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28 08:30
1902年，鲍文蔚出生于江苏宜兴县的丁山镇。丁山镇虽不大，却是以紫砂壶为代表的宜兴陶器的重要产地。鲍家在常州开有陶器店，生活富足。鲍文蔚四岁入鲍氏家族祠塾接受启蒙，在学童中年纪最小，却以聪慧最得老师赞赏。他的老师卢启愚在鲍氏长辈面前称赞鲍文蔚“读书有天赋千字文和古诗读三遍就能背诵。有子建之才日后当大有出息！”九岁时鲍文蔚读完《中庸》，在学堂年考中得第一，族长为此特意打开平日关闭的祠堂大门请出各房长辈设宴庆贺。鲍文蔚由此被誉为“白宕鲍门第一子”。
1915年，十三岁的鲍文蔚以全优成绩考入江苏省立常州中学。那是一所名校，张太雷、瞿秋白曾在那里读过书，刘天华在那里先读书后任教。校友中胡焕庸、邵鹤亭、吕叔湘、方鹤年、段力佩等后来都成了各方面的精英。师从鲁迅、周作人等名家。
1920年，鲍文蔚考取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英国文学。
1923年暑假期间，由于宜兴县教育局长周品高营私舞弊劣迹败露，当地教育界一些教员及暑期回家的大学生联合起来，发动“倒周”运动，回乡度假的鲍文蔚也积极加入。此时鲍文蔚结识了宜兴同乡潘汉年，两人意气相投，成为挚友。
鲍文蔚和潘汉年、李谷等一百多人来到县教育局，与周品高展开面对面斗争，双方在争辩中互殴。周以“捣乱秩序”为名，把鲍文蔚、潘汉年等告上江苏高等审判厅。多年后，鲍文蔚曾对家人神采飞扬地回忆当年“造反”的细节：“我一屁股坐在周品高的办公桌上，大声斥责着，人们都对我鲍某人刮目相看。”
北京大学文学院当时汇聚了各路人才，鲍文蔚与“语丝社”主要成员周作人等往来密切，是八道湾十一号苦雨斋的常客。
1925年夏，在上海中华书局工作的潘汉年受亲戚之托，陪准备考学的表妹来北京。潘汉年找到鲍文蔚，从他那里读到许多《语丝》文章，并通过鲍文蔚结识了周作人。潘汉年是最早与鲁迅结识并建立联系的共产党人之一，我推测潘汉年1925年到北京时，曾与鲁迅第一次见面，介绍人是鲍文蔚。
1928年，鲍文蔚赴法留学，在格勒诺布尔大学学习法国古典文学及欧洲近代文学。经四年潜心研读，他获得法兰西“古典文学学士”学位。
1932年3月，鲍文蔚与诗人艾青同船归国。刚回宜兴，鲍文蔚就接到潘汉年来信，邀他赴上海面谈。两人见面后，鲍文蔚说，他应留法同窗之约，打算去北京的中法大学从事教书和研究工作。潘汉年劝道：“你留在上海，跟我们一起干革命吧。”鲍文蔚当即同意。
此时的鲍文蔚，可谓意气风发。他就职于商务印书馆从事法国文学作品翻译。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和扎实的法文基础，不但得到法国驻沪领事馆文化参赞的高度赞赏，而且被上海市政府特聘为法语翻译处首席顾问。每逢市政府有对法国方面的外事活动，就派小轿车前往接送。经潘汉年介绍，鲍文蔚参加了中共党在上海的地下外围组织，隶属中央特科二科，住在淮海路霞飞坊，与孙科等人为邻，以掩人耳目，便于开展工作。在潘汉年活动下，鲍文蔚被安排兼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外文秘书，授少校衔。鲍文蔚利用身在秘书室的有利条件，将司令部的密电码偷记在心，再写成纸条转交党组织。当时苏区红军正在反“围剿”，急需江西地图。鲍文蔚将地图借出，请徐家汇天主教堂的外国神甫分数次绘制完成。为此，鲍文蔚受到党组织特别表扬。
1933年3月，廖承志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在潘汉年布置下，鲍文蔚请当时上海市公安局长文洪恩的亲戚到上海著名的新雅饭店吃饭，从他那里套取出廖承志被关押的准确地点。何香凝据此公开到关押廖承志的地方大闹，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放人。鲍文蔚后来曾对女儿讲起参加地下工作的缘由：“当时自己三十出头正年轻，充满激情和勇气，加上和潘汉年是朋友，认为做的是好事，所以不怎么考虑危险。”
这样，从1932年5月到1934年9月，他以这个身份为掩护，为党工作了二年半。
