一节是墨家弟子的臆测或者杜撰，目的是提高墨子的威望，以宣扬墨家的学说。

鲁班和墨子一样都是春秋战国之交颇负盛名的能工巧匠，如果单纯从技术来看，鲁班胜过墨子。这不仅符合中国丰富多彩的鲁班传说，即使依据墨家弟子在《鲁问》中的记述也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上文我们提到《鲁问》中的两次班墨“比巧”，表面上结果都是墨子胜过了鲁班，实际上，从技术的角度看，公输根据战争实践的需要发明“舟战钩强”以及“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与墨子在须臾之间削成“三寸之木”的“车辖”在创新性和技巧性上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墨子每一次的取胜都是胜在义理，而非技术。由于二人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所以，他们的价值取向也有较大的差别。墨子虽然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但实际上处于地位较高的士阶层，鲁班则只是一个技术高超社会地位低下的工匠。这就决定了二人对技术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墨子偏重从功利论伦理的立场评价技艺，强调技术的社会道德价值，鲁班则似更看重技术的提高并认为技巧本身就有价值。

在人格特征上，鲁班是一个刻苦钻研技术，有创新精神的实干家兼发明家，政治上比较幼稚，但并非不辨是非，助纣为虐，而是心地善良，坚守道义原则，决不乱杀无辜；它善于根据实践的需要调整自己的思路，找到应对的策略，但并不是一个不择手段，习惯于搞阴谋诡计的人。按照著名墨学专家孙中原的观点：“鲁班和墨子同辈同时，也基本上同专业，两人相辅相成，不可分离。鲁班以手工操作为职业，钻研技巧，精益求精，集工匠、大匠师、技术家、发明家于一身，把工匠技巧发挥到了极致。而墨子崇尚科学，以人为本，兼通工匠技巧，是著名的哲学理论家。班墨二人，一个善于实践，一个善于总结，才使得当时的许多发明创造流传于后世。”

综此，本文对鲁班作出正面的综合评价：鲁班是个敬业爱岗、技艺精湛的巧匠；极具智慧、创造发明的能手；为人正直、坚守道义的长者；知错能改、从善如流的君子。

益于对诸子思想研究

中国的学术研究历来有重视经典文献和知识分子的传统，对于民间资料和体力劳动者的重视则明显不足。鲁班和墨子都是有技艺的工匠，在对技术进步和民间的影响力上，鲁班甚至超过墨子。但是，由于墨子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学术界对他的关注就多一些，研究成果也较多。鲁班只是个工匠，属于典型的体力劳动者，所以，对他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少。

事实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历来将社会人群进行简单的两分，即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在他们的眼中，前者为高尚而雅者，后者属低贱而俗者。这样，中国的文化史就应该是两部，一部是属于“劳心者”的，另一部则是属于“劳力者”的。目前的文化研究明显畸重前者，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得到中国文化的全貌。开展对以鲁班为代表的劳动者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对往的偏颇起到补偏纠弊的作用，扩展学术研究的视野，丰富和完善学术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鲁班研究与墨子研究联系起来，可以起到互相印证、互相补充的作用。上文我们根据《墨子》的公输、鲁问二篇对鲁班的生平所进行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通过鲁班研究也可以为墨子研究提供丰富的旁证。虽然鲁班及其弟子都没能用文字记载自己的光辉思想和卓越成就，但是作为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杰出代表其非凡的社会影响和广泛的民众基础大多以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的形式保存下来。其史料价值肯定不如经典文献，但是只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是可以分离出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利用班墨之间的特殊关系就可以为墨子研究提供一些有力佐证。

鲁班精神的本质是科学精神，其核心内容包括尊重科学的态度、敢于创新的勇气、自我反省的魄力和乐于奉献的胸怀。学习鲁班精神有助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勇于创新、乐于奉献的社会风气，通过增强科技实力从而提高中国的综合竞争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从明清之际开始在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疲态尽显，时至今日仍然未能挽回其劣势。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由汉以降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采取的基本是轻视科学技术的态度，以儒家为代表极端推崇“形而上”的“道”，对“形而下”的“器”则采取蔑视的态度。科学技术成为君子不屑为之、等而下之的“奇技淫巧”。在这种氛围下，一代又一代的知识精英都埋头故纸堆中，研究圣贤的微言大义，甚而空谈“心性”，终于导致中华民族在西方科技的落后并险些堕入亡国灭种的绝境。研究 鲁班可以提醒国人要尊重科学并且重拾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鼓足勇气赶超科技领先的美欧。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而创新是鲁班精神的灵魂。鲁班善于观察和思考，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极具首创精神。鲁班以他的创造发明，聪明才智，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中，树起了一座丰碑。鲁班精神为各个时代不断地补充、丰富、弘扬和传承，成为 中国文化的一面旗帜。只有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我们才能赢回我们失去的辉煌。

此外，批判和反思精神也是鲁班精神的重要内容。鲁班之为鲁班不仅在于他在技术上的成就，而且在于他人格上的魅力。鲁班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可贵的是他知错能改，有自我批判和反思的能力。在“止楚攻宋”一役，他在墨子的开导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然后，不顾及自己作为年长者的体面，虚心地向墨子请教，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正是在这种理性反思的基础上，鲁班后来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民生技术的开发上，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通过学习和研究鲁班有助于提高广大劳动者的自我批评意识，弘扬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时代精神。

鲁班文化与工匠精神具有直接的因缘关系，鲁班精神与工匠精神的内涵相同，都要求劳动者刻苦钻研、精益求精、追求卓越、敢于创新，而人们更习惯于用“工匠精神”。

第四届鲁班科技节开幕式上首次提出了“传承规矩、创新创造、专注专研、精益求精。”的新鲁班精神。“新时代鲁班精神”是为进一步传承、弘扬鲁班科技创新和工匠精神,结合了近年来对鲁班精神的研究和当前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