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19 08:13
鲁道夫·魏尔肖 （Rudolf L.K. Virchow）于1821年10月13日生于波美拉尼亚湾的希费本(即波兰的斯维得温)。1843年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1849年起他担任维尔茨堡大学病理学教授，在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Schleiden）、动物学家施旺(Schwann)的细胞学说影响下，系统论述了细胞病理学理论，强调“细胞皆源于细胞”，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的疾病，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体液病理学决裂，极大地推动了病理学的发展，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1858年，他的《细胞病理学》出版，成为医学的经典。
自从细胞病理学说（cellular pathology）创建以来，人们得以在常规光学显微镜下，直接观察疾病的组织病变，显著提高了诊断的准确率。这一方法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并为疾病的病理学诊断和病理学本身的发展，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划时代的重大贡献。细胞病理学成为现代医学理解疾病病因、过程和结局的基础，引起了医学的生物学基础的一次革命。
魏尔肖对炎症过程有了新的认识，尽管他错误地拒绝了白细胞（白血球）迁移的可能性。他区分了脂肪浸润和脂肪变性，并介绍了淀粉样变性的现代概念。他非常关注肿瘤的病理学，但是他关于恶性肿瘤的论文和他关于这一主题的三卷著作（Die krankhaften Geschwülste，1863-67）的重要性受到他的错误观念的影响，即恶性肿瘤是结缔组织转化（化生）的结果。他对动物寄生虫，特别是旋毛虫在人类致病中的作用所做的研究是基础性的，并导致了他本人对肉类检验的兴趣。这种关系，以及包括路易斯·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在内的其他人对平行的人类和动物微生物病原体的发现，使他产生了人类和动物疾病之间存在关系的想法，他称之为人畜共患病。由于这项工作，许多人将他视为比较病理学的创始人。
1845年，他对一名50岁的妇女进行了第一次最重要的尸检。他在尸体上发现了数量异常的白细胞，并在1847年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将其命名为白血病。1857年，在他的尸检中，第一次描述了脊椎间盘破裂。1856年，他对一名婴儿的尸检发现了先天性肺淋巴管扩张症，一种罕见的致命的肺部疾病。1874年，他制定了一种标准化的尸检技术，通过这种技术，人们对整个身体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常常能发现意想不到的损伤。
魏尔肖发现人类旋毛虫病可追溯到生猪肉或未煮熟猪肉中的寄生虫。这一发现，连同当时的其他研究，导致他假设人畜共患病，一种可以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疾病或感染。
魏尔肖对细菌学这门新科学的态度是复杂的。他对巴斯德细菌在致病中起作用的观点有点抵触，他正确地认为，患有某种疾病的病人体内存在某种微生物并不总是表明这种微生物是致病的原因。他提出，早在毒素被发现之前，一些细菌就可能产生这些物质。我们知道他和巴斯德关于疾病因果关系的理论都是正确的。尽管有时有人说，魏尔肖反对查尔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物种起源理论，但事实是，他接受了这个理论作为一个假设，但他在晚年一直坚持认为，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完全接受这个理论是合理的。
魏尔肖还创造了“血栓”和“栓塞”这两个术语，并表明肺栓塞可能起源于最初在腿部形成的血栓。当对相当多的病例进行统计比较时，得出的结果是，每次发生转移性沉积时，某些血管中也存在血栓形成。”
魏尔肖也是一位人类学家。1865年，维肖在德国北部发现了早期人类桩式住宅，1869年，他创立了Gesellschaft für Humanologie，Ethiologie und Urgeschichte（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会）。他将他的颅骨测量学研究作为科学基础，反对所谓雅利安种族比其他种族更聪明或更优越的观点。
魏尔肖也是一位政治家，从1880年到1893年在德国国会任职，利用他的职位为公共医疗项目辩护。他反对奥托·冯·俾斯麦过度的军事开支。这激怒了“钢铁大臣”，他向魏尔肖提出决斗。魏尔肖拒绝了。不过根据传说，魏尔肖选择了两条猪肉香肠作为武器，其中一条感染了旋毛虫幼虫，而决斗方式是他与首相每人选择吃一根，俾斯麦随后拒绝参加决斗。但是在普法战争中，出于救死扶伤的良心，魏尔肖亲自率领第一列医院列车到达前线。
魏尔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被公认为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医生，应与自希波克拉底以来各个时代的名医并驾齐驱。他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关心社会大众健康和公共卫生事业，把政治改革的思想与医学改革相结合，并且倡导医学教育改革。1848年他被当局派遣赴西里西亚调查斑疹伤寒爆发，他认为大众健康的恶化应归咎于恶劣的社会条件，政府应负责任。所以他说：“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政治只不过是大规模的或更高级的医学”。“医生是穷人的天然代言人，社会问题应主要由他们去解决。”
魏尔肖并非圣贤，在时代条件下他也有认识上的错误，他曾经同主流一起反对塞梅尔魏斯·伊格纳兹·菲利普通过洗手阻断感染的正确观点。
魏尔肖在1902年的某一天从有轨电车上跳下时造成髋关节骨折，于同年9月5日因心力衰竭逝世，终年80岁。
细胞理论复杂历史中的后来事件发生在魏尔肖年轻时。其实早在1843年，瑞士植物学家耐格利（Carl Nägeli）就写了一篇关于种子和开花植物花粉形成的论文，并非常准确地描述了细胞分裂。他称之为暂时性细胞母细胞（transitory cytoblasts）的物质，后来被鉴定为染色体。他还见证了细胞分裂，尽管有人认为他并没有看到细胞核的分裂。在维尔茨堡教学时，魏尔肖开始意识到细胞理论的一种形式，即假设每一个细胞起源于一个预先存在的细胞而不是无定形的物质，可以给病理过程提供新的见解。在这方面，他受到许多其他人工作的影响，特别是爱丁堡的约翰·古德西尔（John Goodsir）关于细胞作为营养中心的观点，以及德国神经解剖学家和胚胎学家罗伯特·雷马克（Robert Remak）的研究。
魏尔肖是最早接受罗伯特·雷马克（Robert Remak）工作的人之一，雷马克通过观察鸡胚不同分裂阶段的红细胞证明了细胞的起源是先存细胞的分裂。随后，他证实了受精后每个青蛙卵细胞中都存在这种现象，证明了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他在1852年率先指出细胞分裂导致细胞增殖形成组织。魏尔肖最初并不接受细胞分裂的证据，认为细胞分裂只发生在某些类型的细胞中。1855年，当他意识到雷马克可能是对的时，他把雷马克的作品作为自己的作品发表了出来。“omnis cellula e cellula”暨“每个细胞都来自于一个(预先存在的)细胞”的观点并不是魏尔肖原创的。这句格言也不是魏尔肖的，这个词是由François Vincent Raspail在1825年创造的。1858年，魏尔肖在20场系列讲座中对该理论进行了主要阐述。这些讲座，以及随之出版的《细胞病理学》(Die Cellularpathologie)一书，立即改变了整个生物学领域的科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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