1955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因“内奸”问题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相继入狱，受“潘扬案件”牵连者达上千人。潘汉年在狱中交代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所涉鲍文蔚的情况：“鲍文蔚参加过上海地下党外围的工作，但是鲍文蔚比较重视家庭生活，他不是特别关心政治，以后就脱离了。”这番话救了鲍文蔚，后来潘汉年一案就没有牵连到鲍文蔚。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鲍文蔚像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新生活充满了热情和憧憬。他先后在山东大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
1956年，鲍文蔚被定为高教法文二级教授。法文在国内是小语种，二级已是最高的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面对国内文化荒漠，人民文学出版社把再版经典文学作品作为紧急任务提上日程。幸运的是，鲍译《巨人传》第二卷手稿在“文革”前已交付出版社，历经动乱保存完好。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鲍译《巨人传》第一、二卷合译本，编辑夏玟希望鲍文蔚能接着翻译后三卷以成完璧。此时，鲍文蔚一家住在东交民巷一个面积仅二十三平米的破旧楼房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鲍文蔚本人又患有白内障，校译稿子时常需借助放大镜在纸面上慢慢移动。虽然鲍文蔚听了夏玟的提议后非常高兴，无奈已是力不从心，第三卷仅翻译一部分就被迫停了下来。
对于未能完成《巨人传》的翻译，鲍文蔚一直耿耿于怀。有一次，他去北京大学朋友家探访，路上遇到一位北大学生对他说，“鲍先生，你还是要想办法把《巨人传》译完，这是你的身后名啊！”鲍文蔚回家后对女儿说：“我听了这话，当时眼泪差点流出来。”许渊冲在《追忆逝水年华》一书中沉痛写道：“鲍文蔚《巨人传》的续稿，在十年浩劫抄家时被没收，至今下落不明，鲍先生临终还引为遗恨，这也是中国翻译界无法弥补的损失。”
1991年4月7日，鲍文蔚因病在北京去世。
1935年，鲍文蔚来到北平，住在西黄城根22号陈家大院。这是清末邮传部大臣陈璧的宅子，已故著名民俗学者邓云乡当时与鲍文蔚同住陈家大院。他在《云乡书话》一书中颇具感情地回忆道：“这所大房子有许多大小院落，住着十来家人家。有四五家法国留学归来的学者，鲍先生就住在我家后院。当时他在中法大学做教授，每天坐包月车去学校，出入总经过我家窗下。那时我还是小学生，总爱出来看他上下车，穿着灰法兰绒西装，夹着皮包或一叠书走出来，我们喊他一声：‘鲍先生！’他笑着摸摸我们这些孩子的头，上车走了……”
抗战期间，鲍文蔚倾注了极大心力进行中法文化的交流和传播。1939—1943年间，鲍文蔚和中国诗歌翻译家沈宝基、曾觉之一起，为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法文研究》，翻译介绍法国文学。
1943年，鲍文蔚翻译完成了《红楼梦》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词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以中法文对照形式刊于汉学研究所办的《法文研究》第4期北京版上。他的许多译作是在《法文研究》上发表的，包括他年轻时的代表译作《浪子回头》。他还将郭沫若的《先秦的天道观》、《周易的构成时代》译为法文，向西方介绍我国学者对先秦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
1945年春，潘汉年化名萧某到北平找到鲍文蔚，当晚住在鲍家，两人谈了一个通宵。鲍文蔚提出想去延安，潘汉年说，党中央认为日寇必降，但国共内战必起。他劝鲍文蔚留在北平继续教书，等待新局面到来。抗战结束后，鲍文蔚先后在沈阳东北大学和天津北洋大学教书，曾任北洋大学总务长。
天津解放前夕，他倡议并组织了天津各高校教授联名致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公开信一事，要求陈长捷退出市区，以保障天津市民生命安全。
解放前夕，国民党逃台，胁迫许多教授学者南下，同乡陈雪屏也给鲍文蔚安排了在台湾师范学院教书的职位，但鲍文蔚坚拒不去。一天，鲍文蔚在北平东安市场与一位朋友相遇，朋友问他是否南下，他说，“干嘛要跟着死人走”，还劝那位朋友也不要离开